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有多少年历史

⑴ 南通启东是什么时间出来的 以前是什么地方

生活在沙地的人，欲称沙上（音“浪”）人。

那么，沙上人究竟从何而来？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有人说，沙上人都是外来的移民。这话不错，但是同属沙地的人，其方言和习欲却也有些不同。可见，沙地居民的由来也是有区别的。

要晓得沙地居民的由来，先得搞清沙地的成因。

滚滚长江，浩浩荡荡，从上游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年复一年，就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洲。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就逐渐形成广袤肥活的沙地。如今的南通就是大约在南北朝时候形成的沙洲。根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这块沙洲叫“湖逗洲”，后来“湖逗洲”和附近的南布洲等小沙洲连成一体。从海安青墩新石器遗址考古发现，沙地历史悠久。

如今的启东是最年轻的沙地，是近200多年内由沙洲之间的泓道封淤而联并成陆的。启东这一带，古称“东胜瀛洲”。晋人王嘉《拾遗记》对启东一带洋面作了描述：“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尺，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视，水间有五彩云；近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此文虽语出不经，但对启东成陆以前，沙屿不时出没于大海波涛之中，并有群鲸嬉戏，喷水若五彩云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留给了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记载。另外，名着《浮生六记》对启东作了珍贵的记载。

据考，瀛洲的几经沧桑归根结底则是跟长江主泓道的几度变迁有直接关系的。唐时的瀛洲，是在今日南通市往东那条长15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的通吕水脊北侧，即古称东布洲的地方。故而吕四有“西连通泰，东及扶桑，北负沧海，南襟长江”之说。清朝嘉庆年间，长江主流重入南泓道，在南蒿枝港以北便涨出了吕复新沙，灶界沙，日照沙等几块沙洲，南部长江口上更出现了成群的江心沙洲。这些沙洲便是启东一带成陆的雏形。它们遍身堆积着层层叠叠的海贝和海藻的残骸，后来更长出了草莱萋萋的灌木，遂成绿洲。 启东历史上曾分属三个县管辖。南部为新涨的沙地，只有的一百二十年历史，史称“外沙”，1928年设县分治前隶属上海市崇明县；中部地区为“下沙”，在1941年前隶属海门；北部吕四一带，成陆时间最长，有千余年历史，在宋、元、明、清时归属海门，1942年前由南通县管辖。马相伯的《启东设治汇牍》对启东设县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
在启东，北部吕四一带称为“北沙”，南部和中部地区叫“南沙”。“南沙”“北沙”语言迥异，习欲有别。南沙人讲的是启海方言，与海门话完全一致，和崇明话相似，跟上海话相近，同属吴语，而“北沙”人说的则是“吕四话”。
对于“南沙”居民的由来，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句容迁崇明，崇明搬启东。”这是有史可稽的。据明正德《崇明县志》记载，崇明岛初涨时，人烟稀少。696年（唐万岁通天年），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在岛上“辟草垦土，易而为田”，人口大我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1025年（宋天圣三年），崇明新涨一沙有姚、刘二姓来居，名姚刘沙。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三沙涨成，因“有鱼盐之利，民乐居焉。”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

清光绪以后，崇明岛东北江中相继涨出十来个大小不等的沙洲，于是外地特别是临过的崇明、海门居民便陆续迁来开沙垦荒，繁衍生息。这些沙上人，便是启东南部最早的居民，他们大多是崇明地主的佃户。由此可以推断“南沙”居民源于江南句容、迁自崇明的说法是极为可信的。
有意思的是，启东南部沙地的居民潜意识里还常以江南人自居，自己分明居住在江北，却还固守着江南的不少习欲。居然噱称外地人为“江北人”，把听不懂的话叫作“江北话”。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沙”居民源自江南。

