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史官记录历史时

1. 传说黄帝有一位史官,名叫仓颉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1] 。
据《河图玉版》、《禅通记》记载，仓颉曾经自立为帝，号仓帝，是上古时期的一部落首领。仓颉在位期间曾经于洛汭之水拜受洛书。[2-3]
仓颉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据史书记载，仓颉有双瞳四个眼睛，天生睿德，观察星宿的运动趋势、鸟兽的足迹，依照其形象首创文字，革除当时结绳记事之陋，开创文明之基，因而被尊奉为“文祖仓颉”。

“史”本是官职名 黄帝时代史官名叫仓颉氏
国学小知识
过去的事儿，我们叫做历史，然而，“史”的本意不是指历史，而是一种官职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如此解释：“史，记事者也。”也就是说，“史”是记事的官吏。《周礼》又说：“史，掌管官书以赞治。”这里“史”又是管理书籍的官吏。
古代的记事之官，每天拿着小本子，在国君前后跟着，有什么事就记下来，这因此让中国的历史书籍很有现场感，很耐读。
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就有史官了，那时的史官名叫仓颉氏，因为他是传说中文字的发明者，所以很有名。还有一个史官，就不怎么有名了，名叫沮颂。渐渐地，人们将史官所记录的书，也称为“史”。
史官权力不大，但国君或者皇帝还是忌惮他们的，因为百年后盖棺定论，就看他们的记录了。宋朝某位史官妨碍了赵匡胤打鸟，老赵敲掉他两颗牙齿，但事后又害怕，马上赔礼道歉并附加赔偿，但打史官这事还是被记下来了。

2. 历史是谁记载的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文化名人外，在每个朝代都有记录历史的史官。

3. 史官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属于哪个部门

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造字史官。仓颉，原姓侯冈，名颉，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夏朝时，已经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太史名终古者就是当时的史官。

宋代，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代，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以国史馆、实录馆修史，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

4. 请教.各朝记录档案或者历史事件的官员名称是什么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夏商周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
（一）大史 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文书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内史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史官制度的演变。
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着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着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着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着作郎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着作郎为着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着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着作兼掌。北齐、北周，着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着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着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征、朱敬则，着名史学家刘知几、吴兢，着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着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着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史官与帝王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时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着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5. 历史上的事件是谁记载

历朝历代都有史官存在，史官的工作就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而且起初的史官都是代代相传的，比如司马迁就是一个史官家族的传人。

我国最早的史官出现于商朝，那个时候的史官主要还是负责祭祀，后来慢慢演变成负责记事的职务了。这些史官都有记录留下，甚至有人编写成书。

因此，在西汉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已经有很多史书存在了，
比如孔子编纂的《尚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着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中的盘庚等篇就是商代原着。

还有《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后来也经过孔子的整理。

以及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等。

司马迁写史记时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代不是很久远，因此除了上述这些书以外，他还通过寻访民间百姓，从百姓口中获取某些史实。所以不能说是无实物考证。

6. 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称什么

称为史官。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

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6)有哪个史官记录历史时扩展阅读：

1.史官与帝王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

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

"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

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

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

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2.史官怎样记载历史

如何记载历史是史官的工作，而根本不是皇帝可能干预的了的，史官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要对皇帝负责，他只需要对事实负责，而皇帝更没有权力对史书进行修改。

正是为了保证这一点，古代史官并不是由皇帝任命，而是采取世袭制度的，就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的史官职务并不是由汉武帝封给他的，而是他由其父亲太史公那里世袭下来的。

古代史官的世袭制保证了史官的人事权力不受执政者干预，史官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处于王权控制范围之外，所以古代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

据说当年曾经有一个人去投奔赵鞅子，赵鞅子因为有事就让那个人等了很久，后来赵鞅子见到那个人，问那个人会做什么?来人说，我没有什么本事，我只会每天跟着你，把你每天所做的丑事都记录下来。

赵鞅子连忙为自己的失礼向这个人道歉。

史官独立，当权者不能干涉史官的工作，但这并不表示当权者不会对秉笔直书的史官进行打击报复，事实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史官文化独立恰恰是由无数史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加以捍卫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史官

