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①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武松打虎的故事

水浒传》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本文学名着，其中得许多桥段都被大家津津有味的讨论。其中比较有趣的有，鲁智深倒把垂杨柳、林冲风雪山神庙、武松打虎等等。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最是精彩，武松喝的醉醺醺，最后还打死一只为祸乡里的猛虎，成了水浒当中最为典型的英雄人物。

首先，咱们要来讨论一下武松打得老虎得品种——因为这很关键。如果武松遇到的是东北虎，个人觉得也没啥必要讨论了——赤手空拳的武松打死东北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历史上有人去尝试过打东北虎，而且还不是赤手空拳，而是用弓箭。结果却是非常的尴尬，这位“打虎勇士”落荒而逃，好在性命无忧。

这个人在历史上也不少泛泛之辈，他就是剑圣裴旻。剑圣一开始不是使剑的，而是比较喜欢用弓箭。他喜欢用弓箭在北平一代射“老虎”，他因此而沾沾自喜。不过别人告诉他，他射杀的是“彪”而不是虎，然后让他去射杀真正的虎，裴旻于是去找真正的虎，结果那老虎一声吼叫裴旻就落荒而逃了。

所以，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以古人的武力和华南虎的体型，古代的武松打死华南虎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近现代人当中强壮者都能徒手打死华南虎，所以比现代人更加强壮的古代专业武士打死华南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说历史上的武松是否打死过老虎，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历史上随宋江起义的武松文献记载太少了。

② 如果一个历史事件没发生,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变化论文

世界历史中的近代社会形态变化研讨范文
关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内因说”和“外因说”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世界历史的视野，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需要遵循的根本方法。

近代西方的重大变化是了解近代中国重大变化的重要的外部条件。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历史开始成为世界历史，西方资本展开了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地处远东的中国成为西方资本青睐的重点对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东方是由西方‘发现’并带入历史的”［1］（P79）。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是在西方枪炮的胁逼下“被全球化”的。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是影响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主要原因。

一、鸦片战争前的西方

众所周知，中国曾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长时期领跑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15世纪以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程度远高于西欧，即使到了19世纪初，商品生产和流通仍然生气勃勃，非西方所能逾越。费正清是这样描述的，1800年的中国，庞大的中国航运船队来往于长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国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艺品运到满州，而将那里的大豆和毛皮运到南方。

早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经计算过，19世纪40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数超过伦敦港，而当时伦敦已是西方贸易的中心。［2］（P59）根据麦迪森的考证，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构成的比例也从22．3％上升到32．9％。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占世界总量的22．9％上升到36．6％。［3］可以说，直至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一切，毕竟只是最后的辉煌罢了。而此时的英国正在冉冉升起。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不仅迅速超过了远东的中国，也超过了欧洲大陆诸国，率先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虽然直到16－17世纪，英国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18世纪下半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在这个国家首先发生。

工业革命始于毛纺织业，进而扩及丝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然后又迅速扩及交通、采矿、冶金、制造等各个工业部门，工业迅速超越了农业的经济地位，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有资料表明：到1860年，英国的人口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但英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3％，煤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棉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20％，拥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业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4］（P16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跨越式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P277）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与工业化相伴相随的是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的全面替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时，深入分析了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是，西欧城市及其商业始终游离于封建体制之外，与封建体制相分离。具体表现为：在经济上，城市及其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之中，同时，城市自身还具有征税以及独立于封建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在政治上，城市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单位，具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和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5］（P105）城市之间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5］（P108）马克思还观察到，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

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5］（P112）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对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来说，正是与封建采邑的自给自足体系并存的城市自治体系及其发展，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成为孕育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母胎”。［6］（P310）

在生产关系的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系上，是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是相反。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构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因素。换言之，没有生产关系领域这一重大变化，工业革命就是一种侈谈。马克思深入考察了人类社会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过程的具体机制，他指出：“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

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7］（P509）

反过来，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消亡，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西欧工业革命的逻辑结果首先是西欧封建主义制度的彻底瓦解、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最终确立；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是工业革命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系统中的主导条件，也是贯穿其中的主线。”［6］（P308－309）

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资本主义

历史时代的来临加速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在空间上开创了世界历史。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东方和西方的交往程度也迅速提升，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在两篇重要论着中描述了这一现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P11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276）全球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是资本向外拓展的特性作用下的结果，这一特性由资本追逐利润这一本性所决定。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7］（P390，33）整个世界因由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逐步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个崭新的现象。在全球整体视野中中审视此时的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明显处于了相对的弱势地位。

与挣脱封建藩篱后跃跃欲升的西方相比，中国这个曾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东方大国，在西欧各国相继向资本主义挺进时，放慢了前行的步伐，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对于这一问题，只有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遵循这一理论和方法，所有制因素应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

任何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条件直接决定了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如果把社会发展或现代化作为一种功能体现的话，那么，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有赖于能够产生这种功能的结构的确立。所谓发展的差异，不过是不同社会结构的具体表征或功能体现”［8］（P224）。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也认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其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关系。私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对个人经营的刺激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近代工业和近代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这里所讲的财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其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6］（P313－314）

