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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中国实用写作的历史有多久

发布时间:2022-08-16 05:07:14

⑴ 应用文的历史

应用文的历史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规范和行政工作的日益严谨,应用文写作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能否正确书写应用文关系到信息沟通的成败与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与新时期科学管理效能息息相关。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对应用文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下面我就这一段时期的学习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应用文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文字的产生就有了应用文的写作,且应用文的发展和社会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相辅相成。应用文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孕育期(原始社会)、萌芽期(奴隶社会)、成熟期(战国、秦)、发展期(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高峰期(唐、宋)、稳定期(元、明、清)。 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为了传递信息、统一号令,应用文以口头形式出现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质、剂等合同形式,成为应用文的雏形。到了奴隶社会时期,甲骨文以应用文形式出现。在西周的青铜器上不仅有公牍文件,还出现了记载物资交换的契约。买卖双方将议定的条文记载在木简上用刀一劈为二,双方各执一片,一旦发生纠纷,官府以合券判案,后世称为“合同”。奴隶社会应用文虽已出现,但不成熟还处在萌芽状态,确成为当时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生活手段,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到了战国后期秦王朝统一中国,应用文在当时的社会交流中日益完善、成熟。同春秋时期相比语言有了很大改进,文字接近口语,行文流畅,可读性强。 秦朝早期着名的法令“书同文”,不仅要求书写相同的文字,也包括格式与名称方面的要求。从近代考古中发现,秦国法律条理清楚,内容简约,由此看出当时司法文书已相当完善。从汉朝到南北朝应用文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归纳了应用文写作理论,如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中强调文章的实用性,要求写文章要为世所用,口说务在明言,笔落应可达意。这对以后应用文的实践和理论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进入唐、宋应用文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宋代应用文体式要求进一步规范,文字的大小,字数的多少,年月件数的标记,都有了规定。并最早出现了“应用文”一词。封建王朝后期,应用文发展趋于稳定,元代应用文兼有汉蒙两族文化色彩;明代有所提高,强调规范和务实并改革文风,不用骈文写作公文;清承明制,应用文发展迟缓,但清朝刘锡载在他的《艺概—文概》中提出“……应用文应有上行、平行、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根据行文方向进行了分类。进入近代应用免去了繁文缛节,直陈其事。辛亥革命标志应用文改革时代的到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应用文的创新提供了条件。 纵观应用文发展历史,这一文体经过数千年演变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成为体现社会成熟的标志,实用性不断增强。进入21世纪,应用文与我们的生活更加紧密相连,其习作技巧和理论也将更加趋于完善。

⑵ 求中国散文发展史(从古至今的)

第一重变奏: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

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历史与时代巨变的转折关头,关注近代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生活的作家中,龚自珍和魏源是突出的代表。一个,把散文的触角伸向统治阶层,对国家的腐败凋敝现象进行揭露、抨击;一个,把目光瞄准世界,关注社会的各个领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个,在时代大潮的涌动与现实生活的变动中反思昨天,批判“颓波难挽”的今天;一个,在并不以今天返回昨天,写今天时,也在思考着明天,抒写着发展的今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为使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合理,进行执着、顽强的艺术追求。我们从作家们提供的生活画面中,聆听到了历史的回声,强烈地感受到新的生活节奏。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近代人民的命运,反映了作家在历史的转折时期的进步要求、愿望和心理情绪,表现了他们忧患苍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感情,仿佛使人们听到散文近代化进程的隐隐惊雷,这就是龚自珍和魏源等进步作家作品的总主题和主旋律,也是他们对近代散文的贡献。

龚自珍与魏源的艺术个性和追求,孕育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根连着民族、人民的大树。历史和现实,正常和反常,纯洁和丑恶,交织融汇为切肤的体验和深沉的思索。龚自珍的散文,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灾难深重的历史,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反省和总结。在龚自珍散文的字里行间,相当宏伟地突现着“历史感”,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的时代氛围,天地四方的“至极不祥之气”,人心世俗的“浇漓诡异”,居上位者的“守眉睫之间而不见咫尺之外”,等等,这一切见闻的汇集,使他痛心疾首地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原来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乱亦竟不远矣”的“衰世”。以此为基点,龚自珍的笔端从“理”、从“势”、从“人才的遭遇”这三个主要视角,痛快淋漓地抒写出了最富有时代色彩的“忧患”。他的散文,不大具体谈论时政措施的因革损益,而是以“医国”的高姿态出现,关心着时代整体性的大关节目。在魏源的作品中,也时时有对历史和自我所作的透彻的剖析。为了今天和明天不再重复昨天的历史,他理智、冷峻地描绘今天,却注进了理想和热情,满含着改革者和创造者对明天的希冀与期待。惟如此,他对新生活的感受和捕捉,才具有可贵的敏锐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型散文潮流就是适应了当时散文发展内在艺术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以无比的生命力出现在晚清文坛上。它从垂死的边缘开拓了散文的新生命,从而使龚自珍、魏源的散文具有向旧时代冲决和向新时代迈进的伟大历史作用。散文作为艺术工具在龚自珍等作家的手中复活了。因此,龚、魏的散文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对清代散文领域内占一百多年统治地位的桐城古文是有力的冲击,使散文这种最具实用价值的文学样式在近代文学的开端时期便表现出勃勃生机。

