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如何

⑴ 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为何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却很高

王安石是的政治家，对于国家的发展，他是一腔热血，所以在当时王安石便采取变法，可惜的是王安石变法并不顺利，最后失败，因为该变法触动了地主们的根本利益，当司马光 掌权之后，就废除了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措施。虽然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但是在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对他的评价很高，因为在封建社会下，提出并实施变法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综上所述，王安石变法失败还受到很高的评价，也是因为王安石能够在封建社会下，看到本质，直面现实，并且不安于现状，敢于站出来，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努力，这在朝廷之中，并没有人做到这个地步，只有王安石有这样的大爱，才提出变法。

⑵ 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首先，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虽然变法推行的时间不长，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宁间的六、七年内，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共一万七百余处，溉田三十六万多顷，等于全国垦田数将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处。 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于抑制豪强缙绅、高利贷者和富商大贾，给贫苦百姓带来一定好处。由三司制定的国家预算，大大裁减了冗费支出，每年可节省行政费十分之四。荒地的开垦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税收有所增加。冗员冗兵的裁减，不仅使府库比前充实，也使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当时全国保甲民兵约七百余万，为仁宗朝兵额之六倍，但训练费用仅占以前募兵费的五分之一。神宗时对辽、西夏作战虽仍不利，但熙宁六年曾收复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国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获短期之安定局面。
但是，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创新，后因人们习惯旧事物，不接受新事物，会用尽方法去阻挠新事物的产生。变法的内容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们对农民的剥削，打击了他们的经济特权，因此他们纷纷向神宗递上奏章和文书，攻击变法。这因此成为导火线。在进行变法前，王安石为人刚愎自用，未能接纳保受派的意见，使司马光等“旧党”大臣群起抨击，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觉困难。而王安石的变法中，朝臣认为新政违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激烈反对。而且，王安石急于求成，在短短数年内，次第颁布纷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兴，很难收到实际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拥护新法，而不问其品格，故幸进小人如曾布、魏继宗等均为所用 ，日后在变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坏的作用。
自宋初以来，各级官员冗滥无能，基层吏胥贪墨枉法，故欲富国强兵非先澄清吏治不可。而王安石变法注重于理财，忽略了行政之改革。以百孔千苍之各级行政而欲其负责推行重大之变法，自不可能。在内政亟待改革的形势下，王安石又屡启边衅，对西夏等用兵，结果作战失利，使辽乘机略地，既损国威，又耗国力。加以久旱成灾，饥民流离失所，守旧派遂以天怒人怨为藉口，大肆攻击新政，使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亦大为动摇。新法本身也有缺点，例如贷款给农民，取息二分，仍嫌过高；农民借款容易，往往超借而难以清还。以上种种因素令都是导致黄安石变法失败的，其中变法主要在与保字势力的激烈争斗中败下阵来。

⑶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他本人的历史评价怎样

尽管变法最终失败，但变法本身是利大于弊.

