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是哪个历史人物

⑴ 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历史沿革

伯克利音乐学院始建于1945年，创始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钢琴和作曲的劳伦伯克教授，只讲授当时还不登大雅之堂的爵士音乐。刚开始只招收到一名学生，但随着爵士音乐的变化与发展，该学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于现代音乐的学生，随之发展壮大。到了50年代，伯克利音乐学院开设的课程又增添了乡村音乐、蓝调以及摇滚乐。60年代，当通俗音乐大行其道时，伯克利音乐学院增添了通俗歌曲写作课程，使音乐创作者能够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音乐制作室来录制他们的作品。到了90年代，音乐已经成为年收入数百亿元的产业，伯克利音乐学院又设置了音乐商业企业管理专业，以培养懂音乐又懂市场行销的现代商业管理人才。此后，随着音乐疗法在美国的兴起，伯克利音乐学院又设立了相应专业，以培养下一世纪也许会流行的全新音乐医疗方法和技术。正是由于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伯克利音乐学院才享有盛誉。

⑵ 美国大学里面bild是什么课

BILD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MBA课程的一个项目。
"BILD is our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innovative leaders-through culture, specific capabilities,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BILD是我们发展创新性领导的一项策略——通过文化、特长和实践学习。)
“Berkeley Innovative Leader Development (BILD) is a connective theme tha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MBA curriculum to ensure that every student develops leadership skills.”
（伯克利创新领导力发展项目（Berkeley InnovativeLeader Development）是贯穿整个MBA课程的主题，并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培养自己的领导力才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简称伯克利 (Berkeley或Cal)，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东北部，是世界最富盛名的公立大学之一，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位列2015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3位 。伯克利是加州大学10所校区中历史最悠久的校区，是美国最自由、最激进的大学之一；该校学生于1964年起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反越战运动”等在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政治和道德的看法。伯克利还是世界数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拥有世界排名第1的理科、世界第3的工科 和世界第3的计算机科学，其人文社科也长期位列世界前5 。
截止2015年，在伯克利工作或学习过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于70位、菲尔兹奖（世界数学最高奖）得主不少于8位；伯克利还拥有世界最多的20名图灵奖（计算机界最高奖）得主 。数学大师陈省身在此建立了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在此任教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欧内斯特·劳伦斯在此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并建立了美国顶级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伦·西奥多·西博格等人在此发现了十六种化学元素，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其中第97号元素“锫 （Bk）”更是以“伯克利（Berkelium）”命名；在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伯克利为旧金山南湾的硅谷培养了大量人才，包括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和苹果公司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

⑶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加州最佳的州立大学，也可称得上是全美最好的州立大学，1997年全美公立大学排名，它独占鳌头，列全美第1。毕业于研究生院的学生中，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方面名人的都比其他大学毕业生多。学校教授里有16个诺贝尔奖得主，有的老师是克林顿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激进的两个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60年代嬉皮文化、反越战运动、东方神秘主义文化、回归自然文化等都是起源于这里。当年伯克利的代言人便是诗人爱伦金斯堡。最近这十几年是高科技的天下，伯克利又开始缔造新的神话

⑷ 伯克利打火机有什么历史

二战时期。伯克利打火机是美国二战时期打火机，材质来说以铁和铝为主，大多数为漆面机、带风罩机，翻盖机有大家熟悉的zippo、park、berkeley、windy等，其实还有很多品牌及其火机出现在了美国大兵手里、军需商店里，大兵们选择肯定以价格和实用为主。

