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四个选择历史必然

Ⅰ 什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四个选择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她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

(1)如何理解四个选择历史必然扩展阅读：

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新特点促使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Ⅱ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中国要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是： 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而且，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土地改革后，农业工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 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国必须要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总之，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重要的时间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Ⅲ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历史必然性

从近代中国历史条件看，1840年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从世界历史环境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提供了可能和现实的道路选择。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必然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3)如何理解四个选择历史必然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原则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经济建设层面，针对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实际，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政治建设层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在文化建设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Ⅳ 如何理解历史和人民所做出的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如何理解历史和人民所做出的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1921－2011，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如波澜般壮阔，似史诗般瑰丽。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怎知晓我们往哪里去？不深刻地感触过去，怎能获得未来腾飞的翅膀？为了从党光辉历程和伟大实践中汲取开拓未来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增强军魂意识，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总政宣传部与本报联合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征文”活动，热忱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90年前盛夏的一个晚上，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楼里，窗口透出的明亮灯光穿过漫漫长夜，13位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代表，在历史的转瞬之间，成就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建党大业。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历史，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是保持和发展自身先进性，在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中发展壮大的历史。

这90年，并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17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其领导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是孙中山在19世纪末面对中国现状发出的悲怆而无奈的感慨。

不堪回首，拥有5000年文明史、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陷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任人宰割的境地，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矢志不渝的愿望。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规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中国各政治力量的历史地位：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引领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否则，即便是一时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也必然如过眼烟云般地退场。

历史是公平的。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历史对各阶级及其政治势力都给予了表现机会。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先后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各社会阶层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抗击列强的义和团运动，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乃至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但由于找不到正确的救国道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

这些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但农民终究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他们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制造和维护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阶级，既没有力量引发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力量彻底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大网。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改造方案，终究只是“补苴罅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虽说推翻了清王朝，“起共和而终帝制”，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无法完成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一个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来领导，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使正在探索民族出路的中国人看到了“沉沉深夜”中的光明前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的，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先进政党的指导。一个全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希望、新的生机。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90年来，党领导人民做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件大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此，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三件大事”和“三大历史性转变”，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不断沉沦，国家景况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此之后，中华民族复兴浪潮不断高涨，国家景况一天一天好起来；90年前，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的旧中国，90年后，中国人民拥有的是一个生机勃勃、走向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党为之奋斗的纲领、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不是上天赐予的，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长期比较、选择的必然结果

国之命，在人心。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是通过人民对各种政治力量长期比较来实现的；历史的走向，是通过人民的自觉活动来完成的。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民的选择。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迟早要垮台。正如胡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选择我们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这种“历史比较”，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人民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比较，中国共产党经过人民的严格“考试”，被拥上了领导者和执政者的地位。

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坚定地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把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要求作为自己根本纲领，救民族于危亡、拯民众于水火。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党先后实行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政策，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把中国大多数民众争取到自己的身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各阶级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治主张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和民众的利益，陈毅元帅“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感叹，就是人民选择和拥护共产党的真实写照。而国民党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立场出发，不仅始终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且政治独裁、经济腐败、盘剥民脂民膏，这就把自己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再也无法逃脱其在大陆覆亡的历史命运。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延安窑洞旁一个操场上，一代伟人曾在为一名普通战士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讲，明确提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正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纲领性口号中，从“砍头只当风吹帽，笑洒热血为大众”的壮举中，从露宿街头、不扰民众的行动中，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朱德的扁担、林伯渠的断腿眼镜中，人民认识了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0年3月，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到重庆、延安考察参观并慰问抗日将士。通过对国统区与解放区、重庆与延安的比较，他感慨地断言：“得天下者，共产党也！”这一感言代表着人民共同的政治向往。

