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有什么历史意义

Ⅰ 墨子“兼爱”“非攻”思想的现实意义

兼爱和非攻

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就是爱人，爱百姓而达到互爱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损。不用说，这也是墨子根据尧舜时代设计出来的大同世界的模型。兼爱还表现在大国不侵略小国，国与国之间无战事，和平共处。现在看去，倒有点像我国提出和倡导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了。莫非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也是读了《墨子》才受到的启发？这就无从考证了。
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对防御战，墨子是支持的。他自己就曾经带人参加过好几次帮人守城的战争。
兼爱和非攻是体和用的关系。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怨互损将激发矛盾引发祸乱。儒家甚至孟子竟以此攻击墨家，说墨家无君无父，无异禽兽。由此可见墨家的进步和儒家的狭隘。
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在美国高举霸权主义的今天，重读墨子，重读兼爱和非攻，就知道墨子思想有多么的可贵。

Ⅱ 《非攻》阐述了一个什么道理

从非攻的言论中,可以挖掘出保护自然的现实的生态伦理原则.节用而非攻思想包蕴着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现有生命多样性的生态保护思想.当今,吸取墨家生态伦理智慧对现代条件下保护自然和爱护生态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从墨子"非攻"思想的合理性探讨中国"和文化"的深厚底蕴,进一步分析其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意义.

Ⅲ 略述墨子"非攻"的主要内容

非攻
“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范畴，是墨子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科学、文化、伦理思想。
墨子的“非攻”与“兼爱”
墨子主张“兼爱”，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论行动，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周朝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弥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就这一点讲，是有积极意义的。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为什么“非攻”，确立什么样的准则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达到目的，在《墨子》一书中大致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Ⅳ 解释《墨子·非攻》中“非攻”的含义

（一）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
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Ⅳ 战国时期战乱频繁，为何墨子却主张“兼爱”“非攻”

“兼爱”“非攻”所指的是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出谋略的时代。从大国争霸到秦兼并六国，多少诸侯国在战争的铁蹄下化为尘埃，多少诸侯国又异军突起，成为一代霸主。然而，你可曾想过，战争的背后，左右它的是实力，实力的背后呢，左右它的却是思想、是谋略。

“非攻”是从“兼爱”中派生出来的。它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侵略，谋求和平。在侵略战争频繁的东周时代，墨子公开警告侵略者，认为他们即使是战胜者，最终也是得不偿失，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一理论在百姓中、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号召力是不同寻常的。思想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基础，就是一种谋略的体现，因为这一理论引起的社会共鸣，足以形成制止战争的巨大舆论力量。

Ⅵ 墨子的“非攻”是什么意思

墨子的“非攻”的意思是：非攻即反对攻战，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当然，非攻并不等于非战，而是反对侵略战争，很注重自卫战争。自卫是反侵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自卫就会等于不反侵略。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Ⅶ 墨家的兼爱与非攻

导语：中国古代百家文化中，出了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也提倡“兼爱”、“非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墨家文化吧!

春秋无义战。当时贵族之间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掠夺战争。墨子接近劳动者，同情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对他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有深刻的认识，因而他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感情也非常强烈。他坚决地、无情地揭发了当时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墨子》书中写道：

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边境，刈〔yi义〕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填平)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 民之格者(抵抗的)，则劲拔之(杀死);不格者，则系累而归(用绳子一串串牵回)。丈夫以为仆、圉〔yu雨〕、胥、靡，妇人以为舂、酋(仆、圉、胥、靡、舂、酋是指做不同工作的奴隶)。(《天志下》)

《墨子》书中详尽描述了那些被围困在城内的人民痛苦的遭遇：男女老幼皆参加守城，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等一切可用的物品，都被公家征用。自围城之日起，百姓便食不果腹，平均每天只吃三升多粮食，约合现在大半升。既有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沉重的力役负担和不可估计的财产损失已很惊人，如果战争长期不结束，围城中的人民就要遭受到更多的苦难。由于和侵略者的军队长期相持，有时甚至弄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爨〔cuan窜〕”(《左传·宣公十五年》)。至于城池被攻破后，百姓的命运将会更加悲惨。总之，在战争中，不管胜利或失败，受苦受难的永远是双方百姓。

被侵略的战败国人民的命运不消说是很悲惨的，那些强大的侵略国的人民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的命运和遭遇并不比被侵略的弱小国家的人民好多少，疾病、创伤、破产、死亡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发胜利财的是那些王公大人;倒霉的却还是人民群众、小生产者。墨子也无情地揭露战争给侵略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据孙诒让校，“上”字应是“出”字)，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劼〔jie杰〕 (据吴毓江《墨子校注》改“劫”为“劼”)，往而靡弊腑冷(据毕沅说，“腑冷”即“腐烂”)，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往(整整齐齐地出发)，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国家发(废)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非攻中》)

