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关于客家文化资料.!(资料来源一定注明出处.!否则不采纳)
客家简介
“客家”是汉族民系中重要的一支名称。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汉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着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合经融合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此，“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但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客家民系迁徙与形成
客家先民是中原人士，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五次迁移运动，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客家人迁徙运动背景，是中国历史上因王权变更、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北方汉民南移运动。
第一次大迁徙——西晋末年，于永康元年引发了“八王之乱”，继而又爆发了人民反晋王朝的斗争，大大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原成了胡人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遂形成以衣冠土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南迁潮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
第二次大迁徙——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互相攻略、纵兵残民，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唯有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就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二次大举迁徙。这次南迁，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
客家文化，各地发展虽不尽平衡，在各个历史期其文化中心也不断推移。但作为一个整体，则彼此存在互相吸引、影响和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有宋一代，客家文化中心有二
一是福建路的汀州。汀州，是客家移民早期进入的重要基地。传说宁化石壁乡为客家人的祖居地，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客家文化在汀州生根开花，是情理中事。故有"风声习气，颇类中州"之誉。其出众人物有：宁化郑文宝，宁化张达观、张良裔父子，长汀杨方诸人。郑文宝，长于诗。其诗颇受同时人的文坛大家晏殊、欧阳修、司马光的青睐。杨方，以理学着称，曾从学朱熹，对客家地区理学的兴起，其功阙伟。
一是广南东路以韶州为中心的粤北地区。因韶州地处岭南北交通要冲，故此地客家文化得地理之便与气候之先。曲江余靖，即是其中佼佼者，余靖，宋代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崇祀于广州八贤堂。其史学、诗、古文词，均为时人所重。曾信校《史记》、《汉书》，别为刊误四十五卷，是尤精史学的明证。
韶州为宋代客家人藏龙卧虎之地，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唐代，曲江就出过名震中原的张九龄。张九龄，唐朝名相，文学冠一时，着有《曲江集》，事迹具《旧唐书》卷九九本传。其诗劲炼质朴，洗尽六朝铅华。《唐音癸签》称道："首创清淡之派"。对其后的王维、孟浩然诗派颇有影响。时人张说则赞誉"后来词人称首也。"可以说，张九龄以其卓越才学与高尚人品，使中原人对岭南文化刮目相看。
元代，客家学子，多不应试仕官。所以，这一时期文士不显、文风转衰。记载也多阙如。但也并非全无杰出人物。龙南人钟柔，融贯诸史，着述多部，从学者数万人，一时文风称盛，即是一例。
明初，承元之弊，客家着名文士尚不多见。成化、弘治年间，始渐露锋芒。嘉靖以后，人才辈出。明末清初，而登高峰。这一时期，客家文化中心有三：
一是福建汀州府。尤以文史成就为着。有宁化李世熊、黎士宏，上杭刘坊诸人。李世熊，主要着作有《寒支初集》、《寒支二集》。史称其：六经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为文沈深削该、奥博离奇。撰修《宁化县志》，被誉为天下名志，对客家地区方志学作出了特殊贡献。黎士宏，世熊弟子，人称"以诗文章名天下"。刘坊，着有《天朝阁集》。自视甚高，声言"自有文章以来，一刘鳌石而已"。人评其文"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一是赣南地区。明末清初间，"三魏"和"易堂九子"的古文最富盛名。"三魏"，为江西宁都魏际瑞、魏禧、魏礼三兄弟。"易堂九子"，以魏氏三兄弟为核心，加上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彭士望、林时益。他们的古文成就，集中反映在魏际瑞的《魏伯子文集》、魏禧的《魏叔子文集》、魏礼的《魏季子文集》和易堂九子的《易堂九子文钞》中。魏氏两代六人，被誉为文坛"三魏"和"小三魏"，传为千古佳话。显然，倘没有当时赣南文风兴盛的背景，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
理学，则有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王事圣诸人。月华、曾从王守仁之学，为学者所宗。刘昭文则学于湛若水之门。可见，赣南理学王、湛两派均有传人。
一是惠州府。明代客家理学中心。一时人才济济，理学发展至顶峰。代表人物有杨传芳、叶时、叶春芳、叶天佑、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诸人。杨传芳，师事湛甘泉，深得其中奥妙。叶时，曾从南海庞嵩学，崇奉王阳良知之学。叶春芳，受学湛甘泉，"甘泉称其学问纯正"。叶春及，理学崇陈献章。叶萼，曾从薛侃学，为惠州一郡师。杨起元，崇心性之学，其学的显着特点，是将佛学引入理学，使佛儒合一。
惠州客家地区理学，与整个广东地区理学同步发展。"明兴，白沙氏起，以濂名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换言之，明正统以后，陈献章"白沙之学"的兴起，标志着广东地区理学进入繁荣阶段。其后，出理客家、福老、广府民系的理学大师各据一方各领风骚和互相渗透互相辉映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当是时，甘泉、阳明二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面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面诚服，于时乡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则讲学诃林，薛中离则于金山，黄泰泉于白云，钟叔辉于宝潭，杨肖斋（传芳）、叶允中（时）于归善，叶同斋（春及）于罗浮，王青梦于粤秀。而其在广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关天，就正于弼唐。"就是说，这一时期惠州地区的理学，杨传芳、叶时、叶春及诸人独树一帜。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客家人因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故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名节思想。这以明清嬗变之际和汀州和赣南的气节派文人最具代表性。他们大多具有反清复明、"义不帝秦"的思想和行为。其佼佼者有李世熊、刘访、魏际瑞、魏禧、魏礼诸人．为人则"不食周粟"、退隐山林，为文则愤世嫉俗、慷慨激越、烟彪可元。他们的道德文章，光 辉千古。在客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清代以降，广东嘉应州及潮州府属大埔等地（即今梅州市辖区），在客家地区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在清一代，这一地区的科甲在客家地区居首位。康熙三十年登进士的李象元，为本朝州属登第者始。自干隆特别是西风东渐之后，梅州地区人文日益昌盛。清代梅州文化，以诗文最为发达。代表人物有扬仲兴、王利亨、宋湘、温训、黄钊、李黼平、吴兰修、范留淑、叶璧华、胡曦、黄遵宪、温仲和等人。其中最着者为来湘与黄遵宪。来湘是干隆以后，岭南诗人最富盛名者。代表作为《红杏山房诗钞》。史称"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宋）湘为巨擘"，或说"后起无如宋芷湾（湘）"。黄遵宪是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代表作为（人境庐诗草》。他所创作的通俗易懂的"新体诗"，对"五四"时斯的新诗运动起了先驱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着名女诗人范留淑、叶擘华的出现。客家妇女素以聪慧贤良勤劳着称于世，她们在客家社会中起着特殊重的作用。但由于受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在文化上并未有所建树，形成妇女地位在经济活动与文化教育两者间的极大反差。清末，随着风气日开、女权日高，这种畸形局面才不断改变。范留淑的《化碧集》、叶璧华的《古香阁集》，可谓晚清诗歌的璀璨明珠；他们二人则可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女诗人的先行者。
清代，梅州地区在客家人文地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偶然。早在明代，已露端倪。李士淳的出现即属此例。李士淳，作文雄健奔放，为时人所重，其着述收入《李二何先生文集》。又，据光绪《嘉应州志·从谈》卷三二载：
"《谈海》云：闻之族老，明季及国初，潮属有数县文风未盛，多有不能如额者，学使者往往以此邑之有余补波邑之不足，程乡一邑常取过三四十名，谓之通榜。"
可见，早在明清之际，梅县（程乡）文风之盛已居粤东前列。
与此同时，惠州文化也日益发达。惠州府与广州府相邻，并濒临大海。随着客家火势力不断由山区向平原向海外伸展，故当地日居重要地位。宁化伊秉缓在惠州知府任上，曾创建丰湖书院，并度聘请嘉应宋湘主讲丰湖书院。一时，丰湖书院成了培育客家人才的重要摇篮。
有清一代，客家地区文化得到普遍发展，故各地都产生了一批着名人土。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南康谢启昆、台湾丘逢甲诸人。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谢启昆，于史学、文学、方志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以方志学成绩斐然。他主修的《广西通志》，体例新颖，内容博洽，为一代模式。丘逢甲，台湾着名爱国诗人，代表作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巨子"。其诗的"英气"，甚至在黄遵宪之上。