⑸ 美国历史上十位五星上将分别是谁

美军史上的十位五星上将 1.约翰·约瑟夫·潘兴 约翰·约瑟夫·潘兴(John Joseph Pershing)，绰号：黑桃杰克 生卒年：1860.9.13—1948.7.15。 出生地：密苏里州林恩县拉克利德镇， 逝世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华耳特里德医院， 安葬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阿灵顿国家公墓； 学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 职务：美国欧洲远征军司令、陆军参谋长， 军衔：陆军特级上将(General of the Armies)（非General of the Amry），1919年授予； 夫人：华伦； 参战经历：1898年入侵古巴，1916年入侵墨西哥，1918年圣米耶勒战役等； 着作：《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最后的报告》； 名言：“这场战争是以无私无畏的英勇不屈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进行的，这种精神是取得最终胜利所必须的。” 注意：严格说来，潘兴的军衔级别应高于此处的其他将军，但因为其实际地位存在争议，故亦列举在此。 2.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 生卒年：1880.12.31—1959.10.16； 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尤宁顿镇， 逝世地：弗吉尼亚州沃尔特-里德医院， 安葬地：弗吉尼亚州迈尔堡； 学校：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职务：陆军参谋长、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 军衔：陆军五星上将(General of the Army)； 夫人：伊莉沙白-科尔斯-卡特、凯瑟琳-布朗； 着作：《马歇尔报告》； 名言：“真正的伟大的将领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斗，战役无非是一系列 克服的困难而已。一个真正的将领不论困难如何艰苦，都能够展现才华，转败为胜。” 3.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生卒年：1880.1.26——1964.4.3； 出生地：阿肯色州小石城， 逝世地：首都华盛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 安葬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学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 职务：西点军校校长、驻菲美军总司令、太平洋西南战区司令、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 军衔：陆军五星上将(General Of the Army)； 夫人：路易斯-布鲁克斯、琼-费尔克洛斯； 着作：《往事的回忆》。 4.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生卒年：1890.10.14—1969.3.28，但为了竞选美国总统，后来放弃了五星上将军衔，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现役军人不得竞选总统； 出生地：德克萨斯州丹尼森， 祖籍:莱茵河地区 逝世地：首都华盛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 安葬地：堪萨斯州阿比林城； 学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 职务：欧洲盟军远征军总司令、美国陆军参谋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三军总司令、美国第34届总统； 军衔：陆军五星上将(General Of the Army)； 夫人：玛丽-吉瓦尼-杜德；着作：《远征欧洲》、《受命变革》、《缔造和平》、《悠闲的话》； 名言：“我不能容忍那些把一切与他们见解不同的人都称作共产党的极右分子，我也不能容忍那些高呼我们其余的人都是残酷的贪财牟利之徒的极右分子。” 5.亨利·哈利·阿诺德 亨利·哈利·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绰号：快乐的阿诺德， 生卒年：1886.6.25—1950.1.15； 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格拉得温， 逝世地：加里福尼亚州索诺玛市， 安葬地：加里福尼亚州索诺玛市； 学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 职务：陆军航空兵司令、陆军副总参谋长、陆军航空队司令； 军衔：空军五星上将(General of the Air Force)；夫人：埃利诺-A-普尔； 着作：《全球使命》、《空战》； 名言：“卓越的研究工作是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空军的第一要素。” 6威廉·丹尼尔·莱希 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n Daniel Leahy)， 生卒年：1875.5.6—1959.7.20； 出生地：艾奥瓦州汉普顿市， 逝世地：马里兰州贝赛斯达市， 安葬地：马里兰州贝赛斯达市； 学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职务：海军作战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参谋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军衔：海军五星上将(Fleet Admiral)； 着作：《身临其境》。 7.欧内斯特·约瑟夫·金 欧内斯特·约瑟夫·金(Ernest Joseph King)， 生卒年：1878.11.23—1956.6.25； 出生地：俄亥俄州洛雷恩市， 逝世地：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市； 安葬地：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市； 学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 职务：大西洋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英美联合司令部成员； 军衔：海军五星上将(Fleet Admiral)； 夫人：玛蒂； 着作《1941—1945年战争中的美国海军(向海军部队的正式报告)》、《金*海军五星上将》； 名言：“通向胜利的道路是漫长的，日子将是艰苦的。我们要尽已所有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尽快拥有大批军舰和飞机，然后我们大举反击，最终赢得胜利。” 8.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切斯特·威廉·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 生卒年：1885.2.24—1966.2.24；绰号：海上骑士 出生地：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堡； 逝世地：加里福尼亚州伯克利市； 安葬地：加里福尼亚州伯克利国家公墓； 学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 职务：海军人事局局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 军衔：海军五星上将(Fleet Admiral)； 夫人：凯瑟琳-弗里曼； 着作：《海上力量：海军史》、《太平洋的胜利：海军的抗日战争》； 名言：“我不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我相信只要存在任何成功的希望，就必须运用外交手段。和平是可以获得的，只要我们具有勇气、耐心和才智。” 9.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 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William Frederick Halsey)，绰号：蛮牛。 生卒年：1882.10.30—1959.8.16； 出生地：新泽西州伊莉沙白市； 逝世地：加里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安葬地：加里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学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 职务：太平洋舰队航母特混舰队司令、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第3舰队司令； 军衔：海军五星上将(Fleet Admiral)； 夫人：弗朗西丝-库克-格兰迪； 着作：《哈尔西海军上将的故事》。 10.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 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1893.2.12－1981.4.1） 1950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 1915年在西点军校学习。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任步兵学校校长，后任步兵师师长。 1943年任美国第二军军长，在突尼斯和西西里作战。 1944年任驻西欧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 1944年8月任驻欧洲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 1947——1949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1949年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1953年卸任。

