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胜历史教育要如何松绑

⑴ 杜正胜的人物简介

杜正胜（1944年6月10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县永安乡，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也是知名的中国上古史学者，曾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杜正胜虽然是最富争议的官员之一，但历任三届“内阁”而不倒，这在走马灯式“换血”的民进党当局“尤属难得”。有台湾媒体认为，杜正胜之所以能成为“政坛不倒翁”，在于屡屡出手迎合陈水扁当局的“台独”动作，如修改岛内教科书、策动“中正纪念堂”“正名”等等。杜正胜已婚，育有1子1女。

⑵ 大秦帝国的历史启示

重读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那段历史，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是，那个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样波澜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样一种群体的精神气质？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完成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着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
时隔2000多年后，秦帝国的崛起依旧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东方政治奇迹。美国着名汉学家顾立雅说，中国在公元之前，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而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之间的200多年，为中国历史上思想火山大喷发时期，士人、智者在政治、文化舞台上最为活跃。纵横捭阖的时代，西汉人刘向所辑《战国策》33卷中，出场人物多达600余人，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无不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视改换门庭、权力嬗代为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士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我国着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惶惑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无论小说《大秦帝国》还是电视剧《大秦帝国》，其意义都超越了小说与电视剧本身。小说与电视剧在重述这段遥远的历史中做出的尝试和探索，使我们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唤醒我们灵魂中失去的东西。“很多读者通过《大秦帝国》蓦然发现，我们还有过那样一个辉煌壮丽的时代，还有过那样高尚、朴实、壮勇的祖先。”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这样说。而在《大秦帝国之纵横》电视剧总导演丁黑看来，秦帝国崛起与形成的年代，就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在今天，重温我们这个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可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大秦帝国》电视剧第一部《大秦帝国之裂变》播出后反响热烈，第二部播出令人期待，也是我们关注这部小说、关注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秦人的命运，其实从一开始就被历史所注定。顾颉刚在《秦与西戎》中说，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导致“秦人剽悍，《诗·秦风》多田猎战伐之事”。《汉书·地理下》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宗法、封建制淡薄，国君子弟和贵族都无寸土之封，以及野蛮的人殉长期留存，秦国的落后与野蛮，反而让其在大变局中拥有了某些先天优势。长期酷烈的战争，使秦国“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芝加哥大学社会历史学专家赵鼎新称战国变法运动为“战争驱动型改革”，称各国变法动力为“战争驱动型理性化”，各诸侯国频繁的兼并与摧毁性战争，成为各国“变法”，瓦解世袭贵族制度、建立官僚科层化集权国家的肇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富国强兵，奖励耕战”，出于相邻地区三晋的法家政治思想与具备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秦国的结合，就显得顺理成章。《荀子·强国篇》也说，秦地百姓朴实剽悍又驯顺畏官，士大夫官吏终日忙于公事无暇谋私，实在是寻求富强，致力“法治”者的天赐。
法家不过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颗星辰。按照着名历史学家杜正胜的观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代的兴旺，正是西周封建制度下“官学”瓦解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有资格享受“官学”教育的“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世袭贵族社会的瓦解却使得这种教育结构一并衰落，取而代之就是教育主张相对活跃自由的“私学”，出现了所谓“受教育权与智识的下移”。
春秋末期大变局中，传统把持各诸侯国政权的世家大族纷纷陵夷，以商鞅、张仪、公孙衍为代表的“布衣将相”在变法和日后的纵横捭阖中大显身手。许倬云曾经对有关战国时代各国主政宰相的出身略作统计，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出身非世族者占到总数的58%。世家分封制解体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只有禄而无封土，使得职业官僚文吏逐渐取代春秋前期的卿大夫世家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力。
“那时候的人，是带着朝气，凛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丁黑说。而孙皓晖则制造了一个词汇叫“强势生存”，认为这批人“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变法的难度和曲折、法家的牺牲精神、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灵魂”。
各国为了在形势瞬息万变的“争霸”中抢得先机，无不争相延揽他国客卿。与世袭贵族政治气息浓厚的六国不同，秦国世袭公族的势力非常之弱，在春秋经传中，秦国九世以上世袭贵族世家不过两家，五代以及三至四代世袭贵族居然为零，远逊于周室，以及齐、楚、晋等东方诸侯国，长期的人殉制度也从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世家大族通过嬗代继承政治权力的方式，从而使得秦国变法遇到的阻力较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几乎无可挑战、秦国之所以最终力压群雄，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布衣之士，他们能够在秦、这个阻力最小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发挥其才智与勇气。秦帝国霸业的奠基者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自此，各国客卿就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除了大秦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孝公初年入秦的商鞅，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其中出身低微者众多”。商鞅为“卫之庶公子”，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姚贾更是出身低贱的“世监门子”。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国七雄争夺天下，争相任用四方游士，然而在相国这个手握实权的高位上，六国都只授予诸侯宗族与本国人，只有秦国例外，且用人不疑。洪迈由此得出结论——秦国“之所以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今天的我们，重读那段历史，对秦朝长久的制度利弊所造成的影响的思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思想革命与精神气质，其实才应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⑶ 杜正胜的学术背景

