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伟人怎么讲政治

Ⅰ 历史上哪些伟人统一了中国

这里说的中国有必要区分一下，中国可以指政治方面（就是民国和共和国），也可以指地域方面。从地域方面而言，不同的朝代只要没有对立的政权并存，就算做统一了；或在当时人们的已知范围内都可以实际控制也算统一。中国有四个大一统时代，分别是
①秦始皇嬴政（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面积）
②汉高祖刘邦
③唐太宗李世民
④清圣祖康熙
还有一统中国的有：
汉光武帝刘秀
晋武帝司马炎
隋文帝杨坚
唐太宗李世民
元世祖孛尔只斤·忽必烈（只是表面的同意，不得民心）
清圣祖康熙爱新觉罗·玄烨

Ⅱ 8个名人解释的政治概念

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列宁） 政治就是参预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列宁） 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列宁）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 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列宁）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 在政治中，实验即意味着革命。（迪斯累利） 在政治上宽宏大量总是最明智的。（埃·伯克）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 政治的后台老板总是金钱。（罗曼·罗兰）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 我相信在政治中有这样一条神圣的“马雅维里”定律：“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另一部分人就要作出牺牲”。（斯威夫特） 政治不过是社会沿着自己最实用，最方便的途径，有秩序地向前发展的一门科学。（伍·威尔逊） 政治是处理紧急事变的科学。（西·柏克）

Ⅲ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人

1、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着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2、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3、周恩来

周恩来 ，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主要着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4、朱德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5、邓小平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人。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Ⅳ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伟人

尽管一生有不少错误,甚至不可饶恕的发动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泽东仍然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人物. 在平定乱世,统一华夏方面的功绩,他略逊于秦始皇,与汉武帝、唐太宗并列。 在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政治组织方面的功绩，他与秦始皇、孙中山并列。 但是， 他是几千年来第一个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的人。 他是几千年来第一个把立功立言完美结合的人。 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哲学造诣最高的政治领袖。 他还是中国历史上诗歌成就最高的政治领袖。 综合来看，毛泽东当之无愧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就像美国不可能再出现比华盛顿、林肯更伟大的总统一样，中国未来也不太可能出现比毛泽东更伟大的人物了。因为时势造英雄，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大动荡、大分裂、大不公的大时代了。即使出现，也不一定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素质全面的领袖，毛泽东的诞生需要同时具备一千年一遇的大动荡时代和一千年一遇的个人禀赋，因此，未来数千年内不太可能出现比毛更伟大的人物了。 附上本人的中国历史十大政治伟人排行榜，欢迎批评： 01——毛泽东——空前绝后的政治伟人 02——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开创者 03——唐太宗——大唐盛世的奠基人 04——汉武帝——大汉帝国的成就者 05——孙中山——封建帝制的掘墓人 06——邓小平——复兴蓝图的设计师 07——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射雕英雄 08——武则天——统治男人世界的第一个女人 09——康熙——康乾盛世的开创者 10——请网友们代为评选，谢谢。 孙中山是历代政治领袖中势力最弱的一位，之所以排进5强，我认为他在推翻帝制上的功绩实在太大。消灭帝制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不亚于秦统一中国和毛建立工农政权的历史功绩。虽然有人称推翻清帝是袁世凯所为，但袁世凯推翻的是皇帝而不是帝制，他推翻的目的是自己想做皇帝。而孙中山是为建立共和，只要能建立共和，他不惜牺牲个人地位，可见他对共和的执着。此外，他的奋斗使得民主和共和深入人心，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袁世凯之所以当不上皇帝，就因为孙已经把民主思想播撒到全国各地，虽然孙的力量很弱小，但他的民主思想力量威力无穷。因此，中国此后不再出现皇帝，孙中山居功至伟。 邓小平虽然不是毛孙一类开天辟地式的人物，但他具备两个条件进入十强。一是扭转干坤的改革家。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改革家，但大多是改变积弱积贫的现状，使得国家由弱变强。而邓是把国家从一条极端错误的道路上（文革之路）扭转过来，并逐步引入正确道路上的改革家。前一种如果不改革，至多国家维持贫弱状况或逐步恶化，后一种如果不改革，国家将很快面临动荡，政权将很快面临崩溃。因此，仅凭这点，邓已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二是太平盛世的奠基人。这一点，他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并列，成为中兴领袖。如果中国再持续三五十年不动荡，并以今天的速度持续发展，那么，经过近三百年的衰退和大动荡之后，中国将再次出现类似汉唐、康乾时代的盛世局面，人民生活富足，国力强盛（虽然离美国尚有较大差距）,天下太平。而这些都与邓的长远发展战略分不开的，虽然他像唐太宗一样不能享受这盛世，但却无疑是这个盛世的奠基者。当然这一点还有待三五十年后验证，而如果三五十年后这一切都能实现，那么邓的功绩将超过唐太宗和汉武帝进入三强。 周恩来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人物之一，可惜，他不是在开创一个时代的斗争中起到最核心作用的人，这个人是毛，他是毛政治集团中的一员，因此不参与这个排行。周是一个优秀的治国方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外交家，是中国历史上与普通人民最为血肉相连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人格最为崇高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一个开创时代的战略首脑，他曾经有几次有机会登上这一位置，但他都明智让贤，因为他自己很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他人格崇高的一个佐证，许多政治家只顾个人地位和利益，哪管什么国家前途和命运，但敬爱的周总理不是这种人。

