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世界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

⑴ 如何看待历史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快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南北经济力量博奕是促进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南，系指南方国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获得独立与主权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北，系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集中在被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之中。南北关系，体现为南北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军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与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北经济实力对比逐渐发生的变化。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发表的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南方国家的GDP增速已高于北方国家，但人均GDP增速则低于北方国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变是永恒的，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人们不应再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就会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必然的结果。

⑵ 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和未来的发展

世界文化丰富多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呈现出多元和谐的发展局面.
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应该平等对待.我们要抱沟通的态度.既尊重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又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主张平等交流,相互学习.同时,又要抱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现民族性,突出时代性.互相尊重,兼容并包.
同时,文化差异是正常的文化现象现象,是由各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等因素引起的社会习惯、价值取向等的不同.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糙粕.
我们应当具有开放的胸怀,消除差异,保持自身精神家园,正确对待不同文化.~

⑶ 如何看待世界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

可以跟生物演化一样，不同地域就会有分化，虽然都是从一个主枝出来。

⑷ 如何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根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相统一的过程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主要是指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和规律是客观的，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不移的。社会形态更替归根结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所以，只要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就有可看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就能够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即规律性。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
1.社会历史可依据生产关系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表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
2.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不同的国家也会显现不同的特点，有的国家经历了形态的依次更替而有的国家则跨越式地前进；有的国家社会形态性质不够典型，甚至多种形态特征交叉渗透。
3.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⑸ 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像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不会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所着《历史》 9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
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着《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 2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对于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希腊语：Πολ??ιο?）着有《历史》40卷，现存前 5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 1卷第3节中说，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四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天主教译为“圣思定”、“圣奥斯定”）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以外，均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
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12世纪德意志巴伐利亚州弗赖辛县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所作《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着作的代表。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沿续到17、18世纪。如法国人J.B.博叙埃（1627～1704）所着的《世界历史通义》以及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着的《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 zuǎn]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如塔巴里（838～923）所着《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Ibn Khaln1332～1405）所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着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该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着述的范围固然详于该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着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
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出世界范围内的世界历史。
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甚至敌视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于是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如是等等。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着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
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开阔，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着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着《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着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着《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着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着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 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着、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着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着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着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 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史地巨着。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着《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说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直接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但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已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 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着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着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着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很慢。40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40年来出版了许多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着作。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还陆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

⑹ 如何看待世界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的论文

1，地理气候各不同

亚欧大陆东西长，美洲大陆南北长，亚欧大陆东西气候差别小，美洲大陆南北气候差别大，亚欧大陆建立农业文明能完成交流，而美洲不同。

2，站风口的人不同

咱是产生了秦始皇汉武帝刘邦朱元璋，欧洲从罗马帝国垮掉以后，拿破仑希特勒都未完成对欧洲的统一。

3，传统与制度不同

好的制度压制人类的恶行，坏的制度给善行以恶果。

⑺ 如何看待世界近代史历史分期的争论

1.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说,即以尼德兰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主要依据很简单,尼德兰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尼德兰革命的影响很小,所以很多人不以为然.
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英国革命虽比尼德兰革命晚一个多世纪,算不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可以把它作为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标志.
三是“1500说”.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在16世纪,即新航路开碃饥百渴知韭版血保摩辟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重要转折.在这之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民族才真正融合在一起.也正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在欧洲才真正发展起来.因此在16世纪前后,人类开始了近代的历史.
2.世界近代史的中期分期应以1760年代为宜,其经济上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的开始及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的发展；政治方面则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来临；在国际关系领域,欧洲得以确立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而东方诸国则走向衰落.以1760年代为界标,世界近代史的前后两个时期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
政党不同是无稽之谈