总之，客家地区，从宋代以来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客家人在历史上各个文化领域，均作出杰出的贡献。其着名者：史学有余靖；理学有杨方、杨昱、杨传芳、叶春芳、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诗有郑文宝、伊秉绶、宋湘、湖曦、黄遵宪、丘逢甲；古文有刘坊、魏际瑞、魏禧、魏礼；方志学有李世熊、谢启昆；客家学有黄钊、温仲和；女诗人则有范留淑、叶璧华。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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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很多书上说中国的客家人是血统最纯正的汉人！有谁知道客家话的分布范围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大的南迁，有着时延1500年的记载。
目前，全世界有客家人约4500万人。其中国内4000万人，国外有500万人左右。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国际知名作家韩素音均是客家人。国内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共有17个省、185个市县，其中客家人占95%以上的纯客县50个，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赣南、闽南和粤东北部。广东的客家人有2000多万，占全省总人数近30%，其中纯客县15个。在南洋各国及世界各地，凡有华人的地方，也就有客家人。客家人因为顽强地保留古代中原文化传统，因此，除语言上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有所变异以外，其余生产和生活习惯，多数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
初到山区，他们先搭起茅寮、木屋栖身。然后改建成土屋。用北方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方法，制造生土坯砖筑土墙，或者用夯土板筑的方法筑土墙。二者都是就地取生土筑墙。后者用生土加配料有两大类：一类是用一般黏土板筑。有的在用棒锤舂墙时上长的竹枝、木条或碎瓦砾、石块、火砖，以增强墙体的刚韧度；另一类是用三合土(黄泥、石灰、沙)板筑墙时，有的也添进碎石块、片石。有的在三合土中掺加桐油、糯米饭、红塘、鸡蛋清等粘性物，使土墙更加坚固。这是客家人创造乡土建筑史上光辉的一页，是建筑科学上值得骄傲的技术革新。
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又来到地狭人稠不足以以供的山区，于是人们不得不向外开拓。客家人走出山区，走向世界，在发展促进经济的同时也把各地文化的精华带回家乡。这一交流和吸收的结果便是客家尽管居住山区，却文风昌盛，以致产生了有别于其他民系的得天独厚的文化氛围。客家民居建筑，和龙紧密相连——既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的高雅形式，又夹杂着巫术文化中严格讲究风水、“龙势”和座向的民风，同时又要结合山区的特点，所以在建筑上出现了客家人特有的民居风格。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种主要屋式：“围龙屋”、“四点金”、“走马楼”、“五凤楼”、“纵列式多杠楼屋”、“圆楼”等。其中以围龙屋为最多，并最具“客”味。
㈢ 客家人的迁移历史
客家人，又称为河洛郎。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着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人的历史
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因为身在异乡，对于故乡河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的眷恋，自称“河洛郎”。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客家人常常以那些英才男儿为榜样，启发教育儿孙，向功勋事业有成的前辈们学习。 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还有人说：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里聚族而居，艰苦创业，繁衍后代。 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第一次南迁是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南迁是在东晋“五胡乱华”时期。当时，为了避难，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大约96万中原人民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
第三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代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
第四次南迁是宋南渡及宋末时期。金人入侵，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除以上6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客家人，他们中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
据统计，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的5%。在国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奥地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000万之众。
客家人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早期则主要是源于灾害的胁迫。诸如残酷的战争、水、旱、虫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打击及瘟疫的流行。中国历史上每次大规模的战乱，几乎都造成了客家人的大迁徙。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就有过客家先民的大迁徙。试想，在漫长的岁月里，“五胡十六国”，战火不断，哀鸿遍野，不逃离能活命吗？据说我们陈氏先祖就是在那个时期离开豫西故土辗转来到江西最后定居赣县的。“月是故乡明”啊，开始，先民们也许只想暂时客住一段时间，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于是建造房舍，开垦田地，畜养猪牛，长久地居住下去。由暂时的客住到长久的家居。就这样，也就永远的“客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迁徙。据说秦始皇为了建造阿房宫，驱赶数万“木客”往赣南兴国伐木，没累死的后来就留在了当地，这大概便是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
迁徙的过程肯定是艰险的。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安家过日子。客家先民披荆斩棘，排除险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们终于挺过来了，形成今天这样一支有着数千万人丁的兴旺发达的民系群体。
迁徙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建房造屋安下家来。一位客属长者说：“安家最重要的是定屋场的位置。怎么定呢？要看风水。这个风水，不是地理先生讲迷信的那个风水。主要是采阳光，看风向，近水源，傍硬山，择高地。而坐北朝南、向阳背风、柴近水便、视野开阔则是理想的选择。”
人们常常赞叹客家人的勤劳、勇敢、坚毅和机智。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群体，由于先民数代屡次长途的迁徙，它自然比其他群体更多样更深层次地体验了社会实际和生产实际，它也就必然受到了更多的锤炼和滋养，积累了更多的处理与自然界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的经验。因此，客家群体中出现过大批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企业家……
㈣ 古代客家人受困户籍制度 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吗客家进士不少啊！
<<陈寅恪传>>有略述客家人如何争取参加科举考试的艰辛过程，节取其中一段文字：
客家人要求入籍，要求享有平等的科举考试的权利，其实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实行配额的方法，上面没有因客家人的入籍而增加相应的名额，而一旦客家人加入考试队伍又势必减少当代土着考取的机率，于是原住户就想法设法地阻止客家人参加考试。客家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得到相应的科考机会，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常常结队到府、司、院告状。有一残本的义宁客家的《谭姓宗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感人，同时也非常真切地再现了当年客家人为了让子孙们得到平等的科考机会所进行的执着斗争和努力。
说是，当时有一条义宁州通往南昌和京城的必经之路，在地处县境东南的茅竹山。当地土着怕客家人去告状就在茅竹山的险要处设下了关卡，许多上告的客家人都给挡了回来。在许多客家考生又一次商量对策的时候，大家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位叫谭承绪的考生把身上涂满猪血躺进棺材装死，而后大家伙披麻带孝地扮成出殡的队伍，边放鞭炮，边撒纸钱，边哭哭啼啼的往前赶。就这样，他们骗过关卡，而后脱掉丧服直奔京城，设法入金銮殿告状。当皇帝出于试探真假的目的要求穿上烧红的铁靴子说话的时候，谭承绪毫不犹豫地上前就穿，客家人积蓄多年的委屈在那一刻化作了钢铁一般的意志。而这样的义无反顾也让皇帝知道了科考不公在义宁的实有其事，于是当即传旨：“对怀远人一视同仁，准予考试，另行追加录取名额。”
故事的真实与否可能还有待推敲，但其中涵蕴的实质内容却毫无问题，那就是，义甯客家人为了争取考试的机会和权利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于后世子孙的仕进而言，这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欢天喜地的客家人为终于赢得了平等的科举权利而兴奋不已，进而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子弟发奋读书求取功名。据有关记载：义宁州的客家人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后，都慷慨解囊，捐献钜资在州城创办了梯云书院，专供“怀远都”子弟入学。另外拨专款设立对读书子弟的奖励，凡“怀远都”子弟中秀才者赏钱1吊，中文举给4吊，武举2吊，文进士10吊，武进士5吊。再有上进者临时酌议。文武举赴京会试，每人给盘缠2吊。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2036_25089.html
㈤ 客家人是怎么样的人
第一、质朴无华的风格