杜正胜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所，并曾赴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等学府研究。
杜正胜专长为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史、文化史及医疗史，但有些评论认为他将中国视为外国。
杜正胜的1976年起步入学界，起初在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讲师、随后升等为副教授，之后再转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人类学组主任，1986年则又至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并于1992年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95年至2000年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杜正胜1944年6月10日生于台湾高雄县永安乡，1966年毕业于位于台湾台南市的台南师范学校（现台南大学），1970年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74年取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并转往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s）研究2年，1976年回台后在台北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讲师，升任副教授后于1980年转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1983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人，1984年回台后升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3月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明耀访问学人，1986年2月出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1987年转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人类学组）主任，1993年卸任，期间曾主编《大陆杂志》、《新史学》2份刊物，并于1989到1992年间兼任台湾当局“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1992年，他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9届院士，并由台湾当局“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资助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做1年访问学人，1992年由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古代社会与国家》让他回台后得到台湾当局“行政院”“新闻局”1993年的金鼎奖，1994年到1995年他兼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顾问室的顾问，1995年4月起，他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2000年5月19日他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前1天为止，他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还继续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直到2004年5月20日出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时才辞去。

⑷ 台湾政治大学的教育学系有特殊教育方向吗

看网页找不到有关特殊教育方向.其他有直接称为特殊教育学系又很好的学校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系所简介
国立政治大学于民国四十三年在台湾复校时，教育研究所为本校首先成立的四个研究所之一，原名公民教育研究所，民国四十四年改名为教育研究所，乃台湾最早成立的教育研究所，同年大学部招生，开师资培育多元化之先河。本系大学部素以培养优秀中小学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为目标，硕士班则以培育具备教育专业研究人才为宗旨。为提升国内教育研究所的学术水准，本系更于民国六十六年成立博士班，迄八十五学年度起系所合一，自学士班至博士班，有系统培养具备独立思考及研究能力的教育专业人才；在职专班方面：八十八学年度，开办中等学校教师在职进修学校行政硕士班，招收中学校长、主任、组长等行政主管进修硕士学位，九十一学年度起本专班改隶属于教育学院。历年来，本系校友人才辈出，有杰出的学者，有卓越的校长，有优秀的教师，有知名的出版家，更有荣膺教育部长者等等，为教育的相关领域开创无数的成功之路。

在师资教育政策开放一般大学培育师资前，本系是唯一非师范校院，而同时担起师资培育及教师进职进修主流的系所。在师资培育的部分：包括民国五十六年起，接受教育部妥托，配合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办理台北市中等学校师资培训的工作；其后则陆续于暑期或夜间开办各项教育学分班，培训无数中学合格教师；此外，也接受教育部指示，与台大、中兴及成大四所大学，开办教育学分班，供各系所学生修读教育学分，取得合格教师资格。在民国六十九年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法”若干年后，教育部宣布停办四校供大学生修读的教育学分班后，本系于民国七十六年起设立教育辅系课程，开放全校学生修读，是当时全国唯一能提供学生修读教育辅系的学系。直至民国八十三年修改并开放师资培育政策后，开始办理之教育学程，即延续原来之教育辅系发展而成。同时在民国六十九年至八十三年间，本系也是全国唯一非师范校院，而同时提供一半学生公费待遇培养师资的学系。

在教师在职进修的部分：包括民国五十六年起开办的教育学分班，供试用教师培育合格教师外，其后陆续于暑期或夜间开办各项教育学分班，供中等学校试用教师进修，取得合格教师资格外，更于民国六十七年左右起与师大等校首创研究所层级之四十学分班进修，包括暑期、周末与花莲巡回班等，供合格教师进修，提升教师素质，这些都是奠定日后教师研习中心成立的基础。

【特色】

（1）大学部功能着重中学师资培育

在传统师范体系当中，师范学院偏重培育小学师资，师范大学偏重培育中学师资；社会上对于中、小学教师也多持有刻板印象，认为小学教师比中学教师“低一等”，其实学历相同，工作各有专精。目的在培养相互认同尊重、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打破社会上的刻板印象，培育健康、有自信的教师。本系大学部师资培育自87学年度起分为“小学师资组”及“中学师资组”二组招生，为全国首创。每年约招收新生60名，分别培育中小学师资，然受大环境因素影响，98学年度起“小学师资组”停招。

