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❶ 儒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当代价值和意义：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

“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❷ 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着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一）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
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二)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为政以德
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
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
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
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
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
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
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❸ 儒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论文

儒学主张积极的入世精神，注重自身修养和人际伦理，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持身准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追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虽历经朝代更替，但两千年来始终被奉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并且相继不绝，流芳百世，是因为儒学思想根植于我国社会固有文化，形成了一整套有益于人际和谐与社会安定的精微思想体系。

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有新的集大成式的人物对儒家学说进行新的阐发，使得儒学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跟上新的时代步伐。

现代性背景下作为本体形态的人文儒学主要涵盖了生活儒学、伦理儒学、生态儒学三维价值空间。或许，人文儒学的三维空间能给当下提供一个回应现代性问题的最佳选择，而现代性则给予了生活儒学、伦理儒学、生态儒学“返本”、“开新”的土壤。生活儒学、伦理儒学、生态儒学三种存在形态共同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根本，即人文精神。不难发现，儒学本身给予我们的是一幅鲜活的、生生不息的社会、历史、生活画卷，是对人类的全幅价值关怀。与现代性背景下出现的人的价值消解、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导致的人的消极、悲观、绝望及社会价值错位、文明冲突、霸权与斗争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儒学思想体系，不仅代表了我国古代的正统观念，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对于当今我国社会的发展，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❹ 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当代有何体现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凡此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
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
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2l世纪的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
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
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❺ 儒家思想的历史转换及其当代价值

历史儒家有功、当代儒家有害
儒家有糟粕，更有精华；中国封建时代的辉煌，儒家有功，封建时代的腐朽，儒学无责；今日中国之种种弊端，既因儒家传统中断，又因西方文明入侵……。

我的观点是，历史与现实中只有同一个儒家，成也是它，败也是它。这来自我的科学价值论：世上没有抽象的、绝对的“好”。“好”比人参，治好病是它，补死人也是它，关键要看相关对象和条件。儒家是孔子为维护封建宗法专制而量体打造的政治思想体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所以，放回到历史上，直到17、18世纪，它都代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对西方文化而言，高明也文明得多。这就是我对儒家的历史评价。附上拙文的另一部分，其中有翔实论述，请兄赐教。

对于兄所说的西方近代文明“恶”的一面，我也是常常揭露的。在与自由派朋友对话时，我便讲到，西方人今天对中国指手划脚时，往往忘掉了自己那更丑恶的人权记录。西方工业化初期，道德沦丧确是铁的事实，凡读过雨果者皆记忆犹新；但今天，发达国家的精神文明也是客观存在，凡出国亲历者无不感动。基督教伦理，强调“博爱（爱邻居）”、“平等”而不是“亲亲”、“差等”，是他们形成现代社会公德、商业道德的重要伦理基础。因此，西方道德是不能笼统等同于儒家伦理的。

中国眼下的道德问题，在于价值失范、价值冲突，其中，儒家伦理在干扰消解法治秩序、社会公德方面，的确起着负面作用。这不是我主观臆断，而是客观事实。简单用“贪官”概念，无法揭示中国式腐败的特征。当我们热心给朋友、托朋友“办事”时，客观上都在助长腐败现象的孳生。我为孩子转学托人时，就曾送送过礼，尽管对方不是贪官，我主观上也不想“行贿”，但性质是一样的。用“面子”办事，按人情法则“交易”，这种“显规则”足以将所有正义与法解构，它与工业文明、与商业铜臭无关。且看今日学界，不给评委“打点”、没有评委“照顾”，你有门吗？大学跑什么“点”，不就是跑着送礼吗？在这些“显规则”面前，官员（评委）之诚信与否，只看他是否收礼不办事、而不看他是否是“不沾锅”。大军兄亲手操办民营咨询机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此该不会陌生吧！

因此，今天多数国人，都是愤世嫉俗的“同流合污”者：酒席前半段，人人骂贪官；酒席后半段，个个搞“腐败”。“和尚摸的，我就摸不的？”，阿Q当官，肯定比赵太爷还腐败。公正的官员之所以处境艰难，就因为他往往“众叛亲离”！学界各派将中国式腐败简单归罪为西方思想侵蚀或威权政府痼疾，都是不公允的；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值得我们承继和弘扬；东方主义的阿Q精神，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却要高度警觉，不能跟着瞎忽悠。

