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历史背景

❶ 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任正非

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摘自《华为人报》第71期《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该文选编自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先生向中国电信调研团的汇报以及在联通总部与处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个企业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问题。华为的旗帜还能打多久？华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主要研究了推动华为前进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怎么使这些动力能长期稳定运行而又不断自我优化。大家越来越明白，促使核动力、油动力、煤动力、电动力、沼气动力……一同努力的源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要被接班人所确认，同时接班人要有自我批判能力，接班人是用核心价值观约束、塑造出来的，这样才能使企业长治久安。接班人是广义的，不是高层领导下台就产生个接班人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过程，每件事、每个岗位、每条流程都有这种交替行为，是改进、改良、不断优化的行为。我们要使各个岗位都有接班人，接班人都要承认这个核心价值观。

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分为七条。
第一条(追求)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也许大家觉得可笑，小小的华为公司竟提出这样狂的口号，特别在前几年。但正因为这种目标导向才使我们从昨天走到了今天，今年我们的产值在100亿元左右，年底员工人数将达8000人，我们和国际接轨的距离正逐渐减小，今年我们的研发经费是8.8亿元，相当于IBM的1/60，产值是它的1/65。和朗讯比，我们的研发经费是它的3.5%，产值是它的4%，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每年都在缩小。我们最近制定了要在短期内将接入网产品达到世界级领先水平的计划，使我们成为第一流的接入网设备供应商。这是公司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点，经历了十年的卧薪尝胆，公司开始向高目标冲击。
1、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度作评价标准。瞄准业界最佳，以远大的目标规划产品的战略发展，立足现实，孜孜不倦地追求，一点一滴地实现。
公司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管理落后，比技术落后的差距还大。我们发展很快，问题很多，管理不上去，效益就会下滑。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向国外着名企业认真学习，我们聘请了非常多的国外大型顾问公司给我们提供顾问服务，如我们的任职资格评价体系是请美国HAY公司来作顾问的。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一点一点地整改，任何整改都得先刨松土壤，这就要先从自我批评入手才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人才、技术、资金是可以引进的，管理与服务是引进不来的，必须靠自己去创造。没有管理，人才、技术、资金形不成力量；没有服务，管理没有方向。
2、坚持按大于10%的销售收入拨付研究经费，追求在一定利润水平上的成长的最大化。我们必须达到和保持高于行业平均的增长速度和行业中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速度以增强公司的活力、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和实现公司各种经营资源的最佳配置。在电子信息产业中，要么成为领先者，要么被淘汰，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3、在设计中构建技术、质量、成本和服务优势是我们竞争力的基础。建立产品线管理制度，贯彻产品线经理对产品负责而不是对研究成果负责的制度。
4、贯彻小改进、大奖励，大建议、只鼓励的制度。追求管理不断的优化与改良，构筑与推动全面最佳化的有引导的自发的群众运动。
能提大建议的人已不是一般的员工了，也不用奖励，一般员工提大建议，我们不提倡，因为每个员工要做好本职工作。大的经营决策要有阶段的稳定性，不能每个阶段大家都不停地提意见，我们鼓励员工做小改进，将每个缺憾都弥补起来，公司也就有了进步。
务虚的人干四件事，一是目标，二是措施，三是评议和挑选干部，四是监督控制；务实的人首先要贯彻执行目标、调动利用资源、考核评定干部，将人力资源变成物质财富。务虚是开放的务虚，大家都可畅所欲言，然后进行归纳，所以务虚贯彻的是委员会民主决策制度，务实是贯彻部门首长办公会议的权威管理制度。
5、破釜沉舟，把危机意识和压力传递到每一个员工。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我们决心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把自己的目标定位成一个设备供应商。这在讨论中争论很大最后被肯定下来是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完成无依赖的压力传递使队伍永远处在激活状态。进入信息服务业有什么坏处呢？自己的网络、卖自己产品时内部就没有压力，对优良服务是企业的生命理解也会淡化，有问题也会推诿，这样企业是必死无疑了。