大本营地区简单、小规模的农业耕作，使客家人的现实生活只能停留在比较简单的、粗放的、低下的状态。“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上川，越重洋，离了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既为游子，比比皆是”(民国《大埔县志》)。这是很多客家人所经历的共同生活。尚“简”崇“拙”，贬“奢”抑“侈”，长期以来不仅成为客家人固执的生活态度，而且发展成为他们持久、强劲的人生理念和审美时尚。如“岁时燕享不废，亦鲜兢于汰奢。少长服饰尚新，未尝流乎侈潜”、“质直好俭，不务浮靡”、“民性质直，气习劲毅”；再如“冠婚丧祭尚俭，居服饮食器用不求华侈”、“民善治生有勤俭风，士知务学无浮靡习”；又如“齐民居不求华，服不求侈，饮食不求异，器用不求奇。”在客家地区，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年节岁时，大到民居建筑，小到衣着物用，无不流露出这种崇拙尚简的风骨。客家人尚简崇拙的审美意识，在客家妇女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日暮女郎来打水，长裙赤脚鬓堆鸦”、“早出勤劳暮始还，任它风日冒云鬓。过客莫嫌容貌丑，须知妾不尚红颜。”在客家地区流传的诗句中体现出客家妇女这种审美观念。
第二、务实避虚的精神
客家人很喜欢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们认为，说空话无补于事，做实事必有收获。“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天”、“百般武艺，不值锄头落地”，这是客家地区流传的歌谣，反映了客家人求真务实的精神。“士耻虚务实，鲜以标榜为事”，即便是大本营地区的传统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也崇尚这种求真务实的为人处世态度。这种根植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务实精神，不仅体现在客家人的现实生活中，而且还牢固地植根于客家人的深层意识之内。
第三、反本追远的气质
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这种由反本追祖而产生的浓厚的历史意识，使客家地区的各种文化事象，无不带有古风和古意。有人把神州赤县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作了比较，并生动地描述：比起吴越文化的新潮、中原文化的沉勇、荆湘文化的神秘来，客家文化执着的是一种民族历史的深沉和凝重。它没有吴越的灵秀，没有中原的雄浑，也没有荆楚的浪漫，但却熔铸了民族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凝炼了民族历史遗产的博大气派和精深气质。
浸染“乡土情结”的客家文化
“乡土情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更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显着特征。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对自己的乡土有无限的眷恋之情。不少客家人，远离乡土数十载，尽管儿时生活是那么贫困，但对故土的思念又是那么甜蜜。乡土情结，灌注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渗透在客家文化之中。
迁徙，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念念不忘的是故乡的土地和亲人。客家人一次又一次的辗转迁徙是被迫的，被迫离开家乡、失去家乡故土的人，怎能不更懂得家乡故土的可爱呢？怎能不更珍惜乡土情谊呢？
反映乡土情调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在客家传统文化中，反映乡土情调的莫过于客家山歌。俗语云，“客家山歌特出名”、“客家山歌松口(地名，谐“从口”)出。”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歌使人顿生思乡怀乡之情，在中国民歌中独树一帜。客家山歌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学百花园中一朵色彩艳丽的奇葩，也是东方诗歌大园里出类拔萃的妙诗。客家山歌是客家地区民间文学的瑰宝。它直接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尽情抒写客家人的生产与生活、欢乐与忧愁，情深景真，质朴优美，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千百年来，客家山歌广泛而持久地在客家人聚居地流传，魅力常在，青春永葆，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除了客家山歌外，还有广东汉剧、采茶戏、花朝戏、提线木偶戏和山歌剧等地方戏剧。这些地方戏剧，除汉剧外，都用客家方言演唱，曲调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客家传统文化中，流传最广，浅显易懂，客味特浓的是民间谚语。尤其是那些怀乡思亲的谚语，更让人铭刻在心。如：“命长不怕家乡远”、“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人情好，食蕃薯汤也甘甜”……具有乡土气息的民间雕刻、绘画、民间工艺品和风味小吃，都浸染着浓浓的乡土情谊。
客家人！你无论从中原迁徙到东南阴霾不开的蛮荒之地，还是从故土迁徙到异邦的荆天棘地，你总是那么昂扬奋发，那么坚忍不拔，你的心中写着“成功”两个大字，你的心中找不到“失败”两字的影子。客家人，你究竟为什么这样犹如钢铁般坚强？这是因为你的心里怀着一块采自中原地层深处的传统文化的黑煤块——燃烧着人文理想的冲天烈焰——照亮了所有客家儿女前行的路。这冲天烈焰散发出来的热力，使神州大地温暖如春，使五洲四海温暖如春。是的，客家人是春天的使者，客家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开僻出崭新的春天来。
客家文化是古老汉族文化老树上绽出的新枝，在这郁郁葱葱的新枝上，已经挂满了色彩斑斓的果实。
附录：客家土楼民居——一曲自然而舒展的交响曲
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一座座奇特的土楼星罗棋布，它是居住在那里的客家人所创造的一种用土夯筑的巨型的民居建筑，它无意炫耀自己的风采，但世界却为之而惊叹！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赞叹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近年来，前往考察客家土楼的国内外专家游客络绎不绝，他们称赞客家土楼是“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日本一位教授在闽西客家地区考察土楼民居，他饱览一座座结构厚实的、高峻雄伟的圆形和四方形土楼居，赞叹：“如同自天而降的黑色飞碟”、“一曲自然而舒展的交响曲”。
客家土楼建筑形式内涵——揭示客家精神与客家人独特的心理特征。她是“中国南方山中的传奇”，她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珍贵的“活化石”，她是世界民居建筑中绝无仅有的瑰宝。
㈥ 客家人这个称谓最早出于何时文献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个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其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流动迁徒和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摒弃了懦弱保守的性格和意志薄弱的成员，并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和斗志开拓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但是，客家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就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印痕，虽然历时久远，但他们代代相习，不断传递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文化是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由于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所以，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没有中原地区移民的流动和南下就没有客家民系，这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然而，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兵燹战乱、国破家亡，这就使得迁徙带有被迫的性质和悲怆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流动也使他们更加看重旧有的文化基础和观念形态。中原文化中牢固的本土意识和人文精神时时振动着这些移民的灵魂，使得他们在观念上和汉文化精神始终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完全改变了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又迫使他们改变着旧有的文化(至少是局部地改变)，必须建立一些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新文化而对过去有所扬弃。这样，客家文化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是有意识地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二是被动性地对旧文化进行改革，这成为客家文化的格调，也成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管是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还是进行改革，也都无法脱离中原文化这个母体来源。
一
所谓“客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指外来移民；二是“家”，指由中原南下，举家迁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门望族。
从历史上看，客家先民多为中原地区、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迁徙最早始于西晋末、东晋初。《晋书·地理志》豫州条云：“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豪门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豪门。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所设侨郡中规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见从河南地区来的移民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这些贵族的利益，东晋又设立了“给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为“客家”这一称谓，并为客家民系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输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当时，北方大姓几乎全部南移，由于受到东晋政权的保护，这些迁移的北方人并未衰微，反而日渐兴盛，这就为后来的屡屡南移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源。
