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什么什么都成为历史散文的名篇

㈠ 资治通鉴中有那些名篇

当然是从《史记》入手为宜。
《史记》是太史公司马迁倾尽毕生精力的心血之作，也开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学习中国历史的学子，从《史记》入手，是再合适不过了啦。
《史记》记载了从三皇五帝开始，直至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历史，是前四史的第一部，其他三部是《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所谓的前四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最为看重的，也是绕不开的。《史记》，是敲开中国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史记》的文字，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代表之一。司马迁写一家之言，希望通千古之变。他的学识和修养，是否达到了他的初衷呢？您读读便知。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的史学着作。《资治通鉴》的特点是，将宋以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按照前后时间排序，再进行综合叙述，从而克服了《史记》这一类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纪传体是按照人物分类，然后分别叙述的）。所以，《资治通鉴》被称为编年体史书的第一例。
《资治通鉴》的记述连贯，但较简略。对中国历史了解不深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枯燥和难懂。其实，《资治通鉴》原是所谓的帝王之书，即为了节省皇帝的时间，将史料提炼汇编而成的历史简报而已。这一点，从其书名就可以看出。
其实，想要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应该先从学好部颁《中国历史》的教材开始。待自己的文言文功底和历史知识的储备，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再开始涉猎《史记》之类的古籍。如果攻速前四史之后，感到自己还有余力，再接触《资治通鉴》也不迟。
另外，读史切忌囫囵吞枣。应该一边研读史书，一边查阅相关资料。只有触类旁通，才算是真正有所收获。 再就是，谨慎选择阅读的版本，比如，以中华书局的版本为佳。
以上是我的建议，也是我的亲身体会。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㈡ 《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作中有哪些经典故事入选了中学课本

司马光是文章高手，也是讲故事的高手。《资治通鉴》文辞优美，叙事详赡。尤其是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述，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关于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唐代元和时期“李愬雪夜袭蔡州”，都曾经入选中学课文。可以说，《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史学长廊中的一朵奇葩。读者朋友可以结合自己的领导工作实践，细细阅读、琢磨和体会这座伟大宝库中的智慧。近期武大历史学院开办了精讲《资治通鉴》的课程，这个班叫历史文化与领导韬略的高级研修班。

㈢ 历史散文有哪些呀

历史散文代表作如下：

1、《尚书》：《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着作的汇编，也是最早的历史散文，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2、《战国策》：又称《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着作和史料的记载。

3、《资治通鉴》：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

4、《史记》：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

5、《后汉书》：是历史类文学作品，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朝东汉时期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㈣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着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着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着，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着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着书条件。

司马光着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着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着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着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着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着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着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着，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着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着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着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着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着述甚多，在《通鉴》系列着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着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着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㈤ 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都有什么作品

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代表主要划分为史传和诸子两个大类别。

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国家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散文着作，可谓是百家争鸣，这也就是后来文学史上所称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又分别划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中包括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着作。

