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巴蜀文字离我们多久

‘壹’ 巴蜀符号的历史

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出现于西周，流行于战国时期。据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文献记载古蜀人着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有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便是有赖于这种古老的符号保存下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后，“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除。

‘贰’ 巴蜀文字的介绍

巴蜀文字指铸刻在战国时代巴蜀铜器上的一些图像和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与纯粹用于器物装潢的纹饰不同，具有原始图像表意文字的一些外部特征。

‘叁’ 巴蜀历史

历史记载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地区名和地方政权名。主要在今四川境内。东部为巴，西部为蜀。据《华阳国志》所记，先秦
巴蜀地区的民族有濮、賨、苴、龚、奴、獽、夷、蜒、滇、僚、僰等族称，其中大部分是百濮支系。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巴蜀文化是与中原有别的另一民族文化。特别是其精致的青铜器，形制、纹饰均具地方特色，但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属于战国时期的兵器及古玺上，还发现两种与汉字不同且迄今未能释读的文字。 考古发现还表明，蜀地早在殷周时代已进入阶级社会。传说最早的蜀王是蚕丛氏，《先蜀记》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的记载。岷山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华阳国志》还说：蚕丛“其目纵﹐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之后的名王有杜宇，号望帝。建都于土壤肥沃的郫邑(今四川成都西北二十公里)和瞿上(今四川成都南十公里)。他“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晋时)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后有荆人鳖灵溯江水至郫，为望帝相，时蜀地大水，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从江水分沱以减水势，为蜀中治水先驱。后望帝禅位鳖灵，是为开明帝。为开明王朝约始于公元前666年，建都成都。此后蜀渐强大，曾攻秦至其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南)，又取南郑，东伐楚至兹方(今湖北松滋)，“据巴蜀之地”，雄长巴蜀。后巴、蜀相争，秦惠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张仪率兵灭蜀。巴国传说中，以夷水(今湖北清江)流域的巫蜒五氏族共举巴氏子务相为廪君的故事最着(见蛮)。廪君乘土船不沉，又射杀盐神，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故其族有以人祠虎的习俗。巴约在战国时为楚所灭，楚在巴地建立巫郡。
秦灭巴蜀
传说在殷末，巴和蜀都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巴人有着名的“巴渝舞”，“歌舞以凌殷人”。武王克殷后，曾封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大概建国在汉水中游。巴在春秋时和邻近的鄾﹑邓﹑申﹑楚等国都有交往，和楚还有婚姻关系。但后来也被楚所并，为楚汉中郡。在今重庆东部涪陵地区当时还有一个枳巴，战国后期灭于楚。秦在灭蜀国之后，随后也灭掉建都江州(今重庆)的巴国。后又从楚夺得大片巴地，建立巴郡。秦灭巴蜀，为进一步灭楚和统一六国准备了条件。

‘肆’ 古蜀文字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古蜀国没有文字，这是考古专家讨论研究的话题，只有符号称为“古蜀符号”。
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

巴蜀符号指古巴蜀土着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

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出土较少，加上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巴蜀符号”也一直没能被破解。

“巴蜀符号”的器物

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制的兵器、乐器、印玺等器物上，其中九成以上是用錾刻的方式刻在铜兵器上的。“巴蜀符号”的印玺比较少见，只有在王、侯、将军等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中才有出土。巴蜀符号成组的有一定意义的排列组合已发现200种以上，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也已发现数千件。

典型的巴蜀符号有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最常见的图形有虎、龟、孔雀、花蒂等。这些图形和符号的组合体既不讲究节奏韵律，也不讲究对称均衡，它们有着比装饰性图案更深刻的意义。

“巴蜀符号”的历史

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出现于西周，流行于战国时期。据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文献记载古蜀人着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有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便是有赖于这种古老的符号保存下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后，“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除。

“巴蜀符号”的发现和研究

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

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的正式命名。

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这些文字一样的符号也一并被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然而，这些或繁杂或简单或直观或抽象的符号被后人破译的寥寥无几。

由于“巴蜀符号”的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而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

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等概念，王家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

