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历史问题是什么样的

A.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什么经济历史事件，其主要内容是

经济历史事件：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时期。

主要内容：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经济便开始逐步被金融寡头所掌控，美国由此走向衰退，从一个奋发向上的国家，变成靠剪“外国羊毛”而剥削别国为生。

(1)经济历史问题是什么样的扩展阅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头二十多年，美国经济虽然发展了，位于世界各大国之首，但其国内民众普遍不满，被统称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各种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的目标多种多样：实现食品安全、争取工人权益、要求妇女平等地位、反对腐败等等。

从1919年春开始，美国物价飞速上涨。与战前比，1920年上升了105%。通货膨胀与其他因素一起带来了严重的罢工浪潮。

在强大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府把改革放到自己工作的首位。美国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改革措施是实现税收改革和落实反托拉斯法。美国司法部一直不遗余力地起诉垄断企业。最大的成果是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解散庞大的石油和烟草垄断企业。

美国政府不断地改善行政机构，增加制度供给，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地方政府则进行市政管理改革。从建立委员会制到实行市政经理制，既减少腐败也提高专业管理水平。

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它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奠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通过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为美国支持它国经济建设，实际上也是促进本国生产创造了条件。

关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协定奠定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

B.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与史学研究对象有何区别

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其也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与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力图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中国经济史学从创立至今，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经济史只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人们提出来单独研究。
附：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相关资料）
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注：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注：在《检讨》中讨论劳动生产率时，我以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条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释。有的学者忽视了我所作的说明，从而对拙文产生误解，认为我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粮食亩产量。其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机制"和黄宗智"农业过密化"理论，都说的是这种情况。见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黄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页。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注：大卫?勒旺(David 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注：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见《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注：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ctivity in Europe,1500-1800.）。简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4-23．我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注：例如麦迪森已指出：8-13世纪中国农业中心转移到南方水稻地区并实行多种作物种植，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于资料不足，无法量化。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页。）。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C. 关于一些历史的经济问题---为什么说，在古代宋朝时经济最发达的朝代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 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旧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希望对你有帮助

D. 经济与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经济与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是指经济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经济状态的变迁史。从广义上讲，经济与历史是指人类以往从事经济活动过程的总称，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事件，从狭义上说，经济与历史是指经济史学家通过文字以及符号等对上述经济活动活动发展规律的描述解释。它是对于过去的经济和经济现象的研究。

基本特征：
1，经济与历史描述再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历史。

2，经济与历史在以上基础上分析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律。
3，经济与历史研究方法的特征：以经验归纳法与历史分析法研究人类活动和历史经济发展。经济史学综合采用历史的、统计的方法并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历史现象和组织制度。 研究课题包括商业史、财政金融史和社会历史的交叉方面，例如人口史和劳动史。数量的（计量的）经济史也指历史计量学。

E. 典型历史经济事件及分析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内容主要包括：“一均输法；二农田水利法；三青苗法；四募役法；五方田均税法；六市易法；七将兵法；八保甲法；九保马法；十军器监法。”虽然历史学界大多数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失败的变法活动，但笔者认为，从社会关系调整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无疑是成功的。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1、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着)中有这样一段话：“宋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取士越来越多。成平三年(公元1000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烂居多。’但这年，真宗亲事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1800多人。”由此可见，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也为贪污腐败埋下了隐患。

2、亏空的中央财政。据《辽史》记载：“(重熙十一年)闰月癸未，耶律仁先遣人报，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宋史》中也说到：“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北宋对辽、西夏作战已耗资不少，又要给两国付岁币，加之中央对各级官员贪污问题处罚不严，中央财政则处于亏空状态。

3、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据《宋史》记载：“(仁宗初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续资治通鉴长编》)、“官僚乡绅有产而无税，百姓无产而有税”(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现象。

4、阶级矛盾尖锐。由于要支持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转、支付岁币、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等原因，导致北宋“国用不充”，解决财政危机的途径则是大肆增加赋税，而繁重的赋税则造成百姓生活困苦，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进而引发了农民起义。“从仁宗初年开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四川等地发生过暴动。”(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二、王安石变法的影响

1、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北宋的统治。在王安石变法前，北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而王安石变法后，农民收入得以增加，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如，《宋史·李定传》中记载：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日：“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日：“民便之，无不喜者。”

2、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北宋的财政问题得以解决。由于长年对辽、西夏作战和付岁币，北宋财政亏空，而王安石变法后，“国库、州县府库，无不充衍。”

3、限制了豪强兼并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在主安石变法前，北宋土地兼并问题十分严重，而随着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对土地的兼并，保护了中小产业者的利益，兴修水利、提供贷款等举措则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三、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历时十五年，最终由于贵族势力的反对而终止。我们该如何对其加以评价呢?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变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阶级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往往具有短暂性和非延续性的特点；另一种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对生产关系加以必要的调整，当这种调整以改革变法的方式来实现时，必然具有持久性、延续性的特点。
从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来看，当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生产关系能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是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其不可能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只能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固然具有短暂性的特点，但就调整后的实际效果来看，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失败的。

F.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问题

1、 新航路开辟。
2、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
3、①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严重恶化；经济危机强度增加。
② 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以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打击恐怖主义，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
4、使用进口家用电器。

G.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问题

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61年 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的方针，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
1972年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抓生产,特别是抓产品产量，使经济工作有了转机
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提出了整顿的口号,抓了铁路、钢铁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效果显着，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并且提出逐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
1979年 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79）”的方针，坚决纠正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其后，在1980年12月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
1982年 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论证了中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H. 当前中国哪些经济问题是可以和历史对比的或者是遗留问题

一: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首先是供给结构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其次,需求结构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导致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使边疆稳定、社会和谐受到了严峻挑战。

二:蛋糕做大了,但蛋糕的分配存在不公平
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近几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

三:完成了工业产品的数量积累,但国际竞争力不强
2009年中国R&D(研究与开发)占GDP的比重为1.52%,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平均达2.29%。科技进步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科技成果转化率比发达国家低50~60个百分点。

四:民生大幅度改善,但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
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此两项合计占比为15.3%,比人均GDP 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16.1个百分点。

五: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问题也日益突出,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一些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群体冲突加剧等,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

六:节能减排成绩显着,但生态文明建设压力较大
中国工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超过50%),中国政府已经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七: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但改革任务艰巨
特别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重发展、轻改革,重政府、轻市场”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八:国际竞争的硬实力增强,但软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导致了企业竞争力不足,文化、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落后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从而制约了内需√

I. 历史与经济的问题

氏族在上古炎黄尧舜为领袖时早已存在，那时的领袖领导可谓真正的“公务员”，那时不是国家，是一整个大民族。
而国家存在于阶级社会，国家机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税收就是某国特定阶级用于保持其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为国家机构的维护和正常使用的经费而要求国民交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