⑻ 现在世界你认为应该怎样看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创造的文明

人类社会，是一个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也是一个多种文明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社会。但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却始终是困扰人类自身的大课题。21世纪的到来，把这一课题更加紧迫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呼唤着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顺应这一潮流，我们有必要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两个新秩序之外，进一步把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明确地提到国际社会的面前。
一、人类世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往更高层次发展，还进而构成一些不同的文明类型。百花齐放，百花盛开，整个人类文明表现出了鲜明的多样性。
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了21种文明类型，从现存的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虽然他的分类和阐释不能说完全科学，但却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存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观点有很多偏颇，但其理论的基础，却是以不同类型文明的存在为前提的。他认为：“村落、地域、族群、民族性、宗教团体，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特殊性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尽管文化的界域很少像国界那般鲜明，但是文化的区别却是实实在在的。”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类型。相反，每种文明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多样性。在多样性中存在，在多样性中发展，在多样性中前进。
多样性的文明又不是相互隔绝的。各种文明之间，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活交往、经济活动为纽带，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联系的紧密，这种交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也越来越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就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密切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巨大改进、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的概念，就足以把人类相互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既打破着传统的经济上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着精神、文化上的壁垒。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生活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相互交往，无不或多或少地与“文明”二字联系在一起。科技、文化、教育本身就属于“文化”、“文明”之列，自不待说，就是经济、政治、军事，其实也离不开“文明”，毋宁说，它们所有一切内涵的背后和深层，都是某种类型的文明作为底蕴。文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渗透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交往、交流之中。
文明的多样性，当然也就意味着差异。既有内容的差异，也有形式的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有种种差异，才会有交流，才会有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与此同时，这种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也难免不发生摩擦和冲突。
于是，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处理各种文明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曾经处于非常复杂的状态。很多文明都能够友好相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自然交融。但也有一些，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曾经对于国家、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甚至打着文明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和侵略。
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各种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从主流的一面看，由于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进，信息传输的增大和快捷，各国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出现了加速融合的趋势。世界文明的精华，不断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为整个人类所共享。但从另一面看，世界不同文明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乃至很危险的倾向。某些发达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企图把少数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归结为优秀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以此证明新霸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有了更加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二、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多样性。
首先，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价值评价。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
关于人类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尚难定论，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无可置疑地是多线条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的发展，也不必然地以其他文明的衰亡为前提。相反，各种文明的发展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结果，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会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
比如，东方民族的许多重要发明，如阿拉伯数字、指南针、火 药和纸等，曾经给西方文明以决定性的影响。伊斯兰文明与西方长达数世纪的交流，给中世纪欧洲在数学、科学、医药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近现代，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给东方国家以很大影响，而东方文明也仍然以不同方式给西方以一定影响。例如，中医中药这一纯粹中国的东西，如今已受到西方许多人们的欢迎。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份越来越多，它们就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如从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婚姻家庭的规范、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提出了许多共同的观点，从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
因此，世界文明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既是由各种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组成的，又是由不同文明色彩纷呈的多样性予以丰富、融汇、促进和发展的。人类文明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汇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样性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第二，要正确认识文明差异与国际冲突的关系。
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有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当然会发生摩擦和冲突，由此，也就可能构成近年来人们常说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形势下，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示了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文化因素和冷战后国际政治冲突的新特点，这对于我们全面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现象是有益的。但是亨廷顿并没有能揭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真实根源，进而，他也没有能正确阐明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明类型之间冲突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是不能低估的。历史上，人类各个部族、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如果从其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往往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的因素在内。但是，纵观世界历史，严格来说，所谓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只是造成某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背景之一，而这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利益，在于经济利益或某种程度上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在于某些社会势力追求财富、土地、权力，扩张自身利益的贪欲。
比如，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宗教战争，形式上是不同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的色彩很浓，但究其实质，仍离不开物质利益。
近现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侵略，往往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但实际上谁都不难发现它们掠夺财富、抢占市场、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真实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杀戮那么多土着居民？为什么要将千百万黑人变为奴隶？为什么要向中国输出鸦片，甚至将人类文明的瑰宝圆明园付之一炬？这些强盗般的行径与“传播”文明有何共同之处？
战后几十年苏美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是利益的争夺。美国积极推行遏制政策或“超越遏制”的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固然是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其争夺的焦点之一，仍然是中东的土地、河流，各自国家的领土范围，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暴力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不同文明类型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实际上还大量发生在相同文明类型的国家之间。几百年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欧洲君主们互相联姻，在外交文书上常以兄弟相称，但在战场上的厮杀却丝毫也不逊色。所以，亨廷顿也承认，以往的王侯相争、民族国家相争、与意识形态相争衍发的冲突，“大抵是西方文化的内部冲突。冷战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如此，较早的17、18乃至19世纪的战争皆如此。”
所以，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各种暴力冲突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也不是不同文明相互关系的唯一方面。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文明类型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总结各种冲突的模式，是不全面的。
那么，在冷战结束以后，文明的冲突是否将取代政治冲突、经济冲突而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的主要模式呢？这要作具体分析。应该承认，亨廷顿指出了今后世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因素。这种不同文明类型价值观之间的摩擦会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由发达国家代表的西方文明将会依仗其经济优势不断侵蚀各种非西方文明。这种冲突构成国际政治中一种内在的应力结构，也构成非西方文明面临的一种现实的威胁。但是，文明的冲突一般均表现在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摩擦和碰撞中，它带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生什么外部形式的冲突，那么，可以断言，其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基于现实的利益。亨廷顿所划的文化断层线内的各种冲突，可能具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冲突”的色彩，这种背景和色彩将会使这些地区的冲突更加复杂、更难以解决。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的现实利益而真的成为纯粹“文明的冲突”。只要现实的利益问题得以解决，一切文明或文化问题的雾纱都会消退。
第三，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统一、共存的一面，积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
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文明的冲突”、或利益冲突背后潜藏的文化因素，虽然是客观存在，但都只是各种文明类型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方面。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统一、共存的一面。总的来说，多样性的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只要正确处理，它们并非不能和睦共存。如果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此，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各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排斥、压制某一些文明的发展。