所以，我的立论，是基于社会科学立场，是抛开个人感情、信仰“价值中立”的。兄如果要反驳和批评的话，也要按科学逻辑进行。中国自五四以来，批儒者大多是打棍子、带帽子，用儒学套路反儒学，用传统方法反传统。拙文就是要跳出这个怪圈。它有逻辑起点，有层递的理论分析，有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科学论证；它不是即兴抒发的随感，也不是人文批判的檄文，而属于另类的“科学儒学”。这也是我计划中一部专着提纲，但由于“计划”太多，它能否完成，要从“天命”了。

当然，对于儒学知识体系（非儒家价值体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今人难以企及的文章典范，包括去“礼”非“教”部分的思想价值，我从来不否认，更不会数典忘祖。它们是完全可以抽象继承、把玩欣赏并陶冶性情的。对兄能时时聆听千年范文，弟无任之欣羡，虽不能之，心向往之。无奈弟恪守科学立场，无论尊崇什么圣哲大家，却不做任何门下走狗；钦佩中西前贤，却只皈依真理。我推崇追随马克思的科学态度、研究方法近40年，最终却还是要颠覆他的价值理论。窃以为，这恰恰是符合马克思之科学批判精神的。

附带说一句，今日学者，早年是否读过经典，查其散文、杂文甚至论文语体便可看清，是不需追问的。时下许多名家大作、博导巨着，不白不文、亦中亦西，莫说语体，连规范之汉语文法句法都没有；且下笔千言、不知所云，浅入深出、故作奇险，似乎以吓唬编辑、折磨读者为荣。汉语、汉字绵延数千年的简约精美传统，恐怕真要断送在这代学人手中了。百年反孔革命，做尽表面“砸烂”文章，儒家思想毫发未伤，却腰斩了中华传统文脉，令人不禁感慨系之！在当代学界，我一直身处边缘，从不侈谈（也没资格谈）什么治学经验、读书经历。如果追问起来，我总感到愧对同龄人：当他们下乡上山在“广阔天地”“战斗”时，我却“赖”在城里趴在狭窄书桌上“啃书”。当然，这客观上使我比同龄学人，多了5－10年“学历”。迄今几十年下来，虽成果寥寥，无法与“着作等身”的青年才俊相比（每念及此，总羞愧不已），但扪心自问，“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古训还是遵循了的；即便不能说出手皆美文，但起码，从不敢糟践汉语汉字、也没有批量制造文化垃圾，良心上还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至圣先师”。

兄文涉及问题多多，容不一一作答；以上所论所述，当否，期待兄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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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及儒家伦理的历史价值与人道价值

我们认为儒家仁爱非爱、无爱，只是站在现代价值立场上得出的结论，而绝非要否定儒学的历史价值。恰恰相反，放眼人类文明史，儒家伦理及其仁爱理论能维系中华文明生生息息二千余年，其历史地位或文明价值是绝不能低估的。儒家文化及其所支持的中国封建制度，在历史上不仅不是反动的，而曾经是非常先进的；包括新儒家在内，既往对儒学的评价不是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我甚至这样断言过：“即便古希腊罗马伟大的民主法治思想，横向移到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也未必胜过孔子的君主德治思想，反倒可能使战国版图延续至今，如同现在的欧洲那样，我们刚刚开始研究统一大业呢！” 这便涉及对人类文明的评价尺度了。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文明价值尺度。如果我们只是高擎一把现代人道尺度去评判衡量历史文化、去臧否褒贬文明优劣，那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史几乎都乏善可陈甚至漆黑一团，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恩格斯当年肯定“恶是历史动力” 的观点，就是要否定这种用抽象人道尺度评价历史的唯心史观。在人类史上，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几乎总处于悖谬和两难境地。因此，我们只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能否相对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尺度和能否相对承认保护“人权”的人道尺度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评价。正基于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我认为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作为过去时态的先进文化，其历史与人道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及其博爱思想之下。