7. 史记里记录的史官叫什么名字

记录历史的史官很多人，由太史令统一领导。

8. 中国有将近5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你知道记录历史的官员叫什么吗

汉代叫 太史令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1]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也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职日繁，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形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可见鲁、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时，虢、卫、邾、齐、郑、宋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
有迹象表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巫师集团曾在统治阶层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巫风一度甚盛，至于周代，此风依然不息。诸夏中，虞、夏、殷之遗族和南方楚人，尤其如此。其时巫被视为能“知人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者，凡主持祭祀、占卜、祈禳、驱邪避鬼、祈福免灾、预测丰歉、治疗疾病，皆其专门技能。有的还负担着保存和传播本部族历史传说之职。巫成为“官”后，随着国家机器和官方礼仪制度的复杂化，内部分工日细，至殷末周初，已派生出祝、宗、卜、史等名目。
周代的史官，按照《周礼·春官宗伯》的说法，分为大、小、内、外、御五史，各有职掌。但其时史官仍多与巫官并提，属同一系统。至其地位，则颇受尊重，遇凡国家大政，周天子或各国诸侯皆须征询史官意见，以便从前代历史中求得借鉴。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一般以为至唐方始定型。其制大抵以起居郎隶门下省，专记帝王与大臣议政情况；又别置史馆于禁中，掌编国史，以他官兼领，命宰臣监修。在史官的职能上，一是明确了史官与历法官的分途。二是强调了记注与撰述分工，一般着作郎、佐郎等主撰述，起居舍人、起居郎等掌起居注。
至宋代，更建立起了包括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在内的庞大修史机构，分别修纂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
宋以后，辽、金、元三代史官制度大体与之相同，但不如它那样繁琐，一般分国史院和起居注两个系统，国史院设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官；起居注则属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左右两史职掌。元代并集贤院为翰林国史集贤院，置有修撰、编修、检阅等官，其制已开明清翰林院制度之先。

9. 每个朝代都有史官吗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着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着《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载有秦赵二主鼓瑟击缶的故事，很有意思。在"完璧归赵"以后，秦王怀恨在心，连续两次伐赵，杀了两万多人，然后又要与赵国和好，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趁机羞辱赵王，便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以牙还牙，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以相娱乐。"秦王怒，相如进缶跪请。秦王仍然不肯击缶，相如便威胁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立刻要赵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样，我为你鼓瑟，你为我击缶，双方就扯平了。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Zhi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二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歪曲历史的暴虐者，他们生前的万般风光是以死后接受历史的审判为代价的；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他们生时遭受的厄难却常常获得历史赐予的花环。

"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传为美谈的两个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两位先驱者。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兇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左传·宣公二年》载有这段故事。于是，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有人提出问题，董狐之"书法不隐"固然值得称赞，但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刘知几说："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史通·直书言》)按照刘知几的说法，董狐擅名今古，有赵盾成其良直，是为于可为之时。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凶多吉少了，这似乎有点道理。史官的直书其事，确实需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客观环境和让人说话的条件。不过，尊重客观事实，直书其事，是史官的责任。在"不可为之时"，是不是就不为了呢?齐之南史，就是在"不可为之时"而为之的不怕死的史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太史"身膏斧钺"的事迹，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有了董狐、南史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真正秉笔直书的史官并不多见。因为任何一个帝王，即使是极英明的帝王，也不会喜欢像董狐、南史这样的史官，不会允许史官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记录在案，传之后代。他们手中的权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为，决定史官的命运。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蹇，就像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然而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

三

在史官的厄难史上，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司马迁。

司马迁是董狐、南史这类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厄运的磨难。司马迁的时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样的汉家盛世，司马迁却因为替人说了几句好话，便蒙受一场千古冤狱，遭受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历时十余载发愤着书，写出了涵盖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鸿篇巨着《史记》，可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史记》却被视为"谤书"。现实对司马迁是不公正的，历史却对司马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刘向、杨雄称司马迁为史之良才，鲁迅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终于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一心要写一部继孔子《春秋》之后记录"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写《史记》，不幸到了公元前98年，写到第七年的时候，一场大祸突然落在他的身上。

