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外夷处境是哪个历史事件

1. 闭关锁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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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近代史中的，鸦片战争，是哪个国家发起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由英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

拓展资料：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兇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 ，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结束。

3. 外事夷狄是指的什么事件

摘要 很高兴为您解答，外事夷狄是指西周时期申国国君勾结夷族杀害周幽王之事。

4.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有什么历史意义

1、促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

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

2、文化交融。

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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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此时，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代皇帝，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

汉武帝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及时地将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5. 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增颜色驱外夷出境，自壁千秋新事业，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

郑成功

古代科举有文有武。今洪本部有条小街叫外较场，就是当年郑军选拔武子的场地。诗人丘逢甲给郑成功写的祠联：“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增颜色；驱外夷出境，自辟千秋新事业，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说明郑成功一生是崇文尚武。

6. 闭关锁国的中国历史

18世纪，由于中外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不断发生，清朝统治者担心外人和汉人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清政府在对贸易范围实行限制同时实行禁教，减少中外之间的往来。17世纪末，清政府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随着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它开始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尤其是1704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订立“禁约”，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康熙严辞拒绝了这项要求。1720年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1727年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1757年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干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但这种自卫措施是非常被动的 。
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又称广州十三行）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干隆的这道圣旨常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原因清朝统治者期望维护极权统治的心理观念是“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
基于保护传统文化。事实上是对本国国民的愚民政策。
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力量的影响。清朝封建统治时期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依靠同时也很抵制外来商品。
国防安全的出发，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合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以免有间谍盗取本国资料。
清朝政府对自己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过分盲目自大。
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推行了200多年。它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到一定自卫作用。但是，当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清政府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式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
明朝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技术（不是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是东方的一大强国。然而，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止，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仅有200公斤左右，美国已接近1000公斤；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1/10，英国1/40。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历来比较发达，从此也迅速没落下去。往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船队，随之销声匿迹，被其它国家的船队取代。中国的各项发明和技术，在明朝中后期较西方仍互有长短，但到1840年已全面落后于西方了。 闭关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
顺治初年，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成规，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随后，由于东南海上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严出海之禁。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顺治帝认为此乃立法不严所致，于十三年，下达“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论死。沿海可泊船舟处，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顺治十八年，清廷进一步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官吏庇纵者同罪。“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并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
清朝禁海期间，沿海官民仍在进行走私贸易。康熙帝曾说：”向虽严海禁，其走私贸易，何尝断绝“。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间，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三藩战后，1681年春，福建巡抚吴兴祚，即奏请”应定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当时派往广东处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奏请留用原来为尚之信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沈尚达、周文远等130人。但在廷议时，满洲大学士明珠与内阁学士李光地等均持异议，以为”海舡不宜入大海“，”皇上富有四海，宁少此项银两，何用奸人重为地方之累“。康熙帝因”海寇未靖“，台湾郑氏尚未降附，暂停此议。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对奉差福建广东回京后的内阁学士席柱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所何待？“又说：”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圣祖实录》卷一一六）九月，康熙帝在给大学士等的诏谕中，曾对开海的目的有所说明。他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1684年，清朝对海上贸易先后作了若干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东洋即日本，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首位。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记载，清朝沿海城镇，包括上海、宁波、南京，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潮州、高州、广州等地，先后都有商船前往贸易。日本在长崎设”唐人馆“，专供中国商人居住。到长崎贸易的华人商船，康熙二十三年为24艘，次年增为85艘，康熙二十七年多达192艘，商人船夫共一万余人。日本政府为了限制白银外流，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颁布”亨贞令“，对中国商船的数量与商品额进行限制，因而此后略有减少。每艘商船到长崎后都要写一份简要报告，后来被辑为《华夷变态》一书。据该书统计，从1685年至1714年的30年间，赴日本长崎的”唐船“共计2500多艘，平均每年85艘多（包括部分南洋商船，大部分是华侨商人）。比前此每年平均30艘左右增加二倍多。