这种“历史比较”，在党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主要表现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国家的比较，人民继续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和高涨的创造热情，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经济建设。尽管我们党在发展进程中走过一段弯路甚至出现过“文革”这样的严重失误，但就像有自我净化能力的大海那样，党能够敢于并善于纠正自身的错误而与时俱进，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历史性巨变。新中国成立62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2010年跃升到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所有这些，令世界瞩目，令全体中国人骄傲、自豪。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党。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像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得到人民群众如此广泛的拥护和爱戴。可以说，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重大关头，都是中国共产党把握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利益，带领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谱写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新篇章。中国人民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进一步坚定了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选择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信念。

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3月7日的评论称：“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政权创造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惊人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期间，就在其他国家遭受重创之时，中国继续前行。为什么要把共产党赶下台呢？没几个中国人愿意冒险制造阿拉伯式的混乱。”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和人民选择方式的特殊性

事物的发展，既有偶然性因素，也要必然性逻辑，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

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长期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没有被西方国家完全殖民的经历，以及革命所具有的武装斗争特点，等等，决定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和一些有过完全殖民经历的国家地区那样，通过议会和政党竞选来决定由何种政治势力执政。中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武装斗争的较量。武装斗争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一段时间以来，伴随着国内外敌对势力歪曲党的历史、反对党的领导的鼓噪攻击，诋毁中国革命的论调沉渣泛起。有人说什么中国应该进行渐进改良而不是革命，革命的结果只能造成破坏，似乎革命是走入了“误区”，无数先烈的牺牲是多余的。这种看法十分荒唐。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结论，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认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对外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没有民族独立；对内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民主权利，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处于这样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必须拿起枪杆子，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义无反顾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舍此别无他途。

当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曾出现过按照民主程序决定政治走向的机遇。中国共产党试图抓住这种机会，但没有成功，最终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是迫不得已的，是反动势力强加给党和人民的。

一次是在1924年——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共同讨伐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反动集团不允许我们党这样一种异己的、潜在的政治反对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在上海、武汉先后制造“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此堵塞了中国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拿起武器，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第二次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经历8年抗战，渴望和平安定。我们党制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提出了战后实现社会政治改革、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但通过战争手段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是其既定方针。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再次失败，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同外国朋友谈起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证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同样不是通过西方式的民主，而是通过中国式的民主实现的，这就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制度的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是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各族人民通过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中享有的立法、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等职权，牢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明确载入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离开了人民民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企图以西方的民主方式取而代之，中国可能就会重蹈过去那种混乱和战争的状态，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为此，党一再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这样那样的质疑，其实质在于他们把西方国家的选择执政者的方式作为惟一“合法”和“普世”的方式，并企图用其改造中国。这显然是不能得逞的。

始终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经得起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根本原因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其根本原因还在中国共产党自身。胡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与大工业这一最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崇高使命，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先进性特质，使她彻底摆脱了中国其他阶级及政党所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软弱性，能够担当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样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古往今来，有多少曾经先进的政治力量，因为丧失了先进性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建党93年、执政74年的时候丢掉了政权，苏共的深刻教训发人深思。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需要永远面对的重大“考题”。能不能交出令历史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

时代在发展，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继续。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以及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及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必须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只要能够继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就一定能够经得起历史、人民的检验，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Ⅳ 谈谈对两个了解和四个选择的认识

两个了解，4个认识伟大使使命的认识是最为重要的

Ⅵ 如何理解历史和人民所作出的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正是由于这“四个选择”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三次历史性转变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成立，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史。这部史诗，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和探索，诉说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先进性，最根本的是因为她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就在与众多思想和理论的比较中认识到，这是能够指导中国发展进步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总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爆发。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这场斗争，认为这是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和准备基础的革命。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并没有很快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反思，认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6)如何理解四个选择历史必然扩展阅读：

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多方面的执政成就：

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从新中国成立初新政权的建立过程看，新政权的建立一般经过三个步骤，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安定新解放地区的局势。