（2）大学部课程融合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与潜在课程为一炉

一般大学多重视正式课程的设计，因为正式课程通常反应法令上的要求，然而相关课程理论却指出：非正式课程与潜在课程对学生的深度影响力有时候比正式课程来得更大、更强。

本系学士班学生除了修习教育系的正式专业课程之外，大多会另外加修辅系或甚至双主修，以提升自己的教学内涵。此外，本系学生在教师指导之下，经常举办各项活动或营队，提供同学们大量参与非正式课程与潜在课程的机会，兹举若干实例如下：
a)教育营：这是本系一个长达廿五年历史的营队，每年寒假本系学生到偏远地区为国中举办教育营，借由营队活动的规划、训练、课程设计、参与和执行，本系学生有丰富的机会体验领导、服务、沟通协调、课程设计、教案撰写、团队合作、班级经营、师生互动等技能，测试自身从事教学工作的兴趣，建立正向文化观与学习观，并印证平日所学之教育理想，瞭解当地之教育情形。

b)爱育营：八十九学年度起配合本系小学师资组的存在，由教育营分支成立爱育营，型态与历程与教育营相似，以偏远地区及原住民社区的弱势族群小学生为服务对象，辅导其身心发展，提供其快乐、丰富的假期生活，并引导多元的文化接触，活动范围经常从学校扩展至社区。

c)教育周：每年的五月中旬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如教育影展、卡拉OK大赛等活动，借以凝聚大一到大四同学间的情感。

d)五校联欢：由政大教育、师大教育、市北师初教、国北师初教、高师大五个系在每年的三月底举行五校联合运动会，藉体育活动的竞赛，联络五系同学的情感并达到互相交流的目的。

e)迎新宿营：青春动感学长姐为刚进大学的新鲜人所精心策划的营队活动。许多精采好玩的活动等着新鲜人，参加后不但回味无穷，也协助新鲜人认识本系以及教育专业社群。

（3）大学部课程与政大附设实验小学密切合作

在本系成立小学师资组之后，与附设实验小学的合作逐渐加强，合作项目例如：

教学观摩：本系有许多科目涉及课程与教学、各科教材教法等方面，经常安排学生前往参观访问、观摩学习。

教学实习：本系小学组教育实习的课程长期利用每周二上午八点到八点四十五的时间（为实小的教师晨会时间），安排修课学生前往附设实小进行教学实习（同时解决实小晨会时间之教学问题），学生必须事先规划课程、撰写教案、讨论教案之后才能前往教学，于教学时相互观摩，并于结束后进行反思检讨。学生体验到实际带领一个班级的挑战，体验到与小朋友互动的方式，并尝试努力整合理论与实务。

个案辅导或团体辅导：本系相关课程包含个案研究、谘商辅导、团体辅导等课程，也经常安排学生前往实小承接特殊个案，在教授指导下进行个案或小团体辅导工作，获得实务经验，同时协助改善实小个案学生在功课上或生活上的适应问题。

陶艺教学志工班：成立于民国九十年二月，由政大教育系蔡碧琏副教授及政大实小张丽华老师发起，带领一群对陶艺有浓厚兴趣且热心公益的政大教育系一年级学生组成教学志工服务性社团。本班成立的宗旨在于协助政大实小陶艺课程教学，教学义工以协助教学及观摩学习为主，为未来的教学工作做预备的实习体验，并辅以陶艺课程之学习，以充实未来成为多才多艺全方位的教师作准备。本班属于服务性的义工团体，以教学协助及实察为主，并同时研习陶艺制作技巧，发挥创作能力。将来朝扩大成立为政大的正式社团为目标，以拓展义工服务精神及发扬陶艺创作才华，期许培育本班成员热心公益的服务精神及陶艺创作的技巧，以为社会公益及艺术文化尽一份青年人的心力。

（4）研究生课程着重多元化之研究方法训练

本系硕博士班之课程重视研究方法训练，而且多元容纳计量方法与质性方法。计量方法包含实验设计、变异数分析、多元回归、各种多变量分析方法、时间序列模式、结构方程模式等，学生可循序修课并实际操作。质性方法包含哲学分析、个案研究、行动研究、访谈法、扎根理论、生命史等，学生可适性修课并实际体验。在博硕士论文之指导历程中，亦重视逻辑思考培育和研究方法之适切掌握。