龚自珍与魏源的艺术所长,有时又表现为他们的所短。龚自珍的作品,对衰世的批判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但在含蓄隐藉中却具有一种艰涩玄奥的缺点,文章较典雅、高洁,片面强调了文字的技巧,使文章过分“奇僻”,造成一种佶屈聱牙的不良效果。魏源的文章虽“无沿袭义、应酬语,浩浩落落,以达其见,以伸其说”,但却缺少激昂慷慨之气,显得平缓温和。

林则徐也是一直注重反映近代社会时代风云的散文作家。他用开眼看世界的襟怀,坚韧不拔地在反抗外来侵略的道路上行进。他虽不以文学名世,但他的政论散文,在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他的散文,大多是写给皇帝看的奏稿,基本上是他一生从政的思想、政策、措施的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内政的改革与反抗外国侵略两个方面,抒发了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热情。在表现方法上,他的散文无艰深的词句,无难懂的典故,信笔写来,质朴无华,情随笔到,叙事细密而具体,说理曲尽而详明,与龚、魏的风格不同,然而同样有说服力。他的文章对后来维新派的时务文有很大影响。

第二重变奏:早期改革者的开拓气概

经历过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浩劫的近代有识之士,他们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之后,关注着什么,思考着什么,准备怎样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在探索,散文作家们也在探索。早期维新派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散文家们是昨天惨痛经历的产儿,又是现实和未来的希望的耕耘者。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古文的束缚,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内容,运用散文“记事述情”,表达改革社会与御侮图强的思想内容。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运用通俗古文写作的近代报章政论文体,在近代散文的变革上,比起龚自珍和魏源,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冯桂芬的政论性散文集《校�庐抗议》、王韬的《�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文章的发表,为散文的近代化提供了新的启示:散文的变革仅仅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以实践来表示它的对立,才能更显出理论的威力。同时,还必须常把各国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的社会现象作比较,把静止的封闭式的中国放在“事变繁极”的世界范围中来考察,并充分利用报刊这一阵地树立近代的舆论意识,通过中外舆论交流,冲击旧的文体桎梏,促进散文的改革。因此,论述时政,谴责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论述中外关系,探索社会政治的改革,便成为回荡于早期维新改革派散文作家作品中的主旋律。

从《漫游随录》、《普法战纪》到《�园文录外编》,是王韬散文创作上的一个突破。《漫游随录》是我国最早介绍近代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游记体散文。它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近代西方社会的风貌,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当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埋头于词章考据之学、沉浸于科举之中时,王韬能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说他不但“明智通达”,而且堪称时代的先觉者。他对西洋科学技术的介绍,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道本器末”、“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也表明王韬在世界观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韬的《欧游心影》,虽然走马观花,所见亦多流于表面,但他通过比较中英两种制度,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封建社会优越。从写作上来看,笔调轻灵生动,语言平易浅显,风格朴实自然,是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游记散文。

《普法战纪》是王韬根据外国报纸对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报道,结合自己的欧洲见闻编译而成的。此书的编成,距离战事的发生仅仅4个月。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海外战争的散文着作,也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一部重要着作。这对于当时国人了解外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及时了解欧洲的局势,有着旁无所贷的历史作用。所以,《普法战纪》可以说也是中国近代早期认真探索国外情形、有着较大影响的一部着作。在写作上,反映事件非常迅速及时,记叙翔实,关于战争的起因,战事发生发展的时间、地点、规模、经过以及战争的结局和影响,其记述还比较完整正确;同时还旁搜远引,兼述西方诸国的历史政情和社会风俗掌故,可以说是具有“报告文学”的雏形。

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论文,明白晓畅,议论风发,针砭时弊,并且贯穿着鲜明的“变法”思想。“变法自强”的口号,最早是由王韬在1875年的《循环日报》上提出来的。王韬后来将《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选编成《�园文录外编》,系统地阐述了王韬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和政治主张。戈公振评价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倡言变法时说:“《�园文录外编》即集该报论说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王韬政论文的思想,是魏源、冯桂芬政论思想的继续发展,所谓“继续发展”,就是在他的文章里,已基本上摆脱了从中国古代圣贤先王的文库中寻找变法资料,更多的是强调要“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来变法。值得注意的是,从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角度来看,《循环日报》比《时务报》的创办要早22年,它对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潮的兴起无疑起着晓角晨钟的作用。正如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为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开启道路,《循环日报》对后来的《时务报》起到先驱示范作用一样,王韬的政论散文在近代散文的发展史上亦具有开拓性。王韬在龚自珍、冯桂芬等前辈作家散文改革的基础上开拓出来的“报章体文”,颇具自己的特色。他这种“无所师承”,不受拘束,按时代的需要,“记事述情,自抒胸臆”的散文,“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感情充沛,气机流畅,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为后来梁启超的“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章,树立了榜样,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从王韬开创的“报章体文”发展而来的。可见王韬在散文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郑观应在散文形式上亦有革新,为了适应报刊上发表,多数篇幅短小,行文多用中西、古今比较论证办法,条理清晰,论述透辟。在语言上,王韬说:“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作者尽量采用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语言显豁,易于为读者接受。且文笔清新活泼,优美流畅,体现了近代散文社会化、通俗化的走向,对桐城古文无疑是一个冲击,对后来政论作家和“新文体”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散文近代化的进程中,郑观应的散文亦具有革新意义。

