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主义思想

‘壹’ 什么叫古典历史主义什么叫新历史主义

古典历史主义是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主义的原则可以溯源到古代哲学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提出和主张这一原则的有G.B.维科、伏尔泰、G.W.F.黑格尔等。其中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形式下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原则，他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真正科学地阐明并应用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基本要求是：①尊重历史的实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它们的分析和评价也要从那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②注意历史的演变。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发展和变化。从历史的演变中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例如对私有制和阶级的分析，就要既看到它们的出现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进步；又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它们的消灭同样是历史的必然。③在私有制和阶级存在的条件下，要把握历史的潮流和趋势就必须弄清哪一个阶级是该时代的中心，并对当时各个阶级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当的估计。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是统一的。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多利莫尔，蒙托斯，维勒等。

‘贰’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是怎么样的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叁’ 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思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亦称唯物史观，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套理论。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俄国哲学家列宁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等。

唯物史观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路线，它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科学依据。

(3)什么是历史主义思想扩展阅读：

历史唯物主义用以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承认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现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所有的性质和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物质生活条件去观察人及其活动，能准确的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

‘肆’ 历史主义的方法是什么

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遵从历史主义基本观念的前提下，坚持实事求是、兼指得失；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并且评论一部史学着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正确地贯彻历史主义方法，有助于保证史学批评的学术宗旨。
历史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末产生的一种科学哲学思潮，60年代后逐渐开始流行。历史主义的产生被认为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场“革命”，在许多问题上，它都与逻辑经验主义背道而驰。历史主义以描述科学实际如何，科学家如何做为目的，结果使得其科学哲学失去规范意义。图尔明、库恩、费耶阿本德、汉森等是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

‘伍’ 历史主义方法基本要求和意义

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在史学领域，历史主义是研究方法的主线，作为最高逻辑思维方式的唯物辩证法，则补充、强化了历史主义，被纳入历史主义的框架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界，曾经强调历史主义必须与阶级观点相结合，这是不允当的。阶级观点不过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上的观念，不具备方法论上的普遍性，将之作为普遍的历史学原则会导致谬误，滥用于史学批评更是祸患无穷。例如戚本禹《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红旗》杂志1966年第3期)一文，论述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史学阵地的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未点名地“批判”翦伯赞等人在解放前为“左翼史学家”，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解放后没有接受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史学革命”的绊脚石。这种史学批评具有极“左”的阶级观点并且结合了强烈的历史主义形式，足够我们永远引为警戒。

一般而言，具体的史学批评大多仅涉及学术认识的问题，很少需要提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在史学批评中贯彻历史主义方法，就是要在遵从历史主义基本观念的前提下，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实事求是、兼指得失，是史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历史主义要求尊重历史的实际情况，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无根据议论。对于一部历史着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的批评，并非绝对排除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的评价，那些炒作、抄纂甚至剽窃之作，完全应当予以严肃的批评，但批评者在未细致研究批评对象之前，不应预设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的意图，而只能从实事求是、兼指得失的宗旨出发。

第二，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将事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可以加强认识的准确性与深刻性。例如对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气度，批评其夸张、渲染的内容和文字，都应该联系西汉武帝时期强盛的政治背景，好大务博的事功追求，哲学、文学上弘博视野与虚构、夸饰风格来分析，而不是止于赞扬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和批评其史学的局限性；批评王夫之绝对排斥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思想，应该联系明清之际的政治大变动与民族矛盾的历史环境，而不是过度地谴责其认识的偏激；对于当代史学界浮躁风气及某些学术腐败现象的批评，应该联系历史研究整体结构的缺陷、学术管理及评价机制的不完善来予以分析，而不是仅仅限于学术道德方面的褒贬。