但是巴蜀符号的破译仍然让学者们无从下手，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也一度难以打开局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记载的1954年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件结构形状完全相同的铜印，或许让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们看到了一线可贵的曙光。在3件长方形的铜印中，有两件均为汉字的“中仁”，另一件则是巴蜀符号，上面似一包袱，下面为并列的两只蝌蚪，有学者分析指出，上面的包袱对应汉字的“中字”，下面的两只蝌蚪代表“仁”。如果这种推测不谬的话，这3件铜印很可能就是解开巴蜀符号的一个切入点。

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着，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着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

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着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

另外一些考古专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一种文字。有的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是不用文字解说的“连环画”。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着名考古专家孙华则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他认为，“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古蜀人想通过巴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古蜀先王的尊敬和怀念，这些符号刻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以一种近乎玄秘的方式一代一代流传着。

还有人认为，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同出一源。王大有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巴蜀符号与玛雅文有相似的符号与组合方式。土家族为巴人后裔，保存有完整的伏羲推八卦、女娲造人、大洪水的传说。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因子同样是太昊文化——太极、八卦、扶桑坛台、崇拜龙凤太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很可能有相似的渊源……

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神秘的巴蜀符号似乎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学者钱玉趾声称已读出了“成都”二字；冯广宏则猜测汉字与巴蜀符号曾同时在蜀地流行，汉字还借用过巴蜀符号；又有人说从中看到了孔子“仁”的思想……巴蜀符号的破解似乎近在眼前。

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很多的文字学家仍在投身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工作之中。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巴蜀符号”是巴蜀古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

解读“巴蜀符号”的意义

古代巴人和蜀人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在秦灭巴蜀后，他们迁徙到了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一个谜。由于巴人、蜀人是一群骁勇善战而不断迁徙的民族，所以巴国、蜀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稳定的中心，而且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没有文字，史书上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蜀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巴蜀符号也就成了了解和发掘巴蜀古代文明的关键钥匙。

巴蜀符号是不是文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三星堆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的试金石。国际史学界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条件，作为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衡量标准，即文字、青铜文明、城市与农耕。后三点三星堆皆有实物为证，关键就是文字。学者段渝曾从三星堆青铜器上找到过八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如果它们能解读出来，三星堆文明便更加实至名归。

另外，因为古巴、蜀两国也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因此如果破解了“巴蜀符号”的秘密，弄清楚它到底是一种已分出音符和意符的完整文字，还是一种民间象征符号，就可以将结果再延伸到如今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诸多古蜀国文物身上，对比研究之下，很多文物都可以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因为一直以来有“巴蜀符号”的出土文物也都很少，所以可以说发现的每一个“巴蜀符号”文物都有可能解开古蜀国文明之谜。

解读巴蜀历史目前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原的文字，如甲骨文；一种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如古彝文。但这两种途径都与古巴蜀文化有很大距离。翻开不连贯的古蜀历史，世人首先可能想问：古蜀人到底于来自何方？关于蜀人来源，目前主要有二种猜想，一是岷江上游的羌人，一是山东的有缗氏。两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蜀王蚕丛从岷山来到了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却又显示三星堆与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有着某种渊源。到底谁才是古蜀人的老祖宗？

第二个谜团是关于蜀王的。古蜀五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相互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继承？战争抑或是仇恨？历代蜀王显然都有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世人仅仅知道，鳖灵创立的开明王朝共传位12代，那么，蚕丛的儿子又是谁？柏灌把他的王位传给了谁？或许后世的典籍和考古不能回答的，巴蜀符号会有答案。

在古蜀浩瀚的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谜团。中国古代历史上炎帝、黄帝、大禹三代君主与蜀人究竟有无关联？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器，为何已遭到了夯打和焚烧？三星堆人舍弃了他们的国度后，去了何方？传说中的杜宇王朝到底是不是存在？金沙遗址到底是谁的国度？流传千古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修筑者是蚕丛、鳖灵，还是秦代李冰？越南瓯雒，是否是蜀人最后的王朝？

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们如坠云端。而这些谜团的答案，可能都隐藏在巴蜀符号之中。完全破解巴蜀符号目前还不可能，但是如果破译了巴蜀符号，就可以解密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比如巴蜀人种、族属、文字的来源是什么？还有三星堆古蜀国的兴亡之谜等等。

毫无疑问，巴蜀符号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是这个谜团本身有可能是一个窗口，在中华民族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巴蜀符号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化秘密的钥匙。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拿到这把钥匙，并且掌握它的使用方法，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