（5）研究生培育历程鼓励学术发表以及学术社群参与

本系鼓励研究生多发表学术论文，资格考方式不限于纸笔测验，得以经过评审、公开发表的作品，作为口试依据，以完成资格考。

此外，本系为提供学术发表机会、促进学术社群交流、提升研究风气，每学年皆举办若干场学术研讨会，并发行学术刊物，兹举其活动概述如下：

学术研讨会：本系曾举办过“2003年国立政治大学教育学术论坛暨创新与创造力研讨会”、“政治大学优质世界公民通识教育教学研讨会”、“2004年国立政治大学教育学术论坛：另类与创新研讨会”等活动，提供系内外师生丰富的发表与交流机会。以“另类与创新：台湾本土教育经验再出发”此研讨会为例，该研讨会于民国九十三年六月十九、二十日举行，教育部长杜正胜及政大校长郑瑞城皆亲临主持开幕，杜部长并颁奖给攀登北美最高峰归来的四位全人中学学生。开幕式以音乐和舞蹈表演揭开另类的序幕，两天的研讨会总共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提供本系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跨系之间、跨校之间的多元学术交流平台。本次研讨会并有另类学校同步摊位展出，最后以朗诗的方式完成另类的闭幕。

学术演讲：包括以硕博士班师生为主的专题演讲，以及大学部学生为主所举办的演讲活动，前者着重研究观点的启发，例如曾举办演讲活动为剑桥大学教授Dr.Whitebread主讲“Developing Self-regulation in Young Learners”。后者着重实务经验的分享，例如最近几次的活动包括艺术家徐毕华主讲“悠游于艺术与教育之间”、心爱幼稚园园长吕兆萍演讲“与孩子沟通的艺术”等等。

学生自发性社群互动：包括网路社群互动以及读书会等，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主动发掘问题的态度。

学术刊物：“教育与心理研究期刊”为目前台湾地区教育领域两大TSSCI期刊之一，每年出版四期，过去长期由教育系与心理系联合支援编辑工作，最近主要由教育学院共同支援，提供教育领域与心理领域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发表严谨之学术研究成果。

【本系各部设立宗旨目标】

本系学士班从八十七学年度起分为“国小师资组”及“中学师资组”二组招生，为全国首创之措施，分别培育中小学师资，然受大环境因素影响，98学年度起“小学师资组”停招。基于本校自由多元的学术环境，利用科际整合与交流，以提供有志投入“教育”志业的学生一个宽广的专业成长学习环境。故本系大学部设立的宗旨目标有：

（1）培育国民中小学优良教师；
（2）培育优秀教育行政人员；
（3）培育有志从事教育学术研究之人才；
（4）配合国家政策提供推广教育之服务功能。

由于未来的社会，不只是训练‘教师’，更重视‘全人’与‘多元’的能力培养。以政大综合大学之异质多元的团体，与开放包容的学习环境、气氛，更能造就适应未来社会对专才与通才的需求。由于各科系与社团的蓬勃发展，提供许多交流互动的触机，能提供不同的视野观点，激发学生创造力，以因应日新月异的时代。此外有更多的辅系、双学位选择，更能帮助学生培养多元的专长。

至于以研究为导向的硕博士班，依其专业领域于博士班分为“教育哲学组”、“教育行政组”、“教育心理与辅导组”三组，故本系硕博士班设立的宗旨目标有：

（1）培育教育哲学、教育行政、教育心理与辅导三大学术领域之研究人才；
（2）培育教育行政中、高阶领导人才；
（3）培育专业化谘商辅导人才；
（4）培育具有研究能力之中小学师资（所谓“研究型教师”）。

无论那一个专业领域，本系硕博士班希望培养学生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以及及洞察教育问题的敏锐观察力，并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使学生能善用研究工具以提升研究品质。更具体而言，本系特别强调研究生应具备下列基本能力：1）能广博并深入探究教育学门中的一个特定领域；2）能使用适当的量化或质化研究方法以分析各种的研究资料；3）能积极参与全国性及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

【教学目标】

本系目前设有学士班、硕士班以及博士班等班别，其教学目标分别如下：
(1)学士班：
本系学士班自八十七学年度起分为‘国小师资组’及‘中学师资组’二组招生，每年招收新生约六十名，分别培养小学师资及中学师资(98学年度起“小学师资组”停招)。学生亦可跨组选课，修毕二组应修学分并完成中学及小学教育实习者，可同时具备任教中学与小学之资格。