将事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必须避免脱离实际的穿凿附会，结论要谨慎，评价重实据，否则最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偏差。如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战国策派”史学观点，存在学术认识的谬误和政治见解的幼稚，应当予以批判，但被判定为“法西斯主义史学流派”，则缺乏有力的实据，乃是不恰当地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历史背景所造成的偏激性论点。近来一些史学批评，对某些老一辈的史学家的部分见解和议论横加指责，而实际上，当时乃是因为史料不足才造成学术的疏误，是社会的大环境促成的议论失当，这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谅解的，不顾那些史学家的总体成就而肆意贬斥，不是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而又有一些史学批评，将过去受到过火批判与遭受政治打击的史家，描述为完美的学术大师，千方百计为其学术认识中的谬误加以辩护，这也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远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第三，评论一部史学着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 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看其究竟比前人提出哪些新的见解?新的启示?价值如何?影响多大?产生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失误?这是史学批评所面临的比较复杂的任务 ，往往需要多层次发掘、反复研究和广泛讨论，以努力避免发掘研究不足与轻下虚美 赞誉的两种倾向。例如“古史辨派”在史学上的疑古考证，对旧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强 力 冲击作用，史学思想与方法上皆开新立异，应予以充分肯定，对其中的讹误和偏颇， 虽然应当批评，但不占主要地位。而史学界时下流行的“栽花”、捧场式的书评，虽未 必 全然空洞无物，但其虚美、浮夸之风是应当受到抵制的。

正确地贯彻历史主义方法，有助于保证史学批评的学术宗旨，史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史学界的学术认识问题，这就需要从事史学批评的学者扎扎实实地进行史学研究，培养自己的学术底蕴。史学批评者应当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较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应当有较深的史学史造诣，否则难以将评论对象在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给与恰当的定位。说到史学批评的学术宗旨，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与学术之间也是辩证的、历史性的关系。带有政治宗旨的史学批评也可以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但这主要表现于重大的宏观性问题，如梁启超《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即使如此，太强的政治目的仍不免导致某种偏激的议论，梁启超把“二十四史”都说成帝王的家谱就是一例。

历史学对社会的审视具有综合性、总结性，但同时也有滞后性，即总要在现实事物过去一段时间后再予以总结，史学批评就更滞后一步。但所有社会活动的最后的审判，将是历史学的学术性研究，不同史学观点的审判，将取决于史学批评，因此，轻视史学和史学批评的思想，无疑是文化视野的狭窄与短视。

‘陆’ 什么叫古典历史主义

古典历史主义 17世纪流行在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这一潮流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物，因它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和样板而被称为“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古典主义在欧洲流行了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艺兴起才结束。它在17世纪的法国最为盛行，发展也最为完备。法国古典主义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哲学基础是笛卡儿的唯理主义理论。古典主义在创作理论上强调模仿古代，主张用民族规范语言，按照规定的创作原则（如戏剧的三一律）进行创作，追求艺术完美。

古典历史主义具有三个特征：
（1）为王权服务的鲜明倾向；
(2)理性至上（主要表现为以理性克制情欲）；
古典历史主义是在当时流行于整个西欧的唯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唯理主义以 笛卡尔( 1596-1650)为代表，他主张一切以合乎情理为原则，主张抛弃传统偏见，反对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反对盲目信仰宗教权威和 经院哲学 ，把理性看成是知识的唯一源泉。

唯理主义认为感性材料会欺骗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世界。这种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在古典主义中起了指导作用。因此，古典历史主义也可称为艺术上的唯理主义。
(3)奉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借古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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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由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中文名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又名
唯物史观
创立者
马克思
定义
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主要思想有以下一些内容[1] 。
人与自然的关系
1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2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
3 社会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生产人”与“人生产社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5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反过来对生产关系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2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阻碍作用。
2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
3 历史时代是现实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具体统一。
阶级、国家、革命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2 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3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变总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的。
4 人类社会从无阶级、无国家发展到有阶级、有国家，再到无阶级、无国家。
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

‘捌’ 请教：“历史主义”的经典与系统的定义或解释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象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着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象”。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象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象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象、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象”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象,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象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象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玖’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基本观点,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则是最终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及其发展作出正确的说明,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是历史观中两个根本对立的基本派别,超越这两者之上的第三种独立的历史观是不存在的.
历史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态：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把人们的思想动机主要是帝王将相和少数的英雄人物的意志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用主观精神解释社会的发展.客观唯心主义则从社会外部寻找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把诸如上帝、神、“绝对观念”等所谓客观精神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共同点是：夸大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否认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个别人物的作用,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而歪曲了社会及其发展的本来面目.

