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移民迁徒与什么有关

㈠ 明朝为什么会出现大迁徙呢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㈡ 古代一般只有发生特大事故或者战争才会迁徙，历史上大迁徙都有哪些

1、、永嘉之乱，中原汉族南下江南。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

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着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

2、安史之乱，汉民南下。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3、靖康之耻，宋室南迁。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

4、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

元朝时期，黄河有20多年处于决口状态，滚滚洪流一泻千里，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老百姓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尸横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丧黄泉。明王朝建立后，不得不迁外地之民耕种无主之地。

5、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湖广泛指当时的湖广省，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根据各类考证表明，江西、福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据《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6、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儿女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

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

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

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㈢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什么人口大迁徙

无论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来源都是充满好奇的。

对于寻根溯源，中国人总是有特殊的感情，是家谱中最重要的部分。

要修谱，第一件事就是要搞清自己家族的源流。

中国人的家谱，就是一本本散落的家族源流史。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一共有过六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浪潮。

每一次的迁徙，都跟战乱有关。

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朝政府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

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加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

于是移民蜂拥而至，那一次浩大的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转入近代，中国还有三波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跟''湖广填四川''不同，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㈣ 中国历史上共有几次人口大规模迁徙，其原因和意义是什么知道的答一下，越详细越好！

（1）秦代和西汉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着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着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着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3）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4）“安史之乱”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着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6）元末明初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耽耽。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9）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迁移
1、50、60年代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如三线建设企业内迁、支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
2、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运动；
3、以及因工程建设项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与通常的人口迁移不同，工程移民是非志愿移民(involuntaryresettlement)。这类移民是由于水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而造成的。以水库建设为例，50、60年代建设的新安江水库、三门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均产生了数十万的移民，目前在建的三峡工程动迁人口达百万之众。
据估计，建国后我国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非志愿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因此非志愿移民已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结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㈤ 历史上几次重大的人口迁移何时发生又因为什么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战争不断，政治策略的改变，人口也在不断的改变居住的地方。古代的社会环境复杂，统治者不能及时的处理战乱的问题，导致每次战争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别的地方逃亡，远离战争，保护生命。当然，他们逃亡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更多的是为了生活，找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生存。不过，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也为现在社会的发展作了一定的铺垫。

还有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是永嘉之乱，这次可以说是一场比较大的战争了。这个时代是最乱，最残酷的时代了。西晋王朝的灭亡导致整个国家都全军覆没了，不仅国家灭亡了，而且人们也受到了牵连。北方的敌军烧杀抢掠，把汉人百姓当做奴隶。很多人为了逃命都跑到了南方，然后北方的人口急剧减少。

㈥ 山西大槐树迁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事件，那么迁徙的原因是什么

我国历史上有记录很多的迁徙事件，但是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移民事件，就是山西大槐树迁徙事件。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移民，很多的百姓并不想迁徙到其它地方去，但是在当时，明政府在登记注册后是会强制性带走的。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迁徙，据说与朱元璋的一个功臣胡大海以及中原的战火、黄河泛滥有一定的关系。

尤其是在元朝末年，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因战争等因素，所以纷纷逃难到没有受到影响的山西去。这就导致山西地少人密，所以刚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发现这样会阻碍了各省的经济发展，所以才有了强制性的山西大槐树迁徙事件。

㈦ 古代时期游牧民族四处迁徙的原因是与什么有关

城市拥有许多的便利，比如便于通商、便于管理国土、便于贮藏宝藏。一个游牧民族不会无缘无故放弃其种族世代遵循的生活方式，而筑城而居。必然是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生活原因。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游牧民族是否喜欢不断迁徙呢？从生物本能的趋利避害来讲，应该是不喜欢的。因为不断的迁徙，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不断在移动中与其他部落遭遇发生战争，夸张些说这是长久生活在朝不保夕中，随时有被一个更加部落覆灭的风险。等到统一的草原帝国建立，他会发现即使自己不再放牧，也能够通过发动战争接受朝贡等方式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开国几代还能保持彪悍的风格。但是后面含着金汤勺出生的贵族二代是否还愿意过那种不断迁徙的生活？大部分都不会喜欢。于是定居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而建立城市更便于这样的定居是长久行为。

㈧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大的人口迁徙，迁徙的原因是什么，越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规模宏大的官方移民。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

㈨ 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最直接的原因是

我国古代人口迁徙的原因
（1）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落后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少数民族内迁。
（2）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安定导致大量北人南迁。
（3）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组织军民迁移。

（4）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土地兼并等，使农民流离失所，导致人口被迫迁移。 3、我国古代人口迁徙的意义
（1）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的进步发展。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4）开发南洋，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5）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㈩ 古代一般只有发生特大事故或者战争才会迁徙，历史上大迁徙都有哪些