王安石评价
《宋史》里对他的政治行为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在性情上，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从不考虑能不能办到），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而在个人生活中，则只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看起来，王安石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是没错的了。这可以原谅，甚至很好理解，历史上许多名士不是都放荡不羁吗？他们行为的比王安石要怪异得多。（见《宋史·列传第八十六》）
可是，这种生活习惯在苏洵眼里，就不那么简单了。他认为王安石“阴贼险狠”，那不爱干净的外表是装出来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有不为大奸匿、竖刁……”（《辩奸论》）
在苏洵眼睛里，王安石的那些怪异的的行为，是一种奸诈的伪装。一个处心积虑伪装自己的人，必然包藏祸心，有所图谋。
苏洵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代表性，还值得探讨。不过，王安石的某些怪异行为，也确实有些“出格”，甚至遭到了最高领导——皇帝的猜疑。在《邵氏见闻录》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场面：仁宗皇帝摆下“赏花钓鱼宴”，王安石当时的官职是“知制诰”，也参加了。有内侍端上鱼饵放在几上，我们这位王大人，随手拿起来就吃，不大一会儿工夫竟然全吃完了。仁宗皇帝注意到了，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断言王安石是个“诈人”。仁宗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注意吃了一粒也就罢了，整个一盘全给吃了还没察觉，这可能吗？（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这样的事情，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确实有心不在焉的毛病。据说在饭桌上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至于吃的是什么，味道如何等等，全不在意。
自己不在意也就算了，可是他对别人的感觉也全不在意，可真的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在另外一个人的叙述中，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王安石当丞相的时候，有个儿媳妇娘家的亲戚，姓萧，到京拜访王安石。事先约好，第二天宴请。那萧郎如期赴宴，可是“日过午”，还不见动静，客人肚子很饿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儿，这才“命坐”。餐桌上有酒无菜，原来酒是“干喝”的。喝得差不多了，上了俩“胡饼”，然后才拿出几块肉，随后酒就不喝了，上米饭了，还上了点蔬菜。贵家出身的客人哪里吃得惯这些？菜也不吃，只拿着那胡饼吃，吃了饼中心的瓤，饼的四边丢弃在桌上。王安石捡起客人丢弃的饼边就吃。于是客人“愧甚而退。”（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我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宋代的饮馔其实是异常丰富、繁盛、精美的——超乎我们的想象。且不说士大夫阶层，即便一般的市民阶层，对吃也是相当讲究的，不仅品种多，而且非常注重烹饪工艺。而贵为丞相的王安石，招待不常来的贵客，饮食竟这样简陋，还当着客人的面吃人家丢弃的食品，难怪对方尴尬。
王安石的节俭，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习惯，也不可全用“怪异、乖僻”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因为，某个人如果故作姿态，可能蒙蔽别人一时，时间长了，必然本性暴露。而节俭这一品性，一般是与其做人的态度相联系的。宋代一位文人曾巩，他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颇有些意思：神宗问：“你跟王安石是老交情了，这人怎么样？”曾答道：“文学道德上没的说，直追汉朝的杨雄，可是就是吝啬一些，比不上古人。”神宗说：“这人轻富贵，不一定就是吝啬吧？”曾又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此人勇于有所为，可却难以承认错误并改正自己的缺点。”——神宗听了，表示同意。（见宋·陈师道《后山谈丛》）
王安石的为官清廉是一直受到人们肯定的。宋代官场，贪污受贿不是什么新鲜事，王安石品性耿介，厌恶拉拢贿赂，也屡见记述。一些与他相处比较久或对他比较熟悉的人，他们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比如曾经与他关系密切后来又疏远了的沈括，在他着名的《梦溪笔谈》里，就给我们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王安石患了喘病，要用“紫团山人参”来治疗，可家里没有，又不好买到。恰好有个叫薛师正的人从河东来，有这东西，就赠送王安石几两人参治病。王安石拒绝接受！有人就劝，治病要紧。王安石却不高兴了：没有人参，我不也活到今天了？——到底没收那礼。（见沈括《梦溪笔谈·人事》）
既然曾是皇帝最宠信的大臣，周围有些拍马屁的人也是肯定的。曾有人说过如此肉麻的话：“我恨不能早点死——这样您就会给我写一篇墓志铭——我的名字在您的雄文里出现，也好传之于后世！”（见宋·张师正《倦游杂录》）
然而，我们看到，王安石对此类事情并不感兴趣。他平常为人也不盛气凌人，在有些时候，甚至很恬淡、超脱。比如有一次在金陵，他“幅巾杖屦（麻鞋），独游山寺”，遇见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文史，王安石就凑过去听。听着听着，人家就问，你也懂得这些？他说自己多少知道一点。于是人家就问了：你姓什么叫什么？王安石拱拱手，规规矩矩地回答：我姓王，叫安石——那群人“惶恐，惭俯而去。”（见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
还有一件事情，更说明了王安石的生活态度：王安石做了高官，其夫人吴氏见别的达官贵人三妻四妾，就给他也买了个妾。王安石见了十分惊诧，问：你是什么人？那妾就回答说：是夫人让我来伺候您的。王安石详细一问方知道，这妇人原来有家，丈夫因要赔偿损失的官款所以把她卖了。王安石问要多少钱才能赔偿那笔损失？答：九十万。王安石就叫来那妇人的丈夫，给他九十万钱，让他把女人带了回去。（见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由此可见，王安石固然节俭，自己舍不得吃好的，甚至招待客人都很简慢。可是，在有些地方，却又并不吝啬。
由于政治见解上的分歧，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人关系都不好。可是，从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的评价看，他们对王安石还是有尊敬的一面的。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
能提携后进，友爱兄弟，不急于做大官等等，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值得赞赏的。
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那场变法上。而作为一个人，他的品格行为，相对而言人们注意得比较少。关于他的大部分传闻，又集中在诸如“怪僻”等表象上。而另外一些人，出于对他政治主张的赞许，又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怪异。
感觉到此人的“怪”与不近人情，恐怕是真实的。再看人们对他的变法的成败得失的分析、评价，感觉到他的一些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与他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结论本文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在《宋史》里）
生活中的一些的小事情，可能真的反映了某个人的精神面貌，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里，我们或者可以体味到些什么。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一些完全忽略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人，很可能遭遇失败——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主张、见解是荒谬的，而是他生活在一个群体里，群体对他的认同，关系着他的事业与命运. 这只是成败的一个方面,关键是他是否能够把握真实情况,具有充分的权力,确定正确的方向,这个才是最最困难的.其实性格差异只是一个方面,而根本是是否具有一个相应机制,来确保改革进行,恐怕是更重要的.