⑹ 柏克莱的哲学史

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曾经写道他:“因此,伯克利是第一个把主观的起点真的认真和演示它的绝对必要性无可争议。他是理想主义的父亲……”。[26]
乔治·伯克利已经降低了在手册作为一个伟大的发言人的英国经验主义[27]。
今天,每个学生的历史哲学是熟悉认为,有一种线性发展涉及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主要从洛克通过伯克利到休谟[28]。
伯克利影响了许多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大卫·休谟。托马斯·里德承认,他提出了一个激烈的批评贝克莱主义,他已经欣赏伯克利的哲学体系很长一段时间。[29]伯克利的“思想工作成为可能,因此康德的休谟,指出怀德海。“[30]一些作者之间画一个平行伯克利和埃德蒙德·胡塞尔。[31]
在伯克利的一生他都比较uninfluential哲学思想。[32]但兴趣主义增长从1870年代当亚历山大·坎贝尔弗雷泽,”伯克利的主要学者的19世纪,“[33]的作品发表了“乔治·伯克利。“一个强大的冲动在伯克利的哲学严肃的研究是由A . A .卢斯和托马斯·埃德蒙·杰瑟普,”两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伯克利学者,“[34]感谢谁伯克利奖学金是提高军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呈哲学科学。
伯克利的比例奖学金,在文学历史的哲学,是增加。这可以判断从最全面的参考书目

⑺ 世界着名哲学家

苏格拉底(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英译: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腊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公民陪审员，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更被后人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身为雅典的公民，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的机会，但他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

柏拉图

柏拉图(Plato，Πλάτeων，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对话都有苏格拉底出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那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所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教导苏格拉底应该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

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希腊文:Έπίκουρος，英文:Epicurus，公元前341 - 前270年)，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并要学会快乐。

休谟

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学者对于休谟的着作研究仅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但是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着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着作长达60至70年。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经常将其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

贝克莱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年3月12日-1753年1月14日)，出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十八世纪最着名的哲学家、近代经验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开创了主观唯心主义。并对后世的经验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为纪念他加州大学的创始校区定名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贝克莱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十五岁时考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十九岁获得学士学位，在二十二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留校担任讲师和初级研究员。贝克莱的代表作有三部:分别是在他24岁时刊行的《视觉新论》，25岁发表的《人类知识原理》，28岁时出版的《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三篇》。贝克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生前担任教会主教十八年，一直致力于经验主义哲学的详细分化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创建。在1752年移居牛津附近的商学院，次年1月14日逝世，死时未满68岁。

⑻ 介绍一下伯克利这个城市

伯克利为世界各地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才。

英特尔公司总裁 Andrew Grove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和 Moore 定律发明人 Gordon Moore 、 Sun Microsystem 创始人之一和公司总裁 Bill Joy 、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 Steve Wozniak ，这些人创办的公司在不同方向和领域成为了全球 IT 行业的标准。他们都来自伯克利。世界第一个华裔宇航员 Lerog Chiao 、美国 20 世纪福克斯董事局主席 Peter Chernin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Earl Warren 等等也都是伯克利学子中的佼佼者。

伯克利和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一直联系广泛。着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国学大师赵元任教授等等都在伯克利学习和工作过。年轻一代的包括着名经济学家钱颖一、世界纳米研究领域的新星杨培东也成为伯克利的骄傲。

“比黄金更能给加州人带来光荣和喜悦的大学”

19 世纪上中叶，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迅速推进，“淘金热”、“淘银热”席卷加利福尼亚等西南部地区，一股股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各自的利益拼命搏斗、无情掠夺。丰富的宝藏遭到野蛮的吞食，辽阔的沃野充满了杂乱与喧嚣。目睹此情此景，加州有识之士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在挖掘矿藏之前，先要开发才智。”于是，在“富口袋”的同时，“富脑袋”的声音响彻西部旷野。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的起草人要求这个新州的立法机构“用各种方法鼓励知识、科学、道德和农业的发展”。他们梦想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将比黄金更能给加利福尼亚人带来光荣和喜悦”。

1868 年 3 月 23 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法令，将私立的加利福尼亚学院和公立的农业、矿业与机械学院合并，成立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址在旧金山海湾旁的伯克利（ Berkeley ）。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已经有十所分校，但伯克利分校依然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的旗舰。

时至今日，加州的工农业发展在美国 50 个州中独领风骚。如果把它算作一个国家，它的工农总产值可以在世界上排名第八。 130 余年后的今天，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全球闻名的顶级研究型大学，为美国和其他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各级各界的人才。这所公立大学与私立的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共同支撑起与美国东部常春藤大学相比肩的西部学术脊梁。

