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怎么学好历史政治方法
1、历史政治的学习，需要阅读、理解、记忆、掌握运用的知识较多，一定要提高学习效率。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可能更容易掌握条理化清晰的内容，杂乱的知识点一头雾水，那么你就需要学会梳理自己学过的知识点；你可能擅于听老师讲，自己看书效率低下，那么你一定要抓住上课有限的时间高效的掌握；你可能需要一边听一边勾勾画画写写，纯粹的听纯粹的看都不会让你注意力集中等等，找到自己学习上的一些特性，这样才能有效有针对性的解决。
2、学习掌握速读记忆的能力，提高学习复习效率。速读记忆是一种高效的“眼脑直映”式的学习、复习方法。速读记忆的练习参考《精英特全脑速读记忆训练软件》，用软件练习，每天一个多小时，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把阅读速度提高5、6倍，记忆力、理解力等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最终提高学习、复习效率，取得好成绩。如果你的阅读、学习效率低的话，可以好好的去练习一下。
3、在学习之后要学会整合知识点。把需要学习的信息、掌握的知识分类，做成思维导图或知识点卡片，会让你的大脑、思维条理清醒，方便记忆、温习、掌握。同时，要学会把新知识和已学知识联系起来，不断糅合、完善你的知识体系。这样能够促进理解，加深记忆。
4、做题练习是少不了的，但不要一味的题海战术，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做题的时候坚决独立完成、杜绝抄袭、杜绝题海战术。试题你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但题型是有限的，要学会反思、归类、整理出对应的解题思路。学习中还要学会阶段性的总结，了解自己最近的学习情况，进行调节和完善。
㈡ 探究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从单个历史事件着手理清历史事件出现的背景经过影响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背景：
政治上：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频繁，新兴地主阶级个自耕农产生且实力增强，与奴隶主旧贵族的矛盾加剧。
经济上：铁器牛耕使用和推广，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
文化上：私学兴起，百家争鸣出现，法家思想为改革提供了理论武器。
㈢ 如何学好历史、政治
你好，我是一名高三文科生，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你一些帮助。
1、最根本的——基础知识。文综，尤其是政治历史，最根本的就是掌握基础知识。把几本书反复背，大字、小字都要仔细背，历史图片更要重视，甚至某些特别细小的地方都要背。因为靠这些小地方不属于超纲，而我们常常不会。
也许你会觉得光是背书有什么用呢，但是从我的经历，我历史政治本来不行，高二补课时痛改前非，开始认真背书，高三开学后的几次月考历史分数越来越高，直到一诊，考到98分。
2、很重要的一点——做题。基础是最最重要的，做题是为了练手感，尤其是那个选择题。有时候很奇怪，感觉做了题之后没什么感觉啊，结果发现考试就考得很好。我做题基本上只做选择题（大题也很重要只是我太懒了），开始没感觉，做了段时间后突然就有感觉了。而且文综真的不需要做很多题就会有进步，看看我吧，我就是例子，真的没有做很多题，只是一直做着点题，然后文综就进步神速。
我们老师也说过，有时候老师做一道题不仔细想就能做对，而学生经过严密的分析还会做错，这不是因为学生只是不到位，而是老师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做题，视野大大开阔了，那道题就有了感觉。所以说做题不是为了能遇到原题，而是为了开阔眼界，培养能力，总而言之，就是为了练手感。
3、适当掌握技巧。这种技巧很多，比如政治主观题答题方法、历史专业术语、地理相关套路等。掌握这些东西是绝对有必要的，这样可以让你更快地找到切入点，尽可能避免失分。但是别忘了，最重要的始终是基础知识，千万不要喧宾夺主！
4、我能想到的最后一点——看错题，有时间就看吧！
最后提供我平时用的记忆文综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历史的：
首先，那些归纳总结法我是不用的，因为归纳太麻烦了，而且很多记忆方法我都看不懂，就只有自己浅陋的方法。
1、看书的时候真的要专心，不要一边抹鼻子一边看，要完全集中注意力，然后拿笔，边写边背，还可以读出声音。
2、上课的时候充分利用时间，老师问问题大声回答，这样可以加深映像，趁老师转过身板书或者讲笑话的时候背书。不要小瞧这种方法，一般下课的时候你这一节课的内容就都背了一遍了。3、很多人不喜欢预习，我也不喜欢。只是有次百无聊赖地预习了之后发现上课听讲竟是那样容易，下课背书竟是那样轻松。于是我开始对每节新内容花十分钟左右预习，然后，效果之好，出乎我的想象。
4、背书后隔个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左右又花个五六分钟把背好的内容看一遍，这样真的就不容易遗忘了。（这是看了那个什么遗忘曲线之后才开始用的，不过效果好啊。）
5、背书一定要背目录上的小标题（这个地理就不必要了，最必要的是政治)，这样形成知识网络，做主观题的时候不容易漏掉知识点。历史关于知识网络方面我的方法是记时间，无论什么史，把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提醒：平时书背得再好，对于历史这样的学科，考前在把书粗粗翻一遍都是有必要的。
这好像是我学习文综的所有经验了——背书、做题
我绝对没有骗你，就是这样简单，你这样做了应该会提高吧，真的，我就是这样从230几提高到270几的。文综很简单，很可爱，我很喜欢文综，希望你也喜欢。
㈣ 历史研究方法有七种
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政治学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承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历史研究法曾经是政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许多有关政治制度的着作都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在西方，采用历史研究法有影响的学者，有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沙维格尼、英国的S.H.梅因。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但不是断章取义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现状，而是系统地研究它们以往的发展及其变迁的原因。历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各种事件的关系中找到因果线索，演绎出造成制度现状的原因，推测该制度未来的变化。
中文名
历史研究法
外文名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性质
一种研究的方法
亦称
纵向研究法
快速
导航
介绍研究记录问题总结
发展
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后，历史研究法受到了批评。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方法容易受历史研究者的宗教信仰、政治党派、种族偏见或哲学理论的影响，容易把个人因素或偶发事件视为转变历史方向的主要因素，从而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同时现代政治学者将研究重点从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行为，越来越多地采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原则、方法及资料，使现代政治研究大大减少了对历史研究法的依赖。
