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历史进程中边疆的内地化

① 古代边疆与内地制度有哪些不同

摘要 中国古代的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服务于历代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至清代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② 历史边疆的内涵有哪些

首先，历史边疆是一个动态的空间或者说区域。在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随着部族或种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各政治共同体势力的消长，历代疆域、政区和民族分布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变革是随时发生的，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大，或几千年来一成不变。某个朝代属于中国疆域的边缘地区，另一个朝代也许纳入了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成为中心的一部分，而曾经纳入中原体制的地区，在某些朝代也可能重新成为边疆地区。正如汉代王符所说：“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人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往，虽尽东海，犹有边也。”比如，唐朝人视桑干河一带为中国之“塞北”，过了桑于河往北才是边塞地区，而在南宋人眼中，则出了洪泽湖进人淮河以北就已到了北部边境了，陆游所谓“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雒”即是明证。唐朝盛世，天山、葱岭才是极西，而在晚唐诗人白居易时代，因凉州(今甘肃武威)陷于吐蕃，则陕西的凤翔以西也成了边疆，所谓“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可见，边疆的历时性波动，导致中国历史疆域的动态变化，使其在构成模式上显示出阶段性的特征，故而边疆问题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才显得尤为突出。今天的中国边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

其次，本文所要研究的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则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帝国内部，中华文明(化)中心区域周边的边缘地区。区分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主要在于政治、地理和文化。早在4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指出“边疆者，一国领土之外缘地带，在地理上与内地异其部位，而在国家主权及政治制度上皆与内地合为一体。此义盖寰宇内立国之所同”。这一见解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

所谓政治，即行政上是中原王朝(政治统一体尤其是大一统时代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行政控制的边缘地带，以及中原王朝虽未行使行政管辖，但由边疆少数民族建立政权进行统治的地区。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部族和政权的关系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国家政权的实施形式往往呈现两种极端局面，“一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甚至是军事管制；另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至于在某地实施哪种方式，则是因地制宜或因时而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从而构成大一统之下中原王朝控制中心腹地和“四夷”边疆的格局。

至于文化，一般而言，由于自然、人文和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地区往往又是民族地区，人少地广。居住着主体民族之外的族群。他们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经济生活、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在文化和风俗习惯上不同于中原汉族地区。

同时，地理因素也是区分中心与边缘的依据之一。顾颉刚先生曾说，中国边疆的重要特点之一即在于地理上的特殊：“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泔筏于险懒者，谓之边疆；冠裳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在中国历代文人笔下。“塞外”、“域外”、“关外”等几乎就是边疆的代称。

第三，虽然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皆呈动态，但从整个历史上沦则又有其相对的稳定性。所谓“边地为裔，亦四裔通以为号也”。一直到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以中原内地为主干，“四裔”为边疆的格局大体上是得以维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边疆呈现出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所以本文在使用“边疆”这一概念时，为讨论问题的方便，一般情况下泛指历史上中华疆域的边缘区域。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仅仅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地带视为历史边疆是不合适的。如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认为，以整个亚洲内陆为视角。中国长城地带是个中心，其南北有着草原社会（帝国或部落共同体如匈奴帝国、突厥等)和南方农业帝国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关系，“中国从有利于建立中国社会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二者之间的地域遂呈现“边疆形态”，这实际上仅仅把中华民族内部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地带，即历史上所说的“内边”，视为整个中华历史疆域的边疆。这一观点无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实际，从一定意义上仍不出王朝体系的窠臼。

第四，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治边理念指历史上中原王朝(大一统政权，包括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经营边疆的指导思想。而边疆经营战略(也可称为治边战略)则指历代大一统王朝为了实现统一边疆和稳定边疆，在边疆经营中制定和实施的全局性的方略，以及筹划和指导这些方略的原则和方法。之所以以大一统时代为代表，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治边理念、治边策略与边疆发展和演变之间内在关系的方便，并非出于中原王朝中心论而将汉族或统一的中原政权当成中国的唯一代表。因为就历史实际而言，大一统时代中华帝国与边疆的关系更为突出，也更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

③ 边疆的历史概念

第一，边疆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形式往往呈现两种极端局面，一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甚至是军事管制；另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至于在某地实施那种方式，则是因地制宜或因时而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在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
第二，边疆有军事方面的含义，边疆地区是国家的国防前沿，即边防地区，因此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在国家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或武装侵略时就更为突出。
第三，边疆有经济方面的含义。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
第四，边疆也有文化方面的含义。正是因为边疆地区在以上诸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不少差异，所以其区域文化类型的形成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长时期、深层次演进的结果，与边疆地区的居民构成（主要是民族或种族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但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与外部的文化交流中（主要是边疆与内地的交流），其社会文化特点也会发生变化。
显然，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从历史角度看，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民族自治的本质和形式有别，如在古代有羁縻府州、土司地方等）属于边疆地区，但也不能就此得出自治程度高的地区就是边疆地区的结论。
事实上，人们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着眼点，这其中既有综合性考虑问题的，也有就某个局部问题进行研究的。在进行历史上的边疆研究时，应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边疆问题，既要有重点地考察对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进行研究，也要兼顾从边疆的某个单一视角或对某些局部问题进行的研究。
面对十分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边疆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客体供人们进行研究，这首先取决于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的历程问题。