如果从族谱上追溯，中国人的迁徙历史如同无数条交错的大河，从一处涌出、奔腾，然后在某一处汇聚、分叉，蔓延逶迤成支流、沟渠，乃至溪涧。在气候、历史、土地、粮食、财富以及各种偶然命运的驱赶下，中国人远投荒野，然后让荒野成为故乡。
【“衣冠南渡”之后，形成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
尽管存在大量附会、臆想和伪造，中国汉族各个姓氏的族谱，依然能够粗略勾勒出汉族人在历史中迁徙的路线。
汉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原，他们因为诸侯的封地而获得姓氏，然后迁移到四面八方。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从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浪潮。
第一次被称为“衣冠南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混杂而居，到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据史学家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 多万；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是公元12世纪，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随着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偏安江南。
三次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
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北方民族以归化者或者征服者的姿态，不断进入华北、华中，甚至江南。而汉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则不断调动士兵、居民，迁移到值得开发的土地，或者需要守卫的边疆。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这些字不绝如缕，每出现一次，就意味着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由官方发起的移民。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三次北人南下的移民浪潮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但在葛剑雄、曹树基主编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中，只有明初的章节，被称为“大移民”。
官方历史的记载中，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他的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
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有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
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战乱较少，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地区稠密，而山西土地少，不足以供养太多人口。明代初年，山西人被大量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甘一带，最南抵达淮河流域。从山西南部出发的移民，往往要经过山西洪洞县，在那里稍作停留。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人众多。寺旁有一棵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成群的乌鸦在树上筑巢，星罗棋布。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这样一棵雄伟的大槐树，成为移民跋涉道路上最深刻的记忆。当这些移民到达他们新的定居地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来处告诉子孙，但是时间久远，山西那一座座村庄的名字，反而迷失在传说中，他们的后辈无法再追溯到更早的故乡，于是祖先曾经停留的大槐树下，成为寻根祭祖的终点。
在那次波及全国的大移民中，并不只有一棵大槐树。云南民间流传，祖先来自南京城杨柳巷，戍守云南的士兵其实来自江西、浙江、湖南和河南，而他们迁出的南京，指的是包含今天江苏、安徽和上海的南京地区，而不仅仅是南京城。
安徽、湖北移民，只记得江西瓦屑坝，苏北人则往往宣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这样一些小地方，自然不可能供养出众多人口，它们和大槐树一样，只是他们的祖先对途中一个汇集地的记忆。
经过明代初年的大移民，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在后来的记载中，往往可以看到“国朝初，人稀少”的记载，而到永乐年间，土地渐次开垦。北京、开封、河间等城市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后来靖难之役，北方又经历了一次补充北京、河北人口的移民。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这座全国大都会，人口绝大部分是移民，土着居民不过十分之一。
【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区区一个分字，就意味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康熙二年（1663），顺天府尹张德地被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的四川，重庆城中不过数百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人口稀少，结果之一是四川境内老虎横行，顺治年间，南充县招来500多人开垦定居，被老虎吃掉228人。面对如此残局，张德地上书请求移民四川：“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康熙七年（1668），又再提移民之事。
向四川的移民在政府鼓励下开始了，奖励也颇为诱人：移民入川，五年内不用纳土地税。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朝政府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加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
于是移民蜂拥而至，那一次浩大的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湖北、湖南居民沿江而上进入川东；广东人则大批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给四川带来客家话。此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江西、广西的移民。他们以乡邻、亲戚为纽带，结成数百人队伍，向未知之地跋涉。
与此同时，湖广人还继续向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陕西南部。等到干隆后期，那些曾经被荒草覆盖的地区，一县人口已经增加到上千户甚至万户，山岩和深谷中，都有了居民。所谓“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移民造就的盛世。
【法国学者“帮”中国人找到祖先】
转入近代，中国还有三波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走西口

闯关东，关，是山海关；关东，也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咸丰末年，长达200多年的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
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高涨，每年移到关外的民众多达数十万，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
在整个闯关东的大潮中，华北地区居民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东北三省成为中国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
在华北地区人口浩荡渡过渤海，穿过山海关的时候，山西北部的居民则困于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则一批批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
《瀛寰志略》中记载，“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不下数十万人。”这些地区大致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的北部。
这一批向海洋开拓的移民，也成为最早拥有近代化思维的一批华人。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开办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慷慨捐助海防，拓展海外贸易，许多南洋子弟回到中国，投身革命与抗战。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在中国人向东北、西北和南洋寻找新的生活定居之地时，章太炎、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被一个法国学者说服了，这个法国人叫拉库伯里。他说，中国的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王尼克黄特，他率领巴克民族东迁，经过昆仑山，抵达中土。巴克，就是百姓，即汉民族的前身。这一说法在当时被广泛宣传和接受。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歌词中就有“华胄从来昆仑颠”。梁启超他们相信并宣扬这个学说，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等民族，而是跟西方同源。尼克黄特的故事不足确信，但是从人类这个物种繁衍迁徙的历史来看，在大汶口、周口店的火光亮起之时，中国最古老的居民，也是移民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