东南亚包括巴达维亚（雅加达）、暹罗、吕宋、柬埔寨、越南、爪哇、麻六甲等国。明末清初有大批华侨来到这里垦荒经商。清朝开海后，沿海商人及东南亚的华侨商人，不仅往返交易，而且在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从事海上贩运，转手买卖。其中以雅加达的贸易最为发达。1685年，从福州、厦门开赴雅加达的商船”十余艘“，1703年增加到二十艘。到其它国家的商船，每年为三、四艘或五、六艘不等。总计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三十艘到四十艘左右。
顺治至康熙初年，欧洲国家，首先是荷兰，接着是英、法、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1656年，准荷兰”八年一次来朝“，1663年，”着二年来贸易一次“，1666年又定，”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国的贡市贸易，1668年题准，”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但无时间限制。1685年废止海禁后，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次年议定：荷兰”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1684年，在厦门设立”洋行“，1686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有四、五十家。分别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英法等国商船，除以澳门为居留地外，1688年又在”定海（舟山）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作为商船停泊与中转贸易之地。
清朝的海外贸易，输出品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华夷变态》载有1686年一份赴日商船载运的货物清单，计有”白丝三百担，重绸五百捆零（每捆一百尺），人参六百零斤，中绸纱二百捆，红绡五十捆，剪绒二百八十笼，什物不数，白糖四千担，冰糖二千担，药材二百零担，毛边纸三百捆“。其中白丝三百担，丝织品六百五十捆，合六万五千匹。同年，有四艘荷兰商船，在福州购买白丝五万斤，以及大量丝织品。福建省管辖的台湾府，每年输出红糖二万担，鹿皮九万张，在海外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输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铜，是清朝铸钱必需的原料，1685年，海关共办铜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动支税银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二两八钱。后来不断增加。铜一向是日本对中国的主要输出品。其次是海产品，包括海参、鲍鱼、鱼翅、统称”表物“。从东南亚输入的商品，除海产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西欧商船带来了一些工艺品，还贩运南洋海产，并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购买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特产。据广东巡抚杨琳奏报：1716年到广州的法兰西船六只、英国船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全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船11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铺户代往江浙买货。可见其贸易也有相当规模。
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据佚名《东倭考》记述，”大抵内地价一，至倭（日本）可易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金额为二百余万两，银额为三千七百多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制造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厦门是对南洋的主要港口，广州是对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时期，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的丝织业，苏州、厦门的造船业，福建、广东的制糖业，佛山的冶铁和制锅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的发展，都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康熙帝曾说：”朕南巡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康熙时任明史馆编修的姜宸英曾对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的情景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民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悖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凡藏山隐谷方物、镶宝可效之珍，毕至阙下，积输入于内府，于是恩贷之诏日下，积泽汪 ，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极一时之盛。“（《姜先生全集》卷一）姜宸英的描述，显见有意歌颂升平，但清朝开海后，海外贸易日渐发展，则是事实。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雍正五年（1727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干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为了整肃浙省海防，干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干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其中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则是针对外国侵略者鸦片贸易的正确禁令。 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起因：一、受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和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影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严重的逆差，不利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资金积累。二、英国商人借助鸦片贸易取得大量利润，而伤害中国的财政和社会稳定，清政府不得不派林则徐去禁烟。三、长期中英就贸易问题交涉未果，一些英国商人不断地对政府施加压力，鼓吹对中国采取武装侵略政策。四、林则徐禁烟过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国商船全部驱逐出境，断绝中英贸易关系。这个作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给英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提供了借口。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对华战争。清政府无抵抗之力，在英军逼近天津的时候，便试图通过“磨难”政策来拖延时间，在广州同英方举行谈判。在谈判中，英方提出高额鸦片赔款、开放三处口岸和割让海岛的要求。中方虽表示妥协，但不能完全接受。1841年1月底英军先攻占沙角炮台，后强占香港岛。1月27日，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对英宣战。然而，在清军完成调集之前，英军迅速占领了广州，随后沿海岸北上，在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攻克清军守城，直逼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国军舰上同英方代表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体制、腐败的清朝统治、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和错误的战争对策。战争的结果使中国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仍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外国商品依然难以进入中国。二、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政策的作法。三、列强以修约为名，要求开放中国沿海各口岸及内地各城市，准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进行贸易，以及准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对此清政府无法接受。于是，英法两国分别为发动战争制造了借口，一是亚罗号商船事件，一是法国传教士被处死的事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采用了时战时和的对策。1858年战败后同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接受了外国公使驻京等一系列要求，商定一年后在北京正式交换条约批准书。1859年来华交换批准书的英法代表试图率舰闯进大沽口，被清军击退。这次胜利使清政府盲目乐观。1860年7月，英法联军的大批舰只集结在大沽口外，但清政府竟以为对方是求和而来。英法联军趁机在北塘登陆，攻占大沽和天津。英法联军继而攻入北京。清政府同英法代表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 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的态度时强时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清朝统治到此时已经显着衰弱，但统治者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外敌入侵不仅威胁到中国领土完整和经济利益，而且直接伤害了大清统治者的尊严。所以，咸丰皇帝总想把外国人拒之京都之外，越远越好。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害怕列强，尽量避免得罪洋人。这种双重性导致其政策上的机会主义和最终的失败。《北京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破产。