至于启东北部吕四一带的“北沙”居民，更是由来已久的复杂移民。“北沙”是启东最早成熟的沙地，为长江入海口出涨的“东布洲”。唐朝时，吕四辟为盐场。根据史料记载，这里的早期居民为流放于“胡逗洲”上以“煮盐为业”的各地“流人”，当然也不乏从外洋漂来的各地渔民。其居民究竟源于何地，如今很难考证。南通方言人称“方言孤岛”，外地人很难听懂，其实其内部语音也很复杂。就从吕四方言看，“北沙”人说的“吕四活”，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方言，在我国方言史上绝无仅有，与“南沙”启海话“风马牛不相及”，与其他沙地方言也有别。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当年这些“流人”，来自全国各地，在沙洲与大陆有天然间隔，对外交通和交流不便的情况下，各地方言长期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而这也有力地佐证了沙地居民为外来移民的论断。

从人类迁徙规律看，大凡人口流徙，总是与自然地理、行政命令、区别设置、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在吕四，民间曾有这样一种传说：明朝洪武八年八月十三日，吕四地区发生海啸，3万人淹死。于是朝廷下旨，从白卯（今常熟）抽杜、卢、季、周、毛、彭等姓，连同祖宗枯骨，举家迁往吕四，永不回原籍。因此，传说吕四地区本籍就有这么几个大姓，其余都为后来迁来的客籍户。

另外，从沙地姓氏分布及其来源看，启东移民特征也十分显着。姓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多而杂、大姓姓氏少而人口多，小姓姓氏多而人口少的特点。譬如，吕四西宁周街村、袁家灶村、彭家套村就分别有周姓、袁姓、彭姓聚族而居。据1985年的统计，沙地共有390个姓，其中黄、陈、张、施、陆、顾、朱、沈、杨、徐、周、袁、倪等13个为大姓，人数均超2万，散居沙地各地。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沙地接涨成熟，自然优势不断显现，经济、文化日益发展，人口流徙更趋频繁，沙地居民逐渐由少到多，趋向稳定增长。那些从事旱烟业的宁波、绍兴商人和从事典当、衣庄的安徽商人，也纷纷来到沙地定居生活。到了现当代，人口流徙更加频繁，居民身份更为丰富，外籍干部、学生、外来务工经商者等纷纷来启工作定居。目前，沙地启东居民就达到113万，仅少数民族就有28个之多，沙地居民可谓来源广泛，人丁兴旺。
沈复《浮生六记》对启东的记述

《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人沈复（字三白，号梅逸）着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小说。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浮生六记》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书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

沈复在其《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有一段记述他当年来到启东的精彩文字，生动地再现了启东早年的地理历史、世欲民风：嘉庆甲子春（1804年），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今久隆镇一带）勘收花息（欲称议棉花）。沙隶崇明。出刘河口，航海百余里。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仅有同业丁氏仓库数十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外。丁字实初，家于崇，为一沙之首户；司会计者姓王。俱家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蓄牯牛百余头，皆露宿堤上。养鹅为号，以防海盗。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引至园田成熟处，每一字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实初日：“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

启东成陆时间不长，历史典籍对启东的记录几乎没有。因此，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对启东的这段记述就显得尤为可贵。这也是迄今炎上发现的最早一篇记载启东的作品。

