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小说有什么区别

㈠ 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异同

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产生于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为其主要历史观的文学形式。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承认客观历史事实存在的前提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认真的研究考察，最终完成对于历史真相的真实还原，即我们所阅读的历史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话语中，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创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

㈡ 新小说派相对与传统小说来说什么不同

20世纪50、60年代出现在德国文学界的一个小说创作流派，又称“反小说”。主要作家有娜·萨洛特、阿·罗伯·格里耶、米·比托等，他们在思想上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柏格森生命力学说和直觉主义等的影响，在艺术上继承了“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的某些观点和创作方法，主张在人物、情节、结构、叙述方式和语言等方面都进行激烈的改革。

㈢ 新历史小说的简介

在文学创作上，新历史主义反对文学的纯形式分析，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不能将一个时代的文学与其政治、经济、历史截然分开，而应将文学与非文学加以“综合研究”，力图达到“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文学史”目的。相应的，新历史小说摈弃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二元对立模式，注重历史反思，发掘人性，努力将历史的真实凸现出来；同时，挖掘传统历史文化对现时的影响，整合积极精神因素，塑造民族意识，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相比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革命历史小说” 和九十年代的正 “历史小说” ， 新历史小说在写作手法上
表现出了与前二者迥然不同的特点， 它的抒写是反传统的， 表现在： 民间视角、个人体验的强调； 边缘人物、非史资料的撰写； 叙述空缺和再现原则的瓦解历史的存在，但这些理论家们却认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带着一定的情感价值立场从事于历史的书写工作的，虽然他们的确想尽可能客观地将历史的真相呈现出来，但不同的情感价值立场的存在本身却极明显地阻碍着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很显然，出现于不同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景观，当然会形成很大的差异。因此。 同时， 它渗透文中的历史表现出了虚无、 非理性的特点。 新历史小说因新颖而得以展露文坛， 又以过标新立异而走向了穷途末路。

㈣ 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㈤ 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的写实小说有什么不同

新写实小说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先锋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
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
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以人类的导师自居，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把自己与读者的关系看成牧师与信徒的关系，把自己与故事人物的关系认定为裁决者与竞赛者的关系。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在讲述故事时，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那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新写实小说的作家由于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也就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尺度，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新写实小说的叙述也就只能是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只能是“零度状态”的叙述。在大部分新写实小说中，叙述者往往都是充当单纯的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随意对故事人物作种种的心理分析，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也很少夹杂解释、说明、议论、抒情等非叙事话语 ， 即便偶尔发表意见，多半也是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倾向或情感取向含混在故事人物的意识之中。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家自觉的、有意采用的客观化叙述策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们放弃理性、放弃理念之后无可奈何的叙述选择。
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求作家根据第二能指的需求确定故事情节的取舍，根据因果链条的需要，组织情节的发展。所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且大都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但是在新写实小说中，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追求叙事方式的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也就成为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叙事特点。

