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道德

1. 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如果探究其原因，也许只能从文化中找寻。

传统文化常常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传统道德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瑕玉并现、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复合体系。因此，学习借鉴传统道德，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分析，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即强调继承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继承。如忠孝，古代的忠孝是为帝王服务的，统治者提倡为国尽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报国尽忠就是忠于君王。

今天，我们应当去除“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思想，同时要鼓励和提倡忠于祖国、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的传统美德。

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首先要坚持“四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是否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标准。做好取舍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努力践行借鉴积极内容。

其次，要坚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两种错误思潮。文化复古主义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失落。所以，道德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道德体系，并通过这种传统道德的复兴中止和取代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模式和民主社会制度。

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从整体上来说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不能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从整体上予以全盘否定。这两种思潮都割裂了人类道德传承与创新辩证统一的关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明和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

2. 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

在对待中国传统道德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不能全盘肯定、全面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全面抛弃。要按照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是否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标准，做好取舍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要通过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剔除那些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成分，继承和弘扬优良的道德传统，特别是那些反映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道德要求，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实践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内容。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确态度和基本方针，应当是批判继承、弃糟取精、古为今用、综合创新，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批判继承是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表明我们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态度是，既反对文化复古主义，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以批判为前提的继承，以继承为目的的批判；弃糟取精，是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要求，表明我们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是有选择的；古为今用是研究和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中国传统道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服务；综合创新是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总归宿。这里的综合，既是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以及佛教等文化和宗教流派优秀和合理的思想资源的综合，也是指中国优良传统道德文化与全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的综合，尤其是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现时代道德文化的综合。这里的创新，是在综合基础上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3.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就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伦理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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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伦理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伦理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基于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对儒家传统孝亲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鉴别，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强调“孝”的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敬老的社会风气，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稳定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4. 如何科学对待中国古代道德传统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中逐步形成、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巩固和发展的。汉代以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化，成了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一直延续上千年之久。因此，科学地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仅要把握和肯定其优良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其陈腐方面。对于传统道德中的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加以继承；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消极方面，我们则应当批判和摒弃。因而，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取其精华，祛其糟粕，按照当代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要求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中国道德传统以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经历过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五四运动前后，以“打倒孔家店”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文化，曾经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当时，对于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缺乏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态度，更没有能够提出积极地建设新道德的理论，因而也就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地提出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包括正确地对待传统道德的态度和方法。但是，由于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因而使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包括优秀道德遗产的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问题，也曾出现过某些偏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问题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已经越来越走向成熟、理性和科学。

5. 怎样看待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道德

在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是人类道德发展史上第一个历史类型。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和压迫，由此就决定了原始社会道德。它的基本特征：首先，维护氏族和部落的共同利益，是原始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其次，共同劳动、相互关心以及维护氏族内部的平等，是原始社会的重要道德规范。再次，在同自然的顽强斗争中，原始人在个人品性上也形成了诸如勇敢、刚毅、诚实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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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看待道德随时代的变化呢

人类道德的根本和出发点永恒不变，那就是指引人们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快乐。所有的时代，所有的道德领袖制定的道德准则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指引人们获得当时所能获得快乐最高值的行为规范。古代物质财富相对现代缺乏，主流的人们从精神层面获得快乐的方式还是相对公平的，出现了如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仁者爱人等等。但现在社会随着科技革命，人们获得物质财富的数量急剧增长，更多地人能获得物质层面的享受，也驱使着更多的人追逐物质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西方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是有智慧的，是有更高层次精神方面的最求。在二十一世纪中，伴随的物质财富越来越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需求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会转而更倾向于精神方面的追求。看一些世界500强企业CEO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追求，从那些卓越的商业领袖身上可以发现，现在很多人在物质满足的情况下，从自己的早期经历中寻找人生的终极使命。历史有时是个循环，人类的道德也在物质快乐-精神快乐-物质快乐-精神快乐中不断的变迁。二十一世纪，相信会出现真正引领精神快乐的道德领袖。透过显现看本质，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就需要依附别人过活。这些依附者就经常被道德批判。女人的三从四德本质上是因为女子在家需要父亲养活、出嫁需要丈夫养活、夫死需要儿子养活。现在女性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所以封建糟粕就被推翻了。以后发展方向基本上是，人们都不去管别人的闲事。法律来负责人们不会互相伤害。

