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指的是什么

Ⅰ 如何正确认识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

历史是不可能忘记的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 日本侵华无可厚非 谁让人家当时国强 你中国国强时候不同样欺负人家小日本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日本早晚还得臣服于大中华

Ⅱ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沉疴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交往与友好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近代以来，两国关系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尽管战争已结束60多年，但由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倾向，并发生了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将中日关系推向冰冻的边缘。
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症结之一。2009年8月26日发布的第五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显示，中国公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原因有三：一是“日本领导人曾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论和行为”，二是“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三是“中日曾发生过战争”。
“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逃避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致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说。“中日历史问题已经受到双方国民的关注，应当正视这段共同的历史，这也是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初衷。”
“历史认识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分量之重以至于有碍于两国现实关系发展的现象，可算是国际关系中不多见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社会的一些人企图以一种回避、掩盖甚至歪曲历史的方式来翻过历史，但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中国社会对中日历史问题的高度关注。因此，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才是翻过历史这一页的不二途径，才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长久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说。
事实上，中日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尝试通过共同研究解决两国间的历史问题。1995年，根据当时村山富市首相的提议，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政府在东京的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了“日中历史研究中心”，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设立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组织中国学者在那一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中国史学会会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张海鹏告诉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从1998年至2004年间“协助”日方进行历史研究，研究主要以课题的形式进行，中日双方研究课题各自结集出版。在这次研究中，中方虽是以“协助”姿态出现的，却为此后的“共同”研究打下了基础。

Ⅲ 当下的中日关系怎样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并且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资金。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长期疲软的经济,它没有理由失去中国。从政治方面来讲，日本与韩国的竹岛问题,朝核问题,与俄的北方四岛问题,联合国的入常问题等等,都要中国支持或不想与中国另生争端。日本在“入常”、绑架问题、8国峰会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然而自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首就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很大改善。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双方关系异常转暖。此外,日本也会看美国眼色行事,现在看中美关系应该最差也是维持现在这样,中美关系正常,日本也不会太出格. 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强大,大地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奥运的成功举办,这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这也让中国影响力又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民间的现状则是：近日《读卖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可以信赖的国家，6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但70%以上的人在历史对日本还存在怨恨。而日本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而40%以上的人持相反意见。可以说中国民众对日情感有所改善，但在一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信任度还在70%以上。
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
发展前景：从三个方面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然而，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
其次，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
最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走出中日关系的歧路，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它不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桥梁和阵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载体。所以，媒体应以宽阔的胸怀，多方位、多视角，客观公正地报导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
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况且也毛泽东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但更应该忘记怨恨。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但更应该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说过：“我们要一同前进，一同探索，一同开辟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承担呢？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要提醒中国民众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万不可感情用事。 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让日本将道歉挂在嘴边上，但日本民众大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们认为很悲惨，不想接以前的伤疤。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前首相帕莫斯顿爵士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
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着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