生产关系变革的相对落后，是导致中国在同一时期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在西方和中国获得了不同的历史命运，主要是因为，繁育这一生产关系的社会土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西欧城市的特殊功能所不同的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始终保持着作为官僚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在经济上始终依赖于农村。这样，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不像西欧是相对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的，城市从来未曾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没有演化成一种体制外的存在，而始终是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手工业和商业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仅没有成长为变革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力量，反而成为自给自足经济的自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传统的社会结构就能够始终保持再生的能力，近代工业文明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起来。

正如侯外庐在分析这一历史现象时所指出的：“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清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

为了维持固有的统治秩序，清朝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其他国家视为“朝贡”国，以“朝贡”仪式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将对外贸易的时间、地点和次数都做严格规定，力求将对外贸易纳入“朝贡”的框架之中。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扼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因此，虽然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随之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仍是难产的”。［9］这就是在西方与东方碰撞之前中国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

三、鸦片战争的特殊解读

东方和西方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碰撞就构成了对立的存在。近代中国史是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转自:http://www.21ks.net的，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正如费正清所言，“无论在19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思想中，还是在那场侵略的最后阶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国近代史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2］（P58）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鸦片战争的意义被赋予了特殊的解读，并构成理解近代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卢森堡曾用战争对19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做了一个完整的勾勒。她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一个与不发达社会进行所谓‘温和的’，‘爱好和平的’商品交换的典型例子。中国近代史，从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整个十九世纪内，是以战争来分段落的，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就是用野蛮的武力来开辟通商关系。传教士激起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欧洲人挑拨了暴动，而在周期战争引起的血腥屠杀中，毫无准备的和平农民，被迫和欧洲列强最新式的战争技术相周旋。沉重的军费造成了国债，中国于是接受欧洲借款，结果欧洲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占领了中国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强制开放，修筑铁路权被破让渡给欧洲资本家们。通过这一切，商品交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国革命爆发为止，在中国得到了发展。”［10］（P307）在卢森堡看来，鸦片战争之所以作为中国历史划界的标尺，是因为它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本质上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对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胜利。因此，这场真正的结果必然摧毁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文化。鸦片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1］可见，鸦片战争并不构成中国近代史划界的内在根据，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尺。这是因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第一次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冲击，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①

鸦片战争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一方面，以此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伴随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5］（P692）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也由此丧失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胡绳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酝酿着新的变化，即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以手工业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怀疑和抗议。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恰恰也是这个因素造成了中国难以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并丧失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以炮舰政策为前驱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向。”［12］（P41）由此，两者的碰撞反映为毛泽东所概括描述的矛盾状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①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代中国是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扩张，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卷入了该体系之中，确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弱小和不发达地位。”［13］

中国之所以没有成长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主要出在西方资本主义身上。它们侵略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了特殊权利，剥削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其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不是内因而是外因构成影响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和方法指导下得出的。

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本性的显现，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西方和东方的第一次遭遇，并不是西方以友好地传送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为根本目的的，而是以西方试图变东方为西方的殖民地以便构成“中心和外围”的版图为其根本目的的。殖民化与资本主义化“两者相较，无疑殖民化居于主要地位，而资本主义化居于次要地位。”［14］

由资本主义的固有本性所决定，不可能所有民族都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都必须以某些非资本主义落后民族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国际生存条件，否则，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正是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堵死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15］

四、“内因说”辨析然而，对于这一结论，争论旷日持久，延续至今。在构成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因素中，研究者们都承认西方侵略的外部因素和清王朝改革的内部因素的客观存在，根本的分歧并不在于此。根本的分歧在于这两个方面究竟哪一个因素为主要方面，哪一个因素为次要方面。

与外因说相对立的是“问题主要出在国内”的内因说。持内因说的学者认为，虽然外部因素发挥了作用，但问题主要出在了内部。在费正清看来，外因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的说法会逐渐失去凭借，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的说服力。”［2］（P130）费正清认为，1860年开始的40年里，中国耽误了时机，进步迟缓，最终变成了“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在他看来，日本在终止了它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向一个世界强国努力的时候，中国并没有这样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耽误的时机不仅仅指费正清认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40年，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有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是中国学习外国、改革图强的一个机会，但清朝统治者没有抓住这个机遇，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时间。［16］美国学者M·B·詹森（Jansen）虽然指出“西方的侵扰构成了19世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成分”［17］（P30），并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互矛盾的状况：19世纪的国际环境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刺激和榜样，但也带来了劣势和屈辱。国际秩序为中国展示了诸种手段，却又阻止中国使用这些手段；它对中国提出了挑战，却又限制并破坏中国起来应对这种挑战。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国际体系和世界观就其本身的强度和耐力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但其内部并不存在能使中国应付得了现代世纪挑战的重大力量源泉。问题的核心还在中国国内。［17］（P40）

在一些学者看来，无论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转变。在此过程中，殖民统治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总的来说，它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认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的观点是内因说的正宗版本。对上述观点需要具体分析。费正清认为，“在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没有兴起，本来是早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2］（P60）