介绍
几乎每个人都对过去发生的事有种天然的好奇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所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但历史研究法并不是对任何事，不管它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都加以研究。因此，历史研究法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按照《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从这一定义看，历史的范围十分广泛。因而，历史研究法应用的范围也很广泛。它不仅应用于社会学科领域，也应用于自然学科领域，如生物学研究、地理学研究(研究地球的历史)等。只要是追根求源，追溯事物发展的轨迹，探究发展轨迹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就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历史研究法。;简而言之，历史研究就是以过去为中心的研究，它通过对已存在的资料的深入研究，寻找事实，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去描述、分析和解释过去的过程，同时揭示当前关注的一些问题，或对未来进行预测。;历史研究既可以定性，也可以利用定量资料。它与其他定性研究一样，关注一个真实情况中的自然行为，它着重于解释在具体背景中的行为有何意义。但历史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的一点是，历史研究本身并不创造数据或事实，而是力图发现正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数据或事实。;历史研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首先表现在，通过历史研究获得大量史实，能为现实决策提供信息，且有助于理解现实问题。这就是“以史为鉴”的含义。历史研究对于预测未来趋势也十分有用。它可以预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谁不了解历史上的错误，谁就注定要重蹈覆辙”。历史研究可以提供我们避免重复犯错的信息。列宁还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历史研究很有意义。有人把历史研究的贡献概括成四个字“期望”和“预防”，这是极有道理的。;历史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探索资料而非生产资料。因为过去的变化已经发生，人们无法改变、操纵历史。因而，历史研究法的资料来源也有自己的特点。
研究记录
历史研究的记录通常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为书面记录，如书籍、报纸、期刊、日记、信件、文稿、会议记录等等。其二则为遗迹、遗址或遗骸。譬如陶器、钱币、瓦罐、战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前者是人们(历史上的人们)有意识地选择用以传递给后代为目的的记录，是借助于石块、纸片、玻璃等实现的。而后者则是无意识的，它们可能存在洞穴、坟冢之中。;历史记录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从真实性和有效性来看，官方记录的价值要高于非官方记录。但也未必尽然，因为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也会歪曲事实。科学研究不能仅以遗址为依据．因为它提供的关于历史活动的资料通常是不系统的、残缺不全的，虽然有些也极有价值。通常讲的历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在有文字可记载之前的则为史前史，对史前史的研究，其资料来源又不一样。;历史研究的资料通常分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就是原来的或该事件(或活动)的首次记录，是事件的实际目击者或参与者所经历的。第二手资料是至少一次以上被援引的关于该事件的叙述。如法院审理某一案件，当时的法庭记录就是第一手资料．而新闻界对此案件及其审理的评论就是第二手资料。从信息学的观点看，第一手资料转变为第二手资料的过程中，会发生信息过滤，因而存在信息失真的情况。因此，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最好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第二资料应作为背景知识、观点或熟悉该领域的方法来看待。而第一手资料的获得，无论是对哪种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判别资料是第一手的，还是第二手的?这就要求对资料进行分析。这一过程称为历史批判，有人也称之为“历史批评”。而历史批判又可分为外在批判和内在批判两种。;所谓外在批判，就是要回答：这些材料真实、可靠吗?它们是如何得来的?由谁记录的?材料的时间、地点与实际相符吗?;内在批判则要解决材料的意义和可信度问题，强调批判材料内容本身的价值。当然．内外批判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但内在批判强调内容本身，而外在批判强调资料作为来源的情况。;这二者实际是不可分离看待的。
㈤ 如何研究历史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着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着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着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借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㈥ 如何学好政治历史
1、树立学好思想政治课的信心。信心是获得成功的第一步。要学好思想政治课，首先必须树立一定能够学好的信心。我们平时可以多了解一些“补弱”成功的例子，用榜样的力量激励自己。在制定目标时，我们要从小、从低开始，积极创造学习思想政治课进步的记录，进行自我激励，不断提高自信心。 祝你成功 天天向上
2、培养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自己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用崇高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学习目的来激发学习的兴趣。（2）同思想政治课学习教好的同学组成学习小组，互相取长补短，交流学习心得，来培养学习的兴趣。（3）融洽师生关系。若是由于师生关系不融洽造成学习思想 政治课兴趣不高，就应努力改善师生关系，听从老师的教诲，做到“亲其师，信其道”。 祝你成功 天天向上
3、采取正确的学习方法。这可以表现在学习过程的各个方面：（1）学习环节方面。听课时，要集中精力弄懂老师讲授的内容，做 好课堂笔记，遇到不明白的问题，课余时间应主动问老师或同学 。课后的作业应及时、认真地完成。学会有意识地归纳整理所学知 识，使之系统化。平时多读一些有关思想政治的报刊、书籍，经常收看电视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2）学用结合方面。要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善于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认识社会热点问题和身边的生活问题，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学 好思想政治课还要做到有计划、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不断提高自己学习思想政治课的成绩。