这其实是历史已经给出的客观结论。在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世界各民族逐渐认同西方科学文化及某些价值体系，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与现代大生产相适应并彼此促进的西方文化，已在人类诸多文明竞争中无可争辩地胜出；它在近现代无疑是一种先进文化。但恰如顾准所说：“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 。而中华文明直至十七世纪，都当之无愧地居于世界文明领先地位，前后持续近二千余年。那时间欧洲之欣羡中国，如同今日中国之钦服欧洲。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繁荣统一的中国与腐败混乱的欧洲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便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当代公认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在历史上却输于儒家文化呢？以笔者所见，就在于希腊文化及由天赋人权派生出的博爱理论，其本质便是与专制制度相脱离并对立的，它不仅“明确地表明了政治权力统治的国家与一个由至善所关爱的相互平等友爱的伦理共同体可以分别独立存在，” 而且始终具有质疑君主专制统治合法性的批判功能。而在客观生产力无法支持人类普遍享受人权、专制制度为必然选择（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也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情况下，人权民主博爱理论既不支持建立强大的专制国家，也无益于奴隶或被压迫者获取实际权益，却只能导致权力的争夺或频繁的战争，最终难免被专制统治者所封杀或变成宗教的乌托邦。脱离现实的抽象价值，并不能带来真实的善。欧洲在灿烂的希腊罗马文明之后沦入被蛮族统治的黑暗中世纪，并非偶然。

与之相反，儒家文化及其的仁爱理论本身就是孔子为支持和维护封建宗法专制而量体订做的思想体系，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专制制度为必然选择的历史背景下，儒家却用一套“崇高”的忠恕理想规范将它包装起来，其礼制设计既合乎“(人)情”又顺乎“(天)理”，内外平衡，上下和谐，这殊为难得。既往有关儒学的治国功能常常被人低估，认为儒表法里，孔子不过是块羊头招牌，中国皇帝主要是靠权术统治的。其实，我倒认为，更科学的表述应是儒体法用、儒道法术，儒家之道统正统治统地位绝非虚设。正如顾准所说，所谓外儒内法的一套做法，正肇始于孔子本人 ；关键是儒家本身是可以兼容支持法家的，而法家离开儒家却难以独存。可以设想，假若中国封建王朝不靠儒家护佑，历代都学秦法，逼迫农民不断起义，新朝不过二世，那中国绝不会生成灿烂的古文明。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文明成就，大都源自汉唐宋明清这些皇权被十几代继承，且不断创出太平盛世的“煌煌天朝”中。而儒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简单地归诸其支持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是不够的，关键是它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益地发挥这种功能。我们以现代政治文化视点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确有许多独绝高妙之处。

首先，儒家支持和维护君主专制并不靠理性宣布其合法性，而是用“天”、“道”、“命”等宏大观念直接诉诸人们的价值理性和伦理情感，使之成为天经地义的神圣存在。由于儒学词典中压根没有“人权”、“自由”、“平等”等概念，其“忠恕不对等”法则难以被觉察和质疑，又由于儒家愚民政策（“畏圣人言”和不可使“民知”等）实际上剥夺了百姓思考怀疑的权力，再由于儒学通过礼乐教化使其已具有类宗教的精神寄托功能，这就既形成绝对的话语霸权，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阵地”，使中国封建制度几乎从确立起就没遇到来自本土的合法性质疑，又避免了各种宗教势力坐大，影响世俗政权的权威。这些都大大减少了社会动乱的思想因素。如此精神控制乃儒家治国之一绝。

其次，儒家用礼制预设的“家国同构”、“角色差等”社会组织形式遮盖甚或取消了阶级矛盾，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儒家社会中，尽管每个个体都不享有完整的人权（皇帝也是“天子”），却都拥有或可能拥有绝对的角色权力。如梁漱明所说：“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就是皇帝” 。这种儒家人格可能是畸形的，但它却实现了个人权力义务的内在平衡，使人人能将其弱势角色所义务承受的压迫，转身通过自己的强势角色权力转嫁和渲泄出去，从而都视等级制度为合理。包括受多重压迫的媳妇们，一旦熬成了婆，同样有着将多年积怨发泄的机会和对象！这便大大减少人们“犯上作乱”的可能性，使中国封建社会从上到下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和缓解社会冲突的机制。如此制度设计乃儒家治国之二绝。

