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思辨化
教条化、抽象化、思辨化指囿于理论框架，囿于理论思维逻辑进行系统化的、逻辑化、系统化的演绎；
这种演义的弊端是一切以本系统理论为出发点，把所有东西都用本理论进行解释，都纳入本系统，虽然系统，但是已经僵化，没有活力；思辩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忌，就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玩弄概念为目的；思辩和思辩化有本质区别；
一般理论都有形成、发展的过程，形成是不是那么系统化，后期越来越系统，同时越来越囿于概念，囿于基于概念的逻辑推理，越来越僵化；这也是理论的辩证法吧：）
如果我们把思辨与分析看做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哲学研究的方式，那么可以说：思辨指不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哲学研究，我们可以以逻辑方法和逻辑分析为一条清晰的界限，把思辨与分析清楚地区分开来.
对于“分析”与“思辨”的区别，一些赞同分析方法的哲学家把分析哲学描述成“分析和定义我们的根本概念，并且清晰地陈述和坚决地批判我们的根本信念”，同时为思辨的哲学提供了以下描述：思辨的哲学的“目的是接过各门科学的结果，并为这些结果加上人类宗教和伦理经验的结果，然后对这个整体进行反思。它的希望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许能够达到一些关于宇宙本质的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前景的一般结论”。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子提出的仁直到朱熹那里才真正称得上被理论化、思辨化、体系化了。
2. 是不是传统儒学哲学思辨化
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因其所具有的哲学精神深深吸引了儒学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佛教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
3. 儒家思想蕴含什么哲学智慧
随着儒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儒学文化中蕴含的价值和智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曾说：“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
4.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红楼梦》中林黛玉那句“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虽然有奉承嫌疑，但她所描述的太平景象的确是国人从古至今都向往的。
史上着名的盛世有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康乾盛世等，有记载最早的一个盛世为“成康之治”。
周武王灭了商朝，又征服周边诸多小国，为了有效控制大面积的土地，他实行分封制，让宗亲功臣各自建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以藩屏周。但周武王的内心还是不安稳，他觉得镐京所在的地方距离新征服的地方太远，为此他开始考虑建造新都，以便管理殷商遗民。
按照周武王的设想，这个地方应该选在如今的河南洛阳一带，定鼎中原，方便管理东方大块版图。
然而，周武王还没来得及实施这个计划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成王即位，成王在叔叔周公的辅佐下继续巩固周王朝的安定，周公制礼作乐、东征平复武庚叛乱，完善分封制和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也在这一时期正式确立。
周成王和其子周康王在位期间出现了“成康之治”，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成康之治是整个西周最为强盛的一个阶段，也是后来为儒学者称赞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国号，流传至今，连韩国、日本、越南等国都曾借用。
中国古代的王朝都有“国号”，比如汉、唐、明、清，今天所说的国号并非这层意义上的国号，更多偏向文化方面。
3000多年来，“中国”这一代指性名词的使用始终没有断绝，这个国号的形成，便与西周初
5. 儒学发展思辨化何时产生标志是
答案解析：试题分析：联系史实可知，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相比，重大发展有①完成了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③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题干中的②倡导“经世致用”学说，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的内容；④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先秦儒学的特点。故选b项
考点：宋明理学
点评：宋明理学的特点。（一）思辨化的儒学，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三）融合佛老的儒学
6. 朱子高于孔子...朱熹使儒学更具哲理性和思辨化吗
朱子高于孔子，正是说朱熹使儒学更具哲理性和思辨化，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看这篇论文
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是进人了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儒学哲理化方面作出了贡献。宋代的理学正宗，一般列举有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宗主是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他们分别被称为理学的开山祖、奠基人、集大成者。