对于历史，我想说的是：关键在平时，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尤其对考小综合或大综合的同学来说，平时的基础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我自己就曾经吃过这样的亏。教我历史的魏献策老师是一位非常尽职尽责的好老师。他的课仿佛有一种魔力能把你紧紧地吸引住，浩浩历史长河在他的讲解下仿佛一下子就与我们拉近了。更重要的是，他总能引导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思考它们背后的联系与实质。这是学习历史的最重要的方法。在他的指导下，高一时我的历史学得很顺利。也许是让胜利冲昏了头脑，高二时我开始偷懒了，不再注重基础知识的及时掌握。只是到了考试前才临时背一背。到高三下学期总复习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愚蠢。高一的知识由于有扎实的基本功，我不用再费多少力就能轻松地回忆起全部内容。而高二的课文我即使读了好几遍还是有忘的可能。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老师总让我们“抓基础、重平时”。�
高中历史的学习与初中完全不同，并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解决问题的。高中历史更需要的还是理解。最好是能每星期复习一次，每个月再总复习一次。复习时关键是要反复地看书，在反复中提高。书才是最根本的。离开书本谈能力是不现实的。�
在读每一节的内容时，要想想在一个历史事件之前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能够说明什么历史道理。也可进行历史事件间的横向纵向的比较。例如，某两场政变或两种政策之间有什么异同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同，说明了什么。分析异同点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从背景、性质、影响等几个固定的版块去想。有的书上说，要把历史学成“立体”的。我想，所谓的“立体”，大概也就是这种横向与纵向的联系吧。经常这样思考，对不同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较准确地分析出它们的实质，无论碰到什么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是读书时要注意的问题。书本决不仅仅是读过即可的，光记住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用历史思维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事件背后的东西。相信你不久就会发现，历史是越读越有味的。�
其次，做题当然也很重要。做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再回顾再思考的过程。现在的历史题，单纯考知识本身的已经很少了。往往都是考你对某一事件的分析。这就需要用到读书时积累的那套功夫，此外也有一些技巧。例如做选择题时，常常碰到一些诸如问“根本原因”、“实质”之类的问题，这通常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方面去分析。只要是有关于这几方面的选项，一般来说就是正确的。再如“直接”与“间接”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也很简单。答“直接”时，你就让头脑变简单些，一开始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完全不必拐什么弯。除了“直接”之外的就都可放心地归入“间接”那部分去了。�
至于问答题，则更需要你的思考与分析能力。不要指望考卷上的题目是你曾经见过的，更不必费心去背某道题，只要掌握了方法，问答题也是很好解决的。首先是分析。通过回想老师在讲这部分内容时的介绍，尽量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要担心想太多，只要你觉得有道理的，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更何况现在的考试一再强调“要鼓励学生自由发挥，要有创新，有自己的观点”，所以你就要尽可能地多想一些。�
其次是表达。最好是分条阐述，一点写一两行，不必太嗦，关键是把要点写出，因为评卷时也是按点给分的，写得太多，一个要点绕了好几个弯才讲完，不仅会喧宾夺主，使老师因找不到要点而扣分，还会浪费许多时间，以致来不及做完考卷。在分条时也有一个技巧，即根据所给的分数决定要分几条。一般一个要点是两到三分，如果一道题是八分，那么很可能它的要点就有四个。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漏答的可能，即使你实在想不出还要答些什么，也要尽可能写满那个推算出的条数。同时，还要注意序列号的安排。大点小点用不同的序列号标出，就会显得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这样也就不容易丢分。最后，字迹一定要工整。想想看，一个老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完那么多的试卷，如果字迹潦草，有哪个阅卷老师会有好心情给你高分呢？�
最后，多与老师同学交流对学习历史也很有帮助。一个人无论怎样细心都会有疏忽的地方，通过与同学交流笔记、与老师探讨习题，往往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可读一读像《历史学习》这样的杂志，了解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提高自己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对解题很有帮助。到高三下学期的时候，要争取每天都花一至两个小时在历史上。因为历史有一个特点，容易忘。今天记得滚瓜烂熟的东西很可能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复习历史更要注意计划性。除了跟上老师的复习进度外，自己还应有自己的计划，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哪段时间复习哪段内容，注意科学合理，确保能够按时完成。可以双条线同时进行。一条是老师的，一条是你自己的。例如老师在复习世界史，你掌握好世界史的同时，还可再看看中国史。不仅记住了更多的内容，还有利于进行中外比较，使自己对高中三年的历史知识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效果要比单独复习世界史好上几倍。另外，专题复习也很重要。可以帮助你掌握好历史线索，可以深入地研究一些历史规律之类的东西，增加自己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其实，历史是一门很有意思的科目，不用担心学不好它，只要肯用心，掌握方法之后，历史会变得很简单了。