毫无疑问，加利福尼亚州的创始者们对一个给加利福尼亚人带来光荣和喜悦的大学的梦想在伯克利得到了实现。伯克利分校 130 余年的发展，是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西部发展的体现之一。早期的加州带给人们金色的梦想，所以被称为“金色之州（ Golden State ）”，今天的加州是世界翘首的高科技先驱。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使无数 IT 科技天才实现了梦想，他们企业和发现改变了和改变着世界。在硅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伯克利分校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典与现代建筑艺术交融的校园

伯克利分校占地 1230 多英亩，它从伯克利城区一直延伸到林木覆盖的伯克利山麓。校园内终年绿树成荫，草坪如毯，花开不谢。 80 多座巍峨的建筑物散布其间，更显得清幽典雅，让人流连忘返。在校园深处德维内尔人文大楼后面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高塔，它就是伯克利分校的标志性建筑萨瑟塔。萨瑟塔是仿照威尼斯圣玛可塔的式样设计的，塔高 307 英尺；塔内有 12 个大铜钟，大小不一，最大的重达 4118 磅；塔顶建有一个 48 个钟铃的报时钟。大钟每天敲响三次，报时钟 24 小时报时，钟声悠扬，在整个校区久久回荡，别有一番情趣。登上塔楼，极目远眺，但见旧金山市鳞次栉比的楼群，水天一色的海湾，状如长虹的金门大桥，一切都尽收眼底。

校园多元的建筑风格和学校的气氛都体现了”学识城市“的理想。最具代表性的钟楼（ Campanile ）、大学图书馆（ Doe Library ）和希腊剧场，在建筑师 John Galen Howard 的监督下，于 1902 年到 1917 年之间落成。由这位着名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体现了欧洲古典思想的优美、典雅和尊严，而其浓郁的人文色彩，与周围其他建筑风格较为现代化的大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并没有使校园杂乱无章，相反，古典和现代风格的相互交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智慧的多元性质。

“平民出身的孩子也梦想着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1997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后，姜国华进入了伯克利来攻读博士学位； 2004 年，姜国华已经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的助教授。在谈起伯克利的时候，姜博士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他说，平民出身的孩子也会梦想着接受世界最好的教育。伯克利，就能够给他们一次实现这个梦想的机会。

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的起草人要求这个新州的立法机构“用各种方法鼓励知识、科学、道德和农业的发展”。他们梦想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将比黄金更能给加利福尼亚人带来光荣和喜悦”。

姜博士介绍说，美国的大学分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两种类型。公立大学主要是由政府投资和提供财政来源；私立学校则主要靠校友的捐赠等，很多着名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等都是私立大学。伯克利作为一所公立大学，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全体居民。她为任何一个有梦想的优秀学子提供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不分贫富，不分种族，不分地位。伯克利本科生的学费不到一般私立大学的一半，甚至更少，这就为来自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创造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机会。

伯克利的招生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种族优惠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给来自于少数族裔的学生更多的机会。近几年来，伯克利在招生中除了考虑学生的成绩以外，还考虑学生成长的家庭和社区环境，考虑到学生成长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及他们如何应对困难和挑战的情况。所有的这些政策都给更多的来自贫困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孩子带来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机会。姜国华说：“我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他们有个说法：聪明并且家境好的孩子，可以去读斯坦福；聪明的但是家庭经济紧张的孩子呢，可以来伯克利。”然而，伯克利分校的质量与其他任何一所学校相比都并不逊色，该校为学生提供小班学习的环境和现代化仪器设备等一系列辅助教学的良好条件。

姜博士回忆说，伯克利欢迎来自美国其他州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在那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民族服饰，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还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不同国家的食品。事实上， 2003 年伯克利共有 33076 个学生，白人只占 34% ，亚裔占到 34% ，其中华裔就占学生总数的 16% ，其他多为非洲裔和南美裔。伯克利校园无疑是美国最种族多元化的社区之一。

“学术精神与同伴压力（ peer pressure ）”

1995 年，在每十年进行一次的美国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学术水平评估中，伯克利的 36 个学科中有 35 个在全国名列前十名。 18 位伯克利的教授和数目不少的伯克利毕业生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包括近年来获得经济学奖的阿克罗夫教授（ George Akerlof ）和麦克法登教授（ Daniel McFadden ）。此外，伯克利的教授中还有大批的美国各个科学院院士（如 127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着名奖金获得者（如 137 位富尔布赖特奖金获得者）。