从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线来看，按照历史的划分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次：第一次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们来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迂，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唐末社会动荡不安，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兵锋纵横南北，这些名门望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客家先民第一次逃难后的落居地正当黄巢起义军展转往复的要冲，在这种情况下，遂开始第二次迁移，即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落居地，再迁至皖南及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第二次迁移后稳定了三百年。后来，金、蒙古相继占领北方，并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本又一次迁移，这第三次迁移乃是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经过五百余年之后，客象人又开始了第四次迁移，时在明末清初之际，满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祸烈最为严重的部分客家人，从第二或第三次迁移旧居，分迁至粤中部和滨海地区及川桂湘台等地，一小部迁至贵州南边及云南。客家的最后一次迁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部分客家人又迁至粤南及海南岛，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经过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居住范围已基本稳定，表现出现今所呈现的客家分布态势。
由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不断颠沛流离十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谱牒，这数次迁移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不管如何迁移，他们始终都对自我的起源地难以割舍忘怀，常常“述本源流”。在现今所能觅到的客家人族谱中，总是对先世的故居极尽缅怀之情，而他们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区，其中以河南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体是历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经过不断迁徙和流动形成的，是历史所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文现象。然而，从中原人到客家人毕竟还有一个契合点和转折点。由于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点的变更，那么，这个转折点也体现在其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环节。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发现，福建宁化石壁乡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环节，是中原移民转化为客家人的里程碑。从大量族谱和方志记载来看，宁化石壁乡在客家迁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称道和记铭之所在。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了宁化及其石壁。宁化西北有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自外入闽又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这里集结、休养整息之后形成了较为整体化的移民集团再向闽粤等地整股流寓，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时期。因此，凡流寓这里，并在这里认定共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转化为客家人及其后裔，它成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标准，而在历史实际上也确乎如此。
客家人的称谓形成于唐宋，《旧唐书·食货志》、《太平寰宇记》、《元封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曾”提到“客”、“客人”、“客家人”、“客族”。记述客家人经过宁化石壁的一些重要谱牒文献，如梅县《丘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兴宁《廖氏族谱》、平远《姚氏族谱》等，记其经宁化也是在唐宋这两次迁徙时期，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客家民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
二
客家文化是在迁移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需要而成型的文化，它秉承着中原文化的主核，而延伸着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文化需求，从而既创造一些新文化内容，同时也恪守着中原文化传统。由于客家人在流动中始终是集团式或家族式的迁移，有着相对封闭和单一的生存空间，又由于这些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区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名门望族，所以，由他们所保存下来的一些中原文化，也相对较为原型和纯正。
恪守礼教，重伦理、倡道德，是中原文化的一大特点。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带的高知识阶层，自然极为重视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内容，所以特别重礼教、倡文风，古朴求真，发愤求学，勇于进取。台湾学者陈运栋先生对此总括为：“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礼节、重道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中原民族气质……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具中原古风”。着名学者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中指出，这种“客家精神”乃是“中原精神”的最好体现和发扬。客家人集中的嘉应地区《嘉应州志》卷八礼俗引《大清一统志》云：“民俗质实尚勤俭，重本薄末，地狭民瘠，尚气轻生。君子质木，小人悍蔽，俗称谨愿。”又引王志云：“温饱之家益敦俭素，输赋奉公，不事鞭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方渐知梅州，尝渭：‘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州士之读书，自宋已然。”这种情况与中原古风如出一辙。
重礼教、喜读书是一种文化习惯，它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客家人也把儒学奉为经典。在客家人的较大聚居点，几乎都修建有学宫和奉祀孔于的场所，岁时祭拜。对于传统学术，客家也不乏儒学鸿师。据有关史书所记，客家人为硕儒者，在宋有长汀杨方、宁化张良裔，俱人史书儒林。明代理学大盛，客家人研究理学而有成就者更多，着名的如惠阳叶春芳、叶天佑，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兴宁张天赋，长汀扬昱等数十人，俱名重一时。清代及近代，客家的经师及学问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名笔更层出不穷，形成了有着自身特征的学术流别。
客家人恪守礼教，自有一套与之相符的伦理道德。环境的变迁和条件的困难使他们更为重视家庭，关系和家族团体，中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时深化着家群观念。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是他们精神和生活上的直接寄托和依靠，对家庭的依赖成为他们的生存意识而渗入心理。在这种心理意识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品格——忠于家庭、孝顺父母、悌友兄弟、和睦毗邻也成为客家人倡导的伦理规范。
客家人最讲“木本水源”，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经历如数家珍，永不忘怀，并由此而尊奉家族制度。客家人尊奉并大力提倡数世同堂，早在唐、宋时，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唐纪》记客家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宋史·孝义传》记客家人陈兢“长幼七百余妇，不畜卜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乡里率化，争讼稀少”。这种家族群体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内谋求经济的自给自足，养老抚幼，教育子弟，祭祀祖先；对外则防御外侮，以集体的力量保护家族的安全。在客家的大家族中，分工细致合理，行业完备，若一行失败，则可由它行弥补，不致空缺。大家庭内由家长主持，如家长健在，虽子孙满堂也不分家。人数增多则营造房舍，逐渐形成“围垄房屋”，这一被日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所称颂的“自天而降的黑色飞蝶”显示了客家人居住文化的基本特色，被称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这种具有居住功能和安全功能的房建群，也反映了客家人的浓重家族观念及其亲和力。
客家人祭祖是一件大事，至今仍然如此。正月祭祖，供品须摆至十五天才撤去。守岁之夜，全家聚集在祖先灵位前，老人给儿孙讲述祖先功绩，教谕后辈，通霄达旦。《中华旧礼俗》引客家人节日歌云：“正月是新年，烧香奉祖先”。祭祖活动既有隆重庄严的仪式，也有热闹欢快的祥和气氛。节日期闻如初二回娘家、腊八和祭灶等，仍明显体现着中原文化的风彩。
几次迁徙也使客家人处于大型或小型的流动状态。在迁移时，不管多么艰难险恶，他们往往把祖先的骸骨出土背着出走，到新住处时，再按礼重新安葬，在遇到危难时，如兄弟被迫分离，则必分抄族谱，牢记宗系，以备将来“敬宗睦族”；它无一不是由血缘关系纽带长期缔结成路中原人文的延续。