第二条(员工)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和不迁就有功的员工是我们的事业可持续成长的内在要求。
华为公司容许个人主义的存在但必须融于集体主义之中。HAY公司曾问我是如何发现企业的优秀员工，我说我永远都不知道谁是优秀员工就像我不知道在茫茫荒原上到底谁是领头狼一样，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所以要构筑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大家去努力奋斗，在新机会点出现时自然会有一批领袖站出来去争夺市场先机，市场部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就是强调了组织的进攻性(狼)与管理性(狈)。
1、机会、人才、技术和产品是公司成长的主要牵引力。这四种力量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机会牵引人才，人才牵引技术，技术牵引产品，产品牵引更多更大的机会。员工在企业成长圈中处于重要的主动位置。
2、我们坚持人力资本的增值大于财务资本的增值。
3、我们不搞终身雇佣制，但这不等于不能终身在华为工作。公司与员工在选择的权利上是对等的，员工对公司的贡献是自愿的。自由雇佣制促使每个员工都成为自强、自立、自尊的强者从而保证公司具有持久的竞争力。
4、华为公司在招聘、录用过程中，最注重员工的素质、潜能、品格、学历其次才是经验。
5、工资分配实行基于能力主义的职能工资制。奖金的分配与部门和个人的绩效改进挂钩；安全退休金等福利的分配依据工作态度的考评结果；医疗保险按贡献大小对高级管理和资深专业人员与一般员工实行差别待遇，高级管理和资深专业人员除享受医疗保险外还享受医疗保健等健康待遇。
6、自动降薪。公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以及事业成长暂时受挫阶段或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启用自动降薪制度，避免过度裁员与人才流失确保公司渡过难关。
7、晋升与降格，我们让最有责任心的人担任最重要职务。到底是实行对人负责制还是对事负责制这是管理的两个原则，我们公司确立的是对事负责的流程责任制，我们把权力下放给最明白、最有责任心的人，让他们对流程进行例行管理，高层实行委员会制把例外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委员会并不断的把例外管理转变为例行管理，流程中设立若干监控点由上级部门不断执行监察控制，这样公司才能做到无为而治。
8、职务轮换与专长培养。我们的干部轮换有两种：一是业务轮换，如研发人员去搞中试、生产、服务，使他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商品，那么他才能成为高层资深技术人员，如果没有相关经验，他就不能叫资深，因此，资深两字就控制了他，使他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另一种是岗位轮换，让高中级干部的职务发生变动，一是有利公司管理技巧的传播，形成均衡发展，二是有利于优秀干部快速成长。

第三条(技术)广泛吸收世界电子信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虚心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放合作地发展领先的核心技术体系，用我们卓越的产品自立于世界通信列强之林。
1、紧紧围绕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发展，不受其他投资机会所诱惑。树立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问题的设想，全方位为客户服务。
2、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引进了很多工业，为什么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呢？关键核心技术不在自己手里。掌握核心，开放周边，使企业既能快速成长又不受制于人。
3、遵循在自主开发基础上广泛开放合作的原则。重视广泛的对等合作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自己的优势得以提升，优势更优势。
4、没有基础技术研究的深度就没有系统集成的高水准，没有市场和系统集成的牵引基础技术研究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第四条(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责任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精神是我们企业文化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我们行为的准则。
1、君子取之以道，小人趋之以利。以物质利益为基准是建立不起一个强大的队伍的，也是不能长久的。
2、坚决反对空洞的理想，做好本职工作。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提拔，不唯学历，青年学生最大的弊病就是理想太大，因此，在华为不论什么学历进公司一星期后学历自动消失，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凭自己的实践获得机会，强调后天的进步，有利于员工不断的学习。
3、培养员工从小事开始关心他人。要尊敬父母、帮助弟妹、对亲人负责，在此基础上关心他人支持希望工程、寒门学子、烛光计划……平时关心同事以及周围有困难的人，修养自己。
4、华为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国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国家文化就是共产党文化，华为把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分解成一点一点可执行操作的目标给员工引导与鼓励。

第五条(利益)华为主张在顾客、员工与合作者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努力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部动力机制，我们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