‘伍’ 关于巴、蜀的历史

.巴蜀
先秦时期地区名和地方政权名。主要在今四川境内。东部为巴﹐西部为蜀。据《华阳国志》所记﹐先秦巴蜀地区的民族有濮﹑賨﹑苴﹑龚﹑奴﹑獽﹑夷﹑蜒﹑滇﹑僚﹑僰等族称﹐其中大部分是百濮支系。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巴蜀文化是与中原有别的另一民族文化。特别是其精致的青铜器﹐形制﹑纹饰均具地方特色﹐但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属于战国时期的兵器及古玺上﹐还发现两种与汉字不同且迄今未能释读的文字。
考古发现还表明﹐蜀地早在殷周时代已进入阶级社会。传说最早的蜀王是蚕丛氏﹐《先蜀记》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的记载。岷山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华阳国志》还说﹕蚕丛“其目纵﹐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之后的名王有杜宇﹐号望帝。建都于土壤肥沃的郫邑(今四川成都西北二十公里)和瞿上(今四川成都南十公里)。他“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晋时)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后有荆人鳖灵溯江水至郫﹐为望帝相﹐时蜀地大水﹐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从江水分沱以减水势﹐为蜀中治水先驱。后望帝禅位鳖灵﹐是为开明帝。为开明王朝约始于公元前666年﹐建都成都。此后蜀渐强大﹐曾攻秦至其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南)﹐又取南郑﹐东伐楚至兹方(今湖北松滋)﹐“据巴蜀之地”﹐雄长巴蜀。后巴﹑蜀相争﹐秦惠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张仪率兵灭蜀。巴国传说中﹐以夷水(今湖北清江)流域的巫蜒五氏族共举巴氏子务相为廪君的故事最着(见蛮)。廪君乘土船不沉﹐又射杀盐神﹐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故其族有以人祠虎的习俗。巴约在战国时为楚所灭﹐楚在巴地建立巫郡。
传说在殷末﹐巴和蜀都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巴人有着名的“巴渝舞”﹐“歌舞以凌殷人”。武王克殷后﹐曾封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大概建国在汉水中游。巴在春秋时和邻近的鄾﹑邓﹑申﹑楚等国都有交往﹐和楚还有婚姻关系。但后来也被楚所并﹐为楚汉中郡。在今重庆东部涪陵地区当时还有一个枳巴﹐战国后期灭于楚。秦在灭蜀之后﹐随即也灭掉建都江州(今重庆)的巴。后又从楚夺得大片巴地﹐建立巴郡。秦灭巴蜀﹐为进一步灭楚和统一六国准备了条件。
2.泰国西南部海港城市，巴蜀府首府。位于马来半岛北部、泰国湾西岸。人口8，482（1980）。古代曾设关卡，称“空江”，后改现名。农产品贸易中心。泰南铁路和公路皆经过本市。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 、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和陶冶斤斧 。 耨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和“始作耒 ，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习惯，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国南方有进行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荼、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陆’ 巴蜀文字的巴蜀文字材料