第三重变奏:维新变政者的文体创新

在甲午战争之后,当一种完全摆脱古文家法、自由活泼、富于鼓动性的“新文体”呈献给文坛时,人们振奋了———因为一场扫荡旧文体开创新文体的散文近代化高潮到来了。

“新文体”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近代散文变革中的一种创造。它是适应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也是近代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梁启超为这种“新文体”的建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也包含着梁启超的同代人乃至其前辈的共同努力,康有为便是在传统古文向新文体过渡这一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之一,而谭嗣同则是可称开路先锋和最积极的实行者。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站在历史的较高阶段上,从巨大的历史潮流中吸取思想活力,冷静地观察落后了的东方古国,接受八面来风的吹拂,开始突破封建思想与封建文化的藩篱,把外来思想与本国实际结合的任务提到了历史的日程。同时他把文学活动与历史发展的主潮相结合,最终从传统的古文中走出来,蔚为散文大家。在当时的文坛上,康有为的散文,思想奔放,直抒己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而且在艺术上追求毫无拘束,感情尽情倾泻的艺术境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因而,梁启超将康有为列为“清末散文大家”(《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上海版单行本,第57页),是以他那受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所形成的中国文学进化观来审视中国散文发展,从整体意识上去评判康有为散文的历史地位的结果。纵观近代散文的发展,康有为的确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是晚清“文界革命”的先驱,其散文创作为新文体的诞生起着积极的作用。

谭嗣同的散文深刻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他所经历的人生道路,记录了他的理想、热情、思辨、学识,同时也为新文体的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谭嗣同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浅显平易、富有号召力和煽动性的解放了的文体极表赞赏。他在《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一文中,盛赞天下文体“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他认为报章文体的好处并不囿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较多地反映出民众的呼声。他为《湘报》的发行而欢呼。他的政论散文《仁学》便是比较典型的“报章文体”,难怪时人惊呼其为“骇俗之文”。总之,谭嗣同的散文熔多家思想于一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论辩方法,使文章呈现出长于雄辩、汪洋恣肆的特点。行文则时骈时散,时古时今,力求文意表达通畅。特别是以感情之笔说理,情因理发,理因情显,情理相得益彰。谭嗣同本其冲决一切网罗的勇猛精神,为新文体在荆榛莽丛中开拓了一条大路。

梁启超是散文近代化进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一位作家。他不仅对散文在理论上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而且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体散文,对散文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把《时务报》至《新民丛报》中期(1896~1904)这一阶段的文章称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桐城古文、骈文和时文、八股等类的“旧文体”。这种新体散文亦有别于近代早期维新派的文体,特别是在语言的革新上。梁启超写作的新体报章散文,是以社会的改革和国民思想启蒙工作为当务之急的,这就把新体散文的创作从书斋扩展到整个社会,形成了他创作新体散文有决定性影响的创作思想———“新民”思想。他在1898年11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给该报所规定的“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的性质便是这一思想的阐释。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散文的社会功能,提高了散文的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散文本身的面貌,使他的新体散文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综观梁启超的散文,特别是他在戊戌时期的散文创作,其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散文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显示了其包融万汇的胸怀与气度;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大的变革,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散文的社会化。他创造的“新文体”,结束了桐城派散文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第四重变奏:民主革命家的语言革新

语言是文章的基本材料,它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脱节,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的分离,为人类交流思想、倾诉情感造成了许多人为的障碍。语言文学,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的载体,这个载体本身有着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方面。语言问题“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随着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家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语言通俗化,是潮流所向的一种趋势。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救亡运动的开展,才有条件兴起白话文运动。因此,近代散文在继资产阶级“新文体”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维新派散文改革的基础上,为使散文语言更趋通俗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语言的近代化,这是比叙述方式更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升起的新的美学原则。秋瑾、邹容、陈天华、柳亚子、孙中山、朱执信、李大钊、黄小配、黄远生等对于近代散文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一种真正属于近代的“写作姿态”,刷新了近代散文的语言,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文”的审美信息。从他们的散文创作来看,散文的语言不是一般修辞学上的语言,即不是以准确、生动、形象为特征的“美文”,而是主客体互相渗透,即此即彼,既是内容,也是形式; 既是文学,也是生活的语言,是一种不仅包括了作家的才华、智慧、思想、人格等因素的文学表达中形成的风格,而且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韵味、情趣、色彩的语言。而在这面呼啦飘扬着的语言旗帜上,更加触目映进读者眼帘的是四个大字:文体创新。因此,只有当白话散文逐步成为近代散文的语言载体时,中国近代散文才真正迈出了自己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

邹容的政论散文《革命军》,以火山爆发式的革命热情,雷霆万钧、叱咤风云的磅礴气势,催动三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语言节奏,表现出洒脱奔放的文学风格。《革命军》可以说是一篇表现革命内容的有代表性的新体散文。在语言方面比“新文体”更趋通俗化。女革命家秋瑾极力提倡白话文,她的散文通俗易懂,更趋白话化。柳亚子在“五四”前10年创作的白话散文,也为近代散文走向自由化、通俗化、社会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黄小配的《五日风声》,运用报刊新闻报道的方式,在报告文学领域作了一次开拓性的尝试。在语言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黄远生的散文以新闻报道体式为文学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这位“报界奇才”的文章浅显易懂、妙趣横生。他的通讯报道,亦已具报告文学的特征。如他的《外交部之厨子》、《�日日记》等,集中反映他的通讯报道的文学性质。他以白描的手法,把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加以提炼概括,选取最能表现人或事的细节表达出来。他的散文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先导,在近代散文向现代化过渡的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副歌一:两支“特异”的动情和弦