㈥ 以当代文学为例，比较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异同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重要小说流派。虽然其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依然延续着。本文以刘震云等几位“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为例，探讨了“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新写实 现实主义 存在主义 自然主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坎坷而曲折。从它诞生之初就一直处于强大的政治权利的影响之下，因而带着一种病态，直到文革结束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才正式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逐渐成熟。“新写实”小说就是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繁荣发展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股颇受人们重视的小说潮流。“新写实”小说产生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转型的重要时期，它的产生发展与整个时代背景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重大变革，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都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局面，社会中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特别是文化态度发生改变，同时开放的大门使原本被拒之门外的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文学环境的改变不仅为“新写实”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更使“新写实”小说得以吸收众多文学思潮的养分，打上了多种文学思潮的烙印，因而也与传统现实主义产生区别。
毫无疑问，“新写实”小说仍然是属于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它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产儿，但在全新的文学环境下它又有着和它的母亲完全不同的特征，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首先，在表现内容方面。传统现实主义在创作之前就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们构建了一个围绕创作的理念。对主人公们的塑造要求是“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中国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对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鲁迅开始，农民、知识分子就占据了文坛的绝大部分，并且在他们身上总是寄托着作者浓厚的主观感情，常常背负着思想启蒙的重任。这一文学规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为严格。“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1］文革时期这一追求甚至极端地表现为“三突出”原则。新时期以后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出现了刘心武的“市井小说”、陆文夫的“小巷小说”等等。但直到在“新写实”小说中市民形象才真正占据文本的中心，他们平凡的生活真正成为表现的主要内容。主人公们不仅仅是平常无奇的小市民小人物们，更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在作品中真正表现出一个普通人的状态。小市民们的原生态人生使凡俗和卑琐充斥了作品的每一个文字。而且“新写实”小说更多地是将视角投向那些生活的阴暗面。主人公们往往身份卑微，在别人的压制下过着千疮百孔的生活，几乎看不到他们的生活中存在一丝鲜亮的色彩。池莉的《烦恼人生》主人公印家厚是一个现代化钢板厂的操作工，标准的市民阶层，整部小说表现的都是他一系列零碎繁杂的生活琐事：房子狭小、夫妻纠纷、儿子入托、乘车拥挤、评奖不公、物价见涨等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普通平民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新写实”小说的表现内容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集中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不同，他们要呈现的仅仅是小市民阶级的灰色庸常人生。
其次，表现手法的不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总是有着曲折的情节，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等阶段分得明显。作家的设计往往颇费心思，营造出的是一个封闭性的空间。而“新写实”小说则采取的是“生活流”结构。所谓“生活流”结构就是指“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在‘意识流’结构对情节结构、小说的叙事连贯性、因果性体例进行反叛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作家尝试以纪实的态度来还原生活本相为宗旨进行创作。这种小说在过渡与结构原则上似乎呈现出一种非人为性、非阐释性，让生活自然呈现，自然流淌的还原论取向”。［2］“新写实”作品以“生活流”为结构组织内容，多截取小市民世俗生活中的一个片断，结构是开放性的，情节是淡化的，没有什么悬念的设置和离奇的事件，很多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普通人的生活过程，很少使用倒叙、插叙等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平淡无奇和真实可信是“新写实”小说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烦恼人生》就是截取主人公从凌晨4点到深夜12点之间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作为主要情节。虽然“新写实”小说表现的只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但“新写实”作家们正是用生活的紊乱无序、忙忙碌碌以及普通人周而复始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哲理的内涵。
另外，在叙述视角上“新写实”小说也与传统现实主义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传统现实主义中有一样东西是作家在创作之前必然会先确定的，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摆在前面、放在第一位的那就是主题。很多作家视主题为灵魂，材料的选择组合、情节的设置安排、人物的设计塑造等等都是为主题服务的，采用“甩包袱”、“密针线”等方法使整部作品表现的现实生活呈现出强大的逻辑性。作品常常被赋予教育启蒙的功能，中国现代小说尤其是左翼文学出现之后文学的功利性问题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文学理论家们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而“新写实”小说则完全放弃文学的功利性，体现不出明显的价值倾向，小说仅仅止于自身的故事状态，作品仅仅是把一个个偶然而平凡的生活现象组织联系起来，并不讲究其间是否有逻辑联系。主题是模糊乃至是被消解的，呈现出“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作家们冷酷地看着笔下的小人物们苦苦挣扎在灰色的庸常人生中。《风景》是“新写实”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方方的代表作，其中就充满了对亲情人性中残酷面的描写，对人自私、丑陋、狠毒、残酷、低俗等等无情地揭露让人心惊。但作者却是冷眼旁观，在她的语言文字中搜寻不到明显的善或是恶的评判态度，有的只是生活的“真”。“新写实”作家们以纯粹的客观态度对生活的原生态进行文字上的还原再现，尽力保持生活的本色，并未对日常生活状态进行主观理性的梳理改造。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叙述，而将从叙述内容中获得某些评判或主观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读者，让读者在再创造过程中自主地获得。
总体来说，传统现实主义和“新写实”小说都以对现实的反映为最基本的特征。但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客观摹写表现实际并不是对真实的直接反映。作家首先要确立的是反映事物之后的本质，再由本质出发来组织表现现象，是通过典型化的方式来承认世界表象后的本质，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方式。因而它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含有理性主观的成分，带有作者的理想色彩。“新写实”小说则仅仅是简单地把真实存在的生活拿来放到文本中，虽然我们确实能从中发现某些历史意识、哲学意识，但并不是作者事先构建并在创作时附在文本中的，而是本来就蕴含在表现内容中的，是表现内容的一部分，是文本再现的真实生活自身散发出来的，引起的是人们阅读后的自觉思考。
“新写实”小说的理论根须还是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中的。对于“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钟山》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分归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3］“新写实”小说实际上体现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改变、否定和背叛，受现代主义影响表现出“解构”、“消解”、“反讽”等特征，成为一种介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独特文体。

㈦ 什么叫新历史小说

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产生于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为其主要历史观的文学形式。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承认客观历史事实存在的前提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认真的研究考察，最终完成对于历史真相的真实还原，即我们所阅读的历史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也承认有客观历史的存在，但这些理论家们却认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