Ⅳ 从重新认识孙中山先生谈如何评价政治历史人物

首先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坐标系”，如同在数学上确定一个点的位置必须要有坐标系一样。如何评价一个人也首先要确定从哪个方面去看，而不存在“笼统”去看的问题。国人喜好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对极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所谓的普通“老百姓”，这样就自然而然以普通人的标准建立了“坐标系”。一人如果讲信用，勤劳，有智慧，有责任感，乐于助人，同情弱者……，我们就认为他是个“好人”。如果是有些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缺点，就以普通人的标准综合一下，得出好、坏的结论。正因为是有了这个“普通人”的“坐标系”来看问题，得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般是不会有争论。但对于公众人物来讲，我们不可能按普通人的“坐标系”来谈论。此时由于大家选择的“坐标系”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此时我们要谈对人物的评价，你是从哪个方面去看就非常重要，真正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此时如果我们想到先调整一下彼此的“坐标系”，可能就不会争论下去。现在对争论的政治历史人物总是谈什么“三七开”，谈什么成绩多还是缺点多。这种笼统评价一个人的做法是算糊涂账，是反科学的，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室抢救出十个人的生命，在外面又谋杀了一个人，我们不能得出他的行为“总体是好的”这样的结论。在数学上，只有“同类项”才有合并也就是加减的结果；在物理上量纲不同的量是不可能做加减法的。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做得怎样，我们只能在这方面来评价，没有“合并”起来看的理由。如果我们本着这种分析方法去看待一个人，就不会得出某人“伟大”之类的极端评价。 人们在对一些政治历史人物评价时，常常以这个人产生的社会影响或是他的“思想”作为论据，认为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对社会进程有什么决定的影响，等等。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我们回顾一下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理智，稀里糊涂盲从的现象。孙中山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非议较少，海峡两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对他的赞扬主要是指创建共和，结束了王朝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国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义”上，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从表面上推翻帝制并不是很难做到一件伟业，而是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如何“过渡”，如何走“下一步”。实际的历史现实说明当时并没有取消帝制的基础，主张推进先立宪的“先知”们的目光才是正确的。果然是武昌一声炮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动荡，清王朝就垮台了，明面上结束帝制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值得赞许。直接做到这一点的是袁世凯，他在结束清帝制这一事件上采用给清皇室一定优惠，换取清王室的退位，是避免社会更大动荡的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一个政治家的行为。辛亥革命是上世纪付出代价最少而有显着成果的革命，而袁世凯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又得到多少人的赞许呢？至于他的称帝做法，不过是不识时务，现实也使他自食恶果。将他斥为“窃国大盗”，岂不知当时在民主极为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清室的退位勾起数不清“野心家”的“窃国”欲望。混乱的社会给“革命”提供了机会，也给了“真命天子”“黄袍加身”的机遇，致使民国初期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我们赞扬孙中山是因为推翻了帝制，从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看，孙中山并没有在人们的认知上推翻帝制，就是进入新世纪了，赞扬皇帝的文章和影视剧也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同。现实中也没有建立起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就是武昌起义也不是他直接指挥。当时赞同推翻清王朝专制体制的人很多，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仅从这件事上讲，武昌起义的勇士们，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凯都比孙中山更值得赞扬。而从对民主立宪知识的普及上来讲，从宣传民主立宪来讲，应当赞扬梁启超。 孙中山被肯定的重要一点是奠定了“革命党”发展的基础，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创建初期也得到他的扶持。两党在重要政治场合都悬挂他的画像，而且是唯一都被两党高调肯定的历史人物。孙中山力主把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这也成了两党的目标，是符合了人民的意愿。既然是人民的追求，提出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关键是提出实现目标的好方法、好措施，以较少的“牺牲”来达到目标。而孙中山给两党指出的是从俄国学来的“武装夺取”之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走这条路的危险性，同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民主宪政的目标向背的，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真正的“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进程果不其然，武力讨伐的结果是引发十年内战，继而使日本乘虚而入，随后又有了更为惨烈的三年内战。