一支是着名翻译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散文,回荡着先秦散文古朴渊雅的情韵。他用古文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着作,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于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在应用古文方面作出了新贡献,功不可没。但严复在散文体式、语言上过分注重辞章,追求文采,就容易产生深奥难解、因辞害意等毛病,势必削弱文章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用古雅的文笔和驯雅的语调来作文与译文,的确是严复的缺点。同时,严复亦鄙薄一般“报馆之文章”。尽管如此,严复有些散文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对严复的批评,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变化。由此可见,严复散文中那反复申述、欠含蓄、不简洁、多感叹等表述方式,正是作者不自觉地向桐城古文的某些框框挑战的表现,因为那种古文程式已不适于用来发挥丰富的新思想和爱国激情了,这也许是严复始料不及的。

另一支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文学家章太炎的散文。章太炎是近代文坛上“以文章排满的骁将”,他撰写了政治、时评等文章,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思想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章太炎的散文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学、语言文学、医学、教育、经济、哲学等方面都有涉及。他的散文,在1916年前后20年,对比非常鲜明:前20年的创作,意气风发,锋芒毕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打动了不少读者,对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20年,章太炎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因此,其散文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这正是章太炎政治思想多变、带有先进性又具有复杂性的艰辛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在散文中的反映。不过,章太炎的散文能根据客观需要的不同,采用不同体裁乃至不同的语言,取得了一定成效。纵观他的散文创作既有引经据典、文字古朴的文章,也有笔调活泼的白话文。但章太炎的大部分散文,其主导风格还是古奥典雅的。他的散文受魏晋文风的影响较深,体现了魏晋风骨,文辞古雅,显示了他雄劲的学力。加上他用字古奥,索解困难,即使在文学上有些合理见解,也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这样就决定了章太炎不可能为新文学开辟一条道路。

副歌二:两束“变调”的古典音符

一束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湘乡派的散文。曾国藩作为桐城湘乡文派的领袖人物,他把“义理”扩大到政事,强调以“礼”为本,以“经济”为纲,试图对桐城文派的思想旗帜程朱理学有所改造。他对桐城文派的文风,也是有所变易的,并没有亦步亦趋。实质上,曾国藩中兴桐城文派,就是以“湘乡派”改造“桐城文”。随着清朝统治的崩溃与新思潮的兴起,无论桐城文派或湘乡派古文都为人所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新文体”和稍后的白话文。当然就桐城文派中间,也有一些如王�运、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焘等作家冲破传统古文的束缚,创作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散文,这说明散文的变革、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另一束是翻译家林纾效法唐宋文的散文。林纾的文笔追踪韩、柳、欧、苏,因而虽从事西方名着的翻译,为近代文学的开放,以取法西方文学,起了先锋作用,可是在文体上却紧闭大门,固守门户家法,为文宗奉桐城古文的“雅洁”。他的《春觉斋论文》就是桐城古文“义法说”的具体化。当然,林纾所谓师法古人,又不等于亦步亦趋地模拟古人,他认为学古而不拘泥于古,诀窍全在学其法而变其貌。由此也可以看出,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林纾的散文创作也起着微妙的变化。

综观近代散文创作,尽管作家们行色匆匆地走完了80年的风雨历程,他们是带着发育不全的散文胚胎走进文化新纪元的,然而近代散文的成就已昭示着中国散文的深刻变化,即散文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心灵、贴近人生、贴近生活本身了。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这一方面表现了散文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散文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散文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易于为读者接受。

近代80年的散文之所以超越了古代散文,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散文越来越走向大气。写小山小水抒发个人悲欢的“小景”散文已越来越少。这一时期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篇幅长;二是这些作者都倾向于思考各种大命题(时代、国家、民族、开放、改革、制度等)。当然,这种大气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呈现。大气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博大的情怀,一种人格智慧的闪光。这一时期的散文不同于以往的“学者散文”,作家们不再局限于考据、训诂、求证,不再沉缅于“过去时态”的回忆或以闲适的“隐士情调”为最高旨趣,而是以近代人的眼光和情怀观察生活、思考历史和把握时代,并倾注进个性和“自我”色彩。

理性精神的弘扬,不仅把近代散文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使近代散文与世界优秀散文接上了轨。因为世界的优秀散文,不管是倾向于说理议论的《论说文》(培根)、《随笔集》(蒙田)、《思想录》(帕斯卡),还是倾向于抒情描述的《忏悔录》(卢梭)、《梦茵湖》(梭罗)、《战地随笔》(坦贝克);他们的一个重要传统或特色,就是重理性。他们关注时代、思考人生、探索历史,纵横捭阖,议论风生,分析独到。因此,欧洲的散文曾开启了一代文风,推动历史前进。今天,我们把中国近代散文提高到世界近代散文的杰作之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与世界文学的观照中,看到近代散文的历史行程。

近代散文的文体创新,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文体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文学体裁。文体的内涵是丰富的。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文体,是才能本身,思想的浮雕性,它表现着整个的人。也就是说,文体是作家主体人格与精神,也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方式,是语言的表达与呈现。随着近代历史的巨变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家们对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做了新的透视,同时由于任何使用别种文体的叙事经验和写作技巧对散文进行改造组合,于是,散文便在这种嫁接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叙述已摆脱了封闭性、同一性的模式,而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富有弹性。这一切都显示散文艺术形式的开放性。在中国散文叙事形式变革的大合唱中,叙述更成为近代散文的“文体革命”的新动向。