‘拾’ 历史主义的核心精神

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基础是在十九世纪奠立的，而这其中大部分功劳就应归于德国人。从尼布尔、兰克，到普鲁士学派三大家，直至蒙森和兰普勒希特，在几代德国史家的努力和影响之下，一种建基在史料整理和批判工作上的历史学，向成为独立的人文学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在整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十九世纪甚至被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梯叶里语）。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用伊格尔斯的话说，1880年之后的历史学，就成了“一门遵循兰克学派原则的学科”，它确信它能够排除所有妨碍讲述那个“实在”，不偏不倚地达到“如实直书”（兰克的名言）。

然而，史料批判方法和专注于事实的准确并不是兰克甚或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家们所独有的，更不是他们的全部。伊格尔斯最关心的，是构成这些历史学家们方法论思考的哲学原则，换句话说，看上去似乎匠气十足纯粹机械的历史学，其实远非这么简单。在开始这本书写作之前，伊格尔斯就已经意识到，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远非客观的、而是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

这种历史哲学，是和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相伴随的，正是它使得德国民族主义中的反民主的特征得到了合法化，伊格尔斯将其称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在十九世纪的着作里它已经被频繁地用到，并有很多种含义。那么，伊格尔斯所说的，构成这本书最关键概念的“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他作了这样的界定：“历史主义观念的核心是假设在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由此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需要有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历史成为理解人类事务的唯一指南，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每个人的特点只是通过自身的发展才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主义更多地强调了个体性和历史性，于空间上，每一个个体都是真实而鲜活的，也是独特的；于时间上，每一个时代都拥有其自身的结构和特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了恒常和理性，而它则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那么，这种貌似单纯的历史主义观，为什么竟至产生这样大的政治效力呢？伊格尔斯说，在这个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里，有三组观念居于核心地位，他们都与历史主义相关。其一是国家概念。德国历史主义将“国家”视为一种历史力量的产物，它是由自身生命原则控制的一种“个体”，它本身即是目的。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排斥那种功利主义的国家观，即将国家视为体现民众利益，谋求民众幸福的一种工具，在他们看来，国家绝不仅仅是经验的存在，而还体现了更高的精神原则。

第二是反规范，即一种拒绝以规范性术语进行思考的观念。历史主义认为任何个人和制度都不能以外在其产生环境的标准来评判，而只能依据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人类制度的“理性”的价值标准。德国的民族史学始终把目光集中在自己国家的发展上，它缺乏超越国家和政治的观念，甚至否认了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

第三是反概念，即拒绝概念化的思考。从威廉?洪堡到狄尔泰，许多顶尖的学者都在试图建立一种德国式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他们认为，在历史学和精神科学里，概念和归纳的价值是很有限的，概念化的同时都等于清空了历史事实里原来的鲜活特质。当然，这不等于说德国的历史研究就排斥了所有理性，事实上，德国史家们从未使自己摆脱概念化的思考。但他们都强调，历史理解需要有直觉认识的参与。

以这样三组观念为纲，伊格尔斯系统阐释了德国历史思想的绵长传统。这个“历史主义”的传统开始于赫尔德，主要的理论奠基者是兰克，而在普鲁士史学派三大家??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莱奇克那里达到了最完全、最乐观，民族情感最为强烈的顶峰。即使是像威廉?洪堡和梅尼克那样以往被认为自由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的人物，也同样被伊格尔斯列入了该传统塑造者的行列，在他们的身上同样有这些观念的显现。

进入二十世纪，在一战之后的年代里，德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危机”，许多着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种危机在特勒尔奇和梅尼克两个学者身上则表现的最为透彻和显明。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他们对于自己所抱的某些信念并没有太多的怀疑，而更多的魏玛时代史学家们，仍然坚定地恪守着历史写作的民族传统。直到另一次大战的来临，一场更大更残酷的浩劫之后，这个传统里的某些观念才真正被置于思想的法庭上加以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