7. 怎样看待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

底线伦理是一种基本主义的道德。底线伦理是一种基准的道德规范，它不要求人们将至善至美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纳入道德规范之中，至善至美毕竟是一种最高标准的道德人格，在社会转型时期用这种道德准则要求人们也不符合实际。基本的道德义务是社会道德体系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任何崇高的道德理想均离不开基本的道德义务，人们对基本道德义务的履行，对社会道德秩序的最终形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生存的道德平台。面对来自外部的道德冲击，人们能够坚守道德底线并非易事，底线伦理虽为基本道德要求，但也有一定的道德深度。

8. 你是如何看待道德文化

一、道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特征

《汉书?艺文志》对于诸子的起源有过清楚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不难看出，这些学派的起源都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基本上都起源于官。这些官虽然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目的与功能都不外乎道德问题。

《大戴礼记》中说:“古之卿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礼,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智。”这表明，“司徒”等官职在尧舜时期就已经设立，“道、德”治理在五帝时期就成为政治的主轴。

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上溯其祖根，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以原始“易学”为标志)，成形于黄帝的“法道文化”(以马王堆出土《黄帝四书》内容为标志)，成熟于老子创立的“道德文化”(以《道德经》为标志)，她们共同组成“以易阐道、以法论道、以德证道”三部曲，为诸子百家之源头，为中华文化之发祥，非常完美地构成中华道德文化大系统。老子创立的“道德文化”对他以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百家之祖”。所以，中华文化从本质来讲是道德教化的文化，道德回归、道德熏陶、道德实践、道德修养、道德传播等，几乎是中华文化精神与内容的缩影。

二、道德文化的基本价值

(一)自觉忧患。内修道德，见微知着，具有高度的预见性、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叫做自觉。将自觉常态化，成为心灵深处亘古回荡的警钟，则为自觉意识。大众自觉意识的培养是社会、企业与个人规避风险的基石。

《周易》中说：“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意识说，一个富有道德修养的人，应当终日不懈地自觉激励，晚上也要戒惧警省，这样即使有祸端也能避免。老子认为：“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意思说，在矛盾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提前介入，在乱象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预先治理。把自觉意识贯穿始终，就不会有失败了。在道德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涌现了大量具有自觉意识的精英，他们前瞻性地运筹帷幄，先觉地勘破迷雾，自由通达。如诸葛亮《隆中对》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刘伯温《时务十八策》谋定大明天下……精英们从不在危难中缺位。中国的新一轮再发，需要人民的精英，更需要精英的人民。精英意识能否复制、普及为群英团体，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自信自强。自信是什么？它是一种轩昂的底气，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就有了正气而无傲慢；以文明沉淀为内涵，就有了厚实而无浮华；以民族认同为标识，就有了尊严而无自卑；以中华复兴为责任，就有了振作而不颓废。中华文化的自信一开始就站在道德关怀和天下主义的制高点上，把自我心灵修养(内天下)的抱负，扩充到世界和谐大同(外天下)的责任。

西方文化从苏格拉底开始，目光从自然中心转到自我中心，到今天泛滥成个人贪欲。现代西方文化的自觉意识，更多的是通过征服自然满足自我物欲的意识。西风日渐，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如何提升全民素质，规避道德沦丧是非常迫切的课题。西方炫耀“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荒谬逻辑，建立在强劲军事、经济实力上的西方文化，以浮华耀眼的优越感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自信危机。西方科技和经济单纯发展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恶果正逐渐显现，这种“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达尔文主义的模式成本过于高昂，不值得效法。

(三)睿智清醒。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即宁静沉思)才能产生智慧”，他特别重视在心灵美德基础上培养智慧。恩格斯最崇拜、欣赏的品德和机智兼备的军事家——亚历山大就出自他的门下。

《淮南子》中说：“执元德于心而化驰若神。”意思说，只有心修道德，才能产生自由驰骋于万事万物的大智慧。老子说：“前识者，道之而愚之首也。”意思说，浅表层的智力，仅是思想的外在光华，看似鲜亮实则愚昧的开端。如果失去道德修养的支撑，智与慧的开发不同步，听凭后天智力的单向发展，那么属于慧心的潜意识与预见性、创造性思维和灵感将难以透发，慧心也容易被蒙蔽。大智慧的精髓是“内求法”。中医学认为，肾脏蕴藏着支撑智力活动的能量，又称为“智德”和肾气，而肾又生精，精气上行补充于大脑，大脑与心灵相通，智力与慧性互补，一旦“肾精虚损”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的病理表现。凡被酒色淘空了的身躯，智慧之光必会消磨。