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3卷7期上，以《巴蜀文化》为题，公布了所收集的巴蜀铜器上h类48种纹饰符号。于是巴蜀文字的材料，便正式在学术界面世。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鹰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所发现的巴蜀文字材料日益增多。及时地将那些零星分散的材料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客观上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 。
到了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毅然担负起这项重任，利用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面。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刘女士《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四川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为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文中将巴蜀兵器归纳为戈、矛、剑、钱等四类。 据冯汉骥先生的研究，分为：
1.1 式戈为长援、无胡，锋向下略弯，方内，内上的穿呈尖桃形。一般援部和内上均有纹饰。其中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内上浅雕一蚕纹;1976年绵竹出土铜戈援部铸有虎头 。
1.2 式与i式略同，但戈本与内之间有长条形平阑。
1.3 式戈援作尖锐三角形，无胡，方内。其中馆藏一件援身两面皆浅雕一鹰;另一件内上近阑处有三字铭文(即《金石索》夔戈)。
1.4 式戈援部狭长而直，后部特宽，有脊，刃作弧形。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援部雕一龙形;20世纪50年代成都自马寺出土铜戈内上有巴蜀图像文字(中间 形如骨刀，右为三个三角形连作弧形，左为六角星及日符。
1.5 式则为有胡戈，又可分为中胡、长胡等4型;援部多雕有龙、虎形纹。这种类型的铜戈上，多出现巴蜀文字。其中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成都羊子山34号墓出土的2型戈以及馆藏3型戈，内上皆有图像文字;峨眉符溪出土的4型戈，从援本至胡雕有龙纹，援的上部则有图像文字。新都、郫县的2型戈，胡上有类似彝文字母的一行巴蜀方块文字;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3型戈，胡上也有一行方块文字，但笔画要稍稍繁复一些，近似古汉字 。 多有弓形耳系，分为：
2.1 式矛为长骸，骸与叶长大致相等，骹部两面多施以图像文字。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骹部一面为虎纹、花蒂、三个人头串;一面为手文与汉字“王”的组合、蜂纹与折线组合，及钩状、器状图像。1979年广汉文化馆收集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虎、星、兽面，一面为水草、鹿、心手文、双折线与植物符号组合等。
2.2 式矛为短骸，图像文字仍在骹部两面。峨眉符溪出土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蛙纹、七角星、双髻佩剑立人、手文、心文及一组组合图案。 多呈扁茎的柳叶形，分为：
3.1，3.2 式剑无格，茎端有穿孔，剑基多浅刻图像文字。其中一件犍为出土的剑，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月、星、飞鸟、手文。
3.3 式剑有格，图像文字亦在剑基。巴县冬笋坝出土的一件，刻有带翼立人，双手处各有一方形图符;其下有带矩形框的云形符号。 4.1 式钺身呈椭圆形 ，折腰，近肩处多刻有简单图符。
4.2 式钺为直腰，弧刃，图符多刻于近肩处。
4.3 式钺有耸肩。
为了便于研究，刘女士将兵器上的巴蜀文字分解成180个图符，分列于17目，集中在一张图上。这对于释读巴蜀文字，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工作。
《巴蜀铜器纹饰图录》一文，以讨论器物上的纹饰图案主， 附带涉及巴蜀文字。其中提到1965年成都百花 潭出土的“符号纹盉”（当作鍪），盖上有一圈纹饰，其间夹有两组图像文字，相对排列;内圈还有一组图像文字;各组皆由两个图符构成。刘女士将许多铜器纹饰图案加以分解，列在一张图上，图中6、7和8就是百花潭鍪盖上的图像文字。1980年新都马家场战国大墓出土一批器物，上面多刻有同一图符，图中18就是这个巴蜀文字。1950年新津出土的云纹铜钫圈足上的图像文字，则列于图中24。此外，还有两件匙形铜带钩上，也有图像文字的组合。近年出土的大量巴蜀文字印章，亦集中绘在一张图上;其中以圆印、阴刻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印文 当中，汉字“王”屡见不鲜。

‘柒’ 巴蜀文字是怎么回事

巴蜀文字的发现证明，巴蜀不仅不是荒蛮之地，而且早在夏代，这里就已经有了通行的文字，比中原文化里甲骨文的历史还要早。巴蜀文字是否是甲骨文的前身，我们不得而知。但能确定的是，巴蜀的确存在一种不同于汉字的古文字系统。这些文字被雕刻在考古出土的各种青铜器上面，如在青铜戈、矛、刀、剑上都刻有这些文字符号，与这些文字符号同时被刻上去的是具有图腾色彩的龙、虎、鸟、蝉。专家认为，这些动物图形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那么，巴蜀文字的产生和原始巫术有什么关系呢？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与研究。

甲骨文巴蜀文字的秘密

目前，史学界已经认可了巴蜀文字的存在。巴蜀文字体系有两种：一种更像图像或图形；另一种则是高度抽象化、符号化的方块字，跟汉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这一体系的文字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形态。前一种图形符号，尚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它属于文字系统；也有人认为，它是图腾符号。很多文字学家都投身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工作之中。有学者从已出土的铜剑上的巴蜀铭文中发现了和《神禹碑》完全相同的四个字，而译文却不同，大意是在表彰大禹治水的功勋。那么，我们可否从这里入手来探求巴蜀文字的更多秘密呢？