平民出身的孩子也会梦想着接受世界最好的教育。伯克利，就能够给他们一次实现这个梦想的机会。

伯克利设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机构，其中有美国能源开发署的三个世界闻名的大型研究中心：劳伦斯伯克利实验研究中心、劳伦斯弗莫尔实验室、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其中，劳伦斯伯克实验研究中心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研究中心，该中心规模庞大，拥有实验建筑群 54 个。仅这个研究中心先后有 8 人获诺贝尔奖金！伯克利 1943 年创建的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是美国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基地，它对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着名物理学家、美国原子弹之父J．罗格斯·奥本海默就是这个实验室的杰出科学家。

所有的这一切成就与伯克利勤勉、宽松、自由、鼓励创造性和独立性的学术氛围分不开的。在看似自由和散漫的文化背后，其实是严谨的教学和科研精神。姜国华讲述了一件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的小事。

在姜博士学习的哈斯商学院里，年轻的助理教授们要把大部分周末和节假日用在工作上，这通常可以理解，因为他们面临着证明自己的压力。可是，许多有终身职位的教授们也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工作。“我每次和导师 Brett Trueman 教授约时间谈研究进展，他总是迅速地回复‘明天早上 8 点'。有一年的 12 月 30 日，我给他发邮件约见面，他也出乎意料地当天回复‘明天早上 8 点'。我有些措手不及，本以为还有新年前后几天时间考虑多些再谈的，不想他 12 月 31 日还会来办公室工作。”

伯克利的教授都保持一种“大门敞开（ open door ）”的习惯，学生即使不预约也可以随时到老师的办公室谈学术问题，教授们如果不是脱不开身的话，就会饶有兴致地讨论起来。

伯克利人崇尚民主、自由、独立和批判。教授不会把自己的观点或研究兴趣强加在学生身上。作为学生，我们可以选择和导师的研究方向不一样的题目，而导师也会和学生一起学习这个题目。导师在指导学生时会反复强调“你的研究哪里和别人不一样”，“你的方法是否严谨”，“你的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教授们不光对学生这样要求，教授之间也是这样，在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上，教授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正是经过这样的探讨与批判，一篇文章才越写越精。在伯克利，学术上的精益求精是一种弥漫的氛围，让每个人都受到感染。“同伴压力（ peer pressure ）”使任何一个教授，如果放弃或放松研究工作，就会感觉到来自周围的无形的压力。

伯克利的很多大牌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即使在外界颇负盛名，也依然平平淡淡地做着他们的研究。姜国华记得他选过麦克法登教授的课，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部分时间在做研究、写文章，很少看他出去演讲，或者做别的出风头的事情。“学术精神吸引来了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才，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才又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了学术精神。所以伯克利以及其他类似的大学，才能历久而常青。”姜博士深有感触。

“你的思想永远会得到尊重”

加州大学素以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着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伯克利，没有来自保守传统的约束，没有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你的思想永远会得到尊重，即使别人并不同意你的观点。正是这种缘自西部开发的自由思想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孕育了无数的新思想和伟大的新发现。

伯克利的另一个传统是对人权、民主与自由的不懈追求，这也是很多学子梦想伯克利的一个原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反越战，这里成为了美国“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姜博士清楚地记得，伯克利校园旁有一个“人民公园（ people's park ）”，这个公园因为是反越战的集会地点而出名。伯克利人也一直把人民公园当作一个“言论自由运动”的标志，引以为傲。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伯克利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其他分校的师生一起斗争，迫使加利福尼亚大学当局停止投资和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有关系的美国公司。

在伯克利大学的广场，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集会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示威活动是因为研究生生活补助太低，学生表示不满；有的是因为国际局势上的一些大事情，比如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伯克利师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华人的骄傲—田长霖校长

姜国华博士说，谈起伯克利，就不能不提起曾经担任过伯克利校长的田长霖教授。田教授不仅是伯克利的骄傲，更是华人的骄傲。 1990 年，田长霖成为伯克利校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惟一在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里担任过校长的华人。他祖籍湖北，武汉出生，在上海和台湾长大，留学美国，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伯克利工程学院教授。

田长霖校长对伯克利乃至华人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据说，刚到美国时田长霖在南方的一所学校读书，第一次坐公共汽车去上学时他发现汽车前半部分坐的是白人，后半部分坐的是黑人，他不知道自己该坐哪里。后来，司机让他坐在了前面。从那以后，田长霖宁可步行，也不坐公共汽车。这件事情对田长霖影响很大。他担任了伯克利校长以后，即大力推动校园内的种族多元化。