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正需要静下心来睿智地重新布局和盘活新的增长点。我们的干部和企业主如果沉湎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同样会磨损锐气，耗散智慧。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第二次机遇》中反思：“谁要扮演当今全球的领袖角色，都需要有一种能够把握世界时代精神的本能。”人文是心灵之灯，儒雅是交流的润滑剂，隽永的智慧既可以使个体、团体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成本降低、资源得到高效整合及实现良性循环，还可以使我们肩负起引领人民克服各类艰难险阻的使命。

(四)勇担责任。在生物世界中,生物圈的分布格局呈金字塔形，层级越高，数量越少。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生物所起的作用最大，因为高端生物不仅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源最多，而且它们的微小变动将引发其他生物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最大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最大。

老子认为，人类对待自然的责任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违”(始终遵循自然规律，竭力保持生态平衡而不敢有所违背)；对待同伴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圣人，心胸宽广而没有私心，始终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里)；对待国家社会的责任是“执一以为天下牧”(从道德的高度教化人民，统领社会与国家)。从而告诫：敬畏自然，共同呵护生存环境；效法圣人，一起维系人际和谐；以道德为最高宗旨，净化社会风气，规范大众行为。

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由于长期在水中劳作，腿上的汗毛磨光了，脚趾甲脱落了，腰以下的肌肉都溃烂生虫了。以至于人们感慨：“微禹，吾其鱼乎！”意思说，要不是有大禹，我们现在早已变成鱼虾了。他的丰碑建立在大地之上，后世的人称国土为“禹域”，就是对大禹最好的纪念。身处战国的乱世中，孟子说：“如果想以道德来安抚治理天下，在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可以肩负这个责任呢？”中华兴衰，我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大国崛起大志向的外在显示和担当，从个人生存价值向国家社会经济进步共同的责任价值转变，从而在个人与全局、人与区域人、人与大自然之间传播持久的关怀和大爱。

(五)合作共赢。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人的机体与精神“形神合一”，所以人体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人体依赖“天人、形神”两大生态系统而获得健康，我国的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成功同样依赖两大“生态系统”：这里的“天人”是人与自然资源的生物链，这里的“形神”则是经济人与经营模式的关系链。在区域性合作的世纪，共生共赢及合作发展才是可行的路径，而独占和单打与信息共享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所以，所有行业企业理应放弃剑拔弩张的冲动，放弃非理智的恶性竞争，杜绝杀鸡取卵的同行压价，避免一窝风的重复经营，相互容忍地生活在“生态系统”共同的屋檐下。

《易经》中的“比卦”就蕴涵亲密团结、真诚合作的深意。老子说“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谓玄德。”意思说：对创造的成果并不独自占有，对事业的发展并不唯我主宰，这样的合作关系才最为稳固，因为它的核心价值观是“玄德”——高尚无私的品德。老子不仅把市场利益视为生态资源，不允许个人擅自霸占，而且进一步把合作成果以及合作本身视为自然生态，恢复它公正独立、平衡共享的道德属性，告诫合作者和竞争者要从属、臣服于这个生态系统，遵循“天下为道” 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让生态系统隶属、沦落于人的私欲。即以敬畏心对待同类和生态、以“玄德”观巩固利益资源和合作态势。

将互利精神引进经济领域，制定道德约束，功利性的商业活动和资本运作才会恢复智慧、理性与温情。在一个经济体系里，经济行为主体把求自身利益与交换对方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这也符合“经济最优化”的现代经济学规律。

(六)真情包容。高尚无私的德，是万物最大的公约数，德越淳厚，就越具有承载性和包容性，显示出的情感就越真切无私。

究竟如何才能具备这种承载性和包容性呢？老子说：“江海之所以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王。”意思说：大江大海之所以能浩淼深渊，是因为它们善于居于下位，始终把自己摆得低低的，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涓涓细流，成为水中的王者。历史上，周文王以“握发吐哺”的精神实行仁政，使天下诸侯和贤士竞相归附，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正应了老子的一句话：“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意思说：有德的人，他自然具备包容心和真感情，即使他走在前面，那是他引领大众迈向真善美的和谐之境，对百姓丝毫不构成伤害；即使他居于尊贵的位子，那是他勇担服务大众的职责，肩负天下和平、众生幸福的重任，对百姓丝毫不构成压力。所以天下都无法与此相争。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道德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建