罪恶的战争，对多数国家，对多数人民都是有害的。墨子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战争的害处。他把战争比作医病，说比如有一种药，一万人吃了，只好了四五个人，这种药就是无效而有害的。战争的结果如果只便宜了荆吴之王、齐晋之君，这就肯定战争是极端有害的，所以应当反对(《非攻中》)。墨子在《非攻上》曾生动详尽地论证了战争是亏人而自利的：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tun屯〕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tuo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滋)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之所以反对战争，完全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和掠夺，是为了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着想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只要有战争，无论是大国或小国，无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首先遭到损失的总是出钱出力的老百姓。所以墨子希望实现和平，希望“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劳动者能获得起码的生活条件。他的主张是正义的，所以是正确的。这种憎恨侵略战争、向往和平的优良传统，直到今天也还鼓舞着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墨子哲学的全部精华，那就是他热爱和平、反抗侵略的思想。墨子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质、善良、坚贞不渝的性格。

墨子的“非攻”的主张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的战争。他并不反对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抵抗暴力、保卫和平的一方。他认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是代表人民除残去暴的正义行为。汤对于桀，武王对于纣，虽然用兵，但不能算是侵略(攻)，应该算是讨伐(诛)。讨伐人民的敌人，其性质和侵略战争根本不同，如果混淆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那就是不知“类”。

如果结合墨子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墨子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就会发现他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存在着矛盾的。历史发展要求从分散割据的局面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局面。也只有迅速地结束了分散割据的局面以后，才会真正减少战争，而结束分散割据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兼并战争。古代的历史就是从许多表面上看来似乎盲目的行动中，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历史总是沿着必然的规律，向既定的方向前进着。墨子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不愧为一个同情人民、有高度善良愿望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但他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反对战争的理想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现实情况(像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却对消灭或避免战争提出了极不现实的办法，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墨子的“兼爱”学说中。

墨子“非攻”的主张的理论基础就是“兼爱”的学说。

墨子不但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并且企图消除一切侵略战争发生的根源。他认为：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兼爱上》)

根据以上的推论，墨子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由于“不相爱”。如果要天下治而不乱，那只有做到“兼相爱、交相利”，以“兼”来代替“别”。“兼”，在墨子看来是大公无私、不分彼此、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的高尚品质。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士，墨子称他做“兼士”;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做“兼君”。和“兼”相对立的是只顾自己、不为旁人设想的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质，墨子把这种品质叫做“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士，墨子称他“别士”;具有这种坏品质的国君，墨子称他“别君”。甚至后来墨家分化为好几派，他们互相称呼其他派别的墨家叫做“别墨”。

但是，墨子把战争的起源、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都归结为道德品质问题，却完全是以主观臆测对待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

墨子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反对不义的战争，把反对战争的理论基础安放在“兼爱”的学说上，却没有能够找寻侵略战争和互相争夺的社会根源，认为人间之所以有战争，是由于人们不明白“兼爱”的道理。墨子把社会混乱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的认识错误，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墨子把当时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和国君、人民之间的关系看作同类性质的关系，这是原则上的错误。因为当时的国君和百姓根本不可能“兼相爱、交相利”，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外，还有对抗的一面。这种对抗关系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大大激化，演变成大规模的剧烈冲突。墨子的“兼爱”的道理并不难懂，可是以墨子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墨学几百年来的广泛传播，却没有遇到一个“兼君”，倒是教育出了一些为国君忠心服务的敢死之士，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深思的。

墨子“兼爱”的主张企图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尽量做到“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可是按照墨子的办法，上下贵贱之分和旧秩序是实际存在而不能改变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仅仅根据墨子的思想方法的失误，连墨子的反映广大人民的求生存、爱和平、反侵略的合理的愿望也一笔勾销，这对于墨子和墨学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不符合的。

正因为反对侵略战争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正义的愿望，所以墨子的“非攻”的主张，构成了他的学说中强有力的核心部分。墨子对于侵略战争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完全理解战争给当时的小生产者、劳动者带来的痛苦。正因为如此，在“非攻”这一问题上，他接触到了真理。无论如何，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用广大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去进行残酷的侵略战争，人民是有权利提出质问的。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争夺一个城市，毁掉当时最缺少的——人，以换取当时不缺少的——地，人民是有权利提出抗议的。