⑵ 启东市历史多长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海门废厅设县；5月，通州改称南通县。今启东中部地区时属海门县，隶属于沪海道；北部地区时属南通县，隶属于苏常道。民国9年（1920年），崇明县在外沙惠隆镇（今汇龙镇）设行政公署。民国17年（1928年）1月，应启东人们要求，民国江苏省政府作出决议，“崇明外沙应即设县分治，定名‘启东’”。2月，国民政府作出“准予备案”的决议。3月1日，启东县宣告成立，县治汇龙镇，隶属于江苏省，下辖10乡，居民33万人。民国22年（1933年），启东县隶于江苏省行政第七区。民国25年（1936年），江苏行政第七区改为第四区，启东隶属第四区。[3]
民国29年（1940年）11月，新四军挺进启东，建立启东县抗日民主政府。16日，接管启东县政权，国民党启东县政权到此结束。启东民主政府最初设在汇龙镇，后撤到江家镇。民国30年（1941年）3月，日军正式占领汇龙镇后，日伪炮制临时伪政府——“启东地方自治会”；启东抗日民主政府在农村流动。9月，为对付日军“扫荡”，抗日民主政府将启东、海门两县合并为海东行署。12月，改称海启行署。民国31年（1942年）7月，崇明划入，改称海启崇行署。9月，通东地区划入，成立东南行署，驻地在聚星镇。民国32年（1943年）4月1日，日伪正式成立伪政权“苏北清乡区启东特区公署”。其管辖范围是原老启东区域，即崇海界河以南。民国34年（1945年）8月31日，日伪军撤逃，日伪政权垮台。[3]
民国35年（1946年）1月，国民党“还乡”，在南通城组建启东县政府。10月起，随国民党军进驻汇龙镇。辖区崇海界河以南，即原国民党启东县政府管辖区域。同年3～11月，民主政府将启东、海门两县恢复建置，隶属于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12月，启、海两县再度合并为东南行署，隶属于苏皖边区第九行政区。[3]
民国38年（1949年）1月，启东、海门全境解放。两县恢复建置，划海门的东部地区、通东的吕四地区归启东版图，县政府驻曹家镇。5月起，县政府迁至汇龙镇，隶属于苏北行政区南通专区。1953年，隶属江苏省南通专区，1968年隶属江苏省南通地区。[3]
1983年3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启东县隶属于南通市。1989年11月、12月，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先后发文，同意撤销启东县，以原区域设立启东市（县级），仍由南通市人民政府管理，实行计划单列。1990年2月15日，启东召开撤县建市大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挂牌，宣告启东市正式成立。

⑶ 丹阳和启东哪个历史悠久

1.丹东市原名安东市，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安东市更名为丹东市，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高宗总章元年，设立的安东都护府，后几经发展变迁为今年的丹东市。
2. 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启东县，设立启东市。启东县原属崇明县（也称崇明外沙），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雍正、干隆年间。

⑷ 启东有多少年历史了。

启东中学有五十年的历史了。

⑸ 启东有哪些古老的习俗

地处“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江苏南通，是一座有着数千年文化遗存的苏中古城。历史与现实、古老与时尚、外地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这里兼容并蓄、交汇互存，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绚丽多姿的江海文化。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文历史积淀深厚，民间文艺源远流长。根植于这方水土的南通特色文化，枝繁叶茂，花鲜果硕，是祖国文化百花苑里盛开的奇葩，民族文化宝库中璀璨的瑰宝。

山水人文

南通的山水人文独具江海特色，以狼山为首的五座山峰连成“狼五山”，矗立于长江北岸，在浩瀚的长江水面与广褒的苏北平原之间异峰突出。狼山不高，因长江而挺拔;狼山不大，因平原而高峻。山上古塔禅寺，长年香火缭绕;名人胜迹，随处可觅，浓缩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濠河为我国保留最完整的古护城河之一。自古文人雅士留连名山大川，亦诗亦画，南通山水同样滋养了历代文人雅士，北宋理学先驱胡瑗、明代风流才子冒辟疆、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清代戏剧家李渔等都在南通留下了不灭的文化印痕。特别是到了近代，清末状元张謇潜心构建“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南通创办了包括中国第一馆——“南通博物苑”在内的众多中国第一，同时又集聚了一大批优秀文化名人，恰如表演艺术家赵丹以其杰出的电影表演艺术成就，令南通名走天下。

民间工艺

南通民间工艺品种繁多，千姿百态;能工巧匠，代有人出;大家名师，声誉远播;精品力作，传之弥远。诸如古朴清新、寓意吉祥的蓝印花布，古风犹存、哨响如筝的南通板鹞，创新于苏绣的通绣，发乎汉唐加入时尚的扎染，以圆润细腻见长、鬼斧神工的红木雕刻。此外还有木版年画、丝绸剪贴、造型风筝、葫芦雕刻等，不胜枚举。

民间绘画

南通民间绘画，一部分与民间工艺密不可分，或为主体，如木版年画，或为其装饰，如风筝画;一部分或为习俗所用，如灶壁画;或为观赏所用，如灯彩画。如东农民画、启东版画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乐舞文化