文体创新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语言的近代化,这是近代散文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的一个变革原则。从近代80年的散文来看,在语言上的确比古代的散文前进了一大步:语言越来越丰富和直白清浅、通俗易懂了。语言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人生状态。近代散文作家努力将散文语言朝着语言与文字合一的方向发展,使近代白话文成为充满活力的一种语言形式。

近代散文的变革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当然在散文繁荣的背后,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苍白和遗憾。其一是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变革的不彻底;其二是近代社会的复杂性,造成散文作家思想的多变和散文发展的多重性。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不足,为“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

⑶ 请简述应用文的发展

应用文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体,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处理各种事物时,经常使用的具有明道、交际、信守和约定成俗的惯用格式文体。是人们传递信息、处理事务、交流感情的工具,有的应用文还用来作为凭证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应用文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多了。 所谓应用文是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为处理实际事物而写作,有着实用性特点,并形成惯用格式的文章。应用文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实用
性。文章的写作都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写的。二,规范
性。文学作品只有体裁上的区别,而在同一体裁中可以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应用文恰恰在格式上具有程式化、规范化的特点。三,真实
性。文学创作可以虚构,文学作品中的人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故事中的情节也并非要照搬生活。但是,应用文的性质决定了真实性,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文体,它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必须准确无误。四,时限性。
时限是指应用文的时间限制,应用文的性质和写作目的决定了应用文的时效性,应用文的各个文种都有时间限制,都是针对一定时间内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时限就失去了效用,所以,要及时发文,按时办理,这是应用文与其它文章的重要区别。

具体的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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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什么是应用文写作

人们通常把应用型文章的写作称作应用写作。

应用文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体,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处理各种事物时,经常使用的具有明道、交际、信守和约定成俗的惯用格式文体。

应用文也成了人们传递信息、处理事务、交流感情的工具,有的应用文还用来作为凭证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应用文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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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体:

1、记叙文

以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以写人物的经历和事物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文体形式。

2、说明文

说明文是一种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体裁。它通过对实体事物科学地解说,对客观事物做出说明或对抽象事理的阐释,使人们对事物的形态、构造、性质、种类、成因、功能、关系或对事理的概念、特点、来源、演变、异同等能有科学的认识,从而获得有关的知识。

3、散文

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散文”一词大概出现在北宋太平兴国(976年12月-984年11月)时期。

⑸ 我国古代应用写作的成熟期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之为应用文的成熟时期,隋、唐、宋时期是应用文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体,如唐代皇帝下行的应用文称作册、制、敕、元、明、清实时代称之为应用文的稳定时期,五四运动前夕至当代是应用文重大变革时期。

应用文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本身固有的发展的一般规律:

1、公、私应用文体发展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2、历代应用文文体及相关制度都是在基本沿承前代的基础上,或消或长,有所变更。

3、应用文体裁的发展演变存在着名同实异或实同名异的现象。

4、中国古代公务应用文发展过程中还呈现出体裁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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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其历史源远流长。1935年叶圣陶先生初次把应用文作为一种文体归人中学语文课本,应用文写作进人了缓慢发展的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应用文进人迅猛发展阶段,21世纪将是应用文焕发出璀璨光彩的光辉时代。

应用文写作将进人一个全新的历程,这和它所承载的神圣使命是密不可分的。应用文在现代社会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应用文写作所反映和解决的是实际问题,它总是用其特有的行政的或惯用的规范方式实现其特定的制文目的,指导社会实践正常、有序地进行推动着社会稳步向前发展。

⑹ 中国最早的应用文是什么

中国最早的应用文见于3500年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卜辞"。

殷人占卜,常将占卜人姓名,占卜所问之事及占卜日朞、结果等刻在所用龟甲或兽骨上,间或亦刻有少量与占卜有关的记事,这类纪录文字通称为卜辞。

一条完整的卜辞有前辞(叙辞、述辞)、命辞(贞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刻契时间不一。前辞记录占卜时间与求问天神的占卜人名,起到叙述作用,所以又称作叙辞和述辞。

命辞记录具体占卜事项,求问天神的问题,又称作贞辞。占辞记录占卜结果,这是巫师根据骨甲裂痕分析天神给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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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国维对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省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

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

⑺ 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于哪一年,分为几个时期

1949年,分为三个时期。

1、第一阶段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2、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 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

1979年1 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8 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3、第三阶段90年代——新世纪

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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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一些代表人物:

王蒙(1934- )当代作家,北京人。其处女作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影响很大,从1976-1981年发表三十多篇作品。其中《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分获1978、1979、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蝴蝶》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张贤亮当代着名作家,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为代表作。

刘绍棠(1936-1997)当代作家,北京通县人。十三岁就开始创作,十七岁就发表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青枝绿叶》,1979年以后写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短篇小说《峨眉》分别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

茹志鹃(1925- )现代女作家,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省杭州市,生于上海。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剪辑错了的故事》,其中《剪辑错了的故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李准(1928-2000)现代作家,河南省孟津县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由他改编的电影剧本有《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老兵新传》等。其中《老兵新传》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奖。

⑻ 简述人类历史上书写工具的演变过程

千年来,人类一直都在留下自己的印记。一些洞穴中有关人和动物的图画至少有2.5万年的历史。然而人类用笔记载历史的时间却短得多。两千多年来制笔工艺的发展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最好体现。

