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思多少岁了

① 吴思——《潜规则》，求评价。

读《潜规则》时除了忍俊不禁，在掩卷之余，也还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研究中没有感受到应有的人文价值的力量。我过多地看到了潜规则对官员的支配作用，而他们对潜规则的真实态度与情感则没有被充分表现。这是否意味着吴思先生在揭示一种历史真实的同时，无意中弱化了另一种真实？作为一种深入中国历史的研究，似乎不该如此表现。吴思先生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书中加了一些正面研究以便平衡，诸如对雷锋的研究。然而坦率地说，这些正面研究远远不能发挥平衡作用。至少我对书中的正面研究印象不深，感受不强。说这些并不是希望吴思先生在“潜规则”研究中生硬地加几句空洞的道德批判话语，而是意在指出“潜规则”的研究尚有可以深入的地方。以我的疑问为例，我希望知道贪官污吏们对“潜规则”的基本态度是什么，无奈屈服的因素大不大？这些官吏从正面教育中得到的道德因素到底退缩到什么地步，有没有重新表现出来的可能？他们对有切身利害的事，和与己无关但性质相同的事的态度是否有区别？他们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是如何处理正面教育与“潜规则”教育的关系的？……？这些问题吴思先生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有助于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个人道德操守与“潜规则”既妥协又冲突的复杂关系的认识，也会给正面价值一些表现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增强这本书的真实感和吸引力。

正是上述《潜规则》的一些研究荒原的存在，它的社会影响，似乎充满了复杂性。它对每个读者都是开放的，每个对它感兴趣的人都会从中“获益”。老百姓看了会更深刻地认识腐败；新官可能会以教科书视之，从中吸取经验；决策者看了能更周详地考虑防微杜渐，既治标又治本。但就学习的实际效果与认识态度来讲，各类人是不同的。老百姓虽多了些理性认识，似乎也只多些谴责的角度而已，甚至可能会对正面教育中的理想与信念产生些消极的想法。腐败堕落者也许现学现用，更好地利用潜规则为自己谋利。而正直的官员看了会有怎样的感触？是妥协，还是为可能到来的悲壮命运做好心理准备？

吴思先生对于《潜规则》一书的写作，采取了一种比较感性的手法，而且似乎对它致用于当代社会所寄予的期望要高于对它所产生的学术影响的期望。顺便提一下，和笔者交情甚笃的朋友中有一位是研究明史的程博士，还有一位是研究教育的赵博士。赵博最早知道吴思先生其人其文，我次之，程博又次之。这似乎是在从小角度暗示《潜规则》的影响可能首先从非专业的读者群开始？因此我曾经考虑过从明史专业角度来评论《潜规则》的不足是否恰当。不过为了使读者能有一个更广阔的参照系，评价它学术上的不足仍是必要的。就整体而言，《潜规则》的研究路径是一角独起，不及其余。仍以《万历十五年》为对照，黄仁宇先生为着《万历十五年》，单是通读《明实录》就两年有余，这是许多研究明史的学者难以企及的。除此之外，黄先生还“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着作，费时更多”。在写作上，他以当时的国际环境为衬托，将有明一代宫廷与社会鲜活的历史，悬系于一载，大家气度十足。而《潜规则》所用史料大都是常见的，而且研究的范围以官场为主，没充分展现更具广泛基础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其中的潜规则。这是它不足的地方。

②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史学家是不是司马迁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官校毕业后(一九四零)，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后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着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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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刘志琴《黄仁宇现象》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着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庄周《齐人物论》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
——卫建民 《读〈关系千万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着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
——邝海炎 《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黄先生的着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着、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方舟子 《悼念黄仁宇先生》
（黄仁宇的）书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一种“历史切身感”。这该是史书独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历史将变成可疑的概念和符号，而人们之所以读史，可不是为了听一堆教条。
——贺兆田（社科院文学所）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吴思、甘琦《 “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
《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
——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着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黄仁宇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着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
——高王凌《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
——李方《给普通话写作点穴》
——傅国涌《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着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着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
这部着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 David Lattimore 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着名小说家 John Updike 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
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
——（台湾）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史观派史学，在八○年代后半期的台湾史学界投下一块巨石，激荡出阵阵回响。
或许，称呼先生为创作家，要允当得多。他不在乎理论体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词用字是否为同侪所认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与想法的普及传布。在生命经验的参佐下，允许读者以最浅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资本主义最精淬的内涵，然后回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中，证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集体记忆。谁说先生不是一名严谨的史学家？对先生来说，走出象牙塔，进入人群，将半生的思考与同他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终心愿。他何必在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在世纪末的台湾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象之外。
——（台湾）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灼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着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台湾）邱澎生 《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台湾）张惠菁《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
黄仁宇的故事讲得越精采，历史的讽刺味就越浓。反之，传统组织越是致命，黄仁宇就获得越多的空间，越能精细刻画这些人物的特质与长处；而读者也越能领略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剧经验。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运，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吃人的不是鲁迅所说的礼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
——（台湾）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
——（台湾）王烦森