Ⅳ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等内部因素，还有美国因素这样的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1、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中日间最敏感的话题。中日建交以来，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成为中日关系难以开拓新局面的主要症结。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与态度上。二战以后，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反而极力否认和美化侵华战争，尤其是20世纪80年初日本政府制定了“政治总决算路线”后，历史问题更加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右翼团体和保守派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民众由于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右翼势力的鼓动，对日本侵华战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于是日本社会不断出现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恶性事件。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并且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2、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当今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侵占台湾50年，培育了日本人斩不断的台湾情结。许多日本人依旧怀念着强占台湾为殖民地的旧时代，对台湾的眷念之情难以释怀，对被迫归还台湾更是耿耿于怀。这些人明里暗里与台独势力勾结，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在台湾问题上，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日本政府就承诺只与台湾保持民间层次的经贸关系。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与台湾的民间和经贸交往，发展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并由低层次、隐蔽的接触转向较高层次、公开直接的接触。此外，《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相关法，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扩大防卫合作区域，其中所谓的“周边事态”范围明显包括中国台湾。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在台湾海峡卷入军事冲突，日本很可能援引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向美国提供援助，与美国一道阻碍中国的统一大业。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介入台湾问题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造成掣肘，延缓、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强大。日本对于台湾问题的介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在可预见的将来，台湾问题有可能超越历史问题而成为中日间产生摩擦的首要因素。
3、领土争端问题
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即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其中，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两国领土争端的典型代表，它是涉及中日主权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历史上曾割与日本。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应将通过侵略强占的钓鱼岛归还中国，但因美国的介入而拖延至今。中日建交之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待日后解决”的方针，为日方所接受。但日本未信守承诺，屡屡挑起事端，致使争议非但未被搁置反而愈演愈烈，共同开发更无从谈起。针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中国人民表示了强烈地反对，中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自己的严正立场，钓鱼岛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随着时间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将逐渐增加，这一问题仍将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
4、“中国威胁论”问题
“中国威胁论”问题是制约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反观日本，由于受到泡沫经济的冲击，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这使得中日关系逐渐由“日本强中国弱，以弱肉强食为基调的弱强型”关系向双方都趋于强大的“强强型”关系发展。本来中日关系史上首次出现的这种“强强型”关系可以使双方在更加平等的条件下相处，但由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以及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导致两国间的战略猜疑和竞争意识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中日关系新格局，日本逐步调整对华战略，在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合作的同时，开始视中国为竞争和战略对手，在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与防范。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和消极面逐步凸现就是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体现，这不能不使中日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二、外部因素——美国因素
众所周知，在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因素中，美日关系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在美日关系中的定位决定着它同中国的态度与行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积极调整其全球及亚太战略，不断加强日美的同盟关系。尤其是近期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必将使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目的之一是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把日本作为一个棋子，牢牢地束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棋局中，使之难以独立发挥作用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
而对于日本来说，恃强凌弱，攀附强者是日本的传统。战后日本选择强大的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和盟友，积极的追随美国的政策以换取它的支持，努力在东亚扩张自己的势力，企图主导东亚。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联合美国防范和围堵中国成为日本领导集团的重要战略考虑。展望未来，美国因素作为制约中日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将长期存在。

Ⅳ 如何认识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正确看待战争历史，是推进中日友好的基础，如果时而出现挑衅行为，则会直接影响中日关系。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将派遣包括日本最大吨位战舰、准航母“加贺”号在内的3艘战舰前往南海和印度洋。“加贺”号曾经是日本侵华时，轰炸上海、南京的主力航母，对中国犯下过滔天罪行，二战期间被美军击沉。

时隔多年，日方应该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希望“加贺”号的重现不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死灰复燃的又一次挣扎。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前些日子在北京说了一句话，“右手握手，左手拳头紧攥，这样是不会产生真友情的”。确实，中日两国只有真诚友好、以德为邻，才能实现世代友好。“

德不孤，必有邻。”往事并不如烟，是不是真诚地对待邻居，直接体现为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日本社会从来不缺乏进步和正义的声音，然而，如果政治家不能拿出正视历史的正确姿态，右翼分子制造出来的杂音就会甚嚣尘上。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带来深远影响。进一步巩固中日关系改善势头，不能忘记“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个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

今天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缅怀先烈、居安思危、继往开来，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5)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指的是什么扩展阅读：

歪曲历史将误导未来。在这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古训和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暂且不论，如果歪曲、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和社会观念给日本未来年轻一代造成历史记忆的错位，必然会加深中日国民感情的思想鸿沟，影响两国相互信赖的建立。

战前日本的教育给日本带来的是什么不应忘却，况且，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密不可分，在中国陆续发生的日军遗留化武伤人事件等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的现实问题并未解决。如果中国人民的感情继续受到伤害，将严重削弱中国发展中日关系的民众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不仅是两国关系的现实问题，也是关乎未来的极其重要的大问题。