第六条(文化)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一切工业产品都是人类智慧创造的，华为没有可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唯有在人的头脑中挖掘出大油田、大森林、大煤矿……精神是可以转化为物质的，物质文明有利于巩固精神文明，我们坚持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不仅包含了知识、技术、管理、情操……也包含了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无形因素。
华为唯一可以依存的是人，当然是指奋斗的、无私的、自律的、有技能的人，如何培养造就这样的人，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1、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靠正确地做事现在更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过去是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价值创造要素中占有支配地位，而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雇佣资本。知识产权和技术决窍的价值和支配力超过了资本，资本只有依附于知识才能保值和增值。
2、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管理机制。当我们还依赖于技术、人才和资金时，我们的思想是受束缚的，我们的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体系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扭曲。
3、强调员工的敬业精神，选拔和培养全心全意高度投入工作的员工，实行正向激励推动，不忌讳公司不利因素，激发员工拼命努力的热情。
知识、管理、奋斗精神是华为创造财富的重要资源，我们在评价干部时，常常用的一句话：此人肯投入，工作卖力，有培养前途。只有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员工才能造就成优良的干部，我们常常把这些人放到最艰苦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甚至对公司最不利的地方让他们快快成熟起来。

第七条(社会责任)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
华为经历了十年的努力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企业的行为逐步可以自圆其说了形成了闭合循环。因此，它将会像江河水一样不断地自我流动、自我优化，不断地丰富与完善管理，不断地流，不断地优化，企业规模增大流量不断自动加大，管理不断自我丰富，存在的问题，这次不被优化，下次流量再大时一定会暴露无余。不断地流，不断地优化，再不断地流，再不断地优化，循环不止，不断升华，慢慢地淡化了企业家对它的直接控制(不是指宏观的控制)，那么企业家的更替与生命终结就与企业的命运相分离了，长江就是最好的无为而治，不管你管不管它都不愧江河万古流。
公司已确立了接班人的标准，各级岗位上正在涌现成千以后还会上万的优秀儿女，他们承认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并拥有自我批判的能力，数十年对他们的不断优化，不断的成长，接班队伍的不断扩大，任何不合乎发展规律的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企业管理将会有良好的净化能力，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的努力，华为的红旗会一代又一代更加鲜艳。
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可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❷ 井冈山初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字数<800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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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 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 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 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 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 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 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 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 陈卢，指福建的着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 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❸ 纸介质图书出版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有中国人的存在就会有纸介质图书的存在。尽管尼采说世界没有心，但世界总归离不开文化，人类生存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文化与物质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意识属性，它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制度与时空条件的一种独立存在形态，是不可磨灭的，世代传承的。正因为它的这种传世特性，才有了传世图书的概念。也正因为图书是这样一种载体，所以它注定了与人类共存长存的历史生命周期。至于夕阳、朝阳本无什么区别，一个不同的时空概念而已。我们看到的朝阳，对于另一边的人来说就是夕阳，反之亦然。辛弃疾早就说过：当月亮升起的时候，那边正是早晨（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书香民族，而美国人自己都承认他们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思想的国度，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创造与积累财物。就连他们近百万的思想史，也就是什么独立宣言、解放宣言加几个文学家而已。即使如此，他们从上个世纪就发明了电子图书、网络出版什么的，可是到了今日，他们的纸介质图书不也依然居于世界前列吗？人类有两个特别的通病：一个是卖瓜的只喊瓜甜；一个是只承认自我存在的价值无限。可千万别听那些卖瓜的吆喝，就认为是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甜品了。
网络的功能是不可漠视的，说漠视它便是麻木加无知；网络也不是可以一网打尽的天罗，谁怕了它也是无知加脑瘫。最好的办法是以明智的态度去借助、利用它来改变传统书业的业态。那么网络出版到底会不会取代纸介质的传统出版呢？不会的。十几年来，网络出版的全口径产值大约近千亿，而图书十几年来也同样由几百个亿增长到近千亿，这个数字对比至少说明纸介质图书并没有因为网络出版的兴起而衰落，那么谈何取代呢？
图书的各种产品形态的竞争是存在的，但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共存共荣。因为每一种文化产品形态，都有它要的特定消费对象，而且读者、受众对于各种形态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往往是兼收并蓄的，很少有唯一性、排他性的。就像人们的饮食消费一样，既吃饭也喝汤，有了饺子，也同样要吃馒头，并不因为有大米的存在，就没人买白面了；有转基因产品、新品种的发现，传统产品食品就会消亡。当年电视一出现时，人们惊呼：电影完了。电影完了吗？网络一问世，人们又惊呼：电视要被取代。取代了吗？网络出版一兴起，书业内的人们又惊呼：没希望了，纸介质图书成了夕阳产业。其实无非是杞人忧天。中国图书市场的真实，无非是在竞争加剧中趋于成熟，而且十几年来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在与网络出版同步增长。有萧条的行业，没有萧条的企业；有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的行业。问题的关键是我么自己怎样去把自己的产品做好、卖好，只此两件事而已。还是放下心来，安下心来，静下心来，把自己能做好的事做好，做到极致，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作者为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总经理）