7. 郑成功是一个有过怎么样贡献的人

郑成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三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共同承认的。他的驱荷复台的立场和功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是中国人民崇拜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维护海商权益，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崇敬的历史名人，堪称为“国际英雄”，更是光耀千秋。

在台湾，由于郑成功的驱荷复台，郑氏为团结台胞，建设台湾，施行有效措施，更是敬仰情深。在《台湾名胜楹联》中，尤其中同治年间下令为郑成功建祠奉祀，鼓舞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情绪，表明了中国人民对爱国精神的赞扬，同时体现了民间对郑成功崇拜的深化。

下面分二段加以说明：

一、郑成功是国际英雄

对于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功绩，中外史学界认为，在17世纪西方殖民者加紧向东方扩张，侵占殖民地，杀害当地居民，进行经济掠夺期间，郑成功敢于同当时被认为是西方殖民者最强大的荷兰进行抗争，击败侵略者，收复了台湾。下面引录当年郑成功发给荷兰侵略者的信函和通牒，以及中外有关文献资料，来表现郑成功反抗殖民者、维护海商权益，驱荷复台的功绩，确实是一位中外人民共同崇拜的国际英雄人物。以下从两个方面略加评价：

1、维护中国海商的权益

从17世纪初开始，西方殖民者在太平洋区域的侵略活动越来越猖獗，相继侵占殖民地，进行掠夺性的贸易活动，尤其窃据我台湾的荷兰和占据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更经常在海上劫掠中国商船，残害中国海商，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与南洋各地的友好贸易关系。

荷兰殖民者是当时西方盛极一时的强国，1602年荷兰政府建立“东印度联合公司”，作为向东方扩张、开拓殖民地、操纵海上贸易的侵略机构。1619年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作为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西方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大本营。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窃踞我台湾[荷兰人称为“福摩萨”]后，向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侵扰，对当时郑成功海上基地的建立和巩固，有一定的威胁。因此，郑成功对荷兰侵略者保持高度的警惕，不但经常注荷兰殖民者的动向，并且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海上贸易的权益和收复台湾这两个方面。

为了维护中国海商的权益和友好国家的贸易，郑成功采取有效的措施：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台湾发生郭怀一[郑芝龙旧部属]领导的抗荷起义。荷兰殖民当局在镇压起义军的同时，更残酷屠杀台湾人民，郑成功对此十分愤怒，对东印度公司采取经济制裁；通令各港海商，不准往台湾贸易，造成台湾因船只不通而经济衰落。在C、E、S的《被忽视的福摩萨》中，也承认台湾“从1652年到1657年，曾一度陷于萧条的情况……”又据英国人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记载：“在前瞳萨长官[指1656年在任的荷兰驻台总督]任职期间，国姓爷曾经封闭和我方交易，禁止中国帆船或其他中国船只，航行于中国和福摩萨之间。这个行动大大妨碍了公司[指东印度公司]在北方[指中国大陆]的商业活动。”

针对荷兰殖民者抢劫中国商船，妨碍中国海商到吕宋、印尼、暹罗、日本、马六甲等地贸易的商业活动，郑成功还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函警告：“本人将发布一道命令，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大小船只，皆不准开往巴达维亚、大员[即台湾]及其他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货物。’”——事载荷兰人胡月涵《17世纪50年代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往的函件》。这就表明郑成功已将经济制裁，扩大到巴达维亚，使荷兰侵略者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永历十一年，荷兰侵略者派揆一继任驻台总督。揆一于当年八月间派通事何斌[又名何延斌，南安县人]，致书郑成功，表示每年要纳贡献宝，以求通商。据杨英《从征实录》记载：“……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殁。至是令延斌求通商，年输饷五千两，箭杯十万枝，硫磺千担，遂许通商。为维护海商权益，郑成功在驱荷复台后，对当时侵占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迫害华侨和中国海商的暴行，深表愤怒。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成功派在厦门传教的罗马教士李科罗，携带信函给西班牙驻吕宋总督，信中写道：“……尔以弹丸小邦，竟敢欺压我们，又对我方贾舶肆行刁难……兹先遣神甫前来，冀其友善之言，能使你服从天意，承认尔之过失，并逐年来朝，向余致敬。尔若不体吾意，又不顾及本身之利害，则余之舟师迅即前来攻击。”可惜的是李科罗从吕宋回台复命时，郑成功已幸于当年五月初八日[公元1662年6月23日]逝世，出兵征讨西班牙殖民者之事，无法实行了。