公元前2000年:中国人用老鼠毛制成的毛笔写字。墨水用煤烟、灯油和凝胶混合制成。

公远前1200年:埃及人从浆果、植物和矿物中提取天然染料和色彩制成黑水。“笔”是细芦苇。600年后,埃及人发明了纸草纸。

公元400年:许多文明社会都发明了更加稳定的墨水。它是用铁盐、橡树树瘿和阿拉伯树胶混合而成。这一基本配方使用了几个世纪。

公元700年:罗马人发明羽毛笔(鹅毛笔),用的是一种大鸟翅膀上的羽毛。羽毛笔在后来的1000年中成为(西方)主要的书写工具。

1548年:西班牙书法家胡安·德·伊西亚尔在他的书法手册中最早提及青铜笔。

1700年:尼古拉斯·比翁(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乐器制作大师)最早为自来水笔留下画图。他有5枝笔流传下来。

1803年:英国工程师布赖恩·唐金获得第一个钢制笔尖的专利权。

1809年:佩雷格林·威廉森在美国第一次获得制笔方面的专利权,这是一种笔管中有墨水的自来水笔。不过他的设计有许多缺陷。

1830年:英国的钢铁工人威廉·约瑟夫·吉洛特、威廉·米切尔和詹姆斯·斯蒂芬佩里发明了大量生产钢笔尖的方法。由于随后20年钢质量的提高,使用羽毛笔的人越来越少。

1884年:纽约的保险推销员刘易斯·埃德森·沃特曼在因为钢笔坏了而失去一位重要客户之后发明了第一枝实用的自来水笔。

188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韦茅斯的约翰·劳德获得第一枝圆珠笔的专利权,但直到专利权期满,它也没被批量生产过。

20世纪头十年:4家自来水笔厂家主宰着市场,它们是派克、犀飞利、威尔一永锋和活特曼。

1912年:犀飞利制笔公司在自来水笔的笔管中添加了拉杆吸水装置。在此之前,人们用滴管给自来水笔加墨水。

1935年:活特曼推出了墨水囊,当时是一个有软木塞的小玻璃管。

1938年:匈牙利记者拉迪斯洛·比罗和他的兄弟格奥尔格发明了第一枝实用的圆珠笔。它使用的是能迅速变干的印刷油墨。英国政府后来许可他们为英国空军飞行员制作圆珠笔。圆珠笔在高空不会漏油,而自来水笔会漏墨水。

1945年:芝加哥商人米尔顿·雷诺兹对比罗的发明进行重新设计,并把它引入美国。当时比罗的发明没有在美国获得专利权。拥有比罗发明专利权的永锋公司很快把它们的产品也推向市场。新型自来水笔轰动一时,销路非常好。

1950年:法国男爵马塞尔·比什成立了比克公司。他的公司擅长于大量生产圆珠笔。(如今,比克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制笔公司,每天销售2100万枝笔,一年76亿枝。)

1951年: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公众发现圆珠笔价格高,而且不可靠。圆珠笔销售量急剧下滑。自来水笔卷土重来。

1954年:派克钢笔公司推出“Jotter”圆珠笔。这种更加可靠的新型圆珠笔的书写时间比最流行的同类产品长5倍。圆珠笔的销售量重新回升。

1962年:东京文具公司的堀江尾世木因发明毡尖笔而出名。

1966年:费希尔为美国航天局发明了太空笔。这种笔的墨水囊经过加压,能在失重状态下写字。

1979年:吉列公司推出了一种新型钢笔,它写出的字能在10小时内擦去。其决窍是用橡胶胶水制成墨水。

1984年:日本樱花公司推出中性墨水笔,它是圆珠笔和记号笔的中间产品,用的是中性墨水(gel-ink)。

⑼ 中国叙事散文的出现,发展和流变

中国散文发展史

一、先秦散文

文学的起源是远在文字之前的。我国最古老的文学便是始于诗歌;有了文字以后,由于中国文字具单音、独体等特性,在用字造句的时候,自然会因为声气调和的关系,产生了奇、偶的自然音韵。于是讲求对偶的便逐渐形成诗赋一派,好奇的则产生为散文一派。然而我国在汉以前所谓的“散文”,并不能算纯文学,大多都是一些记事说理的实用文,像伏羲的“教”,神农的“占”,都属这一类。仅管如此,这些说理记事的散文,随着时间不断的累积,除了提供前人的思想见解给后人了解外,文章的写作手法,实际上也不断的在往纯文学的艺术标准迈进着。

先秦散文是我国古典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指的是后殷商到战国末年这一段时期的散文。以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来,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应该起于商朝的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它们包括了韵文和散文的记载,这就是散文的起源。接着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提供给散文一个很好的孕育、发展环境,使散文迈向中国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散文可分为两大派: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当时的散文之所以会大量出现、发展,成为先秦时代散文最重要的时代,是因为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土地的利润,也增加了土地的侵占掠夺情形;且当时列国并立,竞争激烈,经常有兴亡纷争的事件发生,需要有文章记载这些事情。于是史传散文因用而生,并且开始迅速发展。同时,因为农业生力的发展,渐接造成商业繁荣,商人抬头。当时有不少富商置身政治舞台,而封建制度则日趋毁坏,从此贵族没落,平民崛起。贵族在封建制度破坏后流落民间,与庶民无异,只能以传授知识技能谋生,学术文化也从贵族专有普及于民间。再加上社会政治的影响,一般的才智之士,可以抒发己见,用以劝谏君王,或着书立作,匡救时弊,百家争鸣局面由此产生,于是有诸子散文的产生,并且呈现长足的进步,与史传散文互相辉映。