⑷ 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指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开始实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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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先进之处：

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宋朝社会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农业发展了，农副产品丰富起来，其他一切事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性。

二、大力扶持中小工商业者。宋代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明显超越汉唐，这是宋代社会经济最有潜力和前途的发展方向。

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宋初三朝的教育事业不仅远不及汉唐盛世，而且“比五代时期还要萧条”。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庆历兴学”，情况有所改善，但多数官办学校骤兴骤衰，王安石等人大规模兴教办学，成效显着且持续发展。

⑸ 王安石变法评价

首先，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虽然变法推行的时间不长，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宁间的六、七年内，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共一万七百余处，溉田三十六万多顷，等于全国垦田数将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处。 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于抑制豪强缙绅、高利贷者和富商大贾，给贫苦百姓带来一定好处。由三司制定的国家预算，大大裁减了冗费支出，每年可节省行政费十分之四。荒地的开垦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税收有所增加。冗员冗兵的裁减，不仅使府库比前充实，也使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当时全国保甲民兵约七百余万，为仁宗朝兵额之六倍，但训练费用仅占以前募兵费的五分之一。神宗时对辽、西夏作战虽仍不利，但熙宁六年曾收复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国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获短期之安定局面。
但是，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创新，后因人们习惯旧事物，不接受新事物，会用尽方法去阻挠新事物的产生。变法的内容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们对农民的剥削，打击了他们的经济特权，因此他们纷纷向神宗递上奏章和文书，攻击变法。这因此成为导火线。在进行变法前，王安石为人刚愎自用，未能接纳保受派的意见，使司马光等“旧党”大臣群起抨击，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觉困难。而王安石的变法中，朝臣认为新政违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激烈反对。而且，王安石急于求成，在短短数年内，次第颁布纷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兴，很难收到实际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拥护新法，而不问其品格，故幸进小人如曾布、魏继宗等均为所用 ，日后在变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坏的作用。
自宋初以来，各级官员冗滥无能，基层吏胥贪墨枉法，故欲富国强兵非先澄清吏治不可。而王安石变法注重于理财，忽略了行政之改革。以百孔千苍之各级行政而欲其负责推行重大之变法，自不可能。在内政亟待改革的形势下，王安石又屡启边衅，对西夏等用兵，结果作战失利，使辽乘机略地，既损国威，又耗国力。加以久旱成灾，饥民流离失所，守旧派遂以天怒人怨为藉口，大肆攻击新政，使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亦大为动摇。新法本身也有缺点，例如贷款给农民，取息二分，仍嫌过高；农民借款容易，往往超借而难以清还。以上种种因素令都是导致黄安石变法失败的，其中变法主要在与保字势力的激烈争斗中败下阵来。

⑹ 如何评价北宋王安石变法呢

针对生产落后、国库空虚、军备孱弱等问题，王安石先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1、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良了全国的水利设施，提高了灌溉能力，提高了生产能力，单开封府每年就增产谷物数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载，自熙宁二年至九年，通过变法在全国发展生产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计36万多顷。

⑺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也有积极意义，为什么史书对王安石褒贬不一

一是因为该变法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导致这些人纷纷“抵制”王安石；二是因为该变法太过理想化，有些变革适得其反，故而影响了评价。其实说白了，这褒贬不一的评价主要针对的是变法，而不是人品。其实在王安石提出变法之前，他的风评是非常好的。但是自他提出变法之后，他就慢慢从“圣人”沦为了“奸臣”。

后来该变法终究没能挽回北宋的颓势，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个变法，王安石也收获了众多负面评价，但是不可否认他的改革出发点是很好的。

⑻ 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王安石变法的客观评价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创新，后因人们习惯旧事物，不接受新事物，会用尽方法去阻挠新事物的产生。变法的内容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们对农民的剥削，打击了他们的经济特权，因此他们纷纷向神宗递上奏章和文书，攻击变法。这因此成为导火线。

在进行变法前，王安石为人刚愎自用，未能接纳保受派的意见，使司马光等旧党大臣群起抨击，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觉困难。而王安石的变法中，朝臣认为新政违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激烈反对。而且，王安石急于求成，在短短数年内，次第颁布纷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兴，很难收到实际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拥护新法，而不问其品格，故幸进小人如曾布、魏继宗等均为所用，日后在变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