2、驱荷复台的立场和功绩

永历六年九月，台湾发生郭怀一起义，郑成功多方支持台湾人民这一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被忽视的福摩萨》有如下的记述：“岛上中国居民认为受公司压迫过甚，渴望自由。他们受到国姓爷方面的鼓励，认为可以得到国姓爷的支援，于是举行了一次危险性的暴动。中国人民的叛乱虽然很快被镇下去，地方秩序也已恢复常态；但公司仍然怕中国人会再次发生叛乱，甚至取得更大的成果……”台湾人民也期望郑成功能早日赴台，赶走荷兰殖民者；郑成功也更坚定驱荷复台的决心。

对于收复台湾的任务，郑军诸镇的看法很不一致。为了统一议取台湾的决心，郑成功于永历十五年正月，召集各镇畅开门路，议取台湾：吴豪、黄延等人认为台湾航行险恶，台地又多瘅疬，居住困难，而且红夷[指荷兰人]船坚炮猛，很难取胜，因而反对东征；陈永华、马信、杨朝栋等人则极力赞成东征，收复台湾，认为这是一项正义的举措。在经过一番辩论之后，高瞻远瞩的郑成功庄重声明：“本藩矢志收复台湾，故冒波涛进取不服之区，非贪恋海外，苟延安乐。”并坚决地宣布：“台湾非吾亲征不可!”经过一番议率之后，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决定东征复台。

郑成功率将士二万五千多人，战船数十艘，于当年三月二十三日，从金门料罗湾誓师东征。四月初一日船队驶达台湾鹿耳门港外，郑成功鼓励将士说：“尔等从征诸提镇营将，勿以红毛火炮为疑畏，当遥观本藩益首所向，衔尾而进。”于是郑军从禾寮港与北线尾登陆，进攻赤嵌城[荷人称为普罗文查堡]，事载江日升《台湾外纪》。

下面引录一些函牒和文献，略加论证：

在围攻赤嵌城同时，郑成功向荷兰当局发出通牒，勒令荷兰人投降。如果胆限拒绝，定将屠杀无遗。荷兰总督揆一多次遣使者来，妄图以十万两银要求郑成功退兵；后又要求保台湾城[荷人称为热兰遮]，允许荷兰人自由出入。郑成功对荷兰使者义正辞严地指出：“该岛一向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不需它之时，可以允许荷兰人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事载甘为霖前揭文]。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日志》中，记述1661年12月21日郑成功的表态写道：“我[此次]是为索回原属泉州，现应当归我领有的福摩萨土地和城堡而来。你们必须立即将城堡交出……”

郑成功又警告使者，要荷兰人立即离开台湾，允许将枪炮、财物，运回巴达维亚，并宽怒其敌对行动。并且指出：“如果你们仍旧不可理喻，违抗我的命令；如果你们一意孤行，自取灭亡……我的健儿便会向它[指赤嵌城]进攻，加以占领，并把它夷为平地。我大军一动，可以翻天复地；我军所向无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你们要听从我的警告，对此加以好好考虑。”[见甘为霖前揭文]。

四月初六日[5月4日]，赤嵌城荷兰守将描兰实叮，在城孤援绝的困境下献城投降，郑军取得东征复台的第一大胜利。

于是郑军开始进攻台湾城，把台湾城围得水泄不通；又挖深壕沟，切断城内水源；同时又在海上击退巴达维亚的援台舰队。至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历1662年2月1日]，揆一在无粮、无水、又无援兵的困况下，被迫投降。郑成功以明招讨大将军名义，接受荷寇投降。揆一等二十八人代表荷兰政府的在和约上签名后，带领残兵败将离开台湾，返回巴达维亚。

郑成功终于打败了当时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侵略者，取得了光复台湾的最后胜利。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是役也，陷围七月，荷兵死者一千六百人。自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1624—1662]，荷兰据有台湾凡三十八年，而为成功所逐，于是郑成功之威名，震于寰宇。”