客家人的婚礼和丧礼也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人种的蕃延和个体的死亡是人类社会中永远出现和重复的事实，是无论任何民族或部族都不可避免的，而由于生产方式、经济来源、生态环境、人文心理的不同，婚丧礼仪也千差万别。在这两则永恒主题上抽象出来的礼仪，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质子对于客家人来说上无论怎样颠沛梳离，对以保证自身蕃延的婚礼和人生归宿的丧礼，都依然遵奉祖先的垂训，体现着“中原人”的行为习尚。台湾学者邓迅之先生称：“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且历代都保存中原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气习的影响；也就是说，客家人的婚姻观念，仍以传统的‘传宗按代’为目的”。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客家的婚姻礼仪，基本上都按照着中原古礼中的婚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六礼来进行。在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之前，基本上遵循着旧式婚礼和旧式程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当中原地区的婚礼随时代变化也简单化和自由化之后，客家的婚礼仍然据中原古礼进行。在这方面，由于生存的内向性，他们所体现的中原文化传统甚至比中原地区还要明显，客家人的丧礼也和中原古札难分轩轾，从人弥留之际到成服、守灵、入葬和服丧，都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习惯。这种庄严肃穆的哀礼加上客家人的细心和恰到，往往把亲属的悲哀宣泄得淋漓尽致，客家人既恪守风习又十分懂得使用感情。
以上我们林林总总所述的一些客家文化现象，显露出明显中原文化特征。但这并不是因客家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而是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原文化的一种推进形式，上述只是与中原古文化相比，在推进过程中依然恪守和保留的东西。由于诸多原因，客家文化对传统的保留甚至比中原地区的保留更正统、更纯执。不过文化本身毕竟是随着生存环境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家人毕竟已迁出中原而定居在与中原风物有很大差异的生活空间，必然对自身原有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进行改造和更新。例如饮食文化，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土质生态物产的改变，要想保留中原的传统膳食结构已不可能。其它诸如居住、营生、新的神祗崇拜、衣服被饰等等，也与中原同类文化发生了重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情况和正常现象。
三
语言是显示一种类型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客家浯言是维系客家群体的意识凭籍和精神力量，几乎成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于源于中原，故客家语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从民族源流而论，客家就是汉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大姓，由于漫长的封闭状态，他们的汉族血统似乎更为纯正。语言是居住共同体内交流思想感情、生产生活的第一文化要素，这些清高孤傲的贵族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语言中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尤以唐宋之际为最多。陈沣《东塾集》称：“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广东惠、嘉应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于海摈，言语敦古，与土着不相能……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语言的传布不外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小学语的生活语言；，一是授书课读的书面语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较高文化水准，接受的书面语言更多。这在古代被称为“雅言”。所谓雅言，是相对摒除了“俚语”的那些文明语。在现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这些古代雅言，它们往往可以在古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语中，称我为吾，你为若，他为其，他的为厥，太阳为日，姐为姊，没有为无，吃为食，喝酒为饮酒，稀饭为粥，漂亮为艳，肮脏为垢腻或秽，胖为肥，散乱为阑珊，好了为好矣，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规的文学用语。我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古代汉语，便会发现古汉语传承至今的各方语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语言。诸如此类的用语在客家话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客家应用雅言所达到的口语化程度和古代相差无几。其实，在古代中原地区，也恐怕只是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才用，这些雅言词汇。而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面对南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为了准确一致地名物状义，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识地推广到、固定到生活口语之中，并成为一种传统。它无形中使中原古语—脉相继地沿续下来，成为客家语言的重要内容。
客家话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这种保留的程度比现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统、更规范。例如《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诗歌，尾字总要韵，但用现今时普通语音来说，却不尽然。《诗·齐风·南山》：“葛履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其中的双、庸、从应该叶韵。但由于中国语音至唐一大变，开始分韵，所以现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国，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话中，却对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话诵读上诗，却可以琅琅上口，韵切分明。
客家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专门化、难度很大的课题。从总体来讲，无论是从音韵学方面或训诂学方面，方言学家都认为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汉语最为相近，它保存着许多古中州音韵语汇，有浓厚的古中州风俗色彩。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语，并非单一时代空间内的古音语汇，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韵语汇，它与客家先民南迁的不同时代、不同出发点及所经历的站点密切相关，之所以能保存着这些古音，则主要由于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也由于客家人“多居山地”，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这种语言的形成，则是客家人向客家群体归属的基本条件。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中，昭示着自己祖先、来源的一面明镜。
客家文化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家部类文化中梳理追溯，总可以找出中原文明的某些原型或是影子。但是，从客观的文化形成而论，客家文化毕竟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形式，它也不能描述成派生出来的中原亚层文化。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实体文化，它是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产物，是局部文化运动嬗变的结果。
㈦ 客家人的历史
陆川客家人占全县人口80万的70%，约56万人，属粤语地佬话的平乐马坡、沙坡、米场等镇均插花有客家人。有双语人，也有由客家话变地佬话的。因此，陆川是基本客家县。陆川县地处广西东南端，北为玉林、西连博白，东界北流，南接广东廉江、化州，总面积1551平方公里，六山一水三分田，耕地40万亩，平均每人5分田。县城离南宁300公里。汉属合浦，南朝宋齐置陆川郡，梁陈降为县，唐代(公元621年)复置陆川县至今不变。曾一分为四(温水、龙豪、龙化、南河)，宋代(972年)四合为一。因有九洲江、米马河、沙湖河、榕江、低阳河、清湖河等六水，故名陆川(“六”“陆”谐音)。
陆川客家人多数是明中叶从福建上杭等县西迁的，也有清代从广东梅州迁来的。500余年的艰苦创业，繁衍为几十万人的客家乡土，与博白、合浦和广东廉江、化州的客家连成200多万人的客家聚居区。该地讲的客家话自称“新民话”，人谓“唛介话”“涯话”（即客家话）。《陆川县志》中新民话记有17个声母，66个韵母，6个声调。
陆川县适宜种植水稻，水田土壤以潴育性水稻土壤最多，达24万多亩，占全县水稻面积三分之二，分布在较平坦的垌田或村庄、圩镇附近排灌较好的地方。其次是潜育性水稻土，少量的盐渍性水稻土，在平乐、山罗的石灰岩地区。旱地土壤以砖红壤最多，7万多亩，占旱地97.2%。山地多砖红壤性红壤，占非耕地93 .5%。地乳属华南丘陵区，云开大山山脉分东西两线向南延伸，海拔500米以上的山有19座，构成两百里米粮川。该县在北回归线以南，年平均气温21. 7℃，近亚热带海洋气候，7月份27℃一28℃，1月份12℃一14℃。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942. 7毫米，1981年最多达3037毫米。雨天年平均169 . 4天，年均无霜期359.1天。400多年来，无破坏性地震，小地震明朝7次，清朝17次，民国7次。洪涝是主要自然灾害。相对来说，是客家人安居乐业的一方福地。
在近代史上，陆川人积极投身革命，反对清王朝和国民党的统治，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清朝陆莺赖九和博白文地黄文金率领2000多客家人奔赴金田起义；19世纪末，陆川大批客家人投奔李立亭领导的起义军，攻占县城，随即挥师围攻玉林州而败，付出了惨重代价。1945年桂东南起义，清湖的三水、塘寨过国民党军警扫荡，牺牲多人。解放战争时期，陆川人民武装由小到大，建立600人的边纵一支二团，配合解放大军，消灭白崇禧部第三兵团，俘获兵团司令张淦，其第7军、48军、126军被歼。
陆川人杰地灵，客家人才代代有。在清朝有大官员庞石洲(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布政使、从二品）、李廷璋（湖南按察使、布政使、从二品），尚有进士江玑、阮调元、李庆云、吕佩瑀、吕竣堃、范介寅、武进士肖辉书等人。民国时期，出了军长林虎、省主席吕焕炎、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等着名战将和政治风云人物。在当代，副省级领导干部有林克武、罗培元、刘毅生、丘文懿等。
