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有多久的历史了

Ⅰ 云冈石窟的历史和由来是怎么样的

当时着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

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窟、第二窟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

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

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

Ⅱ 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干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着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49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着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Ⅲ 云冈石窟的历史沿袭：云冈石窟历经多久的开凿

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
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5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 （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1年）“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在 《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 （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这要在和平时期 （公元460年—465年）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 “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高潮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才撰写完成。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 （公元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Ⅳ 云冈石窑已经有多少年历史

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着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Ⅳ 云冈石窟创建于哪个时期

云冈石窟创建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时期。云

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5)云冈石窟有多久的历史了扩展阅读

云冈石窟的价值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

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着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Ⅵ 云冈石窟的历史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
公里。因石窟建在武周山麓，而其最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1千余尊。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武周山南崖，东西伸展一公里，云冈石窟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这里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
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53年（北魏兴安二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部完成于公元495
年，历时40余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四万余人，连当时的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创作。

Ⅶ 云冈石窟的历史由来

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71年)由着名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西郊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现编号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一千五百年来，云冈石窟由于受到风化、水蚀和地震的影响，毁损较为严重，解放前也遭到人为破环，据不完全统计，被盗往海外的佛头、佛像竟达一千四百多个，斧凿遗痕，至今犹在。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维修工程，使古老的艺术宝库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遗产价值：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云冈大佛

Ⅷ 云冈石窟有怎样的历史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53年，共有大小石窟53个，佛雕51000多尊，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干佛洞，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石窟所在地大同市在山西省北部，是中国北方的历史名城和军事重镇。它拥有众多的灿烂古迹，其中云冈石窟最着名。山西北部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舞台，位于内、外长城之间的大同武州塞，自古以来更是中国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间的交通要道。大约在1世纪末期，匈奴内部分裂，原来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族拓跋部乘势崛起，逐步控制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天兴元年，道武帝拓跋宏将国都自盛乐(今蒙古和林格尔境内)迁至平城（今大同市)，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再次迁都洛阳，将平城定为北都，成为北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几近百年。

Ⅸ 云冈石窟的建造历史简单

云冈石窟的开凿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

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

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

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干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9)云冈石窟有多久的历史了扩展阅读：

石窟介绍：

第一窟、第二窟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

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

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

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10米，两菩萨立像各高6．2米。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

第四窟，窟的中央雕一长方形立柱，南北两面各雕六佛像，东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纪年（公元520一525年）铭记，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第五窟，位于云冈石窟中部，与六窟为一组双窟。窟分前后室，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

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

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

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两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第七窟，窟前建有三层木构窟檐，窟内分前后两室。后室正壁上层刻有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东、西、南三面壁上，布满雕刻的佛龛造像，南壁门拱上的六个供养菩萨，形象优美逼真。窟顶浮雕飞天，生动活泼，各以莲花为中心， 盘旋飞舞，舞姿动人。

第八窟，窟内两侧有五头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东侧刻有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酰首罗天，这种雕像在云冈极为罕见。

第九窟，分前后两室，前室门拱两柱为八角形，室壁上刻有佛龛、乐伎、舞伎，造像生动，动感强。

第十窟，与九窟同期开凿，分前后两室。前室有飞天，体态优美，比例协调。明窗上部，石雕群佛构图繁杂，玲珑精巧，引人注目。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云冈石窟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Ⅹ 云冈石窟的历史由来

云冈石窟的历史由来：

那是2800年以前，黄土高原北部有个大沙丘，常从下面传来迷人的音乐。怎么回事？有人想挖开看个究竟，挖了个大坑什么也没发现，音乐也消失了。泄了气的人们纷纷离去，只有一个名叫武周的十来岁小羊倌，每天趁羊吃草时，不停地挖呀挖。他挖累了，就吹笛子，一吹就听见沙坑深处有声音在应和。如此不听地挖，不停地吹。

一天，武周突然听见说话声：“我们要出去了，你快躲一躲。” 武周高兴地喊了声：“快出来吧，我等你们十年了。”一口气跑出十几里。后面“轰隆”一声，沙坑填平了，平地上出现了一座壮丽宏伟的庙宇。庙里庙外有云雾缭绕，飞天起舞，乐手演奏，钟鼓声、琴瑟声、歌唱声连成一片。武周看得入迷，不由得向前靠近。一瞬间，音乐戛然而止。

他仔细一看，歌舞者与观赏者都变成了石人，个个保留着刚才的姿态，庙宇变成了石窟。这时，闻声赶来看热闹的人黑压压一片，站在了云飘云散的云冈前。不知谁叫了声“武周”，羊倌也变成了一个石人，他的手里还拿着笛子。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叫那座山为武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