‘捌’ 巴蜀的历史渊源是

先秦时期地区名和地方政权名。主要在今四川境内。东部为巴，西部为蜀。据《华阳国志》所记，先秦巴蜀地区的民族有濮、賨、苴、龚、奴、獽、夷、蜒、滇、僚、僰等族称，其中大部分是百濮支系。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巴蜀文化是与中原有别的另一民族文化。特别是其精致的青铜器，形制、纹饰均具地方特色，但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属于战国时期的兵器及古玺上，还发现两种与汉字不同且迄今未能释读的文字。 考古发现还表明，蜀地早在殷周时代已进入阶级社会。传说最早的蜀王是蚕丛氏，《先蜀记》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的记载。岷山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华阳国志》还说：蚕丛“其目纵﹐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之后的名王有杜宇，号望帝。建都于土壤肥沃的郫邑(今四川成都西北二十公里)和瞿上(今四川成都南十公里)。他“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晋时)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后有荆人鳖灵溯江水至郫，为望帝相，时蜀地大水，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从江水分沱以减水势，为蜀中治水先驱。后望帝禅位鳖灵，是为开明帝。为开明王朝约始于公元前666年，建都成都。此后蜀渐强大，曾攻秦至其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南)，又取南郑，东伐楚至兹方(今湖北松滋)，“据巴蜀之地”，雄长巴蜀。后巴、蜀相争，秦惠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张仪率兵灭蜀。巴国传说中，以夷水(今湖北清江)流域的巫蜒五氏族共举巴氏子务相为廪君的故事最着(见蛮)。廪君乘土船不沉，又射杀盐神，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故其族有以人祠虎的习俗。巴约在战国时为楚所灭，楚在巴地建立巫郡。
秦灭巴蜀
传说在殷末，巴和蜀都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巴人有着名的“巴渝舞”，“歌舞以凌殷人”。武王克殷后，曾封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大概建国在汉水中游。巴在春秋时和邻近的鄾﹑邓﹑申﹑楚等国都有交往，和楚还有婚姻关系。但后来也被楚所并，为楚汉中郡。在今重庆东部涪陵地区当时还有一个枳巴，战国后期灭于楚。秦在灭蜀之后，随即也灭掉建都江州(今重庆)的巴。后又从楚夺得大片巴地，建立巴郡。秦灭巴蜀，为进一步灭楚和统一六国准备了条件。

‘玖’ 巴蜀文字的概览

巴和蜀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两个古老的部族和王国，战国时代其活动中心主要在今四川省境内，公元前316年先后为秦国所灭。 巴蜀文字在地下湮埋了几千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巴蜀铜器在四川出土，才为今人所发现。解放后，四川地区考古工作不断发展，巴蜀铜器在四川大量出土，有的铜器纹饰与成都白马寺相同，最为典型的即是所谓手心纹。这一发现，引起科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拾’ 历史上巴蜀文化的几个高峰期是（）A.先秦B.秦汉

巴蜀文化的几个高峰期是先秦。

巴人和蜀人，在战国以前，其实是两种概念。巴人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川东及鄂西地区，还涵盖了陕南、黔北和湘西等地，“巴”的古义为“吞食大象的巨蟒”，所以巴人的图腾为蛇和虎。

而蜀人则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地区及周边山区，“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蜀人的图腾是鸟。他们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蜀文化”和“巴文化”。

战国以后，人民习惯上把巴和蜀并称为：巴蜀。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巴蜀之地）水旱从人民不知饥馑……谓之天府”。以前的关中之地被称为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至此以后，巴蜀大地也被称为“天府之国”。

蜀人是最早进入现今中国大陆的一批先民，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东非经过数万年的迁徙，沿着印度洋海岸线来到东南亚，然后一部分从缅甸经过云贵高原、川西高原来到了阿坝州茂县一带，形成了古羌人。

在农耕文明未创造之前，靠采集狩猎的古人只有沿着海洋和森林迁徙，他们一路都留下了很多迁徙的遗迹（见后）。古羌人一支继续北迁，到了黄河流域的上游——渭河平原，他们在那里进入了农耕时代，创造了后来的华夏文明。而留下来的这支，也创造了历史悠久的古蜀文明（包括巴文明）。

(10)历史上巴蜀文字离我们多久扩展阅读：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1、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

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巴蜀文化还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着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

2、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

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

3、巴蜀文化的特色性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究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动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抑制其糟粕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