当时，在与北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大将李陵奉命率领五千步兵出击，直捣匈奴单于的大本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匈奴方面增加八万多骑兵将李陵部队包围，李陵在没有援兵、孤军奋战、矢尽弦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满朝官员都指责李陵辱国。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意见时，司马迁直抒己见，认为李陵转战千里，英勇奋战，实在是因为敌强我弱，后无援兵，不得已才暂时降敌，相信他会寻找机会再立一份与其失败相当的功劳来报效朝廷。退一步说，即使他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干成，那么以前他的赫赫战功也足可以抵罪了。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以为他是"诬罔主上"，下令将他关进监狱治罪。第二年，谣传李陵帮助匈奴练兵以对付汉军，汉武帝信以为真，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处死，司马迁也被判为死刑。汉朝的法律规定，死刑可以出七赎罪或者改为宫刑。司马迁两袖清风，没有钱赎罪，但他要活下去，只好接受残酷的宫刑。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他所遭受的宫刑，不仅使肉体蒙受了巨大痛苦，也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耻辱。由于宫刑是对人体那个神秘敏感的器官施刑，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看待的酷刑，所以受宫刑也就因其人格受辱而为人们所不齿。何况司马迁是为了活命而主动请求改为宫刑的，这就更加遭到当时很多人的鄙视和辱骂。然而那些看风驶舵、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们哪里知道，司马迁是为了完成一部恢宏的历史着作，为了实现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才忍辱负重的?这是司马迁心灵上一种难言的隐痛。

司马迁的受辱，本来就是一桩冤案，可是当这个冤案永远也无法平反的时候，他心里该蒙受多大的委屈和痛苦呢?当年，司马迁为李陵辨诬，如果说这只是一时蒙冤，日后还有希望说清楚的话，那么随着人们的推波助澜，司马迁蒙受的已经是不白之冤了。因为无论如何，到后来李陵毕竟是"投降"了。这个"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辨诬是"错"的。可是，李陵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投降"的呢?李陵被俘后，汉武帝立刻把他的全家下了狱，在听到传言说是李陵为匈奴训练部队时，又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李陵全家通通杀光。到后来查清为匈奴训练部队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时，已经被杀的人还能再活吗?直到这时李陵才深感汉武帝刻薄寡恩，一气之下"投降"了匈奴。从此，李陵留下了骂名，司马迁的冤案也就再也说不清楚了。这桩历史公案的罪人究竟是谁呢?这种不白之冤和巨大耻辱将司马迁逼向了死亡的边缘。但是司马迁不能死，他发现了一个辉煌的"重如泰山"的人生目标，他决心以最大的隐忍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可是，隐忍比耻辱更加痛苦。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几乎每天都在痛断肝肠地想着这种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终于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当时关于"君子不生于大辱"的观念。他从历代前贤发愤着书的事例中汲取力量，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他在《报迁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用同一段话来激励自己。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身上，中国史官的坚毅精神又一次大放异彩。

不错，司马迁的厄难，不是因为秉笔直书，而是由于忠言直谏；不是导源于着作《史记》，而是起因于李陵事件。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是忠言直谏的诤臣；李陵事件的因果，磨砺了一个史官的人格。司马迁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蒙冤受辱之后把一切灾难、耻辱、痛苦和困厄转化为发愤、抗争、信心和力量，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他所面临的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这样，他的人格和精神就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升华，《史记》的主题和内容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司马迁的心灵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在他的人格经受巨大考验之后，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诞生了。

四

司马迁去世500年以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在史官的厄难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崔浩，字伯渊，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后来，太武帝又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务。但是，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了。崔浩被杀的原因就是："实录"。