墨子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就是“兼爱”的学说。根据上文的分析，墨子所说的“兼爱”，是从精神方面、心理状态方面出发来对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墨子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正义的呼声——反对侵略战争——安放在一个善良愿望的基础上，造成了理论上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是墨子自己不可能认识到的，反而把“兼爱”当做他和他的学派的积极主张，把“非攻”当作实现他的“兼爱”和“天志”(墨子“天志”的主张，见下文专章论述)的理想的手段，显然头脚倒立了。孟子发现了这个问题，全力攻击“兼爱”学说。孟子为了世袭贵族的利益，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战争的口号。他也反对“争城”、“争地”的战争，也反对贵族过分地剥削人民。但孟子是因为担心贵族这样搞下去会垮台，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应当不要杀人。这和墨子所主张的为了百姓人民的大利，在基本立场上是不同的。

总之，墨子的“非攻”的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墨子学说中的精华部分。但墨子把“非攻”这一正义主张，安放在“兼爱”和“天志”这样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却是错误的。墨子“非攻”的主张，诚然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主观要求，但由于墨子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远说不上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来认识战争的意义。墨子固然也曾用“攻”和“诛”来划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把正义的标准安放在“天”的意志上，认为只有不敬鬼神的暴君，触犯了“天”的意志，才成了被讨伐的对象。这样，就把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标准归结到不可捉摸的“上帝”或“鬼神”的意志方面去，人类也就不能掌握了。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Ⅷ 鲁迅《非攻》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故事新编 非攻》人教版九年级的课外阅读材料，文章是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作。在收入《故事新编》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非攻》这篇小说主要即取材于《墨子·公输》。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轲语）的精神。他的着作有流传至今的《墨子》共五十三篇，其中大半是他的弟子所记述的。
鲁迅先生的《理水》和《非攻》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着重地写了两个正面人物。夏禹治水和墨子非攻在中国古史上都有记载。相传夏禹婚后第四天就出去治水，在外八年(一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在人民理想中是一个公而忘私、出身下层平民的领袖。鲁迅笔下的禹不仅具有劳动农民的外貌：“黑脸黄须，腿弯微曲”，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还概括了中国农民优秀的品质：勤劳，刻苦，朴素，从沉默中显出坚韧和力量。作品运用各种场面——文化山上学者烦琐无聊的议论，水利局里大员声势煊赫的考察，通过周围那些卑微的灵魂和庸俗的言行，反衬出禹的高大，从而塑造了这个来自人民的英雄。墨子是一个躬自操劳的古代知识分子。和儒家相反，他是庶民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主张身体力行，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的学说以非攻、兼爱、尚侠、好义为主。作品写他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然而却又勇敢，机智，充满着忘我的精神。当楚国筹划进攻宋国，他一面昼夜兼程去劝阻楚王，一面又吩咐管黔敖作好战斗准备：“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故事环绕着墨子的行动直接展开：一路上过宋，入楚，以正义折服楚王，凭实学战胜公输般。鲁迅歌颂了这两个正面形象，正如他一九三四年在一篇杂感里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禹和墨子正是被当作“中国的脊梁”来描写的。与此同时，鲁迅还以饱饫感情的笔墨写了墨子的学生禽滑厘，管黔敖，禹的一群面目黧黑，衣服破旧，不动、不言、不笑，象“铁铸一样”的不知名的同事，还有敢于和鸟头先生争辩的乡下人。这些人物以其具体的行动，共同表现出一种正面的道德观念，从对比中压倒了公输般、曹公子、文化山上的学者、水利局里的大员，在读者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鲁迅否定后者，这是他对现实生活中牛鬼蛇神所作的挞伐；肯定前者，则又说明在他的思想里群众已经成为积极的力量。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里曾经说过：“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但他并不自囿于这一点，于是另辟蹊径，新编故事，借历史人物，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民群众及其代者的赞美和歌颂。

Ⅸ 墨家的非攻兼爱有什么含义

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对防御战，墨子是支持的。他自己就曾经带人参加过好几次帮人守城的战争。
兼爱和非攻是体和用的关系。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兼爱是天性人与人相爱，臣与子忠孝，君与父慈爱，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要把别人与自己同等看待，首先是我对别人亲爱和有利，然后别人也回报我以爱和利。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平等了，也就是“爱无差等”。

(9)非攻有什么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的影响

尚同：墨子认为，在国家出现之前，意见不能统一，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标准，因而天下大乱。所以，他主张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立为天子，以帮助天子统一民众的思想。

墨子“上同”的思想，（这个“上”字，平常是用高尚的“尚”字，其实是上下的“上”字。）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谓“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以现在的新名词说，就叫“民主集权”。

墨子的这种理论，影响到纪元前四世纪——商鞅。他在西方的秦国，实行这种“极权政治”；后来商鞅被清算死了，但这种极权制度还是存在，而且在一百年之内，把当时所谓天下居然打平，用武力来统一中国，建立所谓“秦帝国”。

帝国成立以后，极权制度仍继续存在，焚书坑儒，毁灭文献，禁止私家教育。这就是第三件大事。所谓极权主义的哲学思想：极权国家不但起来了，而且是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