日本有人认为，中国若总是对日本谈历史问题，日中关系就搞不好。这是一种误解。中国有句俗话：“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为本国利益和名誉着想的日本人，没有必要为右翼言行受到中方的批评而“鸣不平”。

因为中日世代友好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的这句名言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广胸怀。1987年邓小平会见日本来宾时指出：“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

我们是亚洲国家，所以还是要对大战反省，接受教训。这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宿命”。日方还向中方承诺，今后日本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同年11月，中曾根首相访华，中方肯定了他对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邓小平还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见了他，坦率地回答了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等问题，而没再强调历史问题。

Ⅵ 中日矛盾的源头在哪里

中日关系 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日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着重分析了 历史认识 问题、对亚洲的主导权问题以及能源问题。中日关系错综复杂，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两国矛盾的源头和焦点。由于中国本身的妥协软弱导致历史问题的产生，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国应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为日本做出榜样。安倍政权的上台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挑战，中国应做好充分准备，努力构建和谐世界。

Ⅶ 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历史认识问题；（2）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3）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4）历史根源问题（在中国方面，需要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在日本方面则需要反省“国强就想扩张”的教训）。但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

中日间的历史摩擦在复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1972年9月25日，为复交谈判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抵京当天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到那场战争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为此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在整个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等，多次展开激烈交锋，以致毛泽东在同年9月27日会见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参加复交谈判的代表时，问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依然“吵个没完”，而成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当年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最初“争吵”的那个问题──历史问题。

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虽然常有起伏，但总的趋势应该说是有所进步的，特别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有诚意的表态，至今仍为历任首相所承袭。

不过，自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其表现之一是小泉首相固执地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与之相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也曾经作为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但由于遭到中、韩等邻国的反对，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参拜。与前任首相对比，小泉却采取了很不一样的做法，他对邻国的强烈反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反映了他坚持错误历史观和藐视周边邻国的顽固立场。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的另一表现是给日本右翼炮制的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新编历史教科书”大开绿灯，“审定合格”。特别是在最近，对右翼通过修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再次“审定合格”。其中，民间提交的某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关“独岛（日方称其为“竹岛”）问题在日韩之间存在争议”的表述，竟被官方强制修改为“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倒退，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邻国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联合国改革之年。同是二次大战战败国、也是日本在当年的轴心同盟国德国、意大利，都以谦虚的态度迎接这个“历史敏感之年”，惟有日本居然摆出傲慢的外交姿态，一方面以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来“迎接”60周年，小泉首相还以莫须有的借口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世界性活动；另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声称要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他们似乎忘记了：联合国的诞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他们也似乎忘记了，小泉首相年年顶礼膜拜的甲级战犯之所以受到历史的审判，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果。

人们质疑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并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当政的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以及源于历史问题的各种现实问题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总之，日本要真正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唯一的途径就是，放弃与邻为敌的错误政策，诚实而谦虚地对待过去那段历史，对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表现出诚意和善意。

如何看待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显然，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说中国打“历史牌”，老揪住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把历史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对待历史问题，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应该承认，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过去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没有亲身感受，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们之间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前辈的错误”的情绪，十分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战后日本长期轻视正确的历史教育的结果，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了一种“这是前辈干的事”的“无责任感”。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转换，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与德国相比，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已经做成了“夹生饭”，很难再重新煮成像样的熟饭。其原因是：（1）分别是德国和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场与日本昭和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2）二战后美国对德国实行直接统治，德国内政治彻底翻了个儿，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在同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进行统治，致使战后日本的政权不但没有转到在战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让岸信介这样的战犯也当上了首相。总之，由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使战后日本失去了正确历史观的健康发育成长的机会。现在人们期待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达到和德国一样，这看来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改写战后初期那段历史，而历史是不可能倒过来重写的。

过去，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每当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不仅会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批评，而且立即会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遭到国内革新势力的严厉批评，对执政党形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不久。从中曾根内阁到羽田孜内阁，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而被迫辞职。