国民党在台湾当然也有功绩可言，并在局部实现了民主宪政，但这一功绩应当记在蒋经国的身上，和孙中山就离得远了。从现实历史上看，孙中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在理论思想建树上是否有值得纪念的呢？ 孙中山可能是忙于“革命”的缘故，并没有创作出系统而有思想的理论着作，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上。我们仔细分析孙在这三个主义上的言论，可以说很多都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在实践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最早是“驱逐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观念落后。国民党执政时的国旗意义也比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帜更缺少民主性。同时孙在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上不遗余力，多次乞求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他最后的成功就是“联俄”的结果，此时民族主义何在呢？关于建立民主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理念，上面已经提到，不再多述。至于提到的“民生主义”不过是全世界人们都追求的“普适价值”，这在王朝专制时期也有“民为贵”之说。“公平”、“正义”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社会状态，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劳动力极其廉价的现象是需要改革的。孙中山笼统地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语言反映的是多数普通公民的意愿，只要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提出的，而关键是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强调这些笼统的话语，而无切实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破坏了经济秩序，继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话”而无实际措施，在土地问题就是最典型的。败退台湾之后，实行了切实而温和的“土地改革”，为民主宪政打下了经济基础。而这些和孙中山无关。 我们分析上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和战争，不少都不难找到孙中山的“影子”；而社会出现的进步现象，如民国初年的脆弱宪政现象，文化、思想解放的现象，报刊自由发行的现象，工商业大发展的现象，都很难找到是孙中山提倡的结果。我们崇拜他，给他塑像，不就是盲从吗？笔者不是基督徒，但注意到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得崇拜偶像。这一观点看上去是让你单独崇拜上帝，而实际效果就是不要将人“神圣”化，不要极端看待一个人。不去崇拜具体人物的做法正是民主宪政的需要，我们分析欧美民主立宪国家莫不遵守了这一点。任何一部成熟的宪法，没有将具体人名写入宪法的，也不存在“某某（人）的思想”是立国之本的说法。 人是爱好思考的，同时又懒于认真思考，独立去仔细分析。这种人性上的缺陷很容易使人产生对“偶像”的崇拜。人们推崇某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上的“共鸣”或是某方面的共同“爱好”，这在“专业”层面上是完全合理的，如众多的“追星族”，以及对一些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认可。但当追崇的是与执政集团有关的“政治”人物时，常常是和对“权力”的认可有关，也常常透露出对“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推崇。此时不再会有“宽容精神”的民主，而容易产生对“专制”的赞扬。例如对孙中山的推崇，背后反映出的就是对国民党“党权至上”的认可。当极端去看待一个政治历史人物时，这个人的真实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做出多少正面贡献的人被封为“伟人”、“国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做到一个有理性的人，就是拒绝“极端”的去评价任何人，尤其是政治历史人物。这一点是稳定社会必备的“语言环境”。语言上的争论常常引起“行动”，在对人的评价争论上往往出现在“挂画像”、“塑雕像”等具体现象上。如果是在个人“领域”，如家中，愿挂谁的像是个人的自由。而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广场应当去掉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不去挂具体政治人物的画像和立塑像。人们对很多历史政治人物评价的崇拜常常转到对所谓思想（言论）的认知上，人们常常用一些“伟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这又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处理社会具体问题时，不能以“某人”所说的话或“思想”作为行动的依据，这也是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前提。一种观点有意义不在乎是谁说的，而在于真实反映了现实，能指导实际的进程。尤其是能符合“法”的要求。如果我们从一个人所创造的“思想”去评价这个人，可以将对人的评价转到对言论（他的思想）的评价上。此时参与评价的人应当熟知这个人的主要言论。例如对孙中山进行评论，应当去分析他的文集中有多少符合逻辑，有多少具有实际意义。没有系统看过他的言论集的人是没有资格来抬高或贬低他。尤其我们不能对某人类似广告词的片言只语来评价他，例如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就认为他“伟大”，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喜好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如果作为学术问题，或者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我们应当养成从某个具体的方面去看的习惯，多谈具体事件，少一点笼统而极端的话语，要给对方留点交谈的余地。理性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是我们提倡民主立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理性”就是拒绝极端褒贬任何一位历史政治人物。