㈥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说明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生于宋真宗天熹三年（1019）。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少年时即喜读史书，嗜《春秋左氏传》，甚至“手不释书”，“不知饥渴寒暑”，虽有些夸张，但也可以看出少年时读书用功的程度。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不久就做了奉礼郎、大理评事、国子直讲等中央的闲散官职。后来又任并州通判，不久又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等官职。仁宗死，宋英宗即位，司马光又任龙图阁直学士。英宗死，神宗继位，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曾上疏神宗论修养之书，即用仁、明、武三种品德修练自己。在治国方略上，司马光主张取贤任能，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在神宗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共事，但政治观点却大不相同，前者主张改制变法，后者则主张维持现状，二人经常争论不休。后来，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推行变法。司马光对变法措施极为不满，联合攻击新法，特别是青苗法、助役法等。但宋神宗并没改变对王安石的支持，新法继续实行下去。道不同不相谋，司马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上疏辞去中央官职，到外地担任永兴知军，从此以后“绝口不论事”，不再谈论朝政是非了。
后来，司马光又到洛阳，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做了一件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编撰了《资治通鉴》一书。《资治通鉴》编撰期间，宋神宗对司马光十分关怀，开置书局，由朝廷委派助手刘恕、刘�、范祖禹及司马光儿子司马康作为助手，协助司马光编撰这部中国史学名着。书成之后，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这标志着司马光学术思想的成熟。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的性格十分固执，但是品德高尚，声誉很好，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还是百姓，都十分尊敬他。在他居住洛阳的日子里，朝野上下都把他当作真宰相来看待，称他为司马相公。
宋神宗死去后，王安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他所推行的变法改制也无法进行下去了。王安石辞去相职。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兼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担任宰相后，便废弃了王安石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如保马法、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但好景不长，司马光很快一病不起，于元�元年（公元1086）九月去世，终年68岁。死后加赠太师，温国公，赐谥文正，故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的主要着作是《资治通鉴》。这部书卷帙浩繁，多达二百九十四卷，记述自战国至五代时期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的编撰目的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就是将历史上君臣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及政治、军事上的善恶忠奸、盛衰兴亡、进退行失汇集在一切，以供当世的皇帝吸取借鉴，因此《资治通鉴》后来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和大臣的政治教科书，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起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司马光一生着述丰富，除了《资治通鉴》外，还有《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稽古录》、《涑水记闻》等。《涑水记录》是司马光的重要着作之一。《宋史·艺文志》作三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十卷。清干隆时修《四库全书》，认为此书是司马光未成之稿，自宋朝以来就没有一定的卷数，将当时流行的三个不同的本子删重合并，订为十六卷。这个十六卷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本。
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是记载战国时期至五代十国的编年体通史，然而司马光是北宋中叶的史学家、政治家，距离北宋建国已将近百年，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自北宋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因此十分想撰写一部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书，而重视对近代史、当代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准备撰写的这部反映北宋建国以来的史书拟定为《资治通鉴后记》，而《涑水记闻》一书，就是把他平时所见所闻的关于北宋建国以来与国家的军国大事、皇位变动，将相大臣升迁黜斥、朝廷的典章礼仪及与契丹、西夏的关系等事项，随手记录下来，以备将来撰写《资治通鉴后记》之用的资料汇编。关于《涑水记闻》的编撰目的，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文正公初与刘道厚共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记》。属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后终，卒不果成。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记》之具也。”这就说明《涑水记闻》的编写确实是为撰写拟议中的《资治通鉴后记》而准备的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
因为这部书是随手记录的资料汇编，所以司马光本人并未对该书进行整理、编排，当然也没有刻印出来。司马光死后，也没有人对这部书进行整理、编排、刻印，但是在北宋末年，社会上已经流传着这部书的钞本，这些情况在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所反映：初，光孙植既死，立其再从孙�真为嗣，而�真不肖，其书籍生产皆荡覆之。有得光《记闻》者，上命赵鼎谕范冲合编进入。
于是冲裒为十册上元。上因览冲奏，谓鼎曰：“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识其风采耳。”
这是对《涑水记闻》的第一次整理，尽管当时还只是称《记闻》二字。
在宋高宗命赵鼎谕范冲对《涑水记闻》进行整理后，却没有马上印行它，因为赵鼎同范冲及司马光的后人司马朴及儿子司马倬关系十分密切，而范冲又是与司马光一起编撰《资治通鉴》的范祖禹的后人。南宋初年，赵鼎被反对抗金、力主和议的秦桧排挤出朝廷，这样，与赵鼎关系密切的范冲所整理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的刊刻也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大约在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建州的私人书坊中私自刊刻了《涑水记闻》，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亻及听说这部书被刊刻后，马上上疏皇帝，说这部书乃是假冒司马光名义撰写的一部伪书。因此，南宋政府又下诏命令建州的地方官把此书的书版毁弃，关于此书的禁行经过，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以下记载：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右承务郎新添差两浙东路安托司干办公事司马亻及言：“建安近日刊行一书，曰《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故事。窃缘曾视光平日论着，既无上件文字，显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伏望降旨禁绝，庶几不惑群听。”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亻及特迁一官。
按照上述记载，司马亻及请求禁毁《涑水记闻》的主要原因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但是在南宋人的所有记载中，没有一条记载和司马亻及所说的“妄借名字，售其私说”相印证，相反，很多南宋人的论着如朱熹的《朱子语类》等书中明白无误地说《涑水记闻》是司马光所着。南宋晚年的陈孙振为在其所着《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中有如下记载：《涑水记闻》十卷，司马光撰。此书行于世久矣。其间记吕文靖数事，吕氏子孙颇认为讳，盖尝辨之，以为非温公全书，而公之曾孙侍郎亻及季思逆从而实之，上章乞毁板，识者以为讥。