❹ 红旗还能扛多久

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价格到底是多少？人民币的红旗还能扛多久？虽然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大行各抒己见,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主权和国际霸权主义的较量、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国际短期投机力量的博弈。

不错，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人民币汇率似乎确实被“低估”：持续多年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人民币似乎有被操纵之嫌。

不过，从数据分析，自2002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于国际投机力量，即短期流动性资本,通称“热钱”，而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经常项目顺差。

国际收支平衡表就是一个很好的显示屏，2004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尤其是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远低于资本项目顺差；更为令人瞩目的是，2004年上半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自非居民的特别转移，即本国居民的国外亲戚朋友汇进来的“热钱”，而非中国的外贸顺差，投机力量可见一斑。

很显然，在投机资金挟持下的人民币汇率，根本就不是人民币的真实国际市场价格，因此，由这种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占大比重的国际收支结构是非常扭曲的，而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人民币汇率未必就是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真实体现。

事实上，始于2002年的人民币国际升值压力，只是美国将国内问题转向国际的一个“借口”。2001年，共和党接管美国政府，使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积累的财政盈余立即化为乌有，并且使美国累积了天量的经常项目和财政“双赤字”，美元也从此迈上漫漫熊途。

从根本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连创纪录,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居民肆无忌惮地挥霍以及巨大的国防开支和政府支出，致使美国的储蓄率持续低迷，而人民币汇率只是共和党失败政策的替罪羊。

而这只是历史的重演。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成了“里根主义”的替罪羊，当时美国巫师式的减税政策和沙文的“星球大战”计划，使美国的经常项目和财政赤字均创下了当时的历史新高，而当时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广场协议”只是一个手续而已。

事实上，本币升值，出口减少，这从来就是经济教科书上的一个“伪命题”。众所周知，美元兑日元从1971年的360日元一路走升，升至1995年的80日元，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是一路攀升，而且这还不包括其转移至东南亚的一些产业。

对中国来说，将人民币盯住美国，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原罪”，因为在一个没有成熟的外汇市场国家，如果其货币没有一个“锚”，其外贸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无法定价，将暴露出巨大的外汇风险。

即使如此，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尤其是自今年7月21日以来，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在人民币汇率上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无论从市场的交易主体、严格限制的资本管制，还是培育尚在襁褓的人民币远期市场，包括业已升值的人民币汇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行为无可厚非。

国际上施压人民币的利益集团甚至到了比较可笑的地步，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其财务大臣谷垣祯一上周五就开始宣称，将在本周举行的G7(七大工业国)会议就人民币及汇率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根据数据显示，8月底日本的外汇储备再创去年12月份以来的纪录，增至8477.66亿美元,而且仅八月份就增加83.88亿美元。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已经使人民币汇率初富弹性，但是人民币还将爬多远，什么价格才是合理均衡的汇率，这必须适合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金融体系以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国际霸权主义和短期投机势力。

如果仅从表面上的国际收支来重估人民币币值，结果肯定是中国重酿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恶果。人民币的不合实际的升值最终是中国的出口贸易部门埋单，而贸易如果持续大幅缩减或逆差，最终其他的流动性资产将会跟风而出，到时等待人民币的将是贬值而非升值

❺ 毛泽东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疑问的的文章是

A.《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B.《井冈山的斗争》
C.《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同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三者密不可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认为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现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去全国政权的思想。

❻ 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如题 谢谢了

祖国啊!问君能有几多愁？ 住的愁，拼搏一生难买楼。吃的愁，防不胜防地沟油。 穿的愁，垃圾服装遍地流。 喝的愁，贵州茅台二锅头。 病了愁，一生积蓄医院留。 老了愁，无依无靠喝稀粥。 婴儿愁，三氯氢氨替奶牛。 学生愁，选个学校挤破头。 家长愁，老师校长总揩油。 开车愁，偷拍限速电子狗。 出行愁，人多车堵路难走。 旅游愁，买这买那黑导游。 毕业愁，找个工作难糊口。 工作愁，加班加点无报酬。 吃菜愁，化肥农药帮催熟。 吃肉愁，涮个火锅假羊肉。 活着愁，劳苦一生白了头。 查看更多答案>>