③ 历史学家吴思去哪里了

很少在大众面前露面。
历史学者吴思、反腐专家李永忠以及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提出了特赦贪官的问题，均主张以赦免贪官原罪，唤起他们支持政改。
吴思，男，着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④ 吴思的教育经历

1992.9---1995.7: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物理学，博士
1990.9---1992.7: 北京师范大学广义相对论，硕士
1987.9---1990.7: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学士

⑤ 吴思的主要着作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
《隐蔽的秩序》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译名选择与传统断续
血汗替换率：当代中国的人性计算
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说官话的利害计算
中美煤矿工人的命价
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
“法酬”：洋旗的价值所在
出售英雄——献给未来的英雄们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当贪官的理由
恶政是一面筛子
中国：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
最聪明最冷静的人
吴思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最冷静的人，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学的经济，那么今天中国最着名的经济学家肯定有他一个，没办法，当年文学历史才是显学，挤不进来的，才选经济和法律，所以，吴思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后，做了报人，那点骨子里带来的经济之才，只好偶尔在炒股上一试身手，据说人家屡战屡胜，无论股市牛还是熊，总是胜多负少。一个着名书商跟我说，吴思有本炒股笔记，如果能出版，肯定卖疯了，可惜，无论如何诱惑，人家都不肯出，显然，吴思不想借这个出名。据说，吴思炒股，在家里被女儿批判过，说是发不义之财。
名气
作为职业报人的他，报告文学写得好，也是挖新闻的能手，在业内业外很有名气。但是，真正让吴思出了大名的，却不是的报告文学，而是历史着作。试问，当今的中国，三百六十行，哪行的人士不知道“潜规则”呢？这个吴思发明的概念，跟古汉语似的，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说那里存在潜规则可以，说今天某某被潜规则了，也可以，能否变成形容词，估计可以一试。这个词，让某些官家的人很不高兴，因为自家那点把戏，都给吴思说破了。接下来的名词概念，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发明一个，火一个。做《读库》的老六，干脆称吴思是修辞学家，严格说，应该是流行名词创造的修词学家。
吴思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个极度不务正业的家伙李亚平说，他和吴思的大学生涯，感觉没学什么东西，也许是属野狗的，非自己找食吃才舒服。因此，两位都酷爱历史，正史野史不挑不拣，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爱到比历史专业的人，吃得还多。但吴思的历史着作，写出来却有经济学，尤其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味道。我没查过吴思的阅读记录，但从结果来看，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他十有八九看过，无论科斯还是诺斯，都有涉猎，但是，他不是不喜欢，就是没有掉书袋的本事，因此，这些理论的形式，在他的书中找不到，但是交易、成本的精气神，却无处不在，书越写，这个味道就越是浓，连推理，计算，都来了。
当然，这样写历史，尽管一出来就火遍海内，洛阳纸贵，但历史界却没法子接受。的确，按历史学的规矩，无论怎样通融，吴思的书，都没地方摆放。因此，不能说我们历史界中人小气，没肚量，关键是吴思太怪，没有规矩，人文社科领地到处跑马圈地，圈的地方太大，都赶上清朝初年的满族的皇亲国戚了。
据吴思自己说，他也是个好玩之人，爱好多项体育运动，跟我同龄，身材却一级棒，至今走到哪儿都骑辆看起来很破个头儿也很雄伟的自行车，风雨无阻。一次上珠海做讲座，接待者是个美女，一见着我，就连说崇拜吴思，连思想带身材，夸了一路，最后问我能不能帮她问出吴思的联系方式——我强压嫉妒，成人之美，把吴思的联系方式拱手出卖，一点代价都没要。也不知道后来吴思去讲了没有，反正他一点口风都没露。
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的吴思，据说还下得一手好围棋，也好这口的我，其实特想跟他手谈一次，较量较量，但是，约了几次，大家都忙，一起爽约，到今天也没下成，因此，我可以吹牛，到今天我对吴思有保持不败的记录。其实，仅从平时论棋，我就有点打憷，这家伙，头脑太清楚，算路太精，真上手下，我肯定必败无疑，所以，还是约而不下，保持不败的好。
吴思现在名头很响，人很忙，据说自己写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为大家伙办事的时间越来越多，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偷闲几日，再发明几个名词出来，好让这个乏味的世界有一点味道。

⑥ 吴思的毕业院校

吴思学历：
中国人民大学
吴思，男，着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最佳经典畅销书”得主。

⑦ 公知有哪些代表人物

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张曙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贺卫方、冯象、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徐友渔、雷颐、甘阳，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

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7)历史学家吴思多少岁了扩展阅读

公知们虽然通常具有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上免不了过于依赖直觉。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公知年龄层次相对偏大，接受教育较早，知识相对也会比较老旧，有时候会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所以公知们虽然心系社会，也时不时会提出一些不靠谱的建议。

另外，不少公知都身处政府供养的学术机构，加上年龄、视野的局限，也使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⑧ 着名公知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公知的代表人物有以下：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8)历史学家吴思多少岁了扩展阅读：

公知通常具有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