④ 如何理解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进程由外向型向内向型转变的开始

首先，这次战乱之后大唐王朝不得不放弃了积极进取的对外战略，放弃了整个西域，实行收缩之后的唐朝也失去了早期那种奋发图强的乐观精神，内敛保守思想开始抬头。
其次，由于造成安史之乱的是边关的胡人将领，加上后来的藩镇跋扈，这让人们开始对武夫和胡族产生了警惕，为后来的崇文抑武国策奠定了基础，并且对开疆拓土之类行为产生了反感排斥，这些都是之后的朝代向内向型转变的原因。
中国唐朝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由外向型向内向型转变的开始，安史之乱前后持续达八年之久，是中国自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又一次大规模动乱局面。中国人口损失3600万也并非耸人听闻，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肃宗乾元三年，也就是公历760年，全国各州上报的户口为2933174户，大致为1600万的人口数量，同安史之乱前的玄宗天宝十三年各州上报的人口数量5200万相比，当时人口损失大致也就是3600万这个数字。

⑤ 各个朝代的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和亲、设置管理部门、战争等措施。

举例：

古代对新疆采取的措施：

1、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的开始。

西汉统一西域后，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公元前108年，西汉出兵攻破楼兰、车师，打败大宛后，在轮台、渠犁驻兵屯田，建立了“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宜。

这是西汉在西域设置的最早的行政机构。公元前68年，西汉派特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到渠犁一带屯田。公元前64年，任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主护南道。公元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管南道和北道，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轮台东北）。

2、唐朝时，唐太宗在天山以南，设立安西都护府；武则天在天山以北设立北庭都护府。

3、清朝时，干隆帝平定了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并设置伊犁将军，管理整个新疆地区。

(5)如何理解历史进程中边疆的内地化扩展阅读：

古代边疆多指四大地域：西北人烟稀少之地，东北极度苦寒之地，西南烟瘴遍布之地和东南荒岛几近无人之地。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些地方有多荒凉。气候恶劣，去那里很容易水土不服。

还没等累死，就先病死了。就算没病死，周围也有很多凶猛野兽神出鬼没。而且边疆地区很容易发生战事，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稍不留神，自己就是炮灰。

⑥ 古代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羁縻与怀柔。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力图通过加强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颁布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李渊明确提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为羁縻府州的设立。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政府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后汉书》，卷35《百官二》）。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等分掌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使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从和亲到联姻。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采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皇太极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睢宫的宸妃都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干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干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干隆皇帝曾作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有俸禄俸缎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和赐恤致祭制。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的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但我们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

4.经济开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开发。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行为的屯田；二是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边疆和内地的民间交往。在边疆地区屯田，又称之为屯垦戍边。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举措。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屯田戍边活动，以后各朝中央政府尤其是统一王朝的政府都奉行不悖，成为历代治理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疆为例，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着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西汉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但真正大规模屯田是公元前69年以后。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供应，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历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630年开始计算，至8世纪末，前后长达160余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当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资治通鉴》卷223）。从有清一代新疆屯垦的发展历史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国屯垦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成绩更为显着，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垦了大片耕地，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前期各族军民共垦地301.9万余亩；二是完全解决了军粮、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三是促进了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四是为新疆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此必须指出，历史上的边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趋势的背景观之，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简言之，一是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是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三是有序展开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⑦ 传统的治边理念以及边疆政策与边疆的历史演变之间呈现出哪些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文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影响着边疆战略的制定和治边实践的开展。尽管历代治边政策不尽雷同，对边疆经营与国家统一及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在认识上和相应的举措上，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但其背后深层的文化渊源则是相同的。另一方面，现实政治中的治边实践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对边疆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和理性的思考。结果是，“天下一体”的世界观、“夷夏之辨”的民族观、政治哲学中的“王道”原则以及“经权”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治边理念这一观念系统，成为历代治边共同的思想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两种互为补充的传统治边战略。直到近代，这一治边理念仍然保持着很强的连续性。

⑧ 如何理解和确定中国的历史边疆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见仁见智，并未取得一致认识。如有以民族成分为划分标准的“民族边疆”说(认为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就是边疆)；以文化类型为划分标准的“文化边疆”说(认为凡是汉文化系统之外的地区就是边疆)；以地方行政制度为划分标准的“行政边疆”说(认为凡是未施行郡县制的地区就是边疆)，等等。

