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七干校历史

① 五七干校的资料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后来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着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着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使机关干部的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委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裕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柳河“五七”干校被树为典型后，各地纷纷仿效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② 石嘴山市五七干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石嘴山市五七学校历史博物馆是在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原址上规划建设的一座再现“文革”期间国务院直属口千名机关干部、家属、子女劳动、工作、学习经历的历史博物馆，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占地面积8520平方米。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后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统称《五七指示》。在这一指示精神的鼓励下，中央国家机关的9万名工作人员，1万名工勤人员，3万名家属，5000名知青先后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创建了106所“五七”干校。
在我区的几所中央国家“五七”干校中，尤以石嘴山隆湖一站（原西大滩）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该干校成立于1968年10月，撤消于1972年4月，历时四年多，是国务院机关根据周总理的“四条指示”所创建的。主要包括从国务院机关下放的1881名干部、家属（不包括14岁以下的200多个孩子）。这些人中不仅有40多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叶籁士、林汉达、倪海粟、周有光等着名学者、知名人士。这些干部职工尽管身处逆境但是那种蓬勃向上的乐观精神和崇高的理想没有动摇，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仍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开展生产劳动，特别是叶籁士、林汉达、倪海粟、周有光等老同志在劳动之余经常一起探讨语言文字改革方面的问题，他们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五七”干校撤消后，人员一部分回京，一部分到石家庄某飞机制造厂继续劳动锻炼。由“五七“干校创办的造纸厂移交平罗县成立了国营平罗县农场。

③ 沙洋监狱的五七干校

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与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如今，更因“文革”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沙洋“五七干校”成为当时在全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着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了北京和武汉。
如今，在沙洋城区周围的小江湖分洪区、湖北省沙洋警官学校旁、李市镇蒋台村、七里湖劳教所等原“五七干校”所在地，当年那些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一栋栋简易红砖瓦平房仍在，书写在墙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语录”仍清晰可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变得破旧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们却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仍向世人讲述着“五七干校”的故事。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
“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五七战士”们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而且由于许多人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五七战士”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蔬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最初大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人还将小麦认成韭菜。为了使“五七战士”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与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每当谈起这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五七战士”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有的人年龄大，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五七战士”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五七战士”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而地方上有事请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样板戏和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组织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片断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颂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当地的江汉油田、农村慰问演出，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运动，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还要“早请示，晚汇报”，“革命生产两不误”。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那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五七战士”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年龄尚小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红卫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董场中学等中小学读书，财政部还自己办起了“五七中学”，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农场化纤厂、沙洋变电站、沙洋邮政局等单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几年后，招工到沙洋各单位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了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深深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着名画家周韶华回忆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经历时，曾深情地说：“五七干校”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书本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着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忆，在沙洋“五七干校”的两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风恶浪，而且“体健心宽”，以至，连感冒都没患过。
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在沙洋留下了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和矢志不移的信念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着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

④ 干校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上世纪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各部门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不信任态度。《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许多老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美术家朱宣咸以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五七干校的夜读》，就是非常形象、生动与典型的反映了五七干校这一历史史实。

⑤ 历史方面，“五七干校”是什么回事

1957年的 “右派”再改造干部学校

⑥ 五七干校的历史产物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
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⑦ 石嘴山五七干校观后感

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打下自己的烙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更是如此，宁夏石嘴山市“五七干校”就是其中的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符号。
石嘴山“五七干校”只是个口头称呼，全称是“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校，来这里的不是娃子，全是高高大大的成年人，也不是当地人，都是来自千里之遥的京城人。
看当年一千多名国务院各部委的干职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盐碱地的宁夏大武口开荒造地，开始了自给自足的新生活。
五七干校的管理实行军代表管理制，干校的运作基本上是半军事化状态，干校的基本任务是劳动锻炼…
他们顶烈日，斗严寒，种植小麦、水稻、高粱、玉米、水果、蔬菜，之后又饲养牛、马、猪、羊、鸡，再后来革命热情高涨，产业越搞越大，办起了醋酱加工厂、造纸厂…
历史已经翻过了时代的一页，五七干校也成了并不遥远的记忆与时代符号，面对历史，有回忆，有思索，回望历史，有审视，有展望，但不管如何，历史永远都客观存在。
五七干校形成了一种精，正是这一辈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新时代需要这种精神，我们需要这种精神！供参考。

⑧ 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历史

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距今也才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一百零六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我明白，他们的足迹一定是蹒跚的，踟蹰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像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留下的《牛棚日记》。 一 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竟将当年的这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位于“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新奇地用录像机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终于开口了，她轻轻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咸宁？”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启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着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壁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着名的画家甚至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的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六千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强劳力”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些？”不料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轻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六十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后，记者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甚至还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比如说：“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又比如说：“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这是为了防止插秧时有人“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通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我的心头一阵发酸，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干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全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轻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二 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干校的“军事管制”方式应该如何评价？一时间，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还不到三个月，他却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零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十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彻底摆脱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候哪怕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军宣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分成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就连国务院规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声唤起，进行“军事训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干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又要挨斗！”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有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强行拆散了，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无夫妻或者其他亲属的关系，一旦入校后，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跑去“野合”；至于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最终是“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六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宛如一名记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其结果，还没到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也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吗？”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狭窄，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当年却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脸的茫然，虽说“?菖?菖?菖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却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年，这里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集体”。其中的成员，按照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溪”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人性终于被“阶级性”所取代了。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写下的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

⑨ 五七干校的柳河典型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⑩ “五七干校”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校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柳河五七干校历史博物馆1966年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 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