Ⅵ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伟人并简略说明事例。

1.商鞅，卫国人，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着名的政治家。

商鞅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后来在秦国被封为商君，因而又叫商鞅。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在秦国实行变法，历史上称之为“商鞅变法”。

商鞅从小就喜欢“刑名之学”，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了。

离魏相秦 舌战群臣

最初，商鞅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挫手下做小官时，就表现出他的才能，深得公孙挫的重视。在公孙挫临死前，他曾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对公孙挫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认为他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国比较落后，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他在求贤诏令中说：“谁能想出好办法使秦国强盛，就让他做高官，还封给他土地。”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会面时，商鞅讲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时，商鞅说：“有独到见解，作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是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他要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举妄动。

商鞅立即反驳说：“一般的人安于现状，书呆子只会默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三代不同礼，都成了王业；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业。聪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贤明人根据情况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受礼俗的约束。”商鞅要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信心。

另一贵族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维持现状，不必变法。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

通过这场舌战，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振失败了，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不畏权贵 变法革新

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是二十等爵，左庶长是第十级，掌握军政大权)，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制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无非是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而勇敢作战。与此同时，商鞅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

三、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纳税。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把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想了些办法。据说，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敢去试试。后又宣布赏五十金，一个不怕事的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果真得了五十金。通过这件事，人们都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因此，商鞅抓住了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新法公布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太子明知故犯，破坏新法，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对太子的两个老师进行严厉的处罚。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不遵守新法了。

商鞅因变法有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又颁布了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一、普遍实行县制。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新法规定，全国普遍推广县制，把过去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这是地方行政长官。从此以后，县就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些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它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二、开阡陌(纵横道路)封疆(田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收复失地 受封于商

在这次变法期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特别是通往函谷关，这对秦向东方发展极为方便。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规模发展的雄心壮志。

商鞅变法以后，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国日益富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前340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为将，领兵抵抗秦军。从秦、魏当时的兵力而论，秦国想迅速取胜，还是困难很大的。于是，商鞅给公子印写了一封信，叙谈在魏国的旧情，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印前来饮酒。魏国正处在几面受敌的境地，对于商鞅的邀请，公子印深信不疑，前去会面。会面之后，正当饮酒时，早已埋伏好的秦兵一拥而上，将公子印抓起来了。秦军趁势打败了魏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魏国对外连年作战，国内空虚，只好把黄河以西大部土地割给秦国讲和。魏惠王想起公孙挫病重时向他推荐商鞅为相之事，十分后悔地说：“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公孙挫的话。”

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把于(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十五邑封给他，因而号为商君。
2. 东方朔(前161或162-前93)，本姓张，字曼倩，平原厌次县(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一说山东省惠民县何坊乡钦风街)人，西汉辞赋家。汉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在政治方面颇具天赋，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当时的皇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以重用。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
3.
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西汉开国功臣，齐王、楚王、上大将军，后贬为淮阴侯。公元前三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中国历史上伟大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

1人物简介[1]

韩信(？～前196) ，秦汉之际名将。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早年家贫，常从人寄食。秦二世二年（前208）投奔项梁,参加反秦斗争。项梁阵亡后归属项羽，任郎中，曾多次献策，都未被采纳。刘邦受封为汉王后，韩信即由楚归汉。初任连敖，经夏侯婴推荐，拜治粟都尉，仍未得到重用；一度亡去，丞相萧何亲自追还,并极力向刘邦保举说:“要想争夺天下，非有韩信不可。”于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对刘邦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他认为，项羽虽然霸天下而臣诸侯，但百姓不拥护他，所以其强易弱；相反，汉王入关后纪律严明，与民约法三章，得到秦民拥护。因此，假若利用吏卒企望东归的心情，举兵东向，三秦可以夺取。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作了部署,很快占取了关中。

