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怎么考究出来的

❶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❷ 取证一件历史需要几点

1、历史文献--正规史书，阅读正规史书，史书里都会有详细记载，比如说资质通鉴。
2、野史资料--需要多方考究，一本史书或几本史书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考察，需要广泛阅读考察，反复推敲，从多方面考察验证
3、历史文物--科学鉴证，科学是现在很有权威的解释，我们在历史验证的时候，要同科学鉴证相结合，更有力的验证史实，提供充足的证据
4、民间传说--个人判断和多方考究，可以加上自己的主观大胆猜测，并可以通过走访民间，从老一辈的口中获取信息，这样也是一方面的证据验证

❸ 6700万年前怎么考究

一、看化石存在的地层。在地球的各个地质年代中，每一个地质年代都有它代表性的地层。一般来说，年代越是古老，地层就越是靠下。如果化石出土地点的地层比较明显，那么在哪一个地层出土的化石，就是生存在这一地质年代的生物。例如，在白垩纪地层中出土的化石，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生存在白垩纪的生物留下来的。
二、看同时出土的化石的种类。如果地层特征不明显，或因地质变化原因，该地层特征已经受到破坏，可以通过确定同地层发现的其他化石的种类来确定所发现的化石的年代。例如，出土了某种未知种类的化石，也无法确定地层年代。但同时出土的化石中有中生代晚期的某种爬行动物化石，那么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未知物种也生活在中生代晚期。
三、放射性同位素测年。地球上存在着许多种类的放射性元素的同位素，在地壳中的丰度是一定的。在该化石生物活着的时候，由于生物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所以体内各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与地壳中的丰度是一样的。生物死亡后，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停止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每一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减少速度都是已知的，检测化石中某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与该同位素衰变速率相比较，就可以确定这种生物生存的年代了。
就像，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是考古学家假定的一个时间区段，该时代概念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新石器时代指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时期，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

❹ 历史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客观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可考究的如果历史不可考究，那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历史如果有直接的证据指向，比如考古出土的墓葬，各种流传下来的文物都是直接的证据，史书典籍则有可能是当时的春秋笔法，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编造的历史，如果历史不可考究，比如商周时期，就有很多的传说，比如武王伐纣等等，那么就是神话传说，这也是有意义的，它可以给予人们无限的想象力，无限的美好，就比如之后的西游记，有很多东西就是借鉴了武王伐纣的传说，是人类历史上绚丽多彩的一页。

❺ 历史是怎么流传下来的

朝廷里专门有记录历史的史官
但是:严格来说是本朝修前朝的历史,比如说清代明则清朝根据明朝的史料和自己的需要修订明朝的历史.
唐诗宋词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着作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有专门的"史书"或某些文人,官吏甚至有时候是朝廷为了某种原因而记载下来的,这种原因或者是爱好,或者是为了宣扬盛世,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比如<永乐大典><全唐诗>等等,也有一小部分是由于某些人觉得该部诗歌文词优美而留下来传代的.
至于记载方式有用铭文的,有烧在瓷器上的,有写成字画的,有写成书的.还有就是有些东西本来就成为了一种课本范文属于代代传的,比如<诗经>及启蒙课本<千字文><三字经>等.

至于某些实在没有流传下来的,有专门的人去考证.推断.猜想记载下来,这些就形成了注的一种,或者成了另着的新书.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这样得来的.

❻ 历史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客观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可考究的如果历史不可考究，那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历史有很多不解之谜。
比方说为什么山海经是一副世界地图。
为什么八卦怎么用二维图形表现出六维空间。并且可以通过六爻来趋吉避凶。
为什么西方人的上古传说都是神创造了一切，而中国的上古传说，都是祖先创造了一切，中国上古传说中神和人是对立的。
为什么在战国时期，会有知识大爆发。无论是军事、政治体制、文化、经济战争。
炎帝和蚩尤、刑天这些和黄帝发生战争的为什么都不是人。
中国的昆仑为什么是在印度。
阴阳调和、五行生克，这些对世界的认知，不仅存在于物理，更深入到医学和思维方式。
种种迹象，中华文明应该是继承了一个高等文明。他不是从现实中来，现在保留的仅仅是当初的皮毛。考古，最高理想就是为了寻找那个失落的高等文明。

❼ 人类早期的历史没有文字，那通过什么方法来考究

（图）苏丹豁鼓

譬如日本陶罐，它表现了日本早期在陶艺上取得的成就，也表明炖煮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它内壁的镀金则反映出后期美学主义的日本已经认识到本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重温并赞颂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物品本身成为对自己的注解。

此外，非洲豁鼓尤其能表现物品所经历的命运波折。它最初为小牛造型，很可能是为一个居住在刚果北部的统治者而造。随后，它在喀土穆被改造成一件伊斯兰物品。之后又成了基钦纳伯爵的战利品，被刻上维多利亚女王皇冠的图案送至温莎——这是对帝国征服故事的一件木制记录。我不认为有任何文字能将这一段段非洲及欧洲的历史融合起来，或是表现得如此直接有力。这是只有物品才能讲述的历史。

书中还有两件物品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面对社会崩溃、组织坍塌时的不同面貌。从正面看，复活节岛的巨石像何瓦·何卡纳奈阿以坚定的自信呈现了祖先的威力：只要后人善加供奉，他们便能保佑复活节岛的平安。但在他背后却雕刻着这一信仰的失败：随着复活节岛的生态系统被破坏，对岛民生活至关重要的鸟类进行了迁徙，焦急的人们用新的信仰代替了祖先崇拜。该社群绵延数世纪的宗教史在这尊巨石像上得到了清晰体现。

俄国革命瓷盘则与之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了人类选择和政治博弈的结果。用帝国时期的瓷盘来承载布尔什维克的图画本身带有一种欺骗性的讽刺意味，但很快，冷静的商业智慧便战胜了它。制作者准确地揣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收藏家愿意花大价钱收藏一个同时带有革命者的镰刀斧头和沙皇时期帝国徽章的瓷盘。瓷盘表现了苏联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绵延70 年的复杂的历史妥协的第一步。

对斯隆爵士于1730 年在弗吉尼亚获得的阿坎鼓的研究，是精确的材料科学与诗意想象的结合。植物与木材专家最近认定，这只鼓的原材料来自西非，它无疑曾乘坐运奴船穿越大西洋。如今，我们既已知晓它的原产地，便很难不去猜测它曾见证过的历史事件，并在想象中陪伴它一起从西非的宫廷穿越凶险的大西洋来到北美的种植园。

我们知道，这些鼓曾用于在船上“让奴隶们起舞”以克服抑郁症，而在种植园，它们有时会起到召集奴隶暴动的作用。如果以物品讲述历史的目的之一便是让声音被淹没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这只奴隶的鼓还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替数以百万计被奴役、被驱逐、离家时两手空空、无法书写自己历史的人们发出了声音。

▌摘自《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尼尔?麦格雷戈（着），新经典文化图书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