㈦ 西方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1、历史研究法，即按编年史的方法对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搜集、整理和分析，根据丰富的史料描述某一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目的是要找出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并据此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2、规范研究法，即从某种价值观出发，以道德规范为评价标准研究政治现象，目的是为人类提供政治发展的方向，把握政治的实质和规律。规范研究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重要工具。3、法律研究法，即从分析法律条文入手，探讨由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国家性质及活动过程等。4、制度研究法，即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描述，并对不同的政府机构、国家制度、政体形式加以比较。
㈧ 怎样研究历史
学习历史是为了牢记过去，研究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和展望未来。
唐太宗李世民说的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永续，祖先用丹青墨笔记载下了宝贵的信史资源，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是如何从黄河岸边的一个部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坚韧不拔，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会增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一份情感。
学习历史会在心底记录下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重要往事，因为历史会带我们走进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体会发展与进步的艰难，感受文明与野蛮的抗争，回味辉煌与落后的反差，见证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结出的文明硕果。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懂得辨别人的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善政与恶政，轻轻触摸古人的精神世界，与古人进行对话，遥想远去的风烟往事。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从沉痛中得到坚强，让中华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卫自己，在历史的‘凤凰涅槃’后得到发展，在灿烂的辉煌中增强民族自豪,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翻阅历史的演进过程会让目光变得深邃，远大，思维变得跳跃而丰富，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得到提升，这都是学习历史带给个人的好处。
仅仅学习历史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通过学习的基础再去思考和研究历史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为非历史专业人士我们该如何研究历史呢？
简要谈点个人心得；
一；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这是研究历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历史是国家圣器，是中华民族的人生历程，是中国的国家尊严，是民族的体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国历史，像安抚和关心亲人一般地爱护她是对喜爱中国历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网络现实却很遗憾，总有那么一些人夹带着浓厚的偏见，情绪和性格化来’咒骂研究’历史，并且‘振振有‘义正词严’，只要他们一开口侮辱，谩骂，抨击，羞辱，诋毁中国历史，王朝，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语就源源不绝而来，比如有人辱骂宋朝是‘怂朝’，清朝是‘螨清’，汉族是’绵羊，软蛋，怂汉‘，更甚者辱骂‘靖康之耻’时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鸡’，听到这样残忍无情的言语，血都要喷出来。在中国古代皇权和皇族就是国家的象征，就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的祖先都曾经无怨无悔地为王朝，为国家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抛下一颗头颅，祖先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守护民族自尊。这些辱骂中国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国家情感何在?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祖先吗？
中国王朝政权在后人眼里永远是一个静态存在，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功过是非，大恶大善都融化进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成为中华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没有尊重的心态就不要说研究什么历史，最好的选择是连历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偿失。
二；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历史；在用心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最佳利器，因为历史是过往，曾经的事件，人物，政策，作为等一切都是过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过善恶都成过去，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点必须放置在历史的天平，重点考察对历史的影响，其次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影响，以历史影响高于当时影响为决定标准。
而研究对象往往又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正一反，一荣一辱，一功一过，一善一恶，因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来判定，而是结合历史行为综合比较，权衡之后，最后得出结论，是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
比如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应该是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基中国本部版图，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权，完善郡县制，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巨大贡献。
罪在当代；‘焚书坑儒’毁灭先秦时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时也是罪在千秋]，严刑酷法，耗尽国力民力修建阿房宫和秦始皇陵，不重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民心，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站在后人角度和立场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秦始皇功大于过。