在太武帝命崔浩修撰《国书》、综理史务的时候，他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话虽如此说，到了真正"实录"以后，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崔浩却是很认真的，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竟然有失检点，同意着作令史闵堪和郗标的建议，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130步，让人们自由浏览。在这部史书中，崔浩实录了拓跋部的早期历史和入关前后的经历，甚至把拓跋人自己都秘而不宣的事情也实录了下来。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把本该忌讳的历史在显眼地方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崔浩的"备而不典"究竟是什么呢？据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研究，崔浩的《国书》实录了前奏符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国书》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圭。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媳妇。符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圭当作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镒颖涑闪硕樱殖隽舜笮啊F涫担蔽和匕鲜匣适业幕橐龉叵挡⒉幌窈鹤迦四茄厥勇桌碇刃颍⒍备镜氖卤静蛔阄妗5牵搅颂涞弁匕响馐保ナ芎鹤逦幕跋欤嘶溲云涫隆4藓扑赖煤芄帧A傩糖埃?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据史家考斑点，这次杀戮共死了2000远销人。难怪事隔300多年以后，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作为史臣一想到崔浩的《国书》血案，还心有余悸，感叹直笔太难（《答刘秀才论史书》）。

像这样的史学大案，在清朝还发生过一次，这就是清初牵连最广、钉戮最惨的"庄氏史案"。

顺治十八年，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双目失明的富户庄廷龙有感于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也想效法前贤，着书立说，正好他的邻居家中藏有一部明代天启年间做过内阁大学士朱国桢草拟的明史稿本，他的父亲庄允诚便用1000两银子买下来作为儿子着书立说之用。庄廷龙招募宾客，在朱国桢原稿基础上，增补内容，润色文字，编成《明史辑略》一书。庄廷龙不久去世，其父为实现亡子遗愿，决定刻印此书，同时又聘请了十多位名人参与校阅，以示重视，由于朱国桢的原稿在明亡后颇多犯忌之处，满清皇朝得到此书如临大敌，严加惩处。庄氏一家被满门抄斩，已经死了的也被掘墓戮尸。除此以外，凡是与此书有涉的人，包括作序者、校阅者、资助者，就连刻字、印书、卖书、买书、藏书、读此书者都一并处死，有人根据祸及700家的记载推算，认为被杀掉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

清初诗人陈恭尹有诗云：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

可怜庄氏并非史官，却也遭受到了史官的厄难。

五

应当说明的是，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能秉笔直书，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史官都会遭受厄难。

刘知几说："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在刘知几那个时代，他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却如披沙拣金"，所以一再感叹"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史之不直，代有其书"。为什么？刘知几认为，追根究底是因为孔夫子在称赞董狐书法不隐的同时，又提出了"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谬论。刘知几指出："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正，而名教存焉。"有了"子为父隐"的伦理观念，有了"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君亲讳"的道德标准，那些曲笔阿时的利禄之徒就有了歪曲历史的理论根据。他们或者"舞词弄札，饰非文过"；或者"由首臆说，威福行于笔端"；或者"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诬人之恶，持报已仇"。刘知几认为这些人都是"记言之奸贼，载事之凶人"。应当"肆诸市朝，投畀豺虎"。

10. 历史上的好史官有哪些（写清楚他们的事迹，别太短，一个事迹至少要有两行，还要有人物介绍）

于一个国家来讲，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历史越久远，越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老外来了我们中国，我们都会自豪的告诉他们，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老外一听，唬住了，伸出大拇指，说，你们中国人真了不起！尤其是在美国人面前，你们美国人不是牛×嘛，往长城一带，指着一个砖头说，我们国家一块砖头的历史都比你们国家历史长！

当然，这事美国人不能较真，你懂得哦。 其实，我们有据可查的历史也就3000年左右，这个“有据可查”，指的就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提到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相关的职业：史官。

一说到史官，许多人都已经很陌生了，估计大部分人估计能想起一个司马迁来。“史官”顾名思义就是记录历史的人，别以为这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搞不好，随时就要掉脑袋。因为，作为一个史官，必须要如实的记录历史。