在他看来，一个原因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其言外之意在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兴起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加以辩驳的观点。中国确实有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资本主义也确实没有兴起，这已经是中国史学界基本认可的两个客观事实。费正清的这一论断虽然承认了后一个客观事实，但通过否定前一个事实作为论证后一个事实的根据，显然就有失公允了。问题出在内部的一个重要根据来源于中日之间的比较。

其实，将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两国不同的历史命运论证内因说的正确性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

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殖民者看来，中国和日本的意义是不同的。M·B·詹森认识到，中日两国各自承受的外来影响之意向和强度有所区别。“

西方在日本的冀望和意图始终是有限的，不像在中国。日本只是一个顺手牵羊的问题。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地处中国的那边，是次要对象；对美国来说，日本也只是处在通向中国的道路上。没有人指望通过开放日本来取得什么了不起的金融或贸易利益。在那里能捞到的油水决不可以与中国通过鸦片交换茶叶或白银所形成的商业利润相比。”进一步而言，“对西方列强来说，它们在向中国进击时如能有一个东亚同谋者，那将是很有用处的，而对日本人来说，‘加入’西方行列则是十分可取的。”［17］（P36）可见，日本和中国各自所承受的西方殖民的压力和强度不可相提并论，仅仅强调日本主动变革的有效反应并不能作为支撑内因说的有力依据。

历史的事实是，西方的入侵严重抑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18］（P394）。20世纪30年代，上海棉纺织业资本家等发出了这样的呼号：“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19］。

据统计，中国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艰难的、缓慢的。［20］

当然，将外因视为中国资本主义难以兴起的关键因素，并不意味着为清朝统治者开脱责任。毫无疑问，清王朝的改革作为内因确实是一种影响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资本主义命运坎坷，清朝的专制统治难辞其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日本政府与清王朝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所创造的奇迹，日本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表示“令我等吃惊”，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日本对西方制度几乎是采取了全面学习和借鉴的政策。

洋务运动虽然可以视为清王朝自强的一次努力，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表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缺乏彻底的革新意识和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不是清王朝的所为构成中国屈辱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主要原因，这一认识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呢？

回答恰恰相反，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正确运用必然得出的结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拉布里奥拉正确地指出：“整个历史，除了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的历史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换言之，那些对某个社会内部矛盾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由于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而总是愈来愈复杂。……例如内部困难常常促使某个社会或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21］（P111）

这一重要论述，为分析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关键因素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条件下，内部状况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条件的影响，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之间的联系增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说，在近代以前中国与世界基本隔绝的情况下，中国以外的世界历史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典型外因的话，那么，自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游离关系，而是一种渗透关系”［22］（P417）。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简单地搬用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关系原理，那么最终只能与真理失之交臂。
参考资料: http://www.zha.com

③ 影视剧《三国演义》中，有哪些在真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作为影视剧《三国演义》中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是与历史不符的，《三国演义》原小说就是的特点就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比如桃园三结义、关羽温酒斩华雄、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关羽降曹、过五关斩六将等大量的故事并非史实，而是罗贯中进行虚构的。

《三国演义》中对于关羽也是有很多故事都是移花接木而来，比如温酒斩华雄，杀死华雄的是江东名将孙坚；斩颜良诛文丑，斩颜良确实是关羽的功劳，但是文丑却是徐晃的功绩；关羽降曹中根据历史记载，关羽降曹并不是为了保护皇嫂，当时刘备的妻子随刘备在小沛；过五关斩六将中的五关在当时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影视剧《三国演义》中有很多情节都是与历史不符的，更多是为了故事情节编造或者是将另一个人的功绩强加在主要人物的头上。

④ 难道史料上没有记载的事情就一定没有发生过吗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怎样看待历史

其实正史没有记载的,在野史也有记载的 不过野史数量很多,我们自己应该去辨认真与假

⑤ 有没有一天历史上没发生过任何事

古今中外，肯定会发生一些事，举个例子，9月27日，就是世界旅游日，那它的确立就是大事；小到现在每一天，君不见每天都有好多国家会议在开做出重大决策或者领导人到处考察出国？
一定要说没有发身过任何事，我只能说——未来的明天。

⑥ 指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什么成语

史无前例

指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即前所未有。史无即历史上没有，前例即可前面的案例。
【出处】： 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十二：“牢落文章第一人，天门垂翅竟何因？百年记注无前例，万事枢机有要津。”

⑦ 如果一个历史事件没发生,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变化论文

没啥变化，历史就是历史，发生了谁也改不了，就算没发生经过杜撰一样会写进历史

⑧ 指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什么成语

成语名称：史无前例
成语读音：shǐ wú qián lì
成语解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指前所未有。
成语出处：清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牢落文章第一人，天门垂翅竟何因？百年记注无前例，万事枢机有要津。”
成语造句：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的一页。
近 义 词：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反 义 词：接连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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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李世民，中国的历史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就是唐朝可能需要经历很多年，才会像李世民在的时候那么的繁华，其次就是我想唐朝的历史会出现很多空白的地方，比如说不会再有贞观之治，最后就是武则天可能也不会存在了，唐朝会跟普通的朝代一样，10分的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