(2)硕士班：
本系硕士班八十八学年度起分‘教育哲学组’、‘教育行政组’及‘教育心理与辅导组’三组招生，以协助学生有更明确的研究知能与专长。此外也强调理论与实务的结合，以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教育专业知能的教学、行政人才为目标。九十五学年度开始，本系将教育哲学组及教育心理与辅导组合并，统称为教育系硕士班，课程结构亦配合调整之，以‘教育基础理论与方法’和‘教育心理与谘商辅导’为主轴，培养研究/测验研发人才、探究型/教学领导型/教师、及谘商辅导人才。未来课程将更为弹性化，学生可依自己兴趣需求选课；本系并与心理系所合作，每年从硕士班择扰选取二名学生，修习谘商心理师课程。相关资讯可参考硕士班课程结构（规章表格－硕士生－其他）。

(3)博士班：
本系博士班八十七学年度起分‘教育哲学组’、‘教育行政组’及‘教育心理与辅导组’三组招生，着重高深学术和高级专门实务运作之探讨，藉科际整合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从事理论研究及专题研讨，在严谨而专精的学术环境中，培养高级教育学术研究人才，对教育学术及实务革新，提供更开创性的贡献。

⑸ 中国古代历史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长崎大浦孔子庙建于1893年(明治26年),是当地华侨祭祀至圣先师孔子,怀念祖国,怀念家乡,团结聚会的地方,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兴办教育的所在,其附属建筑十年前在我国政府支持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具体协助,开辟为"中国历代博物馆",并由我国提供全部文物展品,举办中国古代文物展,长年展出。今年,适逢孔子庙建立一百周年和中国历代博物馆建成十周年,长崎华侨界在当地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热情支持下,组织了盛大纪念活动,我馆为此特将馆藏珍品"滇王之印"金印送展以示庆贺。9月5日在长崎市千岁大厦二层大厅召开了"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交流和'滇王之印'金印"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纪念活动内容之一。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有(依发言先后为序):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西谷正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日本名古屋市博物馆学艺员根山胜先生,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教授,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部主席文化财主事塩屋胜利先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杜正胜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助教授冈村秀典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秦汉魏晋研究室主任张振新研究员等。

⑹ 为什么三只小猪不是成语说杜正胜说“三只小猪”是成语

这是杜正胜闹的笑话。
上次为/陈/水/扁/“罄竹难书”作新解的教育部长杜正胜，这次则是大力相挺“三只小猪”。杜正胜23日出席相关会议时，为“三只小猪”辩解。杜正胜先把三只小猪的故事讲了一遍，老大盖稻草屋，老二盖木屋，老三则盖了坚固的砖屋，大野狼怎么吹都吹不倒，“这个童话故事很发人深省。”杜正胜说：“如果看到小朋友写作业太草率，我就可以对他说，你不要像三只小猪的老大，这就是运用成语。”
杜正胜这番话出来，网友热烈反应，说杜正胜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当成语，定义是不太会做事的官员。还有网友则直接说，杜正胜就是那第四只小猪。
转自——正达美

⑺ 对封建教育和现实教育的看法 作文 要快！！！！

着名的“钱学森之问”已有很多讨论，然而，钱老还有一段较少被引用的话：“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钱老所提到的“受封建思想影响”值得注意。

实际上，我国的现代大学，并非在本土文化、思想、制度的土壤里自发生长，而是从国外移植来的。在国内大学开办之初，主持创办教育的人大都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如张百熙、吴汝伦等），他们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功底，也有在国外学习的背景，很好地把国外大学的制度和国内的文化传统结合了起来。当时许多大学，基本上都是依据《大学令》（1912年颁布）设计的制度框架，按照世界大学通行的原则建校和运行的。在学校的基本制度方面，虽有“中体西用”的局限（如校长需要由政府任命），但在大学的微观制度和文化方面，则基本上保持了与世界大学通例比较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特征，各校内部管理实行的都是国际通行的“教授治校”制度。尤其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梅贻琦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高校，其校内的最高决策机构，都是体现大学活动特点的教授会和评议会，其精神主旨是民主、科学、自由、理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大学中，人们对封建思想是有充分警惕的，一些享誉学界的风云人物，都以反对封建思想而闻名，其中以陈独秀、胡适的影响最大。早期有些大学，在创办10年或20年之后就成为享誉国际的着名学府，其学生可以与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学进行交换。所以说，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虽起步较晚，但起点并不低。

