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着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2.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是什么最好是史记
司马迁: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司马迁认为汉武帝是个残暴的君主,在诸多酷吏的传中可以看到每次提到汉武帝对酷吏的态度都是各种各样的"喜".其次司马迁对汉武的讨伐匈奴导致国家弊政是持批评的态度,可以从平准书一篇看出,他十分怀念文景之时的富庶而对汉武由于战争导致国,民贫困十分不满.再次,史记中对汉武帝的描写偏重于求仙,攻伐少于谈论政绩,可以说史记是对汉武帝的"刺书".
3. 司马迁人物评价
1、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2、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3、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
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司马迁是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着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着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司马迁对哪个历史人物评价最好扩展阅读
司马迁(约前145年一?),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从10岁开始阅读古文,20岁时游历于南北各地,考察风俗,采集传说。由于其父司马谈曾担任过太史令,家中藏书很多,司马迁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从而为他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初入仕时,担任郎中,这是皇帝的一种侍从官。曾经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达过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继承父职,担任了太史令,从而有条件大量地阅读官府和宫中收藏的图书和档案。
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又与唐都、落下闳等人,共同编订了太初历,对历法进行了改革。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前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并且开始修撰史书,临死前又叮嘱司马迁继续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投入到史书的修撰之中时,却遇到了飞来的横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陵事件。这一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讨伐匈奴,另派汉代着名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5000名步兵出居延策应。
李陵的军队在浚稽山与匈奴单于遭遇,被匈奴8万骑兵包围,激战8昼夜,汉军斩杀匈奴1万余骑,自身也死伤严重。匈奴见汉军作战勇敢,难以歼灭,决定主动撤退。这时汉军中有叛徒向匈奴告密,说汉军粮食与弓箭已尽,死伤惨重,且并无救兵。
于是匈奴又增加兵力,全力围攻汉军,汉军全军覆没,李陵被俘。汉武帝本来希望李陵战死殉节,却听到了他投降匈奴的消息,十分愤怒。前几天还纷纷称赞李陵的大臣们,此时却附和皇帝,指责李陵降敌,要求诛其三族。
当汉武帝征询司马迁的意见时,司马迁却认为李陵所率的是步兵,在外无救兵、粮箭已尽、兵疲力竭的情况下,能够英勇作战,杀敌数倍,已属不易,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还认为李陵之所以投降匈奴,决非出自真心,一定是想再找机会报效汉朝。同时还批评了那些见风使舵和援救不力的人,暗示李广利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些话激怒了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治罪,又草率地将李陵的母亲、妻儿处死。
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着名的酷吏杜周,为了讨好皇帝,他判处司马迁死刑。按照汉朝的法律,免除死刑的办法有二:一是拿出50万钱赎罪,二是接受“宫刑”。
司马迁由于官小家贫,拿不出这么多钱,可是宫刑又是对人的肉体与精神极大的摧残,他曾经想到过一死了之,但又考虑到自己未竟的事业,为了完成一部像《春秋》一样伟大的史籍,他毅然选择了宫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太始元年(前96年),司马迁出狱,发愤着书,竭尽全力撰写《史记》,终于在他55岁时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典籍。
4.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哪位汉代将军的评价
西汉·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论》:“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意为:太史公说:《论语》说,“本身行为正,不下命令,人们也奉行;本身不正,即使下命令,人们也不奉行。”这是说的李将军啊。我见到李将军,朴朴实实像个乡下人,口不善于言辞。他死的时候天下无论认识他的或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十分哀痛。他那忠实诚恳的心地实在使士大夫崇敬,谚语说:“桃李不能言语,可树下踩出小路来。”这话虽小,却可以使人明白大道理啊!
5. 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肯定于颂赞的历史人物主要有哪几类
《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市井小民,涉及人物四千余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平民如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的入传。这表现了司马迁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独特的历史认识。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能解决您的问题O(∩_∩)O
6. 司马迁的《史记》有哪些对人物的评价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7. 名人评价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着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着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发愤着《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着作。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着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着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司马迁祠墓
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着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8. 评价司马迁的第一位古人是谁
历史评价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着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着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着《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着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网络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网络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着名,其宏伟巨着《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9. 陈涉世家司马迁对着一历史人物持什么态度
作者司马迁对陈涉是肯定和赞扬的。“世家”是《史记》中为那些对全国政局有影响的王侯将相所作的传记,司马迁将陈涉与一般的王侯齐观,可见对他首先发难的功绩是予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