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研究人类文明历史
研究人类文明历史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一、人类来源
人们对人类来源的真正答案，只是100多年的事。因为化石提供了事实根据，化石是古代生物遗留下来的部分遗体或活动的痕迹。找到人类骨骼化石和石器，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体质、智力和用具的发展水平。由化石发现的地点，可以知道古人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处的地质时代和生活环境。
二、文明来源
最新的研究发现，地球人类的文明可能源于万年冰雪履盖的南极大陆！而这一发现甚至曾得到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支持。
事实上，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极大陆可能存在史前文明的设想反复被提及，不少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纷纷将目光投向那片冰天雪地，其中一幅不可思议的古地图更是加强了科学界对南极的思索。
三、人类文明进步的演进过程
人类工业文明的演进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发展到殖民主义与资本时代；儒家文化的复兴，将建立的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全球化民权时代；因而，人类社会从神权社会到资本社会，从官本位社会到以人为本的人本社会，经历三次工业革命，将进入地球文明的后工业化时代。
② 怎样研究历史
学习历史是为了牢记过去，研究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和展望未来。
唐太宗李世民说的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永续，祖先用丹青墨笔记载下了宝贵的信史资源，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是如何从黄河岸边的一个部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坚韧不拔，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会增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一份情感。
学习历史会在心底记录下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重要往事，因为历史会带我们走进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体会发展与进步的艰难，感受文明与野蛮的抗争，回味辉煌与落后的反差，见证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结出的文明硕果。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懂得辨别人的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善政与恶政，轻轻触摸古人的精神世界，与古人进行对话，遥想远去的风烟往事。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从沉痛中得到坚强，让中华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卫自己，在历史的‘凤凰涅槃’后得到发展，在灿烂的辉煌中增强民族自豪,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翻阅历史的演进过程会让目光变得深邃，远大，思维变得跳跃而丰富，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得到提升，这都是学习历史带给个人的好处。
仅仅学习历史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通过学习的基础再去思考和研究历史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为非历史专业人士我们该如何研究历史呢？
简要谈点个人心得；
一；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这是研究历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历史是国家圣器，是中华民族的人生历程，是中国的国家尊严，是民族的体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国历史，像安抚和关心亲人一般地爱护她是对喜爱中国历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网络现实却很遗憾，总有那么一些人夹带着浓厚的偏见，情绪和性格化来’咒骂研究’历史，并且‘振振有‘义正词严’，只要他们一开口侮辱，谩骂，抨击，羞辱，诋毁中国历史，王朝，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语就源源不绝而来，比如有人辱骂宋朝是‘怂朝’，清朝是‘螨清’，汉族是’绵羊，软蛋，怂汉‘，更甚者辱骂‘靖康之耻’时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鸡’，听到这样残忍无情的言语，血都要喷出来。在中国古代皇权和皇族就是国家的象征，就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的祖先都曾经无怨无悔地为王朝，为国家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抛下一颗头颅，祖先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守护民族自尊。这些辱骂中国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国家情感何在?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祖先吗？
中国王朝政权在后人眼里永远是一个静态存在，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功过是非，大恶大善都融化进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成为中华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没有尊重的心态就不要说研究什么历史，最好的选择是连历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偿失。
二；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历史；在用心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最佳利器，因为历史是过往，曾经的事件，人物，政策，作为等一切都是过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过善恶都成过去，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点必须放置在历史的天平，重点考察对历史的影响，其次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影响，以历史影响高于当时影响为决定标准。
而研究对象往往又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正一反，一荣一辱，一功一过，一善一恶，因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来判定，而是结合历史行为综合比较，权衡之后，最后得出结论，是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
比如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应该是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基中国本部版图，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权，完善郡县制，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巨大贡献。
罪在当代；‘焚书坑儒’毁灭先秦时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时也是罪在千秋]，严刑酷法，耗尽国力民力修建阿房宫和秦始皇陵，不重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民心，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站在后人角度和立场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秦始皇功大于过。
三；用串联的思维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非常忌讳那种仅以一点，一事，一言，一行确定历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维’。应该把某人，某事用历史串联起来进行比较，区分和判断。
比如网友攻击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决策，而应该延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策，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历史问题，缺乏对历史的综合考量。
思考视角要放置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较。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大战乱时代的独特历史产物，是百家各展所长，激烈角逐政治统治思想的产物，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代已经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争鸣的状态依然继续延续，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秦始皇统一了，也不会有汉朝的诞生了，汉族也不会出现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成为秦国的绝对主导
政治思想，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率先走上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体制，实现富国强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大一统后，社会本应由大乱走向大治，与民修养，爱惜民力，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建立社会秩序，建立人文伦理观念的最好时机，但法家却反其道而行，逆社会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动。
法家首开中国历史文字狱，‘焚书坑儒’，毁灭先秦以来大量中华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恶论’和‘法，权，术，势’作为治国理念，而严刑酷法，徭役深重给百姓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农民起义，秦国经历30年就灭亡。
法家岂能赢得当时民心？
岂能在当时社会潮流前站稳统治脚跟？
法家自此成为辅助儒家，区居第二的统治理念，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汉初70多年一直执行‘黄老之学’的观念治理国家，道家清静无为，讲究无为而治，重视休养生息，爱惜民离，恢复生产，增加人口，这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优点。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国境界。
道家之长在哲学，而不在政治观念，‘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脱境界是和‘大一统’理念背道而驰的。汉初政治面临重大问题，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面对破坏，郡县制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期的淮南国之乱就是明证，刘嚊和刘安就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再次；墨家
后人看来，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确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却问题多多，兼爱，非攻，选君，选贤。什么意思？兼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非攻，就是不打战，反对战争，这和不拘手段的统一主张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观’，假如墨家成为治国理念，中国可能就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了，墨家主张‘天选君’，即天子通过天选举确立，这种主张是直接和皇权对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里最早消亡的。
最后研究儒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观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修身观，教育人的最高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安定和统治者治国的实际需要，由春秋战国经秦，汉初延续几百年大乱的彻底结束，大乱走向大治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确立给完成文化，疆域，社会，民族等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在大一统理念的指导下汉族诞生了。汉族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带来的最大作用；
一；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任何历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静态的眼光去看待，认为是想当然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经过漫长的不断演变，运动，角逐和转化最后才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影响一直延续至现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即使在西方价值观念不断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来事物，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首先都必须面临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考验。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展望未来。
③ 如何研究历史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着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着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着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借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④ 应该研究文化的哪些方面，如何研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
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
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
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着《中国历史研究
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
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
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
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
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
“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
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
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
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
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
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
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
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
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
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
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
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着
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
立卡儿特着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
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
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
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
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着《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
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
一段说道：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
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
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
曰，断断不可。……（原着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着，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
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
果律不同的三点（原着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
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
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
“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
“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