然而，建国后不久“以俄为师”，国家不仅完全接管和取缔了所有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而且通过“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对大学进行组织和思想方面的整顿。经过这样的调整和改造，全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从通识教育向专业化教育的模式转换，终止了长期在大学中起主导作用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将校改造成为清一色的公办高校，使曾经在中国高教史上有过辉煌影响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在国内彻底绝迹，也使教育的多样化状态彻底消失。不久后，苏联的专家治校体制也被摒弃，这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在此需要辨析的是，我国在解放前移植的外国大学制度并非简单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而是一种普适性的教育制度。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尚缺乏这样的认识，也缺乏对中外教育制度进行冷静比较、以民主和科学的方法决定教育性质和方向的耐心和胸怀。在教育这个关乎国家文化和精神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国家相关机构并没有组织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人士广泛参与的大讨论，而几乎是遵循政治的需要来确定教育方针。一个可与之比较的事件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包括总统华盛顿在内的五位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建立美国国家级大学的提案，但国会没有通过，原因是建立具有垄断地位的国家级大学，会破坏大学的自由竞争环境。这个决议可以说保护了美国大学的自由竞争文化和环境，使它能始终保持活力，享誉世界。

事实上，由革命领袖确定教育方针的做法如同打地基，如果打下的是礼堂的地基，那就只能修建礼堂，而不能修建住宅楼；同时它也进入了一个固定的逻辑：教育方针由革命领袖确定，其性质和宗旨必然政治化。政治化的教育方针难以办成真正的教育，而没有真正的教育，怎么可能产生创新型人才呢？试看“十七年”时期的大学，作为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心情何曾安宁过：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在各种运动中“洗澡”（学习工农兵，接受再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恐惧、担心、戒备，整人和被整，揭发与被揭发；为了逃避打击和灾难，多少人长期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中，人们哪有心思做学问，更别说思考更高层次的创新性问题了。

回顾前30年时期的大学教育形态，一是基本上没有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这个说法和意识。当时知识分子前面常常被加上“资产阶级”的定语，学术权威前面则要被加上“反动”二字，而且随时可能被安上什么罪名遭受批评、批判、下放甚至劳改惩罚。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权利、工作是没有保证的，因而他们时常处于恐慌和忧虑之中。二是当时社会上最受重视（吃香）的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革命干部和工农干部，有些人在对大学的接管中担任了各级学校的领导职务，并且引发了反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党政不分、外行领导内行、党员教师与非党员教师权利不平衡等。而经过各种运动的“洗礼”，可以说已经没人敢对教育理论的是非提出任何异议和质疑了，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评判能力，以为知识分子真的负有原罪，失去精神的根基。三是在教育为政治服务（未必以1957年提出时为限，其思想在较早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期”已经显现）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教育体制，是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为基本方式的行政化体制。这种“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遵命办学”体制，在将教育管起来的同时，也将教师和学生管起来了，使他们没有了追求教学和学习自由的条件，没有了大学教育中必须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政策，使大学重新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曾经使人们欢欣鼓舞。其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以及进行的一些实质性教育体制改革举措，使原来处于地下或边缘状态的教育本性开始复活，并且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然而，由于没有对“文革”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彻底的反思，致使其时进行的一些改革，在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便突然停了下来，使教育思想退回到以前的状态。

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市场经济潮流，使高校的经济利益追求合法化，教师“下海”、学校“创收”成为一时的潮流。而高校在招生、收费方面的“双轨制”，使大学中的教育活动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大学开始逐步市场化。而其后的高校扩招和上学收费，使高校可支配的资金数量巨大，也相应地加快、加深了高校堕落的速度和程度，使大学明显地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发展，是大学中的权力腐败、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而随着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大学的负面评论也在升级，由过去的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上升为官僚化、衙门化、权贵化，以至于有学生在网上贴出“母校，我看不起你”的文章。教育从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既为政治服务又为经济服务。令人深思的是，高校的腐败与品格堕落，却是在高校高调声称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口号声中发生的；而一些大学校长则一边高喊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一边却在竭力捍卫行政化体制。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在行政化、功利化的体制中，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型人才的。

在我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上，实质性的变革有两次：一次是清朝末年的“废科举、兴学校”，一次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第一次变革完成了由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经历了60多年，实现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转型。第二次变革也经历了大约60年时间，但其结论还很难确定。因为在这期间教育的形态和条件虽发生了显着变化，但教育的实质性进步却不明显。比如：作为封建思想的“升官发财”、“望子成龙”等观念，不但没有退出教育领域，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几乎成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精神底色。而在教育现实运行的体制中，还存在着许多被邓小平称之为封建的东西，比如：家长制、一言堂、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等。这些现象及其背后依据的思想和逻辑，与当今国际上一些现代理念和方法，如充分体现公民权利、权力制约和监督、依法办事制度相比，很难说是先进的。而正是这些思想和制度，影响了教育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与发挥。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封建思想消除了没有，或者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没有？社会应该为此做哪些努力？而谁，才能在行动上解答“钱学森之问”呢？

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有无普遍性的争论，在国际史坛上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在国内亦有所反映。本文拟从为什么中国和西欧都有封建社会，如何才能合理地比较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情况，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中西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的异同。