今天，田校长的努力已经非常有成效，伯克利校园已经是美国最种族多元化的社区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很长时间内在招生过程中实行种族优惠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主要为非洲裔和南美裔的高中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入学名额。 1997 年，大学董事会取消了这个政策。田长霖校长为抗议这个决定，毅然辞去了伯克利校长职务，他的行动在美国社会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香港回归后，田长霖教授曾经应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担任香港科技发展委员会主席，为香港的发展政策咨议。

“学术精神吸引来了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才，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才又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了学术精神。所以伯克利以及其他类似的大学，才能历久而常青。”

姜博士说：“田长霖校长非常平易近人。有一次，我在伯克利一个餐馆和几个北大的同学吃饭，遇到前来就餐的田教授，听说我们是从北大来的学生，他很高兴地和我们聊了起来，还说起和我们陈佳洱校长一起上小学时的事情。”

⑼ Paul Graham: 市井雄心

说我长文不配图，你看我文章在乎那一张图？

伟大的城市吸引有抱负的人。在城市里徜徉时，就能感觉得到。城市在通过几百种方式向你传递着信息：你能做得更多；你应该再努力一点儿。

这些信息千差万别，令人瞠目。纽约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赚更多的钱。当然，也有其他信息——你应该更时髦一点儿；你应该打扮得更帅一点儿。但是最清楚不过的信息就是：你的钱包得再鼓点儿。

我喜欢波士顿（或者剑桥）的一点，就是这里城市在告诉你：你应当更聪明。你真的需要读一读你曾经列进读书计划的那些书了。（注：波士顿的剑桥就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所在地）

在你探究一个城市在发出什么消息时，答案常常会出乎意料。硅谷对聪明脑瓜很是偏爱，它传递的消息却是：你应当更强大。

这和纽约的有所不同。权力在纽约也有作用，不过纽约人有点儿见钱眼开，即使那是你不费吹灰之力继承来的。而在硅谷，飞来横财除了地产商，没人看得上眼。这里在乎的是你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人们关注 Larry 和 Sergey 不是因为他们腰缠万贯，而是这两个家伙控制着 Google，而 Google 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城市发出什么消息有多大的影响呢？经验告诉我们：很大。你也许认为如果自己要是有一根钢筋般的神经支撑着自己去做大事，就可以忽视环境的影响——生活地点的不同对你充其量就只有区区百分之几的影响。然而反观历史，似乎影响颇大。在每个时代里，大多数做出大事的人都扎堆在少数几个地方。

以前我就写过，城市是有强大的影响力的：比如生活在米兰的达芬奇。实际上每个你有所耳闻的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画家都住在佛罗伦萨，尽管米兰的城市规模毫不逊色。既然米兰人的天分也并不差，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在米兰也诞生了一位和达芬奇同样天资聪颖的小家伙。可是他后来呢？

如果和达芬奇一样厉害的家伙都被环境埋没了，你觉得自己又有多大胜算呢？

我是不行。即使我相当顽固，我也不会去争这个“人定胜天”。我试图去利用环境—— 我着实为住在哪里费了不少心思。

我一直觉得伯克利是个理想的地方——相当于有了好天气的剑桥。但是我前几年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大失所望。伯克利发出的消息是：你得过得更好。在伯克利能过上非常“文明”的生活。北欧的人过来生活会“此间乐，不思蜀”。但是，这里你听不到嗡嗡而过的雄心壮志。

话说回来，这么舒适的一个地方吸引着一群关注生活质量人也不足为奇。“剑桥+好天气”就不是剑桥了。在剑桥遇到的那些人可不是随便去的，总要做出点儿牺牲——物价很贵，有点儿脏乱，而且天气很差。所以那些在剑桥落脚的人是奔着聪明人堆去的，他们可不在乎风雨交加中趟过泥泞的街道去吃一顿挨宰的晚饭。

我写作时，剑桥似乎是智力世界的首都。我知道这个断言有点儿荒谬。可是又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呢？如果以学生的远大志向作标杆，美国大学现在似乎是最好的。其他哪个城市能来和剑桥比拼一下呢？纽约？是有不少聪明人——但是淹没在榆木脑袋的海洋里了。湾区也有不少聪明人，不过也一样的被稀释了；那里有两所好学校，不过离得太远了。以西海岸的标准说，哈佛和麻省是挨着的，周围墩了20多所其他学校。

剑桥就像一个生产想法的城镇，相比之下，纽约是造钱的，硅谷是孵蛋的。

谈起城市时，我们是在说城市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就是指住在其中的一大群人，所以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但是从我提到的例子里，可以看到情况有变。纽约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剑桥只是城市的一部分，而硅谷连一部分都算不上（圣何塞不是硅谷的首府，它只是硅谷边上的178平方英里而已）。

