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有哪些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毁灭性传染病
鼠疫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大约在1340年散布到欧洲,因患者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又被称为“黑死病”。黑死病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② 瘟疫与环境、人类的相互关系
不可不说的环境因素3月底4月初刚在大洋彼岸发端的甲型H1N1流感,今天已经遍布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并有继续蔓延的势头,这不禁让人感叹全球化在缩小了区域距离的同时,让传染病的流传也变得更加便利。其实,传染病的流传史一直都是和人类的交往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引发传染病的病原体随着人类活动而传播,又反过来影响到了人类的活动。这样,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全球史,同时也就成为病原体实现全球瘟疫“一体化”的历史。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人、疫共生的全球史的演进历程,是与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紧密相关的。其中大环境是指人类在大范围内的交往行为,它是关系到一般传染病能否从一个族群传播到另一个族群,并形成跨地区转移进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烈性传染病——瘟疫的基本因素。小环境则指特定族群在特定地区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医疗条件等,它是关系到传染病最终是否可以发生,或者说病原体能否成功在人群之间传播的基本因素。小环境的变迁
与瘟疫的兴衰从人类的起源到约1万年以前,人们散居各地,谋生的手段主要是采集果实,间或以狩猎作为补充。英国学者庞廷(Clive Pontine)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与动物、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接触机会都比较少,故而传染病也较少发生。但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人们逐渐定居下来,并实现了对多种动物的驯养,也使得后者身上的病原体成功侵入人体,其中一些从此还在人体内安家落户,成为典型的人类疾病。而对人类来说,几乎所有的传染病都源自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对此,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指出,“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当前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在驯养动物的同时,也开垦耕地、种植作物,从而也拉开了人与病原体之间大规模生存博弈的序幕。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直到19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和病原体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病原体似乎始终占据着上风。对于人类而言,小环境固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营养结构日趋丰富、医疗水平得以提高等,但医疗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改变并不能阻止病原体的侵袭,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其滋生和散播的介质:人类大量聚集在狭小的空间内,并且这种空间往往人畜混杂,卫生境况糟糕。人们对传染病的医疗认识极其有限,有些应对措施如大规模的集会行为等很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大环境促使
全球瘟疫“一体化”病原体之所以得以肆虐,还要归功于历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大环境因素:大规模的对外作战是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最主要方式,也是病原体开疆辟土的最佳途径。此外,不间断的土地垦殖使自然生态受到破坏,一些新兴的传染病也可能随之发作,而日益频繁的对外贸易也在瘟疫的流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法国史学家拉杜里所言,这些条件使得全球瘟疫“一体化”。
从大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是城邦、国家初步建立并彼此倾轧、建立地方霸权的时期,我们也在亚述和巴比伦的记载中发现了发热病、肺结核和鼠疫。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地区性的强国纷纷向周边地区开战,建立了第一批大帝国。病原体随之跨地区作业,如在罗马帝国东征西扩建立巨大版图的过程中,大瘟疫不可避免地数次爆发。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中,来自东方的匈奴人所携带的病原体或许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真正实现了瘟疫在欧亚大陆一体化还是在中世纪。14世纪的“黑死病”发源于中亚,然后随着蒙古铁骑和东西方商人的足迹传遍了欧洲,造成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损失。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让人类在空间上基本完成了全球化之旅,而天花也成为病原体一统天下的代表。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还包括其他病原体)的印第安人触之即亡,总人口在一两个世纪内减少了95%。近世环境变迁下的