第二步，协商产生临时性政权；第三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的政权。政权的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经济上，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多年积累的黄金、白银、外汇和重要文物，留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副烂摊子。有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这严重低估了共产党人的能力。

我们党内不光有经济行家，更重要的是能用正确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对农民，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使三亿多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对工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使他们感到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

对民族工商业者，不光不没收他们的资产，反而还通过加工订货等方式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办法，使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就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还迅速解决了国民党留下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

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其中一条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国防上，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干预，战火迅速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美军还进入台湾海峡，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能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作用，起码使中国不会出现有的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现象。

改革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农村也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有人认为改革否定了当年的改造。这完全是误解。当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改革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绝不是要否定它。

新中国建立初期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也发挥着很大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使来自各方面的人大代表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使中国政治有稳定性连续性，避免多党制国家无法避免的政治恶斗，协商民主能更好地凝聚全社会的共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群众体会到各民族的平等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人民为建设国家做出巨大努力，建立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实现了“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奠定了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中美关系接近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同新中国关系改善，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还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Ⅶ 论述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进行了抗争有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都失败了，也没有中国富强起来依旧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文化运动后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有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也进一步增强。
历史雄辩的证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指导下才能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两大任务。

Ⅷ 如何理解进现代史以来中国人民所做 的4个选择

“四个选择”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和人民所作的“四个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求先进理论。

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五四运动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所以这种全新的社会力量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是必然的。

1、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社会科学主义。

2、当时经济文化落后，军阀混战，帝国列强侵略下的中国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才能找到真正的解放之路。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它联合了工人农民和士兵等，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4、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条件，其理论也成为共产党党内的指导理论。

历史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

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不为中国人民所欢迎，也是是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所不允许的。

总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让位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进步性：

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消灭了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8)如何理解四个选择历史必然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一些主要的国家已经确定了下来，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队伍随之也扩大了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它的内部矛盾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经济危机一次接着一次的发生，跟着，工人阶级的工资减少了，失业工人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越来越贫困了。

工人阶级处在这种不堪忍受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就开始组织起来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由于他们没有个人私有的生产资料，并在大生产中养成了团结、互助、有组织、有纪律的习惯。因此他们眼光远大，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

在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和勇敢，为了使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只有找到了资本主义真正的症结所在，然后才能认清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正确道路，才能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工人运动，无论如何高涨，工人阶级的斗争还是只能是盲目的，绝不能使他们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剥削。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使得工人阶级要求在理论上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好使工人阶级的斗争，得到了一个理论上的指导，来推动阶级斗争走向最后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发挥了它巨大的战斗作用；从此工人阶级找到了一盏指引前进的明灯，来照耀阶级斗争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伟大的作用，并不仅是因为它给工人阶级指出社会主义光明的前途，更重要的乃是因为他的结论是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中得出来的，因之它就能指导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正确的去进行斗争，取得最后的解放。

Ⅸ 什么叫历史的必然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探求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就提出了“历史必然性”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分析社会发展时，它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旧制度的灭亡及其被新制度的替代也是历史的必然，等等。显而易见，“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用于解释社会发展直接决定因素的概念。正因如此，对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便显得非常重要了。我们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所以，在进行后面的分析之前，就必须首先搞清“历史必然性”的精细含义，界定其边界条件。

应当明确，我们分析的是能动的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化自然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是纯粹客观必然的，它是自然万物自身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化自然世界就因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其中而不同于自然界，因而，虽然其规律仍然是建筑于自然规律之上、也具有客观性，但已经表现出与自然规律所不同的形式；人类社会则更不同于自然界，它是直接由人类及其能动实践构成的，是直接处理人类（行为和思想）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正是因为三者内涵的这种不同，其规律的性质也就各不相同。