关于儒学的哲理化问题,由于其自身思想的特点和国情的需要，儒家的政治伦理学不大着意于思辨性的提高。但经过魏晋面北朝到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的冲击，一些正统派的儒家，感到对佛、道的驳难时，虽然政治上可以压倒对方，而理论上却显得贫乏，如韩愈就是例子。不过韩愈虽然反佛，但他的道统还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李翱的灭情复性说，虽说是羽翼《中庸》，其实所要恢复的却是清净寂灭的佛、老本性。但他这样经过一番论证，思辨性却大有提高。所以从反对声中来融合佛老思想，从而为儒学的哲理化，又开出一条可供应用的途径。
周敦颐(公元1017—1073)一向被认为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但他留下的哲学着作不多，主要有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却奠下了他在理学家中的崇高地位。他所以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他在当时儒、佛、道思想矛盾融合的形势下，对于《老子》和道家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提出‘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以及“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等合题，从而对宇宙生成、万物变化，到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人伦道德标准等方面，都把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作出了词约义丰的概括。
但是由于周敦颐的着作，其中多是概括性的哲理语言，而提出的又多是论点和论纲，并未作系统的、具体的阐发和论证。逭一方面固然给人以启迪，留有参详余地；但另方面却又容易使人产生歧解。从而出现了“惟周子着书最少，而诸儒辨论，则惟周子之书最多”(《宋四子抄释·提要》)的情况。周敦颐的学说，后来贯穿朱熹的辨论和解释，对儒学的哲理化起到重要作用，下一部分再为详说。
张载(公元1020—1077)生活年代与周敦颐同时。他虽然也被称为理学创始人之一，但思想理路与周子不大相同，在哲学世界观上他是坚持气化论，而有别于程、朱的理本论。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两重人性起源论。他认为天地之性是善的，就是仁义礼智，是人的形体未形成之前已经存在；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是人的形体形成之后才有的。两者关系是∶“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宋张载撰：《正蒙·诚明》中华书局编校本，1978年8月，页23。)
在张载之前，对人性善恶往往只从道德上立论，他却把仁义礼智说成是天赋的善性来源，从而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这就为后来理学家普遍推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提供人性上的理论依据。
在认识论上，张载又提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认识来源，本来这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循序渐进，但张载却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耳目内外之合”的感性认识是浅薄的，是“闻见小知”，而‘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同前注，页24)。他要达到“穷神知化，与天为一”的境界(《正蒙·神化》，同前注，页17)。主张“大其心”去‘合天心”，直接去把握无限的宇宙总体，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正蒙：天道》同前注，页15)，这就为理学家们的天人合一宇宙论提供了认识上的根据。
张载虽然在世界观上坚持气化论，但由于他在人性论和认识论上的两重性观点，承认‘上知下愚’有‘不可变者也’(同注②，页23)。应用到社会人事方面就形成为‘理一分殊’理论，他写的《西铭》因此受到程颐的重视，后来又为朱熹所充实和发挥，对儒学的哲理化，继续起着先导的作用。
程颢(公元1032—1085)、程颐(公元1033—1107)兄弟，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俩虽曾受业于周敦颐，辈分也比张载为晚，但在正统理学中的地位却超过周、张，在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起到划时代的重要作用。
二程是首先明白无误地将‘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程颢曾经自负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宋程颢、程颐撰：《河南程氏外书》，卷12， 《二程集》中华书局王孝鱼点校本，1984年8月，页424)可见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家创造。当然‘理’或‘天理’这个词早巳使用，但作为世界的本体，成为造化之本，万物之源，则确是二程的创举。他们承认张载的气化论，但反对作为本体。理由是‘凡物之散，其气遂尽，后复归本原之理.’所以‘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而‘往来屈伸，只是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5，同前注，页163、页148)。他们认为气是有聚散、生灭的，并不是永恒的绝对体，所以从本体论来讲，‘天下只有一个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8，同前注，页196)、‘理者，实也，本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1，同前注，页125)、‘所以谓万物一体者， 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河南程氏遗书》卷2下， 同前注，页33)。即只有理才是真实存在的唯一本体。
二程既强调‘天下无实于理者’(《河南程氏遗书》卷3，同前注，页66)，但又不能和具体实物混同，因此又说‘理，无形也’(《河南程氏粹言》卷1,同前注，页1175)。即是说‘理’不是实有其形，而是实有其体，这是永恒绝对不变的。所以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佗元无少欠，百理具备’ (同注⑩，页31)。