瘟疫图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殖民主义的扩展,“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出现了,这便是霍乱。究其原因,从大环境上来说,殖民行为和民族冲突让区域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密,城市化的进程则加速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从小环境来说,工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特别是河流污染,卫生条件变得更差了。这种局面让消化道病原体活跃异常,并最终发展成了世界性瘟疫。幸运的是,这些传染病引发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公共卫生变革。细菌学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医学思想上的革命,一种又一种病原体在显微镜下现身,人们逐渐掌握了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并有意采取措施控制。其中,大环境中的检疫制度与小环境中的隔离措施有力遏制了瘟疫的传播,而疫苗和抗生素的研发则为人类增加了一套“人造”免疫系统。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人类对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干预中,更多的卫生因素被考虑进来。尽管随着交通工具不断地更新换代,地球逐渐“村庄化”,但人口的流动特别是长距离的流动却渐趋规范化,这使得大环境在加快了病原体传播速度的同时,却有效控制了它们的传播途径。而对于小环境来说,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加整洁,卫生设施愈发健全,清除了许多病原地的聚集死角。随着这一系列公共卫生体制的不断健全,鼠疫、天花、霍乱等传统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对病原体的胜利。当人类的免疫系统和医疗水平可以有效控制传统病原体时,后者往往以变体的形式进行反击,如在1918—1919年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世界性大瘟疫,导致了1500万到2000万人的死亡,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而这一瘟疫便是由特定恶性流感族群的演化所导致,这种演化后的流感病毒,正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一种变体。另外,在1980年代才首次被确认的艾滋病今天已是世界公敌,据研究,其HIV病毒可能来自于非洲野猴。这不禁让人感叹,到底还有多少病原体,还将从动物身上袭击人类!在大环境与小环境
两方面努力瘟疫史就是病原体与人之间的生存博弈史,人类的大、小环境的不良状态,使瘟疫的传播成为可能,而人类对大、小环境的改善又把瘟疫的生存范围压缩在了有限的范围之内,但瘟疫也在为谋取生存空间而不断产生新的变体。西班牙流感爆发9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处在甲型H1N1流感病毒变体的危险之下。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过于恐慌,因为西班牙流感的高死亡率要部分归因于当时小环境的不良影响,以及大环境中战乱所带来的交往混乱。而今天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体制和医疗救治水平,已经在控制瘟疫流传和救治患者方面初见成效。但另一方面,对全球瘟疫一体化历程的回顾警示我们,不可盲目乐观。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瘟疫,减缓甚至阻断病原体的传播,就必须在大环境方面加强出入境检验和全球协作,并努力维护和平,避免战争之类非常规交往方式的出现。在小环境上,我们要继续改善民众的饮食、居住、医疗等条件,注意生活方式的文明化,特别是要努力弥补地区差异,减少瘟疫发源地的数量。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在面对病原体的进攻时,保持审慎的乐观。 复制的,你自己再改改吧
③ 从黑死病到西班牙大流感,传染病为何也会跟着人类进步
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其实是在不断的与疾病抗争、不断深入的,我们也必须接受,人类还要和传染病长期共存这样的一个现实。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医学的进步,我们已经具备了很多应对传染病的手段。 我们要相信,依靠科学,依靠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团结友爱,我们肯定能够应对各种要发生的来自传染病的挑战,也能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④ 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是如何改变世界
流行病没有改变世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流行病只能说是影响了世界,淘汰了一部分人,刺激了医疗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完善等等。没有流行病,世界也在变,世界在时间里不停的变化。
⑤ 病毒和病菌可以影响世界历史吗如果有,请列举一种分析之.
黑死病
过去两千年里,三场大规模的鼠疫给世界带来了任何一场战乱或传染病都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第一场鼠疫(542到543年间)发生在还是东罗马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它打破了查士丁尼一世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 第二场鼠疫肇始于1346年。 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让中古时代的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八千万。 这场被后世称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给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地球人口长期增长的进程横切了一刀,其造成的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 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马尔萨斯预言中所说的大自然的调节机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瘟疫不仅是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因素,更是打破马尔萨斯僵局的一个外生因素,为欧洲社会格局沿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契机。