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
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
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
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
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
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
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
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
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
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
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
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
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
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
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
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
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
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
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
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
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
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
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
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
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
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
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
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
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
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
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
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
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
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
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
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
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
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
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
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
“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象现代的纽约、
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
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
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
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
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
“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
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够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知识
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
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
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着着
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
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来同条共贯，可以通用一把钥匙来解决他。总结一句，历史为人类
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分配到这三个问题，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动）（文化系的活动）
第一题归纳法研究得出归纳法研究不出
第二题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题非进化的性质进化的性质
⑤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⑥ 如何专业的研究古代史
首先你学习语言~~就拿中国文化来说~你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你首先要研究古文！当然要学习古文献，然后就实物~你要去多看~~
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研究各种文明你首先就要研究各种古代语言~~这些不是你现在能够学习到的·
建议你看基本小说《盗墓笔记》《鬼吹灯》这些虽然是扯淡，但是作者具有很强的历史根底，也知道很多关于历史上的一些小知识~~可以去看看·~~
我一直想报考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 已经努力了四年~~还是一个蛋~~~
我想你会成功的·~~·
我研究中国古钱币已经很久了·~~~
你不妨博学点·~~~
⑦ 如何学好历史的10种方法
1、历史学习，需要阅读、理解、记忆、掌握运用的知识较多，一定要提高学习效率。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可能更容易掌握条理化清晰的内容，杂乱的知识点一头雾水，那么你就需要学会梳理自己学过的知识点；你可能擅于听老师讲，自己看书效率低下，那么你一定要抓住上课有限的时间高效的掌握；你可能需要一边听一边勾勾画画写写，纯粹的听纯粹的看都不会让你注意力集中等等，找到自己学习上的一些特性，这样才能有效有针对性的解决。
2、学习掌握速读记忆的能力，提高学习复习效率。速读记忆是一种高效的“眼脑直映”式的学习、复习方法。速读记忆的练习参考《精英特全脑速读记忆训练软件》，用软件练习，每天一个多小时，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把阅读速度提高5、6倍，记忆力、理解力等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最终提高学习、复习效率，取得好成绩。如果你的阅读、学习效率低的话，可以好好的去练习一下。
3、在学习之后要学会整合知识点。把需要学习的信息、掌握的知识分类，做成思维导图或知识点卡片，会让你的大脑、思维条理清醒，方便记忆、温习、掌握。同时，要学会把新知识和已学知识联系起来，不断糅合、完善你的知识体系。这样能够促进理解，加深记忆。
4、做题练习是少不了的，但不要一味的题海战术，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做题的时候坚决独立完成、杜绝抄袭、杜绝题海战术。试题你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但题型是有限的，要学会反思、归类、整理出对应的解题思路。学习中还要学会阶段性的总结，了解自己最近的学习情况，进行调节和完善。
⑧ 应该研究文化的哪些方面，如何研究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
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
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
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着《中国历史研究
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
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
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
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
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
“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
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
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
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
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
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
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
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
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
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
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
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着
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
立卡儿特着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
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
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
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
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着《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
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
一段说道：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
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
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
曰，断断不可。……（原着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着，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
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
果律不同的三点（原着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
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
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
“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
“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
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
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
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
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
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
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
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
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
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
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
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
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
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
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
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
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
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
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
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
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
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
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
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
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
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
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
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
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
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
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
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
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
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
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
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
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
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
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
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
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
“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象现代的纽约、
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
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
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
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
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
“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
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够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知识
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
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
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着着
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
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来同条共贯，可以通用一把钥匙来解决他。总结一句，历史为人类
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分配到这三个问题，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动）（文化系的活动）
第一题归纳法研究得出归纳法研究不出
第二题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题非进化的性质进化的性质
⑨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
如果研究古代历史按照教科书这样按照某个帝王为主线去研究，就白白浪费时间了。
研究历史，如果从气候、粮食、疾病、技术、制度等角度然后兼顾帝王特点，这样可以更加客观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然后也能从历史中学到经验教训，真正起到学历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