自然规律有着明显的客观性和严格性：人们只能认识或利用它却不能改变它，它与自然现象或人化自然现象也基本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如：自由落体在真空中必然下落，而且其加速度必然为9.8米/秒2，这根本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化自然世界就有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其中，因而，其规律虽不能脱离自然客观规律，但其表现形态与自然现象就有很大不同。如：人造的飞机就可向上飞行，因为它是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自然界的产物（当然，这种现象也是直接建筑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的）。相对地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三种矛盾、主要是第一矛盾的演化过程决定的，它直接建筑在人类的能动实践和人类的自我意识之上，不能脱离人类的实践和意识而独立发展。因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可能离开对人类实践和人类思想意识的研究。由此可见，社会的能动性就必然地决定了社会规律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而且，其严格性也远不如自然规律。若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规律并非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它与社会现象也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由此，逻辑上必然地就可以得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精确地、超越历史地涵盖全部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所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7页）。就连马克思本人也否认他所揭示的理论和规律是“超历史的”，甚至是对他几乎穷毕生研究而得出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运动的规律也是如此，他明确提出，“这一运动（指《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关规律----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见《马恩全集》第19卷，第269页）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发现，与社会发展规律之不同程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相对应，历史进程中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作用机制。

一种是决定性机制，我们称之为决定律。凡是那种在正常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都由决定律所制约，这是社会深层发展规律，普遍地（而非精确地）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发展；它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主要节点。

另一种是因果性机制，我们称之为因果律。凡是那种由某些特定历史条件决定而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都由因果律制约。尽管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由其必然性成分，但它所反映出的演进历程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并不适用于其他历史条件。也即，它所体现的顶多是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因果关系，不可能上升为必然性规律。对受这种作用机制制约的历史现象，我们可以在事后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却难以事先对其发展进行预测。

两种作用机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因果律涵盖决定律，决定律只是因果律的一种特殊情况；凡是符合决定律的历史现象，也必然符合因果律，而符合因果律的历史现象，却不一定符合决定律；因果律可以较为精细地描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而决定律则只能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历史演进节点做出宏观上的把握。

据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现象虽然变化纷繁，似乎杂乱无章，但若揭开复杂的历史表象就可发现，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受上述两种机制的制约；认为历史发展全然无规律或全部符合决定律都是不全面的，只能说它们都受制于决定律或因果律这两种作用机制。

现在来看历史必然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这大概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经典描述。我们来分析这段话：首先，这每一“阶段”是只包括社会发展的某些关节点，还是包括了全部历史“现象”？其次，这里的“必然”的意义是只符合因果律（即“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呢，还是也符合决定律（即可以按照某种普遍定律必然发生）呢？根据对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可以产生四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全部历史现象都符合决定律，二是认为只有历史发展的某些关节点（即阶段）才符合决定律，三是认为全部历史现象都只能用因果律来解释，四是认为只有历史发展的某些关节点符合因果律。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首先，第一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其实就等同于认为所有历史现象全部符合决定性规律（决定律），而迄今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决定律（其基本精神即是人所周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显然只能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其主要任务并不在于解释更为具体的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第四种认识的理论认定面太窄，几乎等同于认为历史发展全部无规律（无决定律，只有部分因果律）；第二种认识对历史关节点给出了精确解释，但对历史过程中的具体历史现象却没有给出应有的解释；第三种认识对所有历史现象的发生都给出了解释（符合因果律），但对关节点却没有给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说明。基于这种分析、结合对历史唯物主义者上述经典论述的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历史必然性的真正含义应当是上述第二、第三种认识的综合，即，历史必然性断定：全部历史现象都符合因果律，而且，部分历史现象、至少是某些历史关节点（阶段）还符合决定律。

所以，从实际意义和内容上讲，历史必然性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部分历史现象符合决定律，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定律；二是指全部历史现象符合因果律，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因果。

有了上述界定，我们接下来就必须分析：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历史必然性？那种“时代和条件”到底有什么内涵？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探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就必须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本部分，我们先探讨第一方面问题。第二个问题留待后面研究。