总之,先秦时代散文能突然蓬勃发展、大放光彩,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的改变、社会阶级的变动、文化思想、文学本身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概括的说,先秦散文共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以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历史散文;一类是以议论、说理为主的散文,通称诸子散文,又称哲理散文。它们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特色广泛的表现在内容、体裁、风格、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文体上:先秦散文众体兼备,百花齐放。就历史散文而言,《国语》、《战国策》为国别体;《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为编年体。《尚书》、《国语》和《战国策》以记言体为主;《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以叙事为主。性质上:先秦散文都是密切为现实服务的产物,不存在为艺术写作的文章。许多着作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作家首先想到的事实用价值,而不是美学欣赏。

二、秦汉散文

一、秦代

秦并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随着文化专制政策的推行,姹紫嫣红的文学园地变的一片凋零,在钳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下,短短十九年的秦代,几乎没什么文学可言,谈不上什么成就。称的上有成就散文作家唯李斯一人,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富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李斯的文章以秦立国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文章带有游士说辞能言善辩的特点,最着名的是《谏逐客书》。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笔锋犀利,说理透辟,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顿挫,具音节美,有明显辞赋化的倾向。

二、汉代
(一)特色

散文到了汉代,又在国家政权启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西汉前期的散文主要是务实,求用的政论性文体,较之战国诸子之文,体裁、风格已有明显变化:有关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比较深刻,也颇具文采。其中,以贾谊、晁错成就最高。贾谊是一位才高而命短的政治家、文学家,有专题性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章;网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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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发展简史-中国散文精选
2018-09-17 17页 李长汉
中国散文发展史

一、先秦散文

文学的起源是远在文字之前的。我国最古老的文学便是始于诗歌;有了文字以后,由于中国文字具单音、独体等特性,在用字造句的时候,自然会因为声气调和的关系,产生了奇、偶的自然音韵。于是讲求对偶的便逐渐形成诗赋一派,好奇的则产生为散文一派。然而我国在汉以前所谓的“散文”,并不能算纯文学,大多都是一些记事说理的实用文,像伏羲的“教”,神农的“占”,都属这一类。仅管如此,这些说理记事的散文,随着时间不断的累积,除了提供前人的思想见解给后人了解外,文章的写作手法,实际上也不断的在往纯文学的艺术标准迈进着。

先秦散文是我国古典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指的是后殷商到战国末年这一段时期的散文。以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来,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应该起于商朝的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它们包括了韵文和散文的记载,这就是散文的起源。接着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提供给散文一个很好的孕育、发展环境,使散文迈向中国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散文可分为两大派: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当时的散文之所以会大量出现、发展,成为先秦时代散文最重要的时代,是因为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土地的利润,也增加了土地的侵占掠夺情形;且当时列国并立,竞争激烈,经常有兴亡纷争的事件发生,需要有文章记载这些事情。于是史传散文因用而生,并且开始迅速发展。同时,因为农业生力的发展,渐接造成商业繁荣,商人抬头。当时有不少富商置身政治舞台,而封建制度则日趋毁坏,从此贵族没落,平民崛起。贵族在封建制度破坏后流落民间,与庶民无异,只能以传授知识技能谋生,学术文化也从贵族专有普及于民间。再加上社会政治的影响,一般的才智之士,可以抒发己见,用以劝谏君王,或着书立作,匡救时弊,百家争鸣局面由此产生,于是有诸子散文的产生,并且呈现长足的进步,与史传散文互相辉映。

总之,先秦时代散文能突然蓬勃发展、大放光彩,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的改变、社会阶级的变动、文化思想、文学本身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概括的说,先秦散文共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以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历史散文;一类是以议论、说理为主的散文,通称诸子散文,又称哲理散文。它们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特色广泛的表现在内容、体裁、风格、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文体上:先秦散文众体兼备,百花齐放。就历史散文而言,《国语》、《战国策》为国别体;《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为编年体。《尚书》、《国语》和《战国策》以记言体为主;《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以叙事为主。性质上:先秦散文都是密切为现实服务的产物,不存在为艺术写作的文章。许多着作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作家首先想到的事实用价值,而不是美学欣赏。

二、秦汉散文

一、秦代

秦并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随着文化专制政策的推行,姹紫嫣红的文学园地变的一片凋零,在钳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下,短短十九年的秦代,几乎没什么文学可言,谈不上什么成就。称的上有成就散文作家唯李斯一人,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富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李斯的文章以秦立国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文章带有游士说辞能言善辩的特点,最着名的是《谏逐客书》。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笔锋犀利,说理透辟,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顿挫,具音节美,有明显辞赋化的倾向。

二、汉代
(一)特色

散文到了汉代,又在国家政权启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西汉前期的散文主要是务实,求用的政论性文体,较之战国诸子之文,体裁、风格已有明显变化:有关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比较深刻,也颇具文采。其中,以贾谊、晁错成就最高。贾谊是一位才高而命短的政治家、文学家,有专题性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章;

西汉中期的散文及创作: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文坛上空前繁荣。就散文而论,此时不仅出现了《淮南子》、《史记》两部大的散文着作,单篇的散文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议论说理外,散文中言志抒情的成分有了增加。