应该指出的是：郑成功驱荷复台之前，在建立金厦海上基地期间，对侵扰我东南沿海地区的荷兰侵略者，多次给予沉重的打击，为捍卫我东南地区的海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驱荷复台的战斗中，台湾的高山族人，积极为郑军提供粮食和情报，支援郑军的斗争；有些高山族人还参加战斗，这就表明已突破了民族界限了。在复台战斗中，郑军还得到日本国在军事装备和财力方面的赞助，这更表明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在荷兰侵略者中有黑人兵，是荷兰从非州黑人中强迫服役的。郑军在围歼荷军时，也得到黑人兵的配合，这更说明郑成功的复台，也解放了在台湾的“黑奴”，这更是反对殖民统治的国际性种族斗争。

这就说明：郑成功抗击荷兰侵略者光复台湾的斗争，是一场突破民族、国家、种族的界限，是国际性的斗争，并且取得最后的胜利。郑成功确实是一位威震中外的国际英雄。三百多年来，深受各国人民的共同崇敬。

二、台湾崇拜郑成功的楹联

楹联也称对联，是我国特有的文学艺术形成，讲究排比对称，发挥鞭恶扬善的功能，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真是雅俗共赏，历来为群众所喜闻乐道。

《台湾名胜楹联》，由常江、苏民生主编，1985年出版。其中有关郑成功的名胜有10处，收录楹联共36对。这些名胜从始建年代和题写楹联，充分显示台湾民间对郑成功驱荷复台功绩的缅怀和崇敬；对郑成功为团结台湾同胞，建设台湾施行有效法规的敬仰深情；同时也体现了民间对郑成功崇拜的深化。

下面引录有关景点和有代表性的楹联，显示台湾人民对郑成功的敬仰和崇拜深情，以示一般：

赤嵌楼俗称“红毛楼”，早在郑成功复台时期设承天府，下置天兴、万年二县。该楼毁于地震，至光绪五年[1879年]在遗址建文昌阁和海神庙，录有楹联2对，表明民间早已将郑成功崇拜为神明了。

登斯楼一空色相；

拜山佛尽属儿孙。

赤嵌楼高，西天不远；

白衣道广，南海来同。

在赤嵌楼旁有大天后宫，系明宁靖王宅邸，清康熙年间始建。宁靖王是明太祖九世孙寮王的后代，明亡后避乱台湾，清军攻占时自缢，有五妃亦自缢。大天后宫祀的是妈祖，但其中有一对楹联，隐涵着人民对郑成功的缅怀和崇敬深情：

赤嵌壮璇宫，奉英灵为海外砥柱；

皇朝隆祀典，钦慈济本湄岛渊源。

台南市开元寺，是台南四大古刹之一。原是郑经为其母建的别墅，称“北园别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改为海会寺，后又改称石榴禅寺、海靖寺，最后定名“泉州开元寺”。奉祀如来菩萨，也供奉郑成功神位。其中有一对楹联写道：

开辟丛林，八百钟声堪警世；

元为古迹，一篇青史足传人。

台南市建于清初的安平天后宫，祀天上圣母、延平郡王、水仙王和四海龙王，另祀郑成功部将石将军。其楹联写道：

永护郡王宁社稷；

长随圣母保平安。

台南市区东部的延平郡王祠，是祀奉郑成功的。始建于清初，名开山王庙，民间则称为郑成功祠。该庙历经多次拓建，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秋，清王朝正式下各地建郑成功祠时，乃改用延平郡王祠。该书指出：延平郡王祠在全台有五六十座纪念郑成功的，“以本庙历史最久，祭礼最隆。”该祠设有正殿、左殿、右殿和后殿；正殿祀郑成功；左殿又称宁靖祠；右殿祀郑经、郑克臧[郑经子，立为世子监国]称监国祠；后殿祀郑成功生母翁氏。

《台湾名胜楹联》中，收录楹联以延平郡王祠为最多，共有22对，其中正殿16对，左殿3对，右殿1对，后殿2对。撰联的有清代知府或知县，福建船政大臣和巡抚，台湾学者以及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员。摘录其中14对如下：

吴延华，清台湾邑令，其联写道：“锺河岳之灵，为胜朝绵正朔；遵海滨而处，知中国有圣人。”[胜朝指明朝，一般称前朝为“胜朝”]。

王凯泰，清福建巡抚，其联写道：“忠节感苍穹，大海忽将孤岛现；经纶关运会，全山留与后人开。”[经纶：整理丝缕，引为处理国家大事。]又有一联写道：“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千古；正人扶正气，莫教成败论英雄。”