南通的乐舞文化，其源甚远。舞有海安之《海安花鼓》、《苍龙舞》清丽韵致，如皋之《倒花篮》、《耥花灯》柔美轻盈，如东之《跳马夫》、《浒零花鼓》粗犷奔放，通州之《荷花盘子舞》、《抬判》典雅活泼，市区之《跳财神》、《陆家锣鼓》热烈清朗。乐有海门山歌、新店山歌、饮泉山歌、启东渔歌、打麦号子等。由于南通方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南通民歌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丰富多彩、各具风韵。上世纪80年代曾晋京演出，而后留踪欧亚，令世人得识江海乐舞之风采。

1. 僮子戏

南通“僮子”是一个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所谓“僮子”即民间职业巫师，发源于楚越的“以舞降神”的巫觋与当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情交融，同化逐渐形成了有鲜明南通地方色彩的古巫觋的另一个分支──南通僮子。象南通这样地处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城市，南通僮子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作为迷信职业者，应予批判和摒弃，然而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南通僮子确实掌握了南通民间文艺的一些技能。僮子的做“劝”(劝世文)演戏，尽管纯朴得过于简陋，粗糙得近乎原始，但它却千真万确是典型的民间戏剧，是南通地方戏曲剧种“通剧”的前身。并拥有数十万计的观众，长演长盛，历久不衰，是南通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近年来，南通僮子不仅被列为专门课题重点研究，而且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重和兴趣。

2.踩文蛤

久居都市的人们，往往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加入如东的“踩文蛤之旅”无疑将是您理想的选择，如东距南通城不过54公里，紧靠黄海，滩涂宽阔，资源丰富，风光秀丽。从如东县城掘港出发，朝东北行驶17公里，即可达到黄海滩涂，一眼望去，平沙万里，远处蠕动的黑点，正是那些忙于踩文蛤，拾泥螺，挖竹蛏的人们，此时，你可换乘牛车或手扶拖拉机，前往松软开阔的踩文蛤基地一试身手。踩文蛤须讲究方法，卷裤脚，在某一地点持续踩踏一段时间，使河泥进一步松动，脚底便会感觉一个个光滑的硬物，继续踩动，那些色彩斑澜的文蛤就会显露出来。当使劲脚踏，扭动腰肢的时候，如果放一段节奏明快的音乐，不就像是在跳“海上迪斯科”么。

3.哨口风筝

我国“南鹞北鸢”两大流派的风筝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南通是南派风筝的主要产地，在品种纷繁的南通风筝中，哨口风筝(又名哨口板鹞)最具特色。古人在纸鹞上以竹丝为弦，风吹有声，如筝鸣响，故取名风筝。在风筝世界中，形声兼备的南通哨口板鹞是难得的名副其实的艺术瑰宝。她凝聚了江海平原上历代风筝爱好者的聪明才智，积累了他们一千多年来的心血和在天地之间借助自然风力取得的实践知识。哨口板鹞可以融雕、扎、书、画、绣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工艺精湛，不仅是极有观赏与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而且在放飞中稳定、优美，更有各种音调的哨口和谐而有节奏的震空齐鸣，好似声色俱佳的空中丽人，以其无穷魅力伴随放飞者在天地之间，享受人们与大自然相辅相成的万千妙趣。

南通的特色文化，是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留给今人的精神财富。它见证着历史，也是江海大地的精神之魂。

南通的民俗风情，与周边地区既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少独特的地方。这是因为南通成陆较迟，南通的先民多为“流人”和外来的移民，在长期的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各自的风俗习惯相互融合的结果。

现存最早记载南通风俗的史籍，是南宋的《舆地纪胜》。其“通州”部分，有“风俗形胜”一节，记载南通“民居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贼”，“讼庭多虚，囹圄空隙，殆有古之淳风”。

明《嘉靖通州志
》始有“冠、婚、丧、祭”和“四时土俗”等记述。明后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城市风俗明显变化。据《万历通州志》和《州乘资》两书的“风俗”篇记载，通州一向民风纯朴，很少游民，没有妓院;人们衣着朴素，不赌博，少诉讼;妇女不参加宴会。但到嘉靖、万历年间，民风渐趋奢华，青年爱到外地购买华美衣料，妇女服装款式多变，衣着开始打破等级界限。宴会盛行，茶馆、酒店渐多;纨绔子弟纵酒、赌博、聚众游荡。婚俗也发生变化，计较彩礼、嫁妆，甚至有女方父母出面提出离婚要求的。妓女、流氓渐多，庙宇也增加不少。