再次，儒家用儒学武装儒生的思想，配合不断完善的选举取士制度和文官任用制度，使封建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干部教育选拔任用制度。儒家社会以儒取士，既强化了儒学的正统思想地位，也使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制度的衷心拥戴者。尽管儒生的儒学抱负难免要碰壁于官场的黑暗现实，但历朝历代都有坚持儒圣理想、刚正不阿、甘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所谓忠臣清官；尽管他们个人难免其悲剧命运，但客观上却保证了封建王朝的开明与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此组织建设乃儒家治国之三绝。

最后，儒家倡导仁爱思想，以德治国，借以约束皇权、调和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延长封建王朝的寿命，如此德治方略乃儒家治国之四绝。这是本文题旨所在，我们还需从三个方面多说几句。前文已分析过，尽管仁爱对被统治者本质上是虚伪的，但历代大儒在维护封建宗法专制前提下，对仁爱的倡导却是真诚的，特别是孟子，他将孔子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 。历史实践已证明了这种倡导对于封建王朝的重要性。根据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条规律，口含天宪又不受监督的皇帝们是绝对要踏上腐败速朽之路的。但中国历史上还确曾有过延续数百年的长命帝国。究其原因，就在于儒家仁爱、仁政思想客观上起着制约皇权的功能。这既包括儒家“天德合一”、“为仁由己”理念对皇帝角色提出的“保民”、“仁民”、“亲民”、“贵民”自律要求，也包括儒生们依仗正统思想对皇权所形成的强大舆论约束，它们共同促使皇权将政策调整到臣民所能容忍的阈限之内。这便是儒家社会长治久安的“秘密”所在：它虽然没有彼此制衡的分权制，却有着由仁爱舆论构成的“制衡阀”，此其一。

其二，仁爱思想，还是约束被统治者的“紧箍咒”。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使百姓获得一些实惠的明君清官，但多数情况下，仁义道德只是统治者的伪善口号或作秀姿态。孔子不也承认“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吗？但这并不影响仁爱思想对被统治者的麻醉与束缚。要知道，在儒家辞典中，不仅角色有上下之分，仁德也有上下之别：上为君子，下为小人，“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因此，下层草民不仅要忠顺愚爱统治者，还要相信对方比自己高尚 。这样，即便昏君恶政，百姓也不能、甚至不会想到反抗。因为他们既无反抗的角色权力，更无道德资本。儒家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弱势角色应当爱强势角色的理念本身，就将其对强势角色的怨恨或异心抑制或销蚀了—— 一个人怎么能仇视自己所应敬爱的对象呢？即便暴君虐政，那也如同父亲打儿子，这“打”本身就是“爱”呢（皇帝处死大臣叫“赐”死，大臣还得“谢主隆恩”）！因此，尽管今天看去不可思议，习惯于儒家愚爱的弱势角色却就能如此这般地从种种“非爱、无爱”中体验到“爱”。既有此“爱”在，“而好犯上者，鲜矣” 。

其三，仁爱思想，还是调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摩擦的“润滑剂”。如果说中庸哲学思想是调和“上、下”矛盾冲突的思想武器的话 ，那么，仁义回报法则则是调节“左、右”利益关系的道德手段。我们知道，孔子是不言利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是禁欲主义，没有利益的需求和交换，只是它们往往要靠他人“遵礼”奉献来满足、要通过彼此“遵义”回报来实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由此便披上了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梁漱溟先生说：“各人尽自己的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与，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迟延” 。梁先生所言乃大儒之慧眼，用来阐释儒家仁义利益配置法则极为精当。根据这一法则，争利者即便再有道理，争本身却有悖于仁义：“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帐的人” 。正因在儒家社会中“交易”变成“交情”，这就不仅拉紧了彼此的情感纽带，也大大减少了各种利益纠纷和摩擦——既然我的利益都该礼让给兄弟朋友，又怎能公开争利呢？中国传统法典中没有民法，今天看来是落后，放到当时却未必。内有德治，外有刑罚，等于取消了民事诉讼。假如丢一头羊，打一场架也要对薄公堂，以今日农村司法现状视之，那古代县衙机构该膨胀多少倍不说，还将生出多少腐败啊！贫瘠的民力难以承受这种高诉讼成本和司法腐败，自然就纷争频仍、官黑民反、国将不国了。我称儒家德治思想为高绝，绝非饰言。