后期的散文:汉文章较之先前缺乏生气而流于经学气味,这与此时儒家地位的强化巩固有关,西汉后期的散文,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桓宽的《盐铁论》。这是一部保存汉代有关经济、思想史料的极有权威的辩论专着。从散文角度说,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政论性散文专着,是散文的新发展;刘向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疏言事的政论,一类是校书时所作的叙录,其中的《论起昌陵疏》颇为着名等;《史记》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着《史记》。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史记》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集先秦之大成,又为后世之楷模,不仅在史学上的地位是空前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极高的,

东汉前期的散文以《汉书》和《论衡》为代表。它们一为国史,一为私人着作,风格迥然不同,《汉书》贯穿了儒家的正统思想,《论衡》则表现了独立思考、自抒机杼的个性。

三、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在多元政治和政权频繁更叠的同时,思想家于一尊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玄学、佛学的盛行,以及儒、释、道三家并存局面的出现。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思想相对活跃、开放的时期,散文的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一)汉末至魏

鲁迅先生指:“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曹操就是这种文风的创始者,他的散文具有政治家的宏伟气魄,带有鲜明的帝王形象,出语豪放,无所顾忌。文章中最着名的是《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简朴的文笔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沥胆地倾吐出来,具有政治家雄伟的气魄和抗争的锋芒。

曹丕较擅长散文,他着有《典论》一书,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己散佚或残缺不全,较完整的只有《自叙》和《论文》两篇。《自叙》善于叙事,其中写到一些较量才艺的细事,都能真切地传达出当时的情景。《论文》则善议论,其中无论是对当时文人的批评或对文学观点的表述,都简明中肯。

曹植的散文,概括言之,有几个特点:一是有用世的理想和热情,胸怀大志;二是率真、恳切,有广泛的题材和深刻的内涵。举凡征伐、陈情、答谢、辩道、评介人物,以及田、木、禾、谷、牛等,其范围几乎达到无所不写的程度,这本身就是超越前人而为建安作家不及的;三是说理叙事,语言优美,长于抒情。

在三曹之外,七子的文章亦色彩纷呈,其中以孔融的成就最高。他的作品均属表、疏、教、令、论、书之类。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气势盛,辞采飞扬,刘勰曾评价他“气盛于为笔”。此外,又有笔调诙谐“杂以嘲戏”的特点,他常以嘲讽、揶揄的态度对待曹操,文章“词辩巧利,庄出以谐”实际上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给曹操提意见。当然,从恣肆逞才的议论中,隐约间也透露出孔融的自负、高傲。

(二)两晋

王羲之是个大书法家,其实也是个文章妙手,他最知名的文章是《兰亭集序》,文章语言清新优美,不假雕琢,尤善于写景,也是东晋不可多得的一篇优秀作品。

陶渊明是东晋杰出诗人,他的散文虽然不多,但篇篇真淳,宛如蓝田美玉,在当时的文坛可谓别树一帜。他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上的消遣、享受,心灵表达的需要,因此,他就能够在文章中自由、真实地再现自我,创造出一种真率、自然的文章风格,故刘熙载评价说:“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他的《归去来兮辞序》、《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都是再现其真性的名篇。

(三)南北朝

于骈文发展盛行的时代,在史传、地理等学术着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散文作品,但这些作品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骈文的影响,和魏晋以前的散文风格颇有不同。

郦道元《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具有科学与文学双重价值的奇书,此书详细记述了一千多条水流的分布、走向,作者又以出色的文笔叙述水流沿岸的自然风光,创造了优美动人的山水散文,这些山水的佳作,以多变的笔力描绘山川水脉的不同风姿,或峻峭,或旖旎,充满了诗情画意。作者擅用简洁的语句,刻画山水形貌,又有骈文的精细雕琢,显然受到谢灵运以来的山水文学和骈文修辞精细的影响。此外,他还善于在山水描写中揉合进一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这既反映作者尚奇的特点,又显示了他广博的见闻。

四、隋唐散文

(一)隋代

隋代文风上承南北朝宫体文学的浮华轻靡。隋文帝崇尚朴质,有意转变文风,但当时作家受南朝文风的影响甚巨,一时难以改革文风。而炀帝又崇尚宫体之类的金粉文学,于是隋朝文学,又笼罩在六朝唯美的风气下,缺少新时代的气象。这期间提倡古文的作家并不多,以李谔与王通为代表。

李谔感慨时文过于讲求浮华,连篇累牍,不外吟风弄月,于是要求改变文风,使归于璞质。

王通主张为文为贯道济义的工具。他极力排斥六朝唯美文学的不是,建立道统的文学。他指责六朝文人为小人,如谢灵运、沉约等人,均受其鄙视,而倡教化作用的文学理论。

(二)初唐至贞元前

唐的统一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可能。在此形式下魏征等人提出了南北文学融合的问题。此时的文坛虽延续齐梁,为骈体文所主宰,却也在发生潜移默化。这种变化在四杰和陈子昂的文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四杰在唐代散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创作上。他们既是名重于时的诗人,又是骈文名家。以文来说,他们的骈体文在词藻华艳之外,又加进了俊逸刚健,没有堆砌芜杂的毛病。虽然还没完全脱离六朝文风,但毕竟表现出新的追求和倾向。

总之,四杰和陈子昂的散文代表了初唐文风改革的两个方向,一是骈体文本身的洗心革面;一是散体文章浓厚的儒家精神和风格近古。这两种倾向左右了其后的唐代文坛。选自中国散文发展简史之中国散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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