一

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时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前722—221年）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

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哪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内容。着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1853—1921)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3]。

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经济内容。20年代末，陶希圣着《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氏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主人与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这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

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言词。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隆巴第地方（意大利北部）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1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隆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是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这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同，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

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主统治权、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11]。这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旧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治，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

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马克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与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着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作法律、政治制度，后当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1)封建主义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2)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3)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

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周代锡命礼考》、《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2]。解放以后的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地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3]。

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不过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1122—256B.C.，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年）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4]。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5]。

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链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6]。安德森过分强调超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的估价[17]。

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的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

二

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拿来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讨论。

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我以为是拿现代的西方社会，起码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做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说中国只有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伯的另外几个论点。

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极少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8]。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指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9]，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20]，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地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汉代的契约关系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1]。我想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惟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

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拿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说“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2]。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3]。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认识全面，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4]。

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却举出的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5]。可是韦伯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益衰微[26]。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只想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而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

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拿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做出概括，然后拿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7]。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说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8]。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主张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9到13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30]。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种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其实我以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视作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

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这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31]。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写成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的多”[32]。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恩格斯说，在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3]。至于东欧，则16—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

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撰有一文，名曰《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是，(1)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2)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拿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灭亡直到工业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4—9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10—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14—16世纪，危机时期；封建制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34]。

⑻ 罄竹难书是什么意思啊

基本信息

〝罄竹难书〞是一个汉语成语，读音：qìng zhú nán shū ，释义：罄，用尽；竹，竹简。意为罪恶很多，用尽竹简也难以写完。

• 中文名称

  罄竹难书

• 读音

  qìng zhú nán shū

• 释义

  罪恶很多，用尽竹简也难以写完。

• 用法

  联合式;作谓语、宾语、定语、状语。

• 出处

  《吕氏春秋·季夏纪》

成语辨析

【成语用法】联合式;作谓语、宾语、定语、状语。

【近义词】十恶不赦、罪大恶极、擢发难数、作恶多端

【反义词】宅心仁厚、丰功伟绩

【成语解释】形容罪行多得写不完。

成语人物

宇文化及、李密、翟让、隋炀帝

成语出处

"罄竹难书"最早出现于《吕氏春秋·季夏纪》:"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汉书·公孙贺传》:"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本意都是"事端繁多，书不胜书"。



《新唐书<李密传>》:"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成语示例

错误用法:

1、沦陷区的同胞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奇迹，真是所谓罄竹难书啊。邹韬奋《抗战以来》

2、热播电视剧《卫子夫》中，段宏称赞淮南王刘安"护民之功，罄竹难书"。

原因:此词语用来修饰罪恶很多，属贬义词，不能用来修饰光辉事迹及美好的事情。

成语辨析

注意字型区分:"罄"不能写作"馨"

"罄"古同"磬"，可作"磬竹难书"

成语典故

李渊自从在太原起兵以后，自任为大将军，积极地向隋军进攻。

这个时候，突厥的力量很强，李渊因为一方面担心突厥坏事，一方面又想要借用胡人剽悍的胡马，所以听从别人的建议，向突厥的始毕可汗合约，双方约定:"若得攻入长安，民众土地归于唐，金玉缯帛归于突厥。"

李渊为争取人心，大开粮仓，救济灾民，并且乘机招募义兵。然而，这些义兵都是乌合之众，没有经过检阅练习，所以带领起来万分辛苦。

此时，李密在河南省东部，拥有极大的力量，而且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檄文声讨隋炀帝，其中的名句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完南山的竹子做简策，也写不完炀帝的罪状。罄是用尽的意思。用东海的滔滔大水，也写不完炀帝的罪恶。以后我们形容罪状之多，写都写不完，称之为"罄竹难书"，这就是此句成语的由来。

自从这一篇檄文一出，海内轰动，人人传阅，李密的声势如日中天，各地反隋的领袖如窦建德和徐圆朗等纷纷上表，劝请李密即天子位，李密却以为洛阳尚未拿下，还不必急在一时。

因为李密的声势浩大，所以李渊想要来拉拢他，遣使通书。李密自以为力量雄厚，要求李渊率领步骑数千到河南来，当面缔结盟约，由李密自任盟主。

李渊不敢得罪李密，却又不想跑到河南去。他笑着说:"李密这个人如此夸矜自大，我正准备进兵关中，如果一口回绝他，等于平白又多了一个敌人，不如拍拍他的马屁，使他更为骄傲，然后再慢慢观看鹬蚌相争，好来坐收渔利。"