陆川华侨及港澳同胞众多，华侨有824户，7625人，侨眷1358户，17673人，归侨279户，653人。陆川华侨、华人分布在17个国家和地区，美国48户380人，加拿大380人，英国12户105人，德国11户121人，法国19户122人，比利时6户73人，日本14户112人，马来西亚291户2634人，新加坡121户1278人，泰国20户238人，印尼83户776人，澳大利亚24户195人，阿根廷13户80人，菲律宾7户77人，缅甸37户277人，越南54户584人，老挝16户147人。华侨、华人爱国怀乡，讲客家情谊。从事科研、办实业和从事文教卫生的华侨、华人，比较着名的有在印尼的李伟昌、吕星益，在加拿大的林炳成、吕一祈、姚胜华、吕贻南、吕贻佳，在美国的吕萍美、吴彭斌、黄梦昌，在印尼的李春林、刘道生、刘建文、刘振标、梁子化、梁香怀等。居住港澳的陆川客家人共594户5447人。他们当中回家乡频繁、关心家乡建设的有陈镇祺、戴中、刘家宾、黄平、黎俊修、陶寿林、陶锦昌、吕一岚、黄经和、温昭琥等。戴中、戴保清两父子是南宁市政协委员，支持南宁市教育事业，戴中先生87岁高龄仍在香港慕光英文书院从事教育工作不息，戴保清先生乐意任广西客家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以加强海外联谊。陈镇祺、戴中曾赠日产丰田车一辆给陆川县侨联，何廷辉先生曾投资200万港元办陆辉制衣厂、丝花厂。李伟昌、刘家宾、陈镇祺、陈华烈等先生投资90万元建钛白粉厂。罗昌先生将政府补退的房屋款48620元捐给马坡中学办学。1987年——1989年后，台胞回陆川观光探亲269人次，办定居手续6人，捐资办公益事业5万元。老教授吕春祺先生说：“我是穷教授，能回来看看就算好了。”
陆川客家人敬老尊贤，乌石沙井村林蔼芬，侍奉婆婆林志清由64岁到98岁，30多年如一日，有病即送医院，同住一年，喂药喂饭，端大小便，使半身瘫痪的老婆婆的病逐渐好转，能行走。一家四代同堂，和睦相处。老寿星肖公（文成之父）、林公（保忠之祖）均103岁仙逝，客家人豁达勤劳，故能长寿。
陆川客家重乡情，和睦相处，以温文恭谦让、仁义礼智信为传统美德。现在，多数不信神鬼，只崇宗敬祖，祈求平安。习惯春节拜年，初一不杀牲，还有食素的习惯，互相拜年道喜，互祝“恭喜发财”，“身强力建”，“万事如意”，舞狮、唱采茶、赛球、拔河等。初二探亲、迎客，元宵吃汤圆，清明祭扫亲人坟墓，重阳拜老祖宗、祭祠；端午包粽子； 七月十四供祖先，村村有“社公”。寺庙甚少。婚嫁之礼已改革从新，婚姻自由自主，尊重选择和比较。为财而婚，索要重礼的依然不少。客家妹子贞操观念强，极少卖春之妇。客家人重阳宅，讲阳光通风即“旺气”，座北朝南，顺地球磁场，这是求生态环境好。现在陆川客家民居多钢筋水泥式结构；或骑楼式砖石结构，贫困户仍是土木结构。许多乡村小宅院住所舒适，生气盎然，家电已普遍进入平常家庭。行走几乎家家户户靠自行车，大客车、货车、中巴、摩托车已普遍使用，千车百骑，车辆滚滚，将陆川客家引入21世纪。
饮食，客家历来以稻米为主粮，红茹、芋头、黄粟、包粟、豆角、南瓜为副食物。大多数人吃捞水饭，用竹织的饭捞将饭捞起，成在钵头或木桶里，粥留作午饭，剩下的喂猪。肉菜，几百年来以扣肉、白斩鸡、甜酸鱼、姜活鸭、红烧鹅、烧猪脚……为美味佳肴。蒸软滑肥嫩香甜的扣肉，不用大嚼，骨碌下喉入肚，口鼻余香一嘴油，是陆川名菜；土鸡嫩滑，香体特异，加园茜蒜汁葱白好酱油，更可口可乐。乌有白斩鹅也是客家风味；吃泡水蕹菜，洗净菜后不用切，用手扭断，投入滚水锅里，捞起凉后，搓去水份，拌上油盐，有辣椒酱油更好，叫“沼水蕹菜”，青绿嫩脆。还有黄榄鱼、擦菜、榄角等，都是客家人自小就喜爱的家味，不管他长大走到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还是念念不忘家乡美味的陆川旧八景，唯“温泉浴日”尚存，古七景已湮没消失。新旅游点有谢鲁山庄，即吕春琯“树人书屋”，1920年始建，亭台楼阁隐于花果园中，曲径通幽，景色秀丽，现为“度假村”，几栋“金屋藏娇”，闻名遐尔。山罗田龙的龙岩风景区，大小岩洞12处。有三面石山环抱的龙珠湖，面积20多公顷，波光粼粼，游鱼可数目。明代徐霞客曾游此记道：“石山森森、自北而南，如列旗整队，别成一界矣！”大坑寨四面石山如城墙高筑，仅一缺口形成东门，方圆10多公顷，住几十户人家，水清景秀，果树成荫，鸡鸣狗吠，又是一处“桃花源”。现在陆川新八景为：温泉浴日、龙岩风光、谢鲁山庄、仙山牧羊、石嶂瑞雪、陆城夜市、盘龙碧波、茶花山泉。陆川客家山歌，生动有趣，雅俗共赏，唱情唱爱，讽世警民，诉苦道难，曰仁曰义，不失为客家传统优秀文化。诉苦歌中道：“难啊难，难过麻篮担水上高山；麻篮担得几多水，肚饥饿得几多餐?”“脉米落镬三缸水，洗碗无燥肚又饥。”客家山歌大量为情歌，如放牛仔风情歌：“高山岭顶蜂赶蜂，水底车叶赶车筒；盲眼了哥赶草蜢，十八姑娘赶老公。”“稔子打花花对花，阿妹生来乳叉叉。”“阿哥无妻着担水，阿妹无夫着捞柴；竹篙落塘无篾扎，大家都系散头排。”
有500多年历史文化的陆川客家人，愿做广西450万客家兄弟姐妹的亲朋好友，在发展经济，共同富裕，奔向21世纪的新时代，高歌猛进，自我完善，自强不息。
参考资料： 陆川县志
回答者： 121.31.127.* 2010-4-11 13:44
检举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着特征的汉族分支族群，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大举南迁，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与当地土着居民杂处，互通婚姻，经过千年演化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华南各省乃至世界各地。客家四州为梅州、赣州、汀州、惠州。福建宁化石壁是客家传说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石壁被成称为“客家祖地”。
北方汉人南迁历史记载很多，但客家先民由中原大批南迁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始于秦，也有人认为始于汉或三国、或东晋、或唐、或五代、或南宋等，因而形成客家大迁移有“二次说”、“三次说”、“五次说”、“六次说”、“九次说”等，莫衷一是。一般认为中原汉人大规模爆发式的迁移有五次，其迁移模式和路线总的来看是从北到南、自东到西，从平原到丘陵、山区，沿着河流到核心地区，由国内走向国外，散居世界各地。并不是每次迁徙都是客家的迁徙，而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认为五代以前的迁徙是闽粤先民（包括潮闽、广粤、客家）的迁徙，五代至南宋时期的南迁，才是真正含义的客家人的迁徙。
A.两晋南北朝
主要受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影响，北方汉民大量南迁。其迁移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近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沿颍、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到达湖北、河南南部及皖赣沿长江北岸。
B.唐末五代
主要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及藩镇割据等战争影响，南迁者远者多由今河南光山、固始，安徽寿县、阜阳等地渡江入赣，更徙至闽南；近者则从赣北或赣中迁至赣南或闽西，或粤北、粤东边界。
C.南宋元朝
受金人南下，蒙古人入主中原及元末农民起义的影响。宋末客家人参加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失败后，为躲避元朝的追捕诛连，形成空前的大迁徙，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使客家人具有典型山区居民的特征。元末明初的战乱，又触动了客家人的迁移。迁出地多为福建，迁入地则集中在循衍各地（今梅州，清朝曾设为嘉应州）。主要原因是循衍位于岭南东部北上的最佳通道上，有较多的低洼丘陵地区可供开垦，加上在抗元过程中一度变为废墟，即响应“文陆号召从军勤王，崖山之覆，州人士死者十尽八九，井邑皆空”。故客家人从他邑迁来重新组合。由于大量客家人在元末明初迁入循衍一带，从而使梅州成为客家腹地，成为客家的聚居中心，拥有“客都”的地位。
D.明末清初
迁徙原因一方面是内部人口的膨胀，另一方面是满州贵族入主中原的影响。由于山多田少，人口与耕地矛盾的越来越激烈，不断有人往外迁徙，如明嘉靖年间从程乡、长乐迁海丰、归善、新安等沿海地区，从汀州迁至福州等地。清初康熙年间从嘉应、韶州各属迁至以广州为核心的增城、花县、新安、东莞、鹤山等地。“复界”迁至今天的宝安、深圳、香港、中山、台山等地，“湖广填四川”迁往四川、广西等地。明末清初客家人举兵勤王失败后，为避株连，多隐姓埋名，或逃亡各地，很多人随郑成功迁到台湾。
这一期的迁徙路线是：主要由闽粤岭山地域，分迁至广东中部及沿海地区，及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和台湾等地，还有小部分回迁至江西赣南及赣中赣北西部罗霄山脉两侧，使江西的客家有新客和老客之分。
E.同治年间
由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而引起的部分客家人的迁徙。
广东西路事件后当地大部分客家人在官府资助下向南迁入高、雷、钦、廉各州，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闻最多，远者渡海至海南岛崖县及定安等地。
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要把一切姓洪的及其他参加起义的男女老少都加以屠杀，因此很多客家人或改名换姓，或逃亡外地。大批客家人逃到香港、澳门、汕头、厦门和海口一带，象契约华工一样，被迫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等地从事苦役劳动。这一时期主要由广东中部、东部迁至西部、南部及海南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
客家的迁徙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而是无组织的非常焕散的迁移。
㈧ 客家人是那里来的祖籍是哪里
客家源流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
基本介绍：
客家人，又称客家民系，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汉族民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源流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魏晋南北朝、唐宋，由于战乱等原因，他们逐步往江南、再往闽、粤、赣边，最迟在南宋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族群——客家人，然后又往南方各省乃至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迁徙，并最终成为汉民族中一支遍布全球且人文特异的重要民系族群。
据有关学者估计，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其中约五千万人分布在中国的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湖南、海南、浙江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 180多个县（市），广东省本地客家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占到广东本地族群的三分之一。约600万人分布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约1500万人分布在除中国外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毛里求斯等80余个国家和地区（起源于几百年前客家人的下南洋运动），客家语也是当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惠州、梅州、赣州、龙岩、河源、韶关、贺州、玉林、防城港、沙巴州、新竹是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城市，梅州、惠州、赣州、汀州被誉为“客家四州”。