我们知道，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的；因之，社会现象是由无数个个人的行为实践构成的；因之，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由这无数个个人的实践和思想意识（即其主观能动性）在时间跨度内的累积形成的，是由在历史上活动的每个人在各方向上的力量所构成的那“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一个总结果。表面看来，社会现象往往并不反映个人意志，而且还经常违背和强制地统治着这些意志，以致于对个人来讲，他往往感到社会力量是一种逼迫着他的异己的东西。其实，由于在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中，各个人的行动、意志在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冲突和不协调，而社会发展却是这种现实的综合。因此，尽管社会发展不可能完全体现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意志和行为，但没有各单个力便没有各“力的平行四边形”，因而就更不会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就不会有社会行为，就不会有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历史正是众多社会成员在各方向作用力的迭加；社会成员结成的整体就是社会行为的发出者，就是历史必然性是主体。恩格斯指出：“……各个人的意志……虽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479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也即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恰恰就是社会成员各方向行为的综合作用，是成员意志、因而是成员精神素质外爆为其实践的结果。只不过，由于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所具能力的不同及行为方向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方向也有所不同罢了。

进一步来分析，由成员精神素质所决定的人之意志虽然决定了其实践并进而影响到历史必然性，但它也不具有本原意义，它还是要受制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长河中分析，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就是社会物质条件。然而，每一个人生历程、每一个社会时期、乃至每一个社会形态历程尽管都跨越一定的时间周期，但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都只能算作一个历史剖面。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分析历史问题当然要站在这种宏观的和历史的角度；但要研究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仅有这种角度、这种方法论以及由此得出的那些观点，就欠精细了。所以，要细致地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就必须同时把握两个方面：一是那种分析角度和正确的方法论，一是对历史剖面的精细分析。

如果我们再用历史剖面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就可以看到，那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实际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我们称之为“剖面因素”：社会物质条件、社会结构条件（包括社会组织结构条件、社会运行规则条件和成员精神素质条件）和国际环境交流。这三个剖面因素既决定了成员意志（因而决定了其实践）的性质和水平，又决定了它所作用的环境和场合。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此处的论述绝不同于多元论。在上述决定人类意志、行为的三个剖面因素中，后两者不过是早期社会物质条件在人类社会及思想领域中的现实折射而已。也即：前期人类社会发展中，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精神思想和社会机制条件作为一种不可能一时消亡的遗产，与后期的社会物质条件一起决定人之意志和行为。若追根溯源，社会结构因素和国际环境交流还是受制于社会物质因素的，因此，社会生产力仍然在本原意义上决定着历史必然性。

那么，社会生产力在本原意义上决定着历史必然性是否就排除了我们此处论述的意义了呢？其实不然。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成员精神素质有着明显的相对独立性，而社会机制因素是否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员精神素质直接决定的。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不是历史哲学，而是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理论问题，主要是对社会历史的剖面（横断面）进行精细分析，因此，单纯一个社会生产力因素便因只有哲学上的意义而显得有些过于笼统了。恩格斯也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总之我们可以说，对个人来讲，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异己的；然而对社会成员整体来讲，历史却是他们的意志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和一定社会机制框架内的作用产物，人民的意志是次本原意义上的历史创造者。

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出：

1）历史必然性指出，社会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发展到某种状态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却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断定部分历史现象、至少是某些历史关节点符合决定律，它属于历史必然定律；二断定全部历史现象都符合因果律，它属于历史必然因果。

2）就内容来讲，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人之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表现，是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成员精神素质作用于社会基础条件而外爆为其实践的产物。

3）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自己的意志和实践等对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决定人之意志和实践的终极因素只有一个----社会物质条件，而剖面因素却有三个----社会物质条件、社会结构条件和国际环境交流。

4）对历史必然性的分析应以分析特定时期人之主观能动性及决定和制约它们的三个剖面因素作为基本出发点。

由此也可以看出，造就一个具有高度精神素质的民族对社会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