清朝建立后，民俗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男子被强制改变发型，服饰流行旗装。清末，上海的风俗开始辐射到南通，带来了风俗的变化。新中国建立后，旧式服饰被淘汰，赌博、吸毒、嫖娼和帮会活动均渐消失。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传统节日则被赋予新内容，并形成一些新的风俗。

南通传统的风俗习惯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生产习俗

南通滨江临海，是鱼米之乡，在农业社会里，许多风俗习惯表现了对农业、渔业生产的重视。如农历除夕，农家要用芝麻秸“封田”，正月初一要“种田”，正月十五要“煨百虫”，秋粮上场后，煮第一顿新米饭，要由家庭主妇端上一碗敬狗，为的是缅怀天狗偷谷种有功。在摘棉之后，有接玉兔的风俗，象征田里的棉花似玉兔一样雪白，祈盼有个丰收的年成。渔民钉新船要选择黄道吉日“闭龙口”，由匠人将一枚“子孙钱”嵌入船头向后的中缝内，并说“合子”讨口彩，还要挂红布，赏红纸包，盼着“顺风顺水”大吉大利。开春以后，渔民出海，要摆酒设供，杀鸡挂红等。

• 饮食习俗

在食物消费方面，南通人的主食是米、面及其制品，荤菜主要是猪、牛、羊肉及水产类。南通人喜食牛肉，十字街南有东牛肉巷和西牛肉巷，即因牛肉店集中而得名。南通水产资源丰富，老百姓中历来传唱着《十二月鱼鲜》，随着时令的变化，各种鱼鲜轮番上市，成为餐桌上的美味隹肴。南通的文蛤，被誉为“天下第一鲜”。南通人的饮食习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饮食文化的融汇。

• 茶文化

南通人崇尚茶文化，亲友登门，以茶相待;男娶女嫁，以茶为礼;砌房造屋，茶叶奠基;供神谢土，洒茶为祭。旧时，南通城内东大街、湾子头、小码头、彭家巷、起凤桥、掌印巷、南大街等大街小巷、桥堍码头，都有茶馆。南通人饮茶，有在茶叶中另加配搭之物的习惯。盛夏加放清凉去暑之物佩兰、藿香、薄荷、荷叶、淡竹叶;金秋时节放金桔、橄榄、白菊花;冬季以晒干的桔皮入茶。另外，泡茶时要看来客的身份，加配搭之物。若是来客为老年人，就加入几朵玳玳花，一是香气浓郁，二是祝福老人代代富贵;若来客是新婚夫妇，杯中则各放两颗红枣，寓早生贵子之意。泡茶时不将茶杯冲满，民间有“满酒浅茶”之说，这样既可避免烫伤主、客之手，又有利于茶叶“出色”。旧时南通还有“施茶”风俗，每当炎夏之时，居民商家门口摆上一只绿色的茶缸，内放藿香、佩兰、粗茶，满满泡上一缸茶水，任过路行人饮用，以为善举。

• 民居特色

南通的民居一般不以正南方向定位，大多为东南向。人们认为，只有寺庙、官衙才能正南向。这是因为南通临江近海，春夏多东南风，秋冬多西北风，东南向的房屋能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

城区民居较典型的格局是前有大门堂，内设大门、二门，门堂中青砖铺地，里为小天井。小天井两边有提闼门。有钱人家照壁正对大门，一般人家大门对面没有照壁。有的人家还在住宅四周建火墙、火巷，并将围墙加高，与邻家隔绝。人在大门外看不见住宅内的建筑，须拐三门(大门、二门、提闼门)方可进入宅内。住宅有“一进三堂”、“一进五堂”之分。屋梁有“五架梁”、“七架梁”和“九架梁”之别。“三堂”即敞厅、穿堂、正屋;“五堂”则加上敞厅对面的朝北屋和正屋后面的后屋。敞厅建筑最宽广，三间大厅不住人，是招待宾客的地方。穿堂进身狭，一排之间，多隔层，两边房屋有时住人，但非正式房间。正屋三间隔开，东边为上房，西边为下房，有的还建亭子间、套房。正屋中间悬挂神轴，是一家最神圣的地方。婚丧喜庆之时，三堂通开，显得十分气派。解放后，随着对旧城的改造，这些旧式民居已经消失不少，但还有寺街等几条街巷保存较为完好，它们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一样，日益显示出自己的人文历史价值。