二程遗个‘理’本体，既不同于有聚散生灭的气化物，又可以避免佛、道的虚无本体有归于空虚寂灭的危险。二程‘唯理唯实’的观点，把本体界定为体有而非无、形化而不空的绝对体，这显示出理学比佛、老有更高的思维水平。
在周、程之后对儒学哲理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南宋的朱熹(公元1130—1200年)，他是宋代正宗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理’怎样会成为宇宙的本体?他是与周敦颐所讲的，‘太极’联系起来，并且用很大气力为之辩解，并作出详细的阐释和论证。
本文上面讲过，周敦颐写的《太极图说》，由于是词义丰的概括，容易使人产生歧解。同时他制作的《太极圃》虽说是对《易传》的阐发，但正如朱彝尊在《太极图授受考》中所说‘自汉以来，诸儒言《易》，莫有及《太极图》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经》，着太极三五之说，其 后，‘衍有无极、太极诸图’。黄宗炎在《太极图说辨》中，则指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来自陈搏的《无极图》。这些说法似都有所根据。在我国早期的道教着作，如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就是把周易、黄老学说和炼丹术结合在一起，以阴阳交合和八卦相配的学说来阐明炼丹成仙的理论。后来的道教徒并推衍出许多图式，既是讲炼丹术，又是讲宇宙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扬弃了其中炼丹术的内容，使之成为宇宙发生论的式。但是他虽将道教的《无极图》改头换面，却由于保留下‘无极’这一术语，故为陆九渊兄弟所诟病，并断言周说以无极加于太极之上不合儒家宗旨。
对周敦颐这些来自道教的思想，二程是采取回避态度。他们既不提及(太极图》，也没有讲过无极。到了朱熹时由于陆氏兄弟的驳难，他不能不为之洗刷，认为周敦颐发明《太极图》，是‘不由师传，默契道体’，是．‘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巨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朱熹：《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76，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编缩印明刊本，页1398)。
不过朱子只是用“默契道体”。“得之于心”一类的话为周说辩解是不够的，他必须对无极与太极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办法是对《太极图说》的首句作原则性的修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看到《宋史实录》中原来所载的《图说》，首句是“自无极而为太极”，九江本则作“无极而生太极”。这是明白说出无极是在太极之先，痕迹过于明显。他提出这些本子是增字失误，却断定首句应为‘无极而太极”，并对此作了新解：‘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非谓太极之上，别有无极也，但言太极非有物耳.’‘极，是道理之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一个实理.‘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耳.”(《周子全书·太极图说·集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8年3月，页5)朱熹不像二程那样对太极加以回避，他把太极解释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又只是一个实理，这就将周、程的思想联系起来，并加以概括提高。对无极与太极的关系，他是巧妙地排除无极在太极之先或是产生太极的印象，使《太极图说》中的道教思想，得以消弭无形；而儒学传统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却以‘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从而取代董仲舒儒学中‘天’的地位。自是儒家的天命论演化为天理观，天人感应的神学发展为天人一本的理学。儒家思想缺乏思辨性的弱点，随着朱熹等人的努力而得到改善和加强，特别在哲学世界观方面，朱熹对儒学哲理化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熹既将太极解释为总天地万物之理，这总的理只有一个，就是“理一”。但这个“理”又是无所不在的，是规定着万事万物所以然的道理。这个总的理有不同的分布点，就是‘分殊’。朱熹对此加以阐释说：“本只是一太极(理)， 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 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4，上海：中华书局，王星贤点校本，1986年3月，页2409)“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6，页99)这里所讲的就是“理一分殊”，是朱熹在促使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所完成的一项重要理论建构。
上面朱熹讲的‘理一分殊’，这种理论是来源于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朱熹对此并不明言，只是认为佛教也有这种思想。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18，页399)他这里说的就是‘月印万川’的比喻，佛教和朱学都以此形象地说明一多相摄、理一分殊和万殊一本的理论，自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政治伦理道德，都被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就像天空皓月一样普照大地。在天理的笼罩下, 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本分，依从天理行事。这即是说，只要人们接受“理一分殊”的理论说教，就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封建道德伦理纲常。自是儒家世界观经过哲理化的改造，
从取得的社会功效来说也是大有提高。