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汉二年（前205）,刘邦兵败彭城（今江苏徐州）后，他迅速派兵与刘邦残部会合荥阳，阻挡了项羽的攻势。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时，韩信则率兵在项羽的侧翼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他在击魏时，先以疑兵佯渡临晋，主力却出其不意地奔袭安邑,于是俘虏魏王豹,平定河东郡。随即又进击代、赵。汉三年十月，韩信在破代后，率兵东下井陉击赵。当时赵王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韩信一面以轻骑两千人伺机偷袭赵营，同时以主力万人背水为阵，诱使赵兵倾巢出击。随后汉军两面夹攻，获得全胜,赵王歇被虏获。之后,他又北上降服了燕国。汉四年，韩信拜为相国,率兵击齐，攻下临淄，并在潍水全歼龙且率领援齐的二十万楚军。于是,刘邦遣张良立信为齐王。次年十月，又命韩信会师垓下,围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

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被解除兵权，徙为楚王。韩信就国后,经常陈兵出入,被人告发谋反。高帝六年（前201），刘邦采纳陈平的建议，伪游云梦，伺机逮捕韩信，带至洛阳，赦为淮阴侯。十年，代相陈豨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平叛。韩信原与豨暗通声气，次年又部署家臣诈诏赦诸官徒奴，企图袭击吕后和太子，结果为人告发。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伪称高帝班师回朝，将韩信骗入长乐宫中，斩于钟室，夷其三族。

Ⅶ 历史上有哪些名人既能带兵打仗还能做政治思想工作

历史上有哪些名人既能带兵打仗还能做政治思想工作？有很多。比如诸葛亮，陆逊，曹操，周瑜，毛主席，彭德怀等

Ⅷ 历史上为国争光的伟人简介50字

雷锋生前是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班班长、五好战士，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他的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崇高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小雷锋便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他。1950年，雷锋当了儿童团长，积极参加土改。同年夏，乡政府保送他免费读书，后来加入少先队。1956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并于1957年加入共青团。1958年春，雷锋到团山湖农场，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同年9月，雷锋响应支援鞍钢的号召，到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曾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当时的《辽阳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他曾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1959年12月征兵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军，焦化厂领导舍不得放他走。雷锋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兵役局（现人武部）表明参军的决心。他身高只有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均不符合征兵条件，但因政治素质过硬和有经验技术，最后被破例批准入伍。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沫源县出现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抗日小英雄，他的名字叫王二小。王二小牺牲时才七岁，在日本鬼子扫荡一条山沟的时候，为了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干部和老乡脱离了危险，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了。王二小的动人事迹很快传遍了解放区，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王二小的英勇事迹。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战土方冰和劫夫很快创作了后来传唱全中国的着名儿童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童第周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山东大学动物系主任兼教授等职。
童第周是我国着名的生物学家，也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从事实验胚胎学的研究近半个世纪，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由于家境贫困，小时候一直跟父亲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7岁才迈入学校的大门。
读中学时，由于他基础差，学习十分吃力，第一学期末平均成绩才45分。学校令其退学或留级。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校方同意他跟班试读一学期。
此后，他就与“路灯”常相伴：天蒙蒙亮，他在路灯下读外语；夜熄灯后，他在路灯下自修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他的平均成绩达到70多分，几何还得了100 分。这件事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之后，这也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他去比利时留学。在国外学习期间，童第周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得到了老师的好评。获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没有电灯，他们就在阴暗的院子里利用天然光在显微镜下从事切割和分离卵子工作；没有培养胚胎的玻璃器皿，就用粗瓷陶酒杯代替，所用的显微解剖器只是 一根自己拉的极细的玻璃丝；实验用的材料蛙卵都是自己从野外采来的。就在这简陋的“实验室”里，童第周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若干篇有关金鱼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
解放以后，童第周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同时，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文昌鱼卵发育规律，取得了很大成绩。
到了晚年，他和美国坦普恩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研究起细胞核和细胞质的相互关系，他们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有金鱼性状又有鲫鱼性状的子代，这种金鱼的尾鳍由双尾变成了单尾。这种创造性的成绩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Ⅸ 毛主席曾经讲,政治是什么

政治
zhèngzhì
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