接下来，我们专门谈一下儒家仁爱思想在历史上的人道价值。就在罗马时代将奴隶随意买卖杀戮，甚至以奴隶决斗、人兽厮杀取乐时，儒家已在倡导敬德保民、厚德仁民思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权”意识。尽管“保民”的动机是维护封建专制，“仁民”的措施也往往落空，但“人”的生命价值却由此获得承认和尊重，并受到“礼”、“法”的保护。这也是取法乎上，不得其中，亦得其下的道理。特别是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儒家的人道规范更是被社会所普遍认同，这就使得中国漫长的“中世纪”相对说来专制而不野蛮、封建而不黑暗。其间，虽然皇帝用活人殉葬制度，直至元代才终结，但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人的生命权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谓宋明理教杀人，也主要是靠宗法舆论而不是靠私刑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宣扬博爱的宗教裁判所杀人，却是要将人活活烧死的）。

不仅如此，在基本生命权受到保护的前提下，儒家个体还能从角色转换中受到来自下层的爱戴、普遍体验到自我尊严。下层角色的这种爱可能是异化的，但上层角色所获得的尊重却是真实的。即便受虐待最严重的童养媳，也都有从自己孩子那里获得爱和尊重的权力。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绝对的下贱种姓或终生奴隶，只有底层的或奴隶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角色权力的转换或享用中，国人获得了有限的人道尊严。由于没有现代人文思想和人权平等理念做参照，这有限的甚至虚假的人道尊严给当时百姓带来的知足感受和幸福体验，是今人所难以体察的。儒家社会的“人权记录”也因此而远高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欧洲希腊化时期斯多亚学派哲学家便提出人权博爱理论，“力劝皇帝实行仁政，实施宽恕……并且严厉批判那些随意剥夺人权、残酷迫害奴隶的罪行。” 但这种呼吁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黑暗的中世纪姑且不说，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发动的灭绝种族的侵略战争、所保护的奴隶制及种族隔离政策一直延续二十世纪中期，其血腥与暴力的“人权”记录令人发指。西方学者直到上世纪还曾寄希望于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社会痼疾，道理恐怕也就在此。儒家仁爱的人道实践价值曾大大高于西方博爱理论恐怕也是不争的实事。

儒家文化“仁—礼”并举，无论是控制稳定社会也罢，保护“人权”也罢，其动机都是维护君主专制，但客观上却使中华文明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版图能在生产力极端落后、通讯交通极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持续二千多年保持下来，并代代承传不断进步，最终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正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途径一样，实践也是检验价值真理的惟一途径。对于历史已证明了的儒家优胜处，我们理应充分肯定。包括“克己”、“无我”之仁爱，从巩固宗法制度、实现“人道”的社会效果来说，也是应该承认其历史进步价值的。

❻ 论述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主张基本的内容及时代意义。

1、主张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值得商榷）。具体包括：

互敬互信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

仁而有序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微言大义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重义轻利

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

格物致知

儒家的格物致知就是专门从事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此学派已失佚，后来成为儒家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2、影响深远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先秦时，儒家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与其它诸子百家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国人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中国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

❼ 如何评价儒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为什么呢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儒家经典至少传承了两千年，蕴含了中国五千年的智慧，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盛行的今天，它必将以与时俱进的方式回归公共生活，对当代人的衣食住行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传承人，我们有责任弘扬儒家经典文化，使之在世界上闪耀。

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是道家、墨家、法家、阴阳百家之一。自汉武帝统治以来，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自孔子以来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儒家思想正在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全面考察儒家思想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有人认为中国儒家思想有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❽ 如何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时代意义