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要积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强调多样性，要求尊重这种多样性，决不意味着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每种文明都要不断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信息、能量、资源的流通和交换，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自生自灭，走上衰退、消亡的道路。
所以，对外开放已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每一种文明客观上都在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都在向其他文明学习，同时，也在不断抛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和侵蚀也必然会加大。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确实先进的文明，要大胆接受，对鱼龙混杂而来的糟粕，则要坚决抵制。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
第四，全面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长短优劣。
当代西方文明，实力雄厚，影响巨大，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其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方法等等文明的精华，是我们当前突出的任务。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并不是一种最健康、最完善、最积极、最有效的文明类型。相反，东方文明固然有其弱点，但在强调集体主义、互助互爱、情感、家庭、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却不断证明其不仅对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创造良好的生活质量、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维护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等，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而这些正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所以，东方国家和民族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力，相信自己的文明不会被西方同化，而只会在兼收并蓄、熔东西方文明精华于一炉之后，焕发出更大的光采，对现代化建设起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时代呼唤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放眼21世纪的人类社会，在全球性经济和政治联系不断加强的同时，各种文明的关系也愈益突出和深入。如何处理各种文明类型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之间，既有交流、合作的必要，又有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两者怎么统一？关键是建立制度、程序和规范，也就是说，要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所以，我们在继续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首先，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
当代世界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越来越多地与外部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而其国家利益和安全，也遇到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似乎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文明问题。
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怎么运行？各国的经济贸易按什么规则往来？股票、证券、汇率、投资市场怎样健康发展？等等，都涉及到各种价值理念、制度体系、运行规则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大量规则，既是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建立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它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规律性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准。这些规则的确立，事实上也是不同文明磨合的结果。而它的付诸实施，仍将会触及到不同文明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观念问题。在每一桩买卖、每一次谈判、每一个协议的背后，我们都会发现不同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使这样的全球化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民，为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规范有序，我们就不能不加快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
第二，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的需要。
目前全世界有60亿人口，1万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部落，200个左右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政权，数百个为不同利益而结合的国际组织，5000多种语言，5000多种宗教信仰。如此众多、不同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怎样才能和平共处于一个星球上？
联合国和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从某种角度搭起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框架，而无数的宪章、条约、协议、声明、公告等等，编织起了国际政治关系的经纬。所有这些，同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与当代世界的现实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文明。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而这一切，不能仅靠武力来获得和维持。更多的，它需要人类文明的提升和应用。制定更加详尽、严格的文明规则，大力促进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才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互之间的利益契合关系，才能对相互之间的文明抱有更加友善的态度，才能使用文明的手段而不是战争、掠夺等非文明的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需要。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而影响人们的价值体系，而且也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更广阔的领域来看，它还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仅从100多年来电话、电影、电视的发明和发展，就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将会给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
利用科学技术的成就，人们可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加深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不仅推动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人类精神的升华。当然，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双刃剑，科学技术也会被某些势力用来误导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从事邪恶的活动。因而，如何在科技领域按照文明的要求，制定更加科学的规则，引导和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也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如何开展？知识产权如何保护？科技成果如何交流？哪些领域可以探索，哪些领域，如克隆人类、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应该加以限制和禁止？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建立起必要的秩序。
第四，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世界文化发展与交流的需要。
当代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正在通过先进的传播手段广泛交流、渗透。因特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类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在瞬时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成为可能。无处不在的电视、广播信号，传输着大量的信息，发布着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的见解，甚至使谣言像瘟疫般流行都轻而易举。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份额是文化类的产品，从而使文化消费占据了人类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和空间。
自然，在这种文化的流转中，具有强大实力的美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如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世界各地的娱乐界充斥着美国制造的产品。1996年美国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自1991年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近94%。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盗版。《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的发行量为2800万份。《大都会》月刊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妇女杂志，共有36个外国版本。1997年美国电影在国外取得的票房收入达到58.5亿美元。一部《泰坦尼克号》在美国本土净赚6亿美元，而在海外则达12亿美元。据报道，加拿大影院上映的影片有96%是外国影片，主要是美国影片。报摊上出售的杂志和书籍分别有4／5和3／5来自国外，主要是美国。1987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56%，1996年达到70%。
面对着如此规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市场，或者还包括明里暗里的文化渗透，如果不赶紧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怎能处理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怎能保证文化交流规范有序地进行？怎能限制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
第五，建立世界文明新秩序，还是正确处理所谓“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关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持有一种片面和盲目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并常常以此作为借口贬低、干涉、压制甚至侵略非西方国家。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实际上是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
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有差异。不仅有内容、形式的差异，而且就历史的某一个横截面而言，也会有发展水平和程度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评价各文明类型对人类文明所作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某一所谓“先进”文明压制甚至消灭所谓“落后”文明的理由。
为什么？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有某种文明居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异，这种地位往往会由新的其他类型的文明所取代，由此而造成新的历史横截面中新的文明格局。这种变动是延续不断的，所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类型，很少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当古埃及文明已相当发达时，希腊与罗马文明还处于很低的层次。而希腊文明，在古代显然比中欧北欧的文明更为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欧与北欧文明又超过了希腊文明。
当一种文明处于衰退状态时，我们不能否认其历史上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当一种文明比较先进时，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古代巴比仑文明，虽然后来衰落了，但它的文明成就，如创造楔形文字、编制汉谟拉比法典、测出圆周率为3，确定太阴历法并设置闰月等，谁能否认其对人类的贡献？当中国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并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时，今日的“美国文明”当时还没有诞生，谁又能借这种差异而否认美利坚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即使在同一时代，无论较为先进的文明类型，还是相对落后的文明体系，都可以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都有自己值得珍视的精华。
所以，后进的文明要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并抛弃自己的糟粕，但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而先进的文明则要帮助落后的文明，但没有理由以“文明霸主”自居，鄙视其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为了解决对待文明类型的种种偏见，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世界也需要走向更高程度的文明。所以，我们在努力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及时和响亮地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⑼ 世界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