⑹ 启东的历史

呵呵，启东是泥沙冲击滩，所以历史不悠久，名人么，知道吕四的陶桂林算不算~~~~

⑺ 启东的由来

启东市滨江沿海，物源丰富，历史上曾有“粮棉故里，东疆乐土”之说，故谓“启吾东疆”而得名。
启东全境系长江口不同时期河相、海相沉积平原。汉朝以前，这里还是江口海域；清代中叶前，长江口崇明北侧陆续涨出小沙洲，至清末连成一片。因成陆参差，因而今天的启东地域曾分属三个州县管辖。北部吕四地区，宋、元、明时属海门，后海门县撤销，划归通州。
北部吕四地区自明末起到1942年都归通州（南通县）管辖；中部原属海门厅（海门县）；南部原属崇明县，称祟明外沙。1928年3月，崇明外沙从崇明县析出，设置启东县。1942年9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需要，启东县与海门、崇明及通东地区地区合并为东南行署管辖区，属苏中四分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南行署区撤销，分设各县，1946年12月再并为东南行署辖区。
1949年1月，启东全境解放，恢复启东县建制，考虑到原启东县地域过于狭小，且南通县、海门县地域东西向过于漫长，不易管理，将原海门东部海东、二效等区、南通县东部吕四区并入启东县。1954年9月，又将海门县王鲍区等地12个乡并入启东县。同年12月，海门县通兴农场也划归启东县。1989年1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启东县，设启东市，市政府驻汇龙镇。

⑻ 南通的历史有多长时间

5000余年前就有人类氏族部落，南通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南通境内成陆最早的西北部为扬泰岗地外缘，5000余年前就有人类氏族部落，南通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其余大部分区域为近2000年间海中沙洲逐步涨接而成。

隋以前，今南通市区一带逐渐成洲，始称“壶豆”（后又称胡逗洲），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稍东有南布洲，东北方向有扶海洲，各大沙洲均为海陵（今泰州）属地。

东晋义熙七年（411），在今海安、如皋一带置宁海、如皋、临江、蒲涛4县，属南兖州（今扬州）。南朝宋泰始七年（471），析宁海县西部另立海安县，不久撤销，辖境复归宁海县，后并入海陵县。

五代十国时期，今南通一带为割据政权南唐控制。南唐保大十年（952），升海陵县如皋场为如皋县。后周显德五年（958），设置静海军，后改通州，始筑州城，时领静海、海门2县。

宋代，通州一度称崇州、崇川，隶属淮南东路。元至元十五年（1278），通州升为通州路；至元二十二年（1285），恢复为州，属扬州路，领静海、海门2县。

1949年1月，海门、启东全境解放；2月2日，南通全境解放；2月3日，南通市人民政府成立，驻建设路1号办公。1953年1月，重建江苏省，南通市改为省辖市，同时建有南通区。1983年3月，南通地区行政公署撤销，原行署所辖6县统一由南通市领导，实行市管县体制。

(8)启东有多少年历史扩展阅读：

南通，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与长江交汇处，长江入海口北翼，与上海市隔江相望，是江苏唯一同时拥有沿江沿海深水岸线城市。陆域面积8001平方千米，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山水旅游城市，以“中国近代第一城”着称的历史文化名城。

下辖如东县，海安、如皋、启东、海门4市，崇川、港闸、通州3区及富民港办事处（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全国 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为全国有影响力“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文博之乡”“长寿之乡”“平安之乡”“新侨之乡”。

先后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中国服务外包风采城市等荣誉。2017年，南通市常住人口 730.5万人。