原文在这里
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漫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它既有过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灿烂发展的千年辉煌，也有过在西学东渐的现代化门槛上被新文化运动扫地出门的百年式微。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理性文明危机的加深和全球范围内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儒家文化在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复兴。从20世纪后期学术界关于海外新儒学研究的兴起，到本世纪初国学热的出现，儒家文化在思想界和理论界重新恢复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无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还是对于人类社会应对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下的儒学热、国学热中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例如，有些研究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不顾启蒙精神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而予以全盘否定，而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又不顾儒家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而全盘肯定，甚至不加分析地对之予以美化和神化。这种对待中西文化的非此即彼的片面的和非历史的态度，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上的提升，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通过对现代新儒学和国学热中各种观点的具体研究，我们应当对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作出具体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分析，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各种文化精神积极对话、交流整合。这样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新文化精神的健康生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性的危机与启蒙的反思

启蒙和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一方面，从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来看，启蒙精神的生成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日益发达的理性文化精神和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地加速发展。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从启蒙精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从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历史发展结果来看，启蒙和现代性的局限性和其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人类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因此，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限度，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都进一步表明，启蒙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远未解决的开放性的课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

应当说，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很多思想家自觉地反思启蒙精神的内在局限性，揭示现代性的危机特征和消极后果。其中不乏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大家，例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哈贝马斯等。由于这些思想家置身于发达理性文化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成果之中，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现代性的危机及其消极后果，因此，他们关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包括中国的理论家很难企及的。但是，西方理论界的启蒙反思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虽然当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反对“西方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但是由于缺乏对西方之外的丰富文化资源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某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只是从西方文化资源内部去思考启蒙的局限性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种意义上，包括现代新儒学、国学等领域在内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就具有某种独特性，他们把西方启蒙精神之外的丰富文化精神都纳入自己的视野，特别把与西方文化同样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儒家思想作为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重要借鉴和参考，这样，就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开辟了新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积淀的亚洲国家的现代化的加速和成功，随着中国这一具有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世纪之交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就吸引了更多的东西方学者的目光，成为启蒙反思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这一课题的提出和成功解答，不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都将产生十分重大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的传统与现代

现代新儒学首要的文化使命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推动儒学的复兴。“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一种学说、一个流派或思潮。”①而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复兴儒学，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和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问题，从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根基问题。所以方克立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家“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几代的现代新儒家所关注的共同问题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学同现代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也就是儒家伦理和文化精神同西方理性启蒙思想的融合问题。第一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承认中国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义做法。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仍有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因素，然后与西方理性文化相会通，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来弥补儒学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主导倾向是推动儒学适应现代西方文化价值。20世纪50年代之后，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继承了第一代新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以“心性之学”为儒学的正统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在中西方文化冲击和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第三期儒学”的发展。他们同第一代新儒家一样，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价值，努力论证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精神同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的契合与一致。“现代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文化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他们希望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以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也就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科学和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正道补正、扩充和发展儒家外王之学。”③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代，以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应当说，在强调儒学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和融合方面，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继承了前两代新儒家的价值立场。这一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人们对儒家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理性文化危机加深导致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这种大背景下，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自信进一步增强，对西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也更为深刻。由此，他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得他们关于启蒙的反思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应当说，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遭遇的困境、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等，都使得我们关于“复兴儒学”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老文化精神到底能否与现代化对接？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对接”？在什么意义上“不能对接”？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人类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合理定位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用？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国学家和其他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远未获得令人信服和令人满意的成果。实际上，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的学者主张弘扬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弥补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和启蒙价值的不足；有的学者则强调东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以及更多的文化资源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还有的学者则把按照“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逻辑把儒家思想文化和西方启蒙精神简单对立起来，主张用儒学的复兴取代已经陷入深重危机之中的西方理性文化，④这种极端的观点，在一些现代新儒家和国学家那里也不少见。