❼ 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华为的红旗我觉得还是能够坚持挺久的，毕竟华为这个品牌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它的功能和性能都非常的棒。

❽ 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原信内容吗

没有。
过于简略的答案才是真实的答案。非要丰富起来，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❾ 红旗军演的历史背景

“红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越南战争期间。在越南战争的空中作战中，虽然美国空军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但空军飞行员的空战素质和作战效能却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具体来说，美国空军在越南战争期间的战损比只有2：1，根本无法与二战期间的优异成绩相提并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空军及其飞行员过分迷信装备和电子技术，忽视了基本的空战技能。越战期间，美国空军装备了当时相当先进的F-4“鬼怪II”战斗机，配备远程机载雷达、“麻雀”中程空对空导弹和“响尾蛇”红外制导近距格斗导弹。然而，这些先进的战斗机在遭遇越南空军的“米格一17”和“米格-1 9”战斗机时却经常没有还手之力，一旦F-4与这些“米格”战斗机卷入近距空战，F一4的空空导弹优势无法发挥，很多美军飞行员竟然不知道如何进行格斗空战，因此胜算往往掌握在越南人的手中。震惊之余，美国空军责成驻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空军战术战斗机武器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名为“红男爵计划”的研究，深入分析东南亚战争中的所有空对空作战问题。
1972年，该中心正式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指出了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多用途战斗机作战单位的任务范围过于广泛，飞行员未能掌握足够的技能，实际作战中的表现常常是顾此失彼。第二，多数被击落的飞行员根本没有看到来袭的敌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揍了下来。该报告的说辞是，美军飞行员在空战训练中看惯了大尺寸的美国战斗机，而越南人的战斗机小巧灵活，在空中很难发现(这种借口牵强得有些过头了)。最后，美国空军飞行员不熟悉敌方飞行员的战术和飞机性能，而且没有在平时的训练中根据敌方的弱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演练。因此，在与越南战斗机交手时，美国空军飞行员无法适应对手快节奏的空战机动。
除此之外，其它的一些研究项目也发现了美国空军在训练和空战技能方面存在的问题。例如，独立研究机构利顿公司就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的历次空战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飞行员的最初10次实战任务是最关键的，而多数不幸的飞行员都是在这些任务中被击落的。如果飞{亍员能够安然度过这些任务，他们在日后取胜和生存的机率就会大幅度提高。
这些研究总结出的教训促使美国空军对飞行员的培训过程进行了全面改革，解决了多用途战斗机飞行员战斗能力不全面的问题，空军为每一个中队指定了主要和次要“既定作战能力”，让飞行员强化某些特定任务领域的作战能力，如空对空或对地攻击。
为了解决目视识别敌机和利用敌机弱点的问题，当时的战术空军司令部(TAC)要求下属部队开始更为真实的作战训练。“红男爵”报告曾经特别指出，如果想达到更加真实的空战对抗，就应当使用敌人的飞机或其它较真实的替代机种。为此，在飞行员的任务资格和持续训练课目中，异型机空战训练(DACT)成了必修课。从1972年至1976年，美国空军组建了4个“入侵者”中队，装备T-38教练机和F-5战斗机，并且全部涂装苏军的迷彩和机徽。这些假想敌中队的飞行员全部要学习苏联战斗机的空战动作和空战战术。
除了空战训练外，美国空军战术司令部还在1975年启动了一项代号“真实冠冕”的计划，改善空军飞行员的空对地作战训练。为此，美军对相关的靶场进行了改造，增添了真实的目标、地面威胁模拟器和评估设备。而在此之前，所有空地靶场采用的目标只是一些环型的靶圈或一堆油桶，根本不可能反映出真实的敌方目标。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大量过剩的军事装备被搬进了靶场，从敌地空导弹模型、防空火炮，到坦克集群，甚至还有大型工业设施。该计划还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和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空军基地建立了电子战靶场，使用地面威胁模拟器(主要是雷达模拟器)来模仿苏联式的一体化防空系统。这些地空导弹和高炮阵地不仅能发射敌方雷达的信号，还可以跟踪被雷达锁定飞机，并且记录弹着点的误差距离，利用计算机评估飞行员的训练成绩。

❿ 井冈山争斗争初期为什么会出现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国民党大力围剿，缺衣少穿，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面积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