世界历史年表 约300、400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出现。 约200、300 - 1万年前：人类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流行，已使用火，晚期大量使用骨、角器。狩猎和采 集业发展，血缘家族及母系氏族公社产生。 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生活在今中国元谋一带，已能制造和使用石器。 约70 - 20万年前：北京人生活在中国华北地区。 18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在北京人活动过的地区。 约公元前3 - 前1万年：原始宗教出现。 约公元前1.2万 - 前4000年：人类中石器时代。发明并使用弓箭，细石器广泛应用，狩猎业发展。 约公元前8000 - 前2000年：人类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光加工的石器流行，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母系氏族公社繁荣。

公元前6000年：小亚细亚地区出现亚麻和羊毛织物。 约公元前6000 - 前1000年：古代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印度和波斯等地原始宗教和古代宗 教盛行。 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和中亚地区开始用冷锻法加工天然铜。古埃及已使用等臂天平秤，为已知最 早的衡器。 约公元前5000 - 前4000年：古埃及出现以太阳和月亮为规律的日历。 约公元前5000 - 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原始居民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 公元前4000 - 前3000年：古埃及、西南亚、南欧、中欧和中国等地先后开始用矿石炼铜。 前3760年：古代犹太人日历的首年。 公元前3500 - 前3100年：古代两河流域乌鲁克时期。出现陶轮制陶和塔庙建筑，创造了楔形文字。古埃 及国家（诺姆）形成。出现了象形文字。 公元前3500 - 前3000年：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开始使用轮式运输工具。古代埃及人已在农业中使用犁、耙 和施肥。 前3372年：古代南美玛雅年表中最早的日期 前3100年：古代埃及上埃及统治者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初步形成统一国家。埃及早王朝时期开始。 公元前3000年：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约公元前3000年：古代埃及出现有桨和帆的船。古埃及人已使用铜镜。古印度人发明了印章文字。 公元前3000 - 前2300年：爱琴海地区克里特文明出现。 前2686年 - 前2181年：埃及古王国时期。国家统一完成，大规模兴建金字塔。 前27世纪：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时代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形成。 前26世纪：古埃及着名的狮身人面像落成。 前2500年：古代苏美尔医学发现矿泉水有愈合特性，古代苏美尔人已使用燃油灯，学会烤制面包和酿制啤 酒。欧洲出现编织机。 约公元前2500 - 前1500年：西亚古亚述时期 前25世纪 - 前23世纪：古代两河流域古巴比伦人发明在陶片上刻划地图。 前2378年 - 前2371年：古代苏美尔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基那在位，进行世界最早的改革。 前2371年 - 前2154年：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王国时期。国王萨尔贡统一两河流域南部。 约公元前2300 - 前1750年：古印度哈拉帕文化时期。 前23世纪：中国尧命羲、和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366日为一年，置闰月以正四时。 前2181年 - 前2040年：古埃及第一中间期。 约前年 - 前2096年：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创立者乌尔纳姆在位，颁布《乌尔纳姆法典》。 约前21世纪：中国禹治水成功 约前21 - 前17世纪：中国二里头文化存在 前21 - 前16世纪：中国夏朝 前2040年 - 前1786年：古埃及中王国时期。青铜器广泛应用，开发法雍湖地区，修建卡尔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