然而，随着“1955年体制” 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本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潮日趋盛行，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其政府、政客的错误言行的批评声音日趋减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台以来四拜靖国神社，虽然也曾遭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从总体上看，“四拜神社”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没有影响，国外的严辞批评和外交施压不仅没有转化为国内批评小泉的政治压力，反而产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衬托出小泉的“敢于说‘不’”、“敢作敢为”的政治风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经济低迷、前景不明的现状之下，“敢于说‘不’”、“敢作敢为”恰恰成为受到国民欣赏的领导人政治风格。

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中国、韩国、朝鲜以及其他遭受过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仍是一个实际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第一，历史问题的困难性表现在，在遭受过日本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的亚洲各个邻国方面，战争和殖民统治给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和痛苦，所激起的民众中间的仇恨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日本方面，尽管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但正如上面所述他们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无法感同身受，加之战后日本在学校教育中故意“忽视”近代史教育，加上时间的推移，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第二，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它不仅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历史认识问题”，而且包括诸如处理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等的“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独岛等由于历史问题和美国安插所引起的现实的领土争端，日本政府在这些现实争端上的表现与其对历史的认识紧密关联，而对受害国来说，现实的岛屿争端则与历史问题互相“火上浇油”，导致举国民情激愤的局面。由于历史问题与“遗留问题”、“现实问题”相互牵连导致的纷繁复杂性，极可能导致日本与受害国之间的关系摩擦不断、险象环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或者像2003年发生在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那样，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个什么事件，引起强烈的反应。

第三，历史问题的情绪性表现在，由于日本右翼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人民至今还没有愈合的历史伤疤上撒盐，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和愤怒；而中国方面的反应传到日本，又在日本一部分民众当中引起了“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日本的‘历史辫子’”，“又在打历史牌”之类的情绪性反应。这样，围绕历史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

第四，鉴于上述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可以预料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将可能延续很长时期。需要指出，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日本的所谓“新生代政治家”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他们的“习惯用语”就是“那场战争在我们出生前十几年前就结束了”，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相当缺乏负疚感和责任感，而且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小泉首相或许正是所谓“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可能接替小泉担任首相的政治家则早早表示一旦当上首相也要参拜靖国神社，这预示中日历史摩擦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双管齐下发展中日关系

笔者断然不能同意有些作者关于中日间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判断。我们要坚持“正确认识历史”这个原则，对原则性问题要一以贯之，永远坚持，坚持什么？就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就是既要继承两国友好交往的传统，更要汲取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深刻教训。

“以史为鉴”，不是要重新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共同面向和开辟未来，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它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

中日历史摩擦不能简单归结为以主张否定历史的日本为一方，以主张正确认识历史的中国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不能认为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在否认侵略历史。我们既然要解决历史问题，就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应该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日本人民并没有否认历史，但在一部分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厌倦厌烦”、“不愿重提过去事情”的情绪，对受害国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轻人之间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轻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前辈所犯下的过失的阴影之中。总之，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和情绪，宜宽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饶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而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少数右翼则需展开坚决的斗争，并且联合国际上一切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外国人，结成共同战线，同篡改侵华战争、对朝鲜殖民统治的历史、甚至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案的日本右翼展开国际大论战。

当然，我们在开展这场斗争的场合，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限定打击面，避免过激行为伤害到普通的日本人，对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必须进行严正交涉甚至抗议，对少数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言行则不必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之间打政治仗，这样反而让一贯喜欢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机扩大其市场和影响。

毛泽东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从现状看，当今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力量虽比起过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于一部分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思想认识问题最终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相信人民总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一国人民的自我教育，别国至多发挥积极的“外因”作用，却是无法代替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思想问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间的感情对立，政治家就会更倾向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

在国内，我们对民间的感情必须尊重，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本身也是人民的一员，在感情上同广大人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国家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我们只要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理性的对外政策，不管在一时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终将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在对日关系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即一方面认真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包括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这种“双管齐下”新局面很可能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