(一)道德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兴衰

中华文明历史的沉浮就是一部道德文化的兴衰史，天下有道，则国家昌明；天下无道，则国家混乱。汉代道学的兴起，客观上促进道德文化的传播，唐代以“清静无为”为国策，从而形成百国来朝、四海宾服的道德文化鼎盛局面。宋辽金元时期，四百余年间，道德文化进入了一个迟缓的发展变革的新阶段。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统治者对道德文化徒用其表，外有异族入侵，内因理学禁锢，由汉唐所积累的道德资源“莫之能守”，与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道德文化步履惟艰。后儒在宋明时期的自我拔高和不断僵化，偏离了道德文化的主线，故步自封，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为“西强中弱”长期格局的形成种下苦果。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文化的物欲主义影响下，非道德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事实证明，西方的弊端日见深重，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的代表人物不约而同地把探索、欣赏和崇拜的目光投向东方的老子、孔子，绝非偶然。我们要深入研究学习中华根文化，发扬道德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树立自身的道德信仰；要大力传播道德文化，推动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修养，努力发挥道德文化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功用。

(二)道德文化是价值体系不断成熟的最重要元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期”，他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现在看来，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国的老子、孔子及其门生的的作中出现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并发展延续下来，直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人类的价值体系开始进化，在与旧价值体系激烈冲突的过程中，新价值体系发展起来，这期间经过了许多曲折，经过多少代人的传承发展，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汇聚融合，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上升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再经过长期执政的考验，最终形成了科学理性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类的历史便是这种价值体系的成长史，这同时也是人性与兽性冲突的历史，是丛林法则与和谐法则冲突的历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的理想的忠实继承和最终实现，是人类进化过程的共同精神遗产。

从轴心期开始到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2500年的历史即是人的诞生成长期。直到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在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中，新的价值体系长出了主干，直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价值体系成型，人性趋向成熟。

(三)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文化同源性

李约瑟先生曾经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大文豪郭沫若还专门写了一篇《马克思进孔庙》，马克思描绘成孔子的学生。郭沫若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他们的对话幽默诙谐又令人深省。

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元帅就公开表示过：他之所以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因为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

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实践家，他的道德观曾批判性地汲取了基督教神学道德观、黑格尔唯心主义道德观、康德自律论伦理观、费尔巴哈观点等诸多观点的有益部分，最终确立了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又具有区别于其它意识形式的特殊本质和规定性，从而使道德成为凭借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来把握现实世界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道德本质观，为我们研究当今社会的错综复杂的道德文化现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中，与老子《道德经》的辩证观有许多接近性，来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都曾对老子的辨证观大为赞赏。道德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到人与自然关系都是相通的。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伴随而来的社会改革，需要我们架通中国道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桥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及时将道德文化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相结合，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国崛起有力的力量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我们今天研究和探索道德文化，就是要以文化传播和道德觉醒的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增加丰厚的养分。

9. 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我们应该：

一、将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

当前，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一个重要目的是用其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传统美德承载着中华伦理文化的基因，对应着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天然优势，对人们良好道德品行的养成能够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要来源，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二、站在党治国理政的高度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养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规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

这就告诉我们，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当前，我们应站在党治国理政的高度来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

三、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

要把中华传统美德融入社会生产生活，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风尚。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需要不断推进、持续发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要有战略眼光，从民族繁衍发展和复兴强盛的高度对待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要脚踏实地，着眼现实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发展的基本规律，健全体制机制，持续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

(9)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道德扩展阅读:

中华民族道德传统表现为：

一、爱国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的民族节气。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

历史上，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破则家亡，使人们的爱国之情强烈地表现出来，并升华成为国献身的情操和精神，因此出现了岳飞的“精忠报国”、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爱国主义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

二、利义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调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的人伦关系。主张“义以为上”，“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要求“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义”是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利”是指个人利益，而得是指得到的。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这是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的群体精神，进而扩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仁爱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出“君轻民重”的思想。这种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道德遗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用中华传统美德成风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