对历史边疆认识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历史疆域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而正确认识历史疆域恰恰是确立历史边疆的必要前提。

⑨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是怎么划分的

如何理解和确定中国的历史边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见仁见智，并未取得一致认识。如有以民族成分为划分标准的“民族边疆”说(认为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就是边疆)；以文化类型为划分标准的“文化边疆”说(认为凡是汉文化系统之外的地区就是边疆)；以地方行政制度为划分标准的“行政边疆”说(认为凡是未施行郡县制的地区就是边疆)，等等。

对历史边疆认识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历史疆域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而正确认识历史疆域恰恰是确立历史边疆的必要前提。

在关于中国历史疆域标准的问题上，谭其骧先生和白寿彝先生曾分别提出过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观点。谭其骧先生在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时，曾确定了一个标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谭先生又撰文重申此说：“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而白寿彝先生在批判“以历代皇朝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的“皇朝疆域观”时，则提出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为处理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标准，并将这一标准用于自己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写作上，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但这两个标准并未得到史学界和边疆史地学界的一致认同。有的学者就认为，以上两个标准“把复杂多变的中华疆域企图以一个简单的模式套住，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从发展的变化的视角，不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不对历史疆域作动态的考察，而是从一个既定的框框出发，这就不能正确解决问题，易造成误区”。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确，在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历史疆域有一个消长、变动与形成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并不是“古已有之”且一成不变的，不能用一刀切的标准。但是不能一刀切并不是说不可确立标准。因为，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对各种具体现象进行总结和提升，以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历史疆域的研究也不例外。

要确立中国历史疆域的范围，必须重视中国古代属于前民族国家这一重要前提，要尊重历史的实际。就中华文明的起源来讲，考古学界几十年来所做的探索，已经初步得出结论，即在史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华大地起码长期存在着六个大的文化“区系”，这些大的文化“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且大致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同时，“区系”内部和“区系”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在这种复杂的纵横关系中，各文化“区系”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区系”范围内大致平衡而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并最终促成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的突破。六大文化“区系”中，以关中(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华夏族(后来在与其他各中华古族后裔的相互融合中发展为汉族)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高度发达，遂成为长期稳定的文明中心和政治中心，而同属于中华古族的其他各部族，也在中原之外其他“区系”的广阔地带形成一个个部落共同体或政治单元，并继续与中原互相激荡和影响，甚至伴随着武力征服和政权的更迭。在这一过程中，政权的包容范围越来越大，原来大致同步发展的各文化“区系”出现了更多的相互重叠，而未曾重叠的地区，因与中心区域在经济、文化上差距显着，遂成为边缘地带。

不过，这些边缘，也仅仅是同一“天下”的边缘，而不是“天下”或“海内”之外的边缘。同时，中心与边缘又不是绝对的。因为，随着汉文化圈的越来越大，各民族之间以汉族为主干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于是渐次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与巩固，国家对边疆的开发也逐步深入。在这个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先后以不同方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中原王朝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秦汉以降历代历史学家笔下，“外国传”或“四夷传”中，有相当一部分指的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外国”的含义，所以在古人的心目中，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包含在中国史之内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曾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包括于其中。如《新唐书》的作者就认为中原之外有“八蕃”(高丽、真腊、波斯、吐蕃、坚昆、突厥、革未革曷)，其外才是不属中华帝国的“绝域”：“其外谓之绝域”。又如，历史上，安西、西域等地，一经汉、唐开拓，此后虽与中原王朝时离时合，但一直被视为中国版图，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人们仍将这些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固有的疆域，比如陆游就写过“梁州四月晚莺啼，共忆扁舟罨画溪，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的诗句山，并勉励大将们“远规复燕赵”、“屯玉关之西、天山之北”。这些话虽是文人寄托之词，但不能说不是古人疆域观念的反映。

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王国、汗国，通常也并不自外于中国，而恰恰自居为“中国”，或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历史上中华帝国的中心与边缘又经常处于互动关系之中。中心区域之外的各民族都曾以各种方式参与了中华历史的创造过程，从各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反映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所以，中原之外非汉族政权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又有其合理性、重要性。而中国的历史边界，应该是谭其骧先生反复强调的，即中国的边界决不能仅仅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某一时期中国的边界，并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谭先生曾举例说“汉朝时候，中国的北界在哪里呢？就是匈奴的北界，一直到达贝加尔湖一带。唐朝时候中国的北界在哪里呢？应该就是突厥、回纥的北界，同样，其他方向也是如此，唐朝时候(中国)西南的边界在哪里呢？应该就是吐蕃的边界、南诏的边界；东北的边界在哪里呢？应该是室韦的边界，革未革曷的边界。”据此，中华历史疆域，就应是历史上中原王朝及各分立的民族政权或共同体疆域范围的总和，包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各个部分，即不仅应包括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带，而且还应包括历史上各分立的边疆政权、少数民族政权或共同体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