也许网络会更多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许有一天你所处的最重要的社区是一个虚拟社区，你也就不在乎住在哪里了。但我可不在这上押宝。真实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带宽要宽得多），听，城市在通过微妙的方式给你散发讯息。

每年春天回到剑桥，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就是黄昏时在街上散步，你能透过窗户看进路边的房子里。你要是在 Palo Alto 晚上溜达，只能看到蓝幽幽的电视机。在剑桥，你看到一个书架，又一个书架，摆满诱人的书。Palo Alto 也许和1960年的剑桥差不多，但是你绝对猜不到旁边会有一所大学。现在它在硅谷也就是另一个有钱的邻居而已。

城市和你的邂逅通常有点儿意外——你透过窗户看到了，你无意中听到了。无需踏破铁鞋，只需静心聆听。当然凑过去八卦别人的争执可不受欢迎。不过，总体而言这里听到的闲言碎语的质量要比纽约或者硅谷的好很多。

我的一个朋友90年代搬到硅谷住，她说在那里最糟糕的就是“偷听”不到好东西。那时我还以为她故作清高呢——偶尔搂一耳朵别人的对话是有趣，不过这真能影响到你选择住到哪里吗？现在我理解她了。只要听几句嘀咕，你就知道你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了。

二

无论你如何坚定不移，周围的人对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没到沦为城市意志的傀儡的地步，但是身边如果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难免有点儿沮丧。

环境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就和收入和支出的差别类似。绝大多数人对支出比较反感：为了不损失一美元他们竭力工作，而要是为了挣一美元，他们就没有那么卖力了。同样，尽管很多人意志坚强，不会入乡随俗人云亦云，但是周围的人要是对你心中的事业不屑一顾，能坚持去做的人就不多了。

由于志气之间一定程度上有点儿互斥，而推崇多个又难免费神，所以每个城市都倾向于一种雄心壮志。剑桥人才济济不只是聪明人扎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那边人们不在乎别的。纽约和湾区的教授走路都抬不起头，直到有一天弄到了点儿风投或者开了家小公司，腰杆这才稍稍直起来一点儿。

纽约人从网络泡沫时代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纽约能否像硅谷那样成为创业者的乐土？”这里就能给出一个答案——人们不愿意在纽约开创公司的原因就是，纽约看重的不是这个，在这里你觉得自己就像是个乡下人。

从长远来看，这对纽约并没有什么好处。新技术的力量最终会转化成钱。可以说纽约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只不过比起硅谷，它更看重钱。而事实上，纽约在圈钱的比赛上也渐现疲态：福布斯400里纽约与加州的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1.45（81:56）下降到2007年的0.83了(73:88)。

三

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话要对你说。只有那些成为远大理想聚集中心的地方才会。除非你住在那里，否则要辨别出城市到底发出什么样的消息很难。我能说出纽约，剑桥和硅谷的消息是因为我在每个地方都住过几年。华盛顿和洛杉矶似乎也在说点儿什么，不过我在那里都只是短暂停留，甄别不出他们的呢喃。

在洛杉矶，出人头地似乎事关重大。跻身于炙手可热的名人榜，或者跟着榜里的朋友一起鸡犬升天都会受到追捧。除此之外，洛杉矶的消息和纽约的就差不多了，健康俊朗在这里更被看重。

在华盛顿似乎最重要的是你的圈子。你最想成为一个圈内人。实际上和洛杉矶差不多，你都想冲进那个榜单或者跟榜上有名的人物攀亲。差别就在于这两个榜单的选择标准不同——其实也差别不大。

现在三藩市发出的消息和伯克利类似：你要过得更好。不过要是为数众多的创业公司选择三藩市而非硅谷的话，情况就会变化。在网络泡沫的年代，这种近似奢侈的选择就像花大钱装修办公室一样是失败的前兆。到现在我还是觉着创业地点选在三藩市不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很多好的创业公司都这么做，就不再是个奢侈的标志了，因为硅谷的吸引力就将转移到那里去了。

我至今没有看到可作为智慧中心能与剑桥比肩的城市。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感觉就像伊萨卡岛或者汉诺威：虽然也在发着类似的消息，但是比较微弱。

巴黎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如果你1300年去的话，它也许和剑桥现在发出的信息一样。但是去年我在那里住了一阵子，住在那里的人们的雄心已经与智慧无关了。巴黎现在发出的消息是：做事要有风格。我打心底也赞同这个观点。我旅居的城市里，巴黎是唯一一个人们真心在乎艺术的城市。在美国，只有阔佬们才买原画，即使那些久经世故的老手最多也只能冲着画家的名头去买画的。但是在巴黎，你黄昏时分透过玻璃窗，会看到人们真的在乎画作画得好不好。可谓巴黎一瞥，美不胜收。