周懋琦，清台湾府知府，其联写道：“独奉圣朝朔；来开盘古荒。”[圣朝：指明朝。盘古：表示自古以来]。

张其光，其联写道：“生为遗臣，殁为正神，独有千古；今受大名，昔受赐姓，谅哉完人。”[遗臣：郑成功复台时明朝已亡。赐姓：明隆武帝赐郑成功“朱姓”。]

刘铭传，安徽合肥人，台湾巡抚，曾开办铁路、煤矿。其联写道：“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俎豆：古代祭礼名。]

沈葆桢，清福建船政大臣，林则徐之婿，其联写道：“开万古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洪荒：借指太古时代。缺憾：郑成功反清复明，最后因病死于台湾。]

丘逢甲，台湾彰化县人，爱国诗人，其联写道：“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河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事业，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郑成功于1661年驱荷复台，使台湾重返祖国怀抱。]

陈谟，清台湾学者，任崇文书院山长，其联写道：“纵绝岛别开生面，移山填海，三百年社稷系以存亡，仿箕子、比田横，志士苦心，特向胶痒留气节；是胜代第一完人，起敞扶衰，十七载勋猷明月日月，填滇海，连浙水，英雄无命，长悬肝胆照波涛。”[箕子：商代贵族

，官太师，劝谰纣王而被禁，周武王灭商后获释。田横：齐国贵族，楚汉战争中汉灭齐，他不愿称汉臣，逃亡海岛，不受汉高祖诏命，自杀。胶痒：古代称学校为胶痒。勋猷：意指功绩，指郑成功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设有置县、建立学校、屯田开荒等。]

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国民党桂系首脑，其联写道：“孤臣秉孤忠，五又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教成败论英雄。”[汗青：即史策，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有“留取卑青照汗青”之句。七鲲：泛指荷军的驻地。]

许世英，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其联写道：“东海望台澎，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南天留祠宇，雄图虽助，称名则妇孺皆知。”[南天：泛指台湾。]

王懋官，其联写道：“英雄应厄运而生，赤手擎天，存故国四十年正朔；开辟在神州以外，红毛避地，启遐荒百万提封。”[神州：些专指大陆。红毛：指荷兰侵略者。]

周懋琦在后殿祀郑成功生母翁氏太妃，其联写道：“值明运穷时，故英灵不毓中土；辟炎方创局，惟烈母乃生佳儿。”[毓：养育。炎方：指南方台湾。]

该书还修录台湾“郑氏家庙”和“郑家祠堂”两处楹联各3对，引录如下：

郑氏家庙在台南市忠义路，始建于明郑时期，此地旧名五帝庙，其正殿称“昭格堂”。其楹联如下：

“昭烈显宗坊，疆开毗舍；格诚兴祖庙，派衍荥阳。”[毗舍：即商贾。]

“昭代伟人，不愧千秋俎豆；格天烈士，直堪万世馨香。”

郑以成，郑成功四世孙，其联写道：“昭德启孙谟，经文纬武；格言承祖训，移孝作忠。”

郑家祀堂在新竹县关西镇，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有以下3对：

“虎踞友蟠，永奠文昭武穆；蛟腾凤起，端推人杰地灵。”

“祗父恭兄，即是祖宗肖子；光前启后，便成天地完人。”[祗：即恭敬。肖：即孝。]

“祖有德，宗有功，渊源一脉；修其庙，陈其器，俎豆千秋。”综上所述，表明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丰功伟绩，他确实是一位国际英雄。在收复台湾之后，他还制定一些治理台湾、团结高山族同胞、建设台湾的措施，深受台胞的拥护。

在台湾，崇拜郑成功的楹联，更是群众所喜闻乐道的；连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也以撰写楹联，表示对郑成功的崇敬之情。

尤其是在清代后期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下令各地要建郑成功祠加以奉祀，以表明在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侵略的清代后期，清朝统治者对这位在200多年以前，把被称为“海上霸王”的荷兰侵略者赶出台湾的国际英雄，给予正确的评价；并且通过为郑成功建祠奉祀的形式，来鼓舞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斗争的精神，这是应该理解的。

事实表明：300多年来，中国人民对郑成功的崇拜，真是越来越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