⑥ 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每次的情况是怎样的
每次的情况一开始都非常的棘手,但是后来人类成功的战胜了传染病。
⑦ 人类历史上比较出名的几大传染病,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谓瘟疫,其实就是指由某些强烈致病因素引发的大规模的传染病。不管是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在外国诸国的历史上,几乎都能找到它们存在过的证据。而且每次暴发传染病后,都会有大量人因此而丧生。
由此可见,瘟疫算得上是人类自出现至今遇到过的一大劲敌了。不过你知道吗?其实瘟疫并非只有一种,它是符合上述概念的各种传染病的一种统称罢了。若要细分一下的话,我们完全能以不同名称来给不同种的传染病命名。比如下面这些传染病,就都曾横行过一时,且给人类造成了莫大的伤亡。
除了上述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传染病存在。别看现在我们人类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水平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但是在与传染病做对抗时,我们依然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不过,既然我们曾经有过打败这些传染病的经验,那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一定能够完全征服它们,让它们在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被消灭殆尽。希望这一天能够尽快到来,那样我们人类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和健康。
⑧ 病毒对人类的影响
微生物是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动物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它个体微小,却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可谓“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涵盖了有益有害的众多种类,广泛涉及健康、医药、工农业、环保等诸多领域。
微生物对人类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在人类疾病中有50%是由病毒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资料显示:传染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所有疾病中占据第一位。微生物导致人类疾病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与之不断斗争的历史。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人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新现和再现的微生物感染还是不断发生,像大量的病毒性疾病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一些疾病的致病机制并不清楚。大量的广谱抗生素的滥用造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使许多菌株发生变异,导致耐药性的产生,人类健康受到新的威胁。一些分节段的病毒之间可以通过重组或重配发生变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每次流感大流行流感病毒都与前次导致感染的株型发生了变异,这种快速的变异给疫苗的设计和治疗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耐药性结核杆菌的出现使原本已近控制住的结核感染又在世界范围内猖獗起来。
微生物能够致病,能够造成食品、布匹、皮革等发霉腐烂,但微生物也有有益的一面。最早是弗莱明从青霉菌抑制其它细菌的生长中发现了青霉素,这对医药界来讲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后来大量的抗生素从放线菌等的代谢产物中筛选出来。抗生素的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一些微生物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发酵,生产乙醇、食品及各种酶制剂等;一部分微生物能够降解塑料、处理废水废气等等,并且可再生资源的潜力极大,称为环保微生物;还有一些能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微生物,例如:高温、低温、高盐、高碱以及高辐射等普通生命体不能生存的环境,依然存在着一部分微生物等等。看上去,我们发现的微生物已经很多,但实际上由于培养方式等技术手段的限制,人类现今发现的微生物还只占自然界中存在的微生物的很少一部分。
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相当奥秘。例如健康人肠道中即有大量细菌存在,称正常菌群,其中包含的细菌种类高达上百种。在肠道环境中这些细菌相互依存,互惠共生。食物、有毒物质甚至药物的分解与吸收,菌群在这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还不明了。一旦菌群失调,就会引起腹泻。
随着医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人们对基因、遗传物质等专业术语也日渐熟悉。人们认识到,是遗传信息决定了生物体具有的生命特征,包括外部形态以及从事的生命活动等等,而生物体的基因组正是这些遗传信息的携带者。因此阐明生物体基因组携带的遗传信息,将大大有助于揭示生命的起源和奥秘。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微生物病原体的变异规律、毒力和致病性,对于传统微生物学来说是一场革命。