从很多城市里我还听到另外一个消息：在伦敦你仍能依稀听见“你得象个贵族”这样的消息。如果你刻意去倾听，在巴黎、纽约和波士顿也是能听到的。但是这个消息在哪里都很微弱。也许100年前会很强烈，而现在湮没在其他声音里了，我要抽丝剥茧的才能寻得半点蛛丝马迹。

四

至此我听到城市传递的消息有：财富，风格，时尚，健美，名声，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智慧，社会阶层以及生活质量。

对于这个列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儿乱。我一直认为雄心是件好事，现在才明白我自己一直只局限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一旦看到所有有野心的人的企图，就不再美好了。

从历史的眼光再仔细检查这张表，我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100年前，体型健美就不会上榜（2400年前倒是有可能）。女士一直比较关心这个，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男的也开始重视起来。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几个方面共同促成的：女性的权力更大了；演员的社会影响以及办公室文化：在办公室你不能穿太花哨的衣服，嗯，那你最好体型要盖过同事。

经济力量一百年前应当就上榜了，但是内涵已经变了。过去它意味着掌控者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但是，现在逐渐演变成了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影响，而举足轻重的人物却不见得有钱——比如重要的开源软件的领导。过去工业领袖手下有一帮在实验室里绞尽脑汁的家伙在为他思考新技术；如今的领袖是靠自己的点子包打天下的。

这个力量越受重视，社会阶层就渐渐被忽略了。我认为这两个变化是此消彼长的。经济力量，财富和社会阶层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阶段：经济力量转化成财富，而财富又是社会阶层的前提。所以，人们的关注点只是向上游移了一些。

五

是不是你胸怀大志就一定要去一个伟大的城市居住呢？非也；所有的伟大的城市都激发着某种雄心，但是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地方。一些工作，你只要一帮聪明的同事一起打拼就够了。

城市能够提供听众，选择同行。而这些对于像数学或者物理这种学科不那么重要——除了你的同事，没人关心你的工作，而是否优秀也很好辨别，管理委员会就能很好的招到聪明人过来。在这些领域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办公室，几个不错的同事。地点就无所谓了——拉莫斯，新墨西哥，哪儿都行。

在艺术，写作或者科技这类领域里，大环境的影响就不可忽视了。这里，顶尖高手并不扎堆在几所好大学或者实验室里——一方面是因为天才很难鉴别，另一方面他们能赚到钱，懒得去大学里教书或者争取研究资金。在这样鱼龙混杂的领域里，身居一个伟大的城市就会收益无穷：你需要来自关心你的事业的人们的鼓励；因为你自己得去找些志同道合的家伙来切磋，为了避免大海捞针，就要学会借城市的吸引力的东风。

你不必在一个伟大城市终老就可撷取其精华。至关重要的几年集中在你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很明显，你不必非得在这样的城市里长大，你也不必去其中的一所大学求学。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有几千人的校园般的世界就够大了。而在大学里你还不必触及最难的事情——发现并解决新问题。

当你开始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时，身处一个四周都是同党的令人振奋的环境就可令你受益匪浅。一旦发现并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想，就可以离开。在印象派画家的圈子里，这个现象很普遍：他们都不在法国出生（毕加索在加勒比出生），也都不在法国去世。但是成就他们的却是那些在法国一起待过的时光。

除非你已经确定了要做什么以及哪里是事业的中心，否则你年轻时最好多挪几次窝。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很难辨别出来它发出什么消息，甚至你都很难发现它是否在发消息。而且你得到的信息经常是错的：我25岁时在佛罗伦萨待了一阵子，我原以为这里是个艺术圣殿，结果我来晚了，晚了450年。

即使一个城市是一个激荡着雄心的地方，在听到它的声音前你也不能确信你和它是否能产生共鸣。当我搬到纽约住时，一开始就激动的不得了。这地方真不错。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意识到我和他们不是同路人。我一直在纽约找剑桥——还真的找到了，在非商业区，不远，一小时的飞机就到了。

有些人16岁就知道自己一生的目标，但对于绝大多数有雄心的年轻人，领悟到“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比“天生我才有嘛用”早一点儿。他们知道得做点不平凡的事情。只是还没确定是要做一个摇滚明星还是脑外科医生。这也没什么错。只是如果你壮志在胸，就得反复试验去找到去哪里生活。你要是在一个城市过得很自在，有找到家的感觉，那么倾听它在诉说什么，也许这就是你的志向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