于是，李渊就命令温大雅回了一封书信给李密，信上说:"天生万民，必有司牧，当今能为司牧，作为天子者，除了你还有什么人?老夫年逾知命(知命为五十岁)，没有这个野心了。愿意跟着大弟你，攀鳞附翼。"

李密见到信，看得眉开眼笑，乐不可支。从此，对李渊深信不疑。

成语争议

中国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乱用成语 "罄竹难书"闹笑话

陈水扁乱用成语，竟然说义工的义行"罄竹难书"，成为台湾政坛一大笑话。

据报道，2006年5月20日陈水扁到海滩捡垃圾。在卖力捡了满袋垃圾后，陈水扁赞扬台湾志工精神时说:"有很多我们的志工团体，不管是政府代表或者是民间企业帮忙等等，这些都是罄竹难书，非常感人的成功故事。"报道称，太阳太大了，陈水扁被晒昏了吧。

不料，22日台湾的教育部门负责人杜正胜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还要拍马屁"护主"。杜正胜说，"罄是用尽，竹就是竹片，是在纸张发明前的书写工具，难是难以，书就是书写，翻成今天现在的话，就是用尽所有的纸也写不完，也就是要做的事实在太多。"

国民党立委李庆安质问:"所以部长你觉得这个形容没有错?"杜正胜说:"单单就这四个字，没有错。"李庆安嘲讽说，不要因为陈水扁说错你就硬拗。你对教育的贡献真是"罄竹难书"!一句话让杜正胜哑口无言。

根据台湾教育部国语辞典的解释，"罄竹难书"的意思是:即使把所有竹子做成竹简，也难以写尽。《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后世于是就用"罄竹难书"比喻罪状之多，难以写尽。

陈水扁用错成语露怯 台官员奉迎胡解成语出丑

2006年5月22日上午，台政府教育部门负责人杜正胜在台立法院教育委员会"说文解字"，为成语"罄竹难书"下了新的批注，意思是"用尽所有的纸张都写不完"。杜正胜胡解成语，遭到立委嘲讽和岛内中文教师的反弹。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20日在白沙湾当环保志愿者净滩时表示，台湾义工的贡献是"罄竹难书"。杜正胜22日上午在台立法院回应相关质询时表示，"罄是用尽，竹是竹片"，"罄竹难书"用现代白话文来说就是"事情多到连纸张都写不完"。

针对杜正胜对成语做出新的"注解"，中国国民党籍立委李庆安则批评，这是替陈水扁说错话在"硬拗"，她质疑，如果学生作文中出现"老师对我的恩惠真是罄竹难书"，这样算对还是不对?杜正胜则回答说，"我不能当阅卷老师"，李庆安最后语带嘲讽地"赞许"杜正胜对教育的贡献"罄竹难书"。

杜正胜歪解成语也引起了岛内教师的反弹，台媒引述台湾中山女中语文教师李素真的话指出，"罄竹难书"一词源自于《吕氏春秋》，是指一个人的罪恶太多，就算用尽所有的竹子，也写不完罪状。罄竹难书是"负面"形容词，不应随便解释。

历史用法

负面语意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安世者，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意指南山的竹子写不尽我要说的话。

此处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亦为负面用法，指罪行极多。

《旧唐书·李密传》"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意思是说，用光南山的竹子当竹简，也写不光隋炀帝的罪行。

正面语意

《皮日休文集》第九卷〈移元征君书〉:"果行是道，磬南山之竹，不足以书足下之功，穷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意思是说，用光南山的竹子当竹简，也写不完你的功劳。

中性语意

罄竹难书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形容"乱象极多，难以胜数"。后来多指"罪恶极多"。

《吕氏春秋·季夏纪·明理》描述乱世的各种异象，如马有生角、雄鸡五足、鸡卵多毈、有豕生狗等。又说: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意谓这些怪象都是政治败坏所产生的乱亡之兆，而且多到用尽荆、越两地的竹子来写都写不完。

《孙膑兵法》:"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形胜，以楚越之竹书之而不足。"

现代用法

罄竹难书一语，最初形容"乱象极多"，后多指"罪恶极多"。虽然亦有正面用法，指"善行"或"功绩极多"，但一般引用此语时，多只用以"形容罪状之多"。在未说明的状况下使用正面用法，可能会造成误会。也可作"磬竹难书"。

辞典解释

《汉语大词典》:"极言事实之多，难以尽载。常指罪恶，后偶亦形容好人好事。"《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指事实很多，难以写尽，多用来指罪恶，间或指功绩。"《辞源》:"喻项目之多，不尽期录。"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指事实很多，难以写尽，多用来指罪恶，间或指功绩。"

《辞源》:"喻项目之多，不尽期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