在这一问题上，第三代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启蒙观的情形比较特殊。应当说，同前两代新儒学思想家相比，杜维明对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性的复杂命运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为直接的体验，因此，他关于西方启蒙思想遭遇和儒学文化当代命运的理解更为全面，更具包容性。一方面，他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具有充分的国际交流的学术视野，因此能够冷静地判断儒学的当代价值的限度，他在揭示西方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负面时一直坚守启蒙的核心价值，同时，在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时也没有忽略其局限性和“阴暗面”，因此，杜维明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中缺乏民主等现代文化精神，因此必须经过现代转型才能与西方启蒙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才能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⑤另一方面，虽然杜维明已经意识到，儒家文化即使经历了现代转型，也不可能取代西方启蒙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资源来支撑现代化。不过，杜维明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历史制约和内在局限性，但是从年轻时代就确立起来的推动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又常常使他把儒家学说理想化，脱离开儒家思想文化产生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构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和儒学的当代复兴的前景，并由此强调形成以儒家伦理支撑的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在这种“美好的愿望”支配下，在没有对东亚工业或者亚洲现代化内在的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做出实证研究的情况下，仅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成功这一结果，就做出东亚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对接的成功典型的结论，的确缺乏说服力。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显示出杜维明启蒙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

在破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把握各种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定位。特别是关于儒家思想文化，我们一定要形成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和全面的分析把握，不能脱离儒学产生和赖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确立“儒学复兴”等笼统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当前的“国学热”就明显存在着不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而笼统地美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倾向。从总体上看，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等，这些社会条件和土壤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进而，儒学的主旨是维护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缺乏启蒙理性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正义等核心价值。在这方面，杜维明虽然意识到儒学内在缺乏民主的价值取向，但是，他认为儒家文化中包含着正义等核心价值，这是一种表面化的、不确切的解读。正如张锡勤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所谓“公平”和“公正”思想是以维护等级制和等级秩序为大前提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乃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等级不平等的大前提下追求、实现公正、公平的。在古代，即使最公正、公平的人，也不可能突破阶级压迫、封建剥削的大格局”。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全面复兴儒学，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并且期待以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张锡勤指出：“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宗族制的社会结构乃是传统儒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母体。而到近代，中国历史既已发生历史转折，古老的中国社会业已艰难曲折地转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价值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传统儒学的主流、统治地位势必随之终结。”⑧包遵信也同样强调了儒家整体地和全面地复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基本价值同现代文化价值是不相容的。他在讨论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学文化的“内圣”和“外王”的“强”与“弱”的争论时指出，现代新儒家提出要使儒家文化的“外王”更强一些，更富于弹性，以便让它能够兼纳科学和民主，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在他看来，“强”与“弱”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文化价值系统的评价，从传统文化自身说，却完全与它的价值系统相一致，新儒家既然肯定“内圣”的“道统”地位不能变，他们实际要维护的也正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而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是科学和民主政治。“如果儒家传统价值系统不变，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即使有了科学和民主，又怎么能有效发挥它们的功能呢？新儒家企图不触动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把科学和民主当作‘外王事功’纳入中国文化，以为这样办就能实现儒家的现代转化，岂非过于天真，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团泡影。”⑨

当我们这样来判定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定位，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完全消极的和悲观的态度。相反，只有我们丢掉那种从总体上或者整体上让传统儒学复兴，让它承担替代现代启蒙精神而拯救人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才可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儒家文化精神中优秀要素的当代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确立的理论基点在于：第一，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把传统儒学整体搬到今天并使之复兴，而是为了塑造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就特别突出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文化价值。第二，重视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重点不在于使之成为刺激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而在于使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文化平衡机制或制约机制的作用，修补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对其形成合理的价值约束。第三，我们重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和内在关联问题，不是要用它来替代或者否定启蒙精神，不是运用儒家伦理来支撑一种与西方启蒙精神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而是为了积极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从而共同塑造有益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杜维明的许多探索对于我们的启蒙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❾ 儒家学说对当今世界的贡献是什么你怎么看看待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为了当今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向，是一种文化力量，我认为儒家学说是当时朝代伟大的思想文化，世世代代影响了许多人，也影响了国家的厉害发展进程。文化力量不可小觑，在当时的朝代，君王也需要一种文化思想来稳固社会地位，团结人民，继而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如何转播有效的文化和文明，这是每一个统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儒家学说正好顺应情势，成为了这样一种思潮。

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文化逐渐变得遥远和陌生，但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在默默传承，结合时代演变成新的思想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一时期的国家稳固和繁荣，与这些优质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关系，积极的文化思想也将带领这一代的年轻人走向更加强大美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