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代表的生物体基因组研究成为整个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而微生物基因组研究又是其中的重要分支。世界权威性杂志《科学》曾将微生物基因组研究评为世界重大科学进展之一。通过基因组研究揭示微生物的遗传机制,发现重要的功能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疫苗,开发新型抗病毒、抗细菌、真菌药物,将对有效地控制新老传染病的流行,促进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牛痘疫苗的应用使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消灭了一种疾病——天花,而目前的基因工程疫苗也为疾病的有效预防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乙肝病毒的预防等。
从分子水平上对微生物进行基因组研究为探索微生物个体以及群体间作用的奥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为了充分开发微生物(特别是细菌)资源,1994年美国发起了微生物基因组研究计划(MGP)。通过研究完整的基因组信息开发和利用微生物重要的功能基因,不仅能够加深对微生物的致病机制、重要代谢和调控机制的认识,更能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系列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因工程产品,包括:接种用的疫苗、治疗用的新药、诊断试剂和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各种酶制剂等等。通过基因工程方法的改造,促进新型菌株的构建和传统菌株的改造,全面促进微生物工业时代的来临。
工业微生物涉及食品、制药、冶金、采矿、石油、皮革、轻化工等多种行业。通过微生物发酵途径生产抗生素、丁醇、维生素C以及一些风味食品的制备等;某些特殊微生物酶参与皮革脱毛、冶金、采油采矿等生产过程,甚至直接作为洗衣粉等的添加剂;另外还有一些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可以作为天然的微生物杀虫剂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通过对枯草芽孢杆菌的基因组研究,发现了一系列与抗生素及重要工业用酶的产生相关的基因。乳酸杆菌作为一种重要的微生态调节剂参与食品发酵过程,对其进行的基因组学研究将有利于找到关键的功能基因,然后对菌株加以改造,使其更适于工业化的生产过程。国内维生素C两步发酵法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菌株氧化葡萄糖酸杆菌的基因组研究,将在基因组测序完成的前提下找到与维生素C生产相关的重要代谢功能基因,经基因工程改造,实现新的工程菌株的构建,简化生产步骤,降低生产成本,继而实现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升。对工业微生物开展的基因组研究,不断发现新的特殊酶基因及重要代谢过程和代谢产物生成相关的功能基因,并将其应用于生产以及传统工业、工艺的改造,同时推动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
农业微生物基因组研究认清致病机制发展控制病害的新对策
据资料统计,全球每年因病害导致的农作物减产可高达20%,其中植物的细菌性病害最为严重。除了培植在遗传上对病害有抗性的品种以及加强园艺管理外,似乎没有更好的病害防治策略。因此积极开展某些植物致病微生物的基因组研究,认清其致病机制并由此发展控制病害的新对策显得十分紧迫。
经济作物柑橘的致病菌是国际上第一个发表了全序列的植物致病微生物。还有一些在分类学、生理学和经济价值上非常重要的农业微生物,例如:胡萝卜欧文氏菌、植物致病性假单胞菌以及我国正在开展的黄单胞菌的研究等正在进行之中。日前植物固氮根瘤菌的全序列也刚刚测定完成。借鉴已经较为成熟的从人类病原微生物的基因组学信息筛选治疗性药物的方案,可以尝试性地应用到植物病原体上。特别像柑橘的致病菌这种需要昆虫媒介才能完成生活周期的种类,除了杀虫剂能阻断其生活周期以外,只能通过遗传学研究找到毒力相关因子,寻找抗性靶位以发展更有效的控制对策。固氮菌全部遗传信息的解析对于开发利用其固氮关键基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保护微生物基因组研究找到关键基因降解不同污染物
在全面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现象也日益严重。面对全球环境的一再恶化,提倡环保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而生物除污在环境污染治理中潜力巨大,微生物参与治理则是生物除污的主流。微生物可降解塑料、甲苯等有机物;还能处理工业废水中的磷酸盐、含硫废气以及土壤的改良等。微生物能够分解纤维素等物质,并促进资源的再生利用。对这些微生物开展的基因组研究,在深入了解特殊代谢过程的遗传背景的前提下,有选择性的加以利用,例如找到不同污染物降解的关键基因,将其在某一菌株中组合,构建高效能的基因工程菌株,一菌多用,可同时降解不同的环境污染物质,极大发挥其改善环境、排除污染的潜力。美国基因组研究所结合生物芯片方法对微生物进行了特殊条件下的表达谱的研究,以期找到其降解有机物的关键基因,为开发及利用确定目标。
极端环境微生物基因组研究深入认识生命本质应用潜力极大
在极端环境下能够生长的微生物称为极端微生物,又称嗜极菌。嗜极菌对极端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极端微生物基因组的研究有助于从分子水平研究极限条件下微生物的适应性,加深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有一种嗜极菌,它能够暴露于数千倍强度的辐射下仍能存活,而人类一个剂量强度就会死亡。该细菌的染色体在接受几百万拉德a射线后粉碎为数百个片段,但能在一天内将其恢复。研究其DNA修复机制对于发展在辐射污染区进行环境的生物治理非常有意义。开发利用嗜极菌的极限特性可以突破当前生物技术领域中的一些局限,建立新的技术手段,使环境、能源、农业、健康、轻化工等领域的生物技术能力发生革命。来自极端微生物的极端酶,可在极端环境下行使功能,将极大地拓展酶的应用空间,是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生物技术加工过程的基础,例如PCR技术中的TagDNA聚合酶、洗涤剂中的碱性酶等都具有代表意义。极端微生物的研究与应用将是取得现代生物技术优势的重要途径,其在新酶、新药开发及环境整治方面应用潜力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