我们之所以知道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些史官，比如，某年某月，哪里发生灾难，是因为什么引起的，作为皇帝应该负什么责任，这个必须要记，作为史官必须要有一个硬骨头，你不能写，某年某月，某地发生灾难，在皇帝大人的领导下，在各级官员的积极指挥下，取得抗灾的胜利，然后就没事了，也不问什么原因，也不问责。

这叫拍马屁！作为一个史官，如果你拍马屁可以尽早滚蛋，简直是糟蹋历史。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有了个宣传部，里面尽是溜须拍马之徒，以糟蹋篡改历史为荣，结果，搞的我们近现代的历史一塌糊涂，真害怕哪天，他们直接把古代史也改了，把我党成立的时间也提到5000年前。

史官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限制皇权。有人就疑惑了，史官怎么能限制皇权呢！原来，历朝历代有一个规矩，史官怎么写是自己的事情，皇帝活着的时候是无权干涉的，功过只能由后人评说。再混蛋的皇帝也不愿给自己留个坏名声是吧，所以，他们往往选择两条途径：一是，做个好皇帝，二是，篡改历史。

很不幸的是，多数皇帝选择第二条。

很幸运的是，多数史官都是硬骨头。

公元前548年，因为，不堪忍受自己的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崔杼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就是和自己老婆通奸的齐庄公。你说，那时候的人多有骨气啊，不像现在的人，得知自己的领导泡自己的老婆，吭都不敢吭一下，不要脸的人还沾沾自喜，更不要脸的人主动就把自己的老婆的献上，以图升官发财。

齐国的太史公得知这件事后，在史书上如实写下这几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还憋着一肚子火呢，二话不说，上去就把史官杀了。太史公的两个弟弟继承了哥哥的事业，接着如此书写：崔杼弑其君。结果又被崔杼杀了。这时候，第三个弟弟又站出来，继续要这么写。崔杼估计都崩溃了，这人怎么这么多的弟弟啊！

崔杼对太史公的第三个弟弟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来写吧。这兄弟一脸正色的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既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

崔杼听到后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也任他把“崔杼弑其君”这几个字写在史书上。对于历史，就要如实的记载，无论功与过，发生过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其实，即使崔杼能把齐国所有的史官杀掉，也改变不了历史。当时其他国家有一个叫做南史的史官，听说崔杼连续杀死多名史官，便准备好笔墨竹简，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齐国宫廷。听说最后还是如实书写了，才中途返回。

这才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态度。作为一个记录时代的人，如果不能如实的记载，反而夸张弯曲，阿谀奉承，这种人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用自己的信念捍卫了历史的尊严，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这也是历史的力量，一个人真想做到留名青史，只能靠堂堂正正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历史是可以美化，但是，你能美化多少，除非你能让所有人都失忆，你能让所有人都闭嘴！

宋太祖赵匡胤，有个癖好，喜欢拿弹弓打鸟玩，这事要放到现在，只有小孩子才玩，但是宋朝的弹弓和现在的不一样，得有武力才行。这事在当时很流行，深受时尚青年们的喜爱，宋太祖年轻时就是一个时尚青年，刺青，泡妞，打鸟，样样都来，这当了皇帝后，对打鸟这事依然乐此不疲。

有一天，他正弹得高兴，下面报告说，有大臣急事求见。宋太祖就接见了大臣，结果这大臣报告了半天，只是普通事情。宋太祖生气了，正玩着高兴呢 ，问道：为什么这样不重要的事，你就专挑这时候来报告啊，故意的吧。那大臣不软不硬的说了一句：这事虽不重要，但至少比打鸟重要！

宋太祖一听，面子上过不去，抓起弹弓就朝大臣打去，打下两颗门牙，那大臣一言不发，弯下腰来，捡牙装进口袋。宋太祖说：你捡门牙，是不是要到大理寺去告我啊！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上你啊，这件事，自有史官去写。宋太祖一听，不仅把医药费给人家付了，还给人家赔了一笔精神损失费，犯不着因为这事就在史书上落个坏名声是吧。

不过，这事还得看皇帝知不知耻，遇到极度不要脸的皇帝，只图眼前快活，哪管你死后骂声一片，遇到这种人，史官也没办法，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