三；用串联的思维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非常忌讳那种仅以一点，一事，一言，一行确定历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维’。应该把某人，某事用历史串联起来进行比较，区分和判断。
比如网友攻击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决策，而应该延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策，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历史问题，缺乏对历史的综合考量。
思考视角要放置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较。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大战乱时代的独特历史产物，是百家各展所长，激烈角逐政治统治思想的产物，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代已经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争鸣的状态依然继续延续，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秦始皇统一了，也不会有汉朝的诞生了，汉族也不会出现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成为秦国的绝对主导
政治思想，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率先走上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体制，实现富国强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大一统后，社会本应由大乱走向大治，与民修养，爱惜民力，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建立社会秩序，建立人文伦理观念的最好时机，但法家却反其道而行，逆社会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动。
法家首开中国历史文字狱，‘焚书坑儒’，毁灭先秦以来大量中华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恶论’和‘法，权，术，势’作为治国理念，而严刑酷法，徭役深重给百姓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农民起义，秦国经历30年就灭亡。
法家岂能赢得当时民心？
岂能在当时社会潮流前站稳统治脚跟？
法家自此成为辅助儒家，区居第二的统治理念，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汉初70多年一直执行‘黄老之学’的观念治理国家，道家清静无为，讲究无为而治，重视休养生息，爱惜民离，恢复生产，增加人口，这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优点。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国境界。
道家之长在哲学，而不在政治观念，‘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脱境界是和‘大一统’理念背道而驰的。汉初政治面临重大问题，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面对破坏，郡县制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期的淮南国之乱就是明证，刘嚊和刘安就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再次；墨家
后人看来，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确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却问题多多，兼爱，非攻，选君，选贤。什么意思？兼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非攻，就是不打战，反对战争，这和不拘手段的统一主张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观’，假如墨家成为治国理念，中国可能就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了，墨家主张‘天选君’，即天子通过天选举确立，这种主张是直接和皇权对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里最早消亡的。
最后研究儒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观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修身观，教育人的最高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安定和统治者治国的实际需要，由春秋战国经秦，汉初延续几百年大乱的彻底结束，大乱走向大治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确立给完成文化，疆域，社会，民族等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在大一统理念的指导下汉族诞生了。汉族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带来的最大作用；
一；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任何历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静态的眼光去看待，认为是想当然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经过漫长的不断演变，运动，角逐和转化最后才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影响一直延续至现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即使在西方价值观念不断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来事物，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首先都必须面临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考验。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展望未来。
㈨ 历史学家怎么研究历史的
历史学家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
历史学家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各种事件的关系中找到因果线索，演绎出造成制度现状的原因，推测该制度未来的变化。
历史研究的记录通常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为书面记录，如书籍、报纸、期刊、日记、信件、文稿、会议记录等等。其二则为遗迹、遗址或遗骸。譬如陶器、钱币、瓦罐、战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
㈩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