朱熹既然界定“理”或“天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是哲学的最高范畴，那么人们又怎样去认识这个理呢?他一方面利用《礼记·大学篇》中讲“格物致知”的古老命题，作出更为详尽的发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撰：《大学章句·补格物章》，上海：世界书局，《四书五经》宋元人注本，1936年4月，页3)朱熹造段发挥是符合认识论原理的。因为认识就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粗到精、由“零细”上升到“全体”、由‘现象”深入到“本质”的过程。朱熹所理解的格物致知就表明有循序渐进的意思。至于他讲的“一旦豁然贯通”这并不等于佛家的‘顿悟’，因为它是在‘用力既久’的格物基础上达到的，是由“积累”到“贯通”的认识过程，因而这是含有认识飞跃的合理因素。不过另方面朱熹确也碰到一个难点。即他的‘理一分殊’理论，认定万事万物之理只是太极这一总体之理的分殊。而这个“无人身的理性”，它流行于物中就成为“在物之理”；流行于心中则成为“在己之理”。
因此他所谓‘格物致知’，表面上是人的主体作用于客体，但“物之理”与“己之理”都无非是太极之理的“流行”，所以两者之间的“对置”是虚假的，最后还得承认是“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子语类》，卷9，页155)，那么所谓“一旦豁然贯通”，与陆九洲讲的“心学”就难有所区别了。
本文上面讲到，张载曾提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认识来源，并将两者割裂开来，朱熹是想弥补这个缺陷，所以提出‘欲致吾之知，在即物以穷其理也。’但他又要讲“万理具于一心”，这就使‘即物穷理’与‘内心求理’两者之间难以协调，终于无法达到从感性到理性这一科学认识论的发展途径，这是朱熹思想中所难以解脱的矛盾和局限。
本文上面还谈到，张载曾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两重人性谕，二程和朱熹对这种区分都甚为赞赏。朱熹认为：孟子讲性善，说人性中潜藏着仁义礼知‘四端’，这只是说到天命之性，但对恶从，何来，由于‘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朱子语类》，卷4，页70)。至于荀子主张性恶，‘只见得不好底性’(《朱子语类》，卷59，页1389)，却未能回答善从何来。即是说孟、荀的人性谕都各有偏颇，唯有张载、二程阐发的两重人性沦，使原来在道德上的善恶归属，上升到从本体论上来解决人性来源问题。因此朱熹称赞张载对两种人性来源的阐发是“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广之说泯矣” (问注②，页70)。而天地之性既是天理的流行，因此又被称为义理之性，性即理也，道德论与宇宙论合而为一，儒学哲理化的程度，又得到了提高。
总的来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过程中，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得到提高，对此我们要给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7. 理学也是儒学，理学和传统儒学相比有哪些新发展及理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有什么影响
宋明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
背景
社会形势发展变化与动荡不安，受到道、佛教的冲击，儒学独尊地位动摇而出现危机，佛、道、儒“三教合一”潮流的出现。
理学的概念
宋代出现的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理学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产物，儒学从佛、道之中吸取了有益的东晤，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的儒学。
理学对儒学的发展
宋代形成理学，即道学，汲取了佛、道中的有益内容，完成了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而形成新儒学。北宋有程颢、程颐，他们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仁是万物俱生的；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提出“理气论”和“心性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陆九渊提出“心学”；到明中期，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为“阳明心学”，其思想核心是“致良知”。明清两代，理学和心学相继占统治地位。理学从哲学方面发展了儒学，为专制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因此成为官方哲学。
影响
一方面是积极的，对人的人格、气质、品行、立志、责任感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是消极的。它所规定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规范，这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摧残、扼杀人性，压抑思想进步。消极影响是突出的。
8. 儒家思想在宋明朝分别形成了怎样的体系，做出了贡献分别是
宋明时期，总的来说，形成了理学和心学。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理学创始人周敦颐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程颢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朱熹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作用：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 、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灏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下文王阳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心学是对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