㈨ 客家人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不以地域命名的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
客家人称呼广府人为本地人，客家人就是与本地人相对的外地人之意，只是相信没人会喜欢称为外地人、外省人，而使用客家人这个较能接受的称呼。
另外客家的英文是Hakka，在客家话发音“客”与“夏”同音，故亦蕴含着夏家人之意的学说，在古代中原人多自称夏人、夏家、夏族，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为诸夏。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苗族人将农历新年称为客家年，苗族人、彝族人、土家族人等把汉族人都称为客家人，彝族人曾把红军称为客家军，因为那是一支汉人为主的军队，今天一个其他地方的汉族人去到他们那里作客，他们都会称呼你为客家人。
客家人不以地域命名的特点，这正反映其主体才是真正的南下移民，真正的外来人口，因为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相识的移民根本不可能都集中只去一个省份，一定会分散在南方数省，这是常识。
客家人分布在南方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台湾、海南等省份，但他们的语言却能相通，证明他们本来是一个区域的人而分散出去的外地人，近代客家人也已经漂洋过海遍布世界各地，甚至有些已经回去陜西河南。
据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宋代在广东境内户口数中，主户占61％，客户占39％，直到今天广东客家人也的确占了广东约四成的比例。
而认为福建人八姓入闽说基本属于杜撰的古代移民史权威，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中国移民史》和西南大学蓝勇教授的大学本科教材《中国地理历史学》都清晰可见在宋代今天的客家地区州份户籍人口都是出现大幅激增，这明显是外来移民造成的情况。
汀州、赣州、梅州、惠州、河源、韶关等客家人聚居的各处县城也是建在平原上的，还有古书院、古城墙遗址和驻军遗址。
客家人的意思亦是客籍人，外地人之意，与本地人相对，客籍，原指客居异乡，到了现在专指客家人。
《战国策·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春申君曰：'善'召门吏为汗先生着客籍，五日一见。”
清代作家洪楝园《后南柯·甲阵》“驸马，司农，司宪等三人，均系客籍，手握重兵，殊为未便。”
清代文学家龚自珍《秋心》诗之二“晓来客籍差夸富，无数湘南剑外民”
孙中山《地方自治实行法》“其本为土着而出外者，其家族当为之代尽义务，回家时乃能立享权利，否则于回家时以客籍相待”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在客家地区如在中原时一样崇文兴学蔚然成风，书院林立，许多客家县被称为文化之乡、进士之乡。
客家人的标志就是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史载宋代江西赣南地区共有文武进士293人，宋至清代广东梅州地区共有文武进士234人，福建龙巖地区共有文武进士274人。
文臣提笔安天下，武将马上定干坤，国共两党中的客家人将军就有一千五百多位，单广东梅州一地就有近三百位大学校长，众多中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等等。
今天很多客家人仍像祖先传统一样入朝为官从政，现在大陆、台湾、东南亚等政坛都有大量客家人。
客家话-古汉语的活化石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说“国家对诗歌吟诵的传承和发展很重视，吟诵是中国人传统的诗作交流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客家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第一次听到了用原汁原味的中州方言 - 客家话吟诵的诗词，南方的客家话，保留了过去的诗风，很有欣赏价值”
《集韵》吾，牛加切，音牙。
《说文》我自称也。
《尔雅·释估》吾，我也。
“吾”“我”的古音是nga/ngai
也是客家话“吾”“我”的读音：牙、涯，符合古音
古音“他”为“其”，音同姬，客家话“他”也是叫“其”，也和姬同音
古音“你”为“尔”“汝”，客家话“你”也是叫“尔”“汝”
按照隋代《切韵》和宋代《广韵》等韵书记载的发音来分析的话的确是今天的客家话，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指客家话是千年前的中州音韵。
邱从容《唐朝官话的研究》也利用了日本保留的唐音词汇来分析也的确是今天的客家话，因为发出的音一模一样。
南宋庆元年间任汀州教授的陈一新《跋赡学田碑》有云“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
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刘克庄《咏漳州风物》有云“风烟绝不类中州”
两者对比，可见宋人眼中境土相邻的汀，漳两州居民的方言和文化面貌是完全不同的。
只有汀州居民语言习惯文化和中原一样，漳州居民却和中原有明显差异，而在唐代建立的汀州府今天又称为客家首府，今天的客家话中仍保留大量文言文的字眼。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表示，中国已不存在纯种汉族人。
他指出“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是比较纯粹地继承了古代中原人的文化传统，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
㈩ 客家话是哪里的话啊
客家话 一个民系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共同的语言。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即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又称客 方言，客话，客家话，属于汉语七大言之一。从分布上看，主要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四川 等7个省，海外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具体说，国内主要分布：福建——闽西地区的长汀县，连城，上杭等8个县；广东梅州，惠州，蕉岭等16县市；江西南部宁都,瑞金,兴国等14县市。 此外，非纯客县，如福建南靖，平和，绍安，龙岩；广东潮州，海丰，韶关，东莞；江西铜鼓，广昌，永丰等不少县市的许多地区也讲客家话。此外，台湾海南四川湖南等不同程度地分布着客家话。依据内部的 差异，客家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以长汀话为****的闽西客家话，以梅县话为****的粤东客家话，以 赣县蟠龙话为****的赣南客家话。进一步，可以分为如下八片：汀州片（又称闽客片），粤台片,粤中片, 惠州片，粤北片，宁龙片，于桂片，铜鼓片。
客家话主要特点是：
语音上：多送气音，古全浊声母，不论平声仄声，大多变读为送气清音，如，“别，步，抱”多读作 [p‘]，“地，大，弟”读作[ t‘-]，“在，字，坐”读作[ ts‘－],“旧，舅”读为[ k‘－]。古非敷 奉声母部分字今读作，而客话读重唇音，如“斧，分，放，腹”念[p-]，“孵，讣”读[p'-],“扶,肥, 饭”也念[p']。古晓匣母合口字，客家话中多读[f]声母或[v-]，如火，花念[f-],“话黄换”念[v-]。古 是晓组声母（如“基，欺，希”的声母），在细音前不腭化，仍保留舌根及喉音[k k' h]的读法；大部分 地区没有撮口呼韵母，撮口呼韵母混入齐齿呼韵母；古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各地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声调 上，多数地区是6个声调，少数地区有5个或7个声调。闽西长汀话，连城，清流都没有入声，剩下平声 分阴阳，去声分阴阳，上声自成调共5个调。粤东客话平声入声分阴阳，上去不分阴阳。闽西客家话的永定话，上杭话保留阴入阳入两个声调。
在词汇语法方面，最明显的是保留了不少古汉语词语。如“禾（稻子），食（吃），索（绳子），面 （脸）”。还有一些具有本方言特色的词，如"目珠(眼睛）目汁（眼泪)"等。在语法上,常用一些如“老, 公，子，哩，头”等前缀、后缀；用一些特定的助词或词语（如“黎，咧”等）表示动作时态；通过变化 指示代词和声调变化区分近指和远指等等。
一、客方言形成概况
客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一个分支，它以广东的梅县话为代表。梅县，这个名字为后起，据温仲和《嘉应州志》载，梅县在南朝齐时，开始称程乡县， 是时有南齐时人程旻[ m n]居嘉应州义化乡，后人思其德，名其乡日程乡，名其县为程乡县。到了后晋，程乡县原隶属广州义安改隶属为南汉国时，始改恭州为梅州。宋时几经改置， 至明清时又复称程乡县，隶属广东潮州府。至于称“嘉应直隶州省程乡县”之名，那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事情，到嘉庆时，嘉应州升为府。直至民国，隶属广东省，废嘉应州改称梅州，后改为梅县。 今梅州市含七县一区，即梅县、兴宁县、五华县、蕉岭县、平均县、大埔县、丰顺县和梅江区，均操纯客方言。梅县话是客家话的代表。梅县的命名，起自民国。据《梅县市文物志》所载旧制沿革， 梅县应当包括旧称三十六堡，即今现属梅城及城郊区、长沙、水车、石坑、畲江、扶大、南口、荷泗、瑶上、大坪、石扇、西阳、白宫、丙村、雁洋、城东、松口（松东、松南）、白渡、隆文、桃尧、松源等区。 这些区与区之间的语言，其大系当然属梅县音系，可是微有差别。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究竟怎样形成的？ 当代语言大师王力先生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据一九一二年梅县焕文阁出版《梅县乡土历史读本》载。“客民本中原汉族，皆河南光山、固始之民。”唐末因战乱“移徙于汀 赣之间”后转到广东，到了宋末，梅县一带旧是过客族，“遭元兵屠戮殆尽”，待元乱已定，复由洒赣之间“转徙于梅”。清诗人黄遵宪《梅州诗传序》云：“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 语言不少变”，“守其语言”属什么语言？清语言大师章太炎先生《客方言·序》中说：“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氏（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林海岩《客说》“客音为先民之逸韵”可见梅县客家 为汉民，客话渊源，自然属于中原先祖口语无疑，所以客家话保存了大量上古和中古语音。黄遵宪说：“余闻之陈兰甫先生谓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见《梅州诗传·序》）。由于社会动乱，中原汉人 大批南迁，在经过长期流徙以后，这批被称为“客人”的中原汉人最后定居于梅县地区，其所操的语言慢慢对发展成为一种方言——客家话，客家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定型下来，形成一种有别于汉民族共同语的独立的、纯洁的、 活泼的和丰富的客家方言。