这样看来，《涑水记闻》的被禁毁的原因是被人认为此书非司马光所作，而由别人冒名顶替，私售其说。但既然被禁毁，肯定有原因。这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禁毁前后的政治背景，二是此书的内容。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四月间，高宗跟丞相秦桧提及将作监丞苏籀提出的把当代儒学名臣撰写的注释经典的文字汇编起来，认为这样一来可以使学子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遵奉的东西，避免受到异端说教的影响。秦桧对此并没有积极的反应，但却提出了请高宗下令禁止野史的建议，高宗同意了秦桧的建议，很快颁发了禁止野史流布的诏令。诏令虽然颁布了，但似乎收效不大，私人撰写的野史仍然在刊刻流布，有关的书籍仍在书肆中销售。于是秦桧又于绍兴十五年秋天再次建议高宗下诏禁止野史流布，于是高宗再次下诏禁止私撰野史流布。在第二次下诏禁书的时候，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亻及沉不住气了，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认为《涑水记闻》不是司马光撰写的，而是别人冒名顶替，私售己说。于是，包括《涑水记闻》在内的大量的不应该开板雕印的文章书稿统统毁弃，南宋的第二次禁毁野史的高潮开始了。
那么为什么司马亻及如此胆小如鼠地上章申明，这就不能不从《涑水记闻》的内容说起了。
《涑水记闻》因为是为编撰《资治通鉴后记》准备的资料汇编，所说司马光的意图十分清楚，就是宁失之于繁，勿失之于简。因此该书依据传闻，集录上自太祖，下迄神宗，十分详细的记载了北宋六朝的国家大事、朝廷要闻、宫闱秘事，而且是显隐必闻，洪纤靡失。这样一来，北宋朝廷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趣事、轶事便被司马光不小心地记录下来，使后人得以窥见北宋朝廷的一些隐秘。如卷一第十七条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在后人的心目中，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贤明的皇帝，但这一段记载里的赵匡胤是多么昏庸、霸道、无理，仅仅因为大臣上奏坏了自己弹雀的雅兴，就把大臣的牙齿打掉，而且还不准大臣捡拾打掉的牙齿。这样的记载是赵匡胤的子孙无论如何不愿让臣民知道的。
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卷五第一百三十七“废郭后”条，《涑水记闻》的记载如下：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文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查上颈，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上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乘舆乎？废之未损圣德。”上未许，外人籍籍，颇有闻之者。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登对析陈其不可，且曰：“宜早自此议，不可使有闻于外也。”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在这一条里，郭后的专横，仁宗皇帝面对骄后的无奈，吕夷简的霸道，无不跃然纸上，而更令人可笑的是，看起来威严肃穆的宫庭生活也和平常百姓一样，也有夫妻间的不和，且皇后的被废居然是因为给了皇上一个耳光。这样的记载如果让臣民知道该是如何损伤百姓对皇室的崇敬！
《涑水记闻》有很多篇幅记载王安石变法的史事，因为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故对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多所贬抑；相反，对自己的支持者却是多所褒扬，这样的记载很多，褒贬也十分明显。如卷十五第一百二十四“苏颂草罢吕诲制”条云：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王安石）、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能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王安石）。上欲窜辟光岭南，介甫力营救，上降监当而已。是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
在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专权跋扈，也可以看出宋神宗对王安石的迁就、依赖，当然，司马光记载这件事的态度也是十分明显的。
《涑水记闻》虽然被南宗政府下诏禁毁，但禁毁诏书也是一纸空文，并不能阻止它在民间的流行，而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此书保存了北宋自太祖至神宗时期的大量原始资料。除此之外，《涑水记闻》的价值还在于它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因为司马光在编撰《涑水记闻》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用的长编法和考异法，这种历史编纂方法对后代影响很大。南宋时期李焘编撰的长近千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严格按照司马光的编辑体例和指导思想所做。而且《涑水记闻》所记录的四百九十余条目中，有近五分之二被李焘编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及附注中，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涑水记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将会是另一种面目的。
再者《涑水记闻》这部书表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光的严谨作风，它大致依朝代先后的秩序编排条文，每条皆注述说之人、如卷六第一百六十五“真宗决狱”条自注是“张锡”述说，如果忘记材料来源，则注“不记所传”。
当然，在《涑水记闻》里也反映出作者的保守思想，特别是关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记载，对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的丑化和对反对派的美化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也都影响到《涑水记闻》的可信性。
一九八九年中华书局出有邓广铭、张希清点校的《涑水记闻》，书中附有《涑水记闻辑佚》、《温公日记》、《温公琐语》，书后附有《涑水记闻》、《温公日记》、《温公琐语》三书的人名索引，十分方便读者。

片段：吕蒙正相公，不喜计人过。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遂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固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时人皆服其量
《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司马光奉皇帝的命令而修，主要是为了做后世治理天下的参考

语言风格：《资治通鉴》则客观的描述史实，并做适当评价，供治世者参考。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写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着，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68篇。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醒思，史学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这一个特点由书名也可看出，“资治”两字意谓着帮助。“通”则意谓着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此书虽有不少司马光自己的意见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着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通鉴》，负责检订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目录》来替这本巨着做说明。

《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作为全书的骨干，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

司马光撰《通鉴》，重视战争之描写，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

另外《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汨罗江，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悉阙而不录。司马光思想保守，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诋毁商鞅变法，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温公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1084），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通鉴》；哲宗元佑元年（1086），在司马光重新执政之后，尽废新法。

《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欠伸思睡。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