二、从古代汉语看客家方言的形成
我们知道，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梅县客家话，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必 然结果。客家话的客家人（客人）所操的语言。“客民本中原汉族”，既是中原汉民族，口音当然是中原音系，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认为“就种族遗传说，客家民系是一种经过选择淘汰而保留下来的强化血统”，这就说明了 “客人是中华民族是最有力的一派”（《梅县乡土历史读本》）。足见客家人是中华汉族无疑，客方言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是汉语的一个支派。
（一）客音和古音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客方言中保存了很多古音，从客家 话的纽韵调上可以发现古音系统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不打算作全面的阐述，因为古音与客音的异同，古今汉语专家在专着里均有述及，我只是想从它们共同性的对应关系上谈谈纽韵情况，至于调的问题，对古汉语调类说法亦 不统一，如古有二声、三声、四声说，当今客话五华口语只有三声，无去声，梅县地区其余县都为六声说，就难以考定“古”“客”真相。我认为客方言的纽韵与古代汉语有一定的共同点和一定的对应规律的，譬如说声母，客 方言无浊声母[dz]、[dz] 、[dz]、[v]、[η]，只有塞擦音[ts]、[ ts’ ]、和擦音[s]，在三十六字母中属精、清、心声母，无舌上音[ts]、[ts’]、[s]，因此客人说“知”为“低”（di），说，“值得”为“抵得”等等都是属 于上古语音，即清代音学大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提到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这话的意思是说，等韵三十六字母的舌上音“知、彻、澄”在上古音里，都是读“端、透、定”即今人发 “zh”、“ch”、“sh”的舌后音声母的字，在上古时有一部分读为舌尖母“d”或“t”的音，客方言正符合这个规律。钱氏又说“古无轻唇音”，认为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 （见钱氏《音韵问答》）这话的意思是说，凡后代发轻唇[f（v）]声母的字，在上古音里都读为重唇音 或[p]或[m]，证之于客话，如说“飞”为“卑”，说“负”为“辈”，说“分”为“奔”，说“粪”为“笨”，说“斧” 为“补”，说“无”为“磨”等等，这就是客话中今天还保存下来的上古语音。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说：“古音有舌尖泥纽，其后支另，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这话意思是说，今人读“r” 声母的字，证之于客话，客人说“汝（r ）”为“你（n ）”，读“乳（r ）”为“能（n ng）”，读“挼（ru ）”为“挪（nu ）”等等，这些都说明客话没有“日纽”，日纽在古音系统里应属三十六字母的“泥纽”。再说客方言的韵母的保存了一部分古代韵部， 如罗 云《客方言·自序》所说“今考客音耕清韵婴声诸字，与真韵因字诸字无以别也；清韵之情、贞、成、盈、呈，与真之韵秦、真、臣、仁、陈，无以别也；青韵之轻、屏、 萍、 ，与真韵之亲音与清同；到臻韵这臻音与精同，就如顾（按：顾炎武）说非三百篇之正音，抑亦秦汉之古音矣。”这段话说明了客家话韵母系统与古韵部有不少相同相通之处，所谓“非三百篇之正音，抑亦秦汉之古音”是合乎事实的。 客方方韵母具有入声韵尾[- p ]、[ - t ] 、[ - k ]和阳声韵尾[ - m ]、[ - n]、[ -η ]特点，与《广韵》系统相符，但韵尾[-η]在[ Z ] 、[ I ]之后变为 [ -n ]、韵尾[ k ]在[ Z ] 、[ I ] ，“痕”与“真”各别。
（二）客方言与古语词
客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一个分支，因此客话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着名音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客家语言系统作一过番研究工作，撰述《岭外三州语》附在《新方言》后，选取了六十三条客话词语，用《说文》、《尔雅》、《方言》、《礼记》、《毛诗》、《战国策》、《老子》等古代典籍加以印证，说明客方言的词源与客话所本，自志汉民族一派语言，早已如此。现举几条《岭外三州语》例叙说 如次：
（1）《方言》说：“浑、 ”皆训盛，郭 曰：“们、浑、肥、满也”，《邹阳传》言“壤”子，壤即 也。故今三州谓小子曰满子。 按（笔者，下同）：今客方言对最小之子（子女中最幼者）即呼“满子”，最小这女为“满女”。
（2）《夏宫》“缮人”注：“缮之言劲也，善也”。善、美同意。三州谓美曰劲，亦谓之产。〈广雅〉：“净，善也。”亦谓之产，郑公孙侨字子美，亦为产，明美、产同训矣。 按：“劲”字客话读[ k no]有美丽，漂亮之意。 ，客话读[cts Bn]，称美而白净之意。用于指物，如说“瘦肉”为“ 肉”（精肉）。
产，客话读[csan]，多指人（孩子）长得漂亮，也可指物。
（3）《说文》：“ ，白好也。”则旰切。三州谓人白好曰 。按：赞，客话读[ts‘anC]，很好的意思，对事物表示赞许，常说“异女赞”、“奇女赞”（蕉岭）。
（4）《说文》：“桄，充也”古旷切。《乐记》“号以立横，横以立武”《注》：“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横，古旷切。”桄、横同字。三州谓廓大充满为桄，转入庚部。 按“桄、横同字”，但今客话音读不同；从反切来看，古音是应读“桄”为[ckuBng]，但今管话读“横”为[cvBN]，失去中古的牙音（舌根音）。今客家话说袋子里装东西装得满满的为“桄桄鼓鼓”[ckUBN ckUBN ckUckU]。
上引章氏《岭外三州语》，可以证明客话形成的历史的悠久性，自诗书始，既具先民语言，然经时代的发展和先祖居地的变迁，与当今客话不完全吻合，这很符合语言发展的演变规律，所以客话的形成应该是与中华汉民共同语言并行而不悖。
（三）客方言的音变与古音——客家人的先祖居地，纪元前三世纪，曾居山东、山西，到了秦朝（纪元前249至209）被迫迁于河南、安微（见王力《汉语音韵学》“参考资料”引）等地。从客家人的先祖居地看来，多为王几所在，中原冠冕之居，乃中华语源的正宗，客话 则为语言正宗的支派，故客方言仍保存大量古代汉语而不少变，如《诗经》第一人称“ ”字，与客话第一人称口语“崖（ 涯）”的本源书面语“我（吾）”是同源字。因为客话“崖（ 涯）”的读音纽韵归类属顽母[N]、 拜韵[BI]，正好与《中原 音韵》阳平声疑母[N]、来韵[BI]相吻合。但“崖”的口语为[NB]，开口呼，阳平声。“我”的客话读音属顽母[N]，在《广韵》系统里属牙音疑母[N]，韵部为上声第十二歌[o]，上古音属侯部[o]，因此，“我”的 读音为[No]，正合乎今天客话的读音。但日常口语不说[No]，而是说[NB]，作物主代词用，如说“我的书”[cNBkeC csU]这里的，上古音属鱼部，《广韵》属麻韵《中原音韵》“家、麻”合韵，汪荣宝《论歌戈虞模古读》说：“唐宋 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音，不读[o]音·魏晋以下，凡鱼虞模之字亦皆读，不读音或[ ]音也”“吾”字虽然在今天客话中不能归韵，但事实上是“我”字口语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如上述“吾”上古为鱼部，实际读音为[NB]，“我” 在段氏古音十七部，“ ”在十六部，合音最近。可见，现今客家话书面语中的“我”和“吾”在上古音里均应为[NB]。所以客话“崖（ 涯）”、“我”、“吾”三字是同一音义，分别为口语、书面语和物主义代词的三种不同书写 形式和读音。而客话“我（吾）[NBN]《诗·邶风》“人涉印否”发生韵尾变化的结果，即“我（吾）”（阴声）带上鼻音韵尾则为“印”（阳声），失去鼻音韵尾则为“我（吾）”，这就是客家旅顺保存下来的古音。又如“端”字，在古音系统 里属端母[t]，上古属元部[an]。客方言“端”属癫母[t]，不送气、韵部为还韵[an],合口呼。可见“端”客音与音相一致。“端”即《诗经》中的“掇”字。《诗·周南·苤莒》：“薄言掇之：，”掇“音[tuan]，《广雅》：“掇，取也。”，“取” 统言之为“拿”，“掇”[tuat]、“端”[tuan]为“阴阳对转”，“掇”即“端”。现今梅县地区（含七个县）客家话凡“拿”指用“两手捧着”义常说 “端”，如“端菜”、“端饭”、“端前来”等等，这又证明了今天客话中保存了上古的语音语义。
（四)客方言语法特点与古代汉语——这里所谈客方言语法特点，只是举隅之谈，从此透视出客话的构词特点与古汉语有相通之处，并非偶然撮合，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汉语，借以说明客话早已形成。
（1）同义复词在古代汉语里早已出现，也不乏其例，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史纪第四》 “数让”条载：“《广韵》曰：`数，让`责也，数让边文，犹诛让连文，古人自有复语耳。”所说“连文”“复语”是同义词连用，即是同义复词，古已有之。客家方言中，同义复词 的继承应用，也是比比皆是，如说“雨笃湿”（即“雨湿衣”），其实“笃” 就是“湿”，“湿”也是“笃”，这是客话中保存下为的上古语音与构词特点，因“湿”是轻唇，“笃”是重唇（见上引钱氏《音韵问答》，客话读“湿”在古音系统里则为“笃”，由此变可见古今客话演变之一斑。客话继承了古汉语同义词复全使用的规律， 今天还保存在口语里；又如客话有“行嫁”一词，事实上“行”就是“嫁”，“嫁”也是“行”，是同义复词，这在古汉语中也能得到证明。《仪礼·丧服》郑玄注：“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人曰适人，”《高唐赋》：“赤帝女瑶姬，未行而亡。”这此 句子中的“行”字都是“嫁”。今天客家人说嫁出之人到男家说成是“行嫁”，正是继承了古代汉语这种说法特点同义复合的构词方式。
（2）动词重叠的构词 方式，古汉语与客话无异中《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句中“行行”是动词的重迭。 表示事物的状态。客话中如说“目昌昌（客音[mau ]”，“眼瞠瞠（客音[ctaN”、“眼 （客话）[cmo]”、“头眈眈（客音[ctBm]）”等等构方词式，非常丰富。
三、结束语
梅县客家话的形成，从上述上古和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与客话对比看来，客话保存了大量古音，可以说它的形成应该在有中华汉民语言对已开始，至于发展和定型下来的客话，那又经过了多少漫长岁月？试从梅县地区客家人的搬迁史看，现有较早的族谱“嘉应州黄姓家 谱载”：自豫南迁，二千二百年前已到江夏。”这说明梅县黄姓客家先祖居地在今河南省，约在东汉建安年间迁往在今湖北地方；又兴宁县“廖氏族谱”载：“五世诚希公，原籍汝南，因五湖之忧，太元九年复迁江南。”这是说廖氏客人从河南汝南县，因五胡之忧，在 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约在公元944年）再一次迁徙到江南之地居住。两姓族谱均未说到南下广东，什么时候？很难确切，至于客家人南迁的约略时间，应该是“及到晋朝（纪元后419）他们又不于于豫皖，于是徙于江西、福建多山区域。唐初，复经变乱，他们又被迫南移 ……在宋代（960—1278）他们当了兵，1279年与蒙古人（办按：即元军）战于澳门之西，与宋之末主同死难者数万人。大约在此时，他们也迁徙至广东沿海各地，但直至明朝（1368）才算住定了（见王力）《汉语音韵学》“参考资料”引）”，后又从汕头沿东而上至嘉应州 （今梅县地区——梅州市）。客人由北至南的大迁徙，客居几个省区，原属中原先祖语言，所操客家口音，经沿途汉方言口语的影响，吸取了外来方音，到了广东梅县山区以后，口音逐渐定型下来，这就形成了今天的梅县客家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