⑼ 启东市历史

启东市是由江苏省南通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地处万里长江入海口北侧，因沙洲不断向东延伸，便由“启吾东疆”之意而得名。启东全境系长江口不同时期河相、海相沉积平原。汉朝以前为江口海域。唐初，长江口涨出东洲、布洲。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长江口外形成江中岛屿，犯人被流放于此，从事盐业生产。与胡逗洲（今南通市区及通州平潮、西亭一带）一起同属广陵郡，上隶于淮南道。[3]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长江口东洲、布洲合并为海门岛。后周显德元年（954年），设政、场合一的地方管理机构“吕四场”，这是启东境内首次出现行政管理机构。显德五年（958年），海门建县于东布洲，上隶于通州。海门县域包括今启东中北部地区。至北宋至和年间（11世纪中叶），胡逗洲向东扩展，与海门岛相接，形成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的“通吕水脊”（西至南通唐闸附近，东至吕四）。[3]
元末至明朝中叶（14～15世纪），长江主泓北移，海门沿江地带大面积坍塌，先后四迁县治，仅留吕四一地。由于民户所剩无几，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撤销海门县建置，改为乡，并入通州。[3]
清康熙末年（1720年左右），长江口北岸开始新的淤积。在此后的200来年里，许多小的沙洲逐渐并连形成启海陆地。干隆三十三年（1768年），划通州19沙、崇明11沙和新涨的10个沙，设置海门直隶厅，上隶于江苏布政使司。今启东中部地区，时为海门直隶厅的东境。雍正至光绪初年（1733～1875年），长江口北岸的惠安沙、杨家沙、永丰沙等13个沙洲陆续形成并连成一片，因临近崇明，大多为崇明人开垦，称崇明外沙（称崇明岛为内沙）。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崇明县设崇海司巡检署于九龙镇（后更名为久隆镇）。崇海两县间开挖崇海界河，西起庙桥，经南阳村东流入海，南为崇明外沙，北属海门。与此同时，通海界河开挖完成，以南为海门，以北为通东（通州东部）。今启东分属三县的格局至此形成。[3]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海门废厅设县；5月，通州改称南通县。今启东中部地区时属海门县，隶属于沪海道；北部地区时属南通县，隶属于苏常道。民国9年（1920年），崇明县在外沙惠隆镇（今汇龙镇）设行政公署。民国17年（1928年）1月，应启东人们要求，民国江苏省政府作出决议，“崇明外沙应即设县分治，定名‘启东’”。2月，国民政府作出“准予备案”的决议。3月1日，启东县宣告成立，县治汇龙镇，隶属于江苏省，下辖10乡，居民33万人。民国22年（1933年），启东县隶于江苏省行政第七区。民国25年（1936年），江苏行政第七区改为第四区，启东隶属第四区。[3]
民国29年（1940年）11月，新四军挺进启东，建立启东县抗日民主政府。16日，接管启东县政权，国民党启东县政权到此结束。启东民主政府最初设在汇龙镇，后撤到江家镇。民国30年（1941年）3月，日军正式占领汇龙镇后，日伪炮制临时伪政府——“启东地方自治会”；启东抗日民主政府在农村流动。9月，为对付日军“扫荡”，抗日民主政府将启东、海门两县合并为海东行署。12月，改称海启行署。民国31年（1942年）7月，崇明划入，改称海启崇行署。9月，通东地区划入，成立东南行署，驻地在聚星镇。民国32年（1943年）4月1日，日伪正式成立伪政权“苏北清乡区启东特区公署”。其管辖范围是原老启东区域，即崇海界河以南。民国34年（1945年）8月31日，日伪军撤逃，日伪政权垮台。[3]
民国35年（1946年）1月，国民党“还乡”，在南通城组建启东县政府。10月起，随国民党军进驻汇龙镇。辖区崇海界河以南，即原国民党启东县政府管辖区域。同年3～11月，民主政府将启东、海门两县恢复建置，隶属于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12月，启、海两县再度合并为东南行署，隶属于苏皖边区第九行政区。[3]
民国38年（1949年）1月，启东、海门全境解放。两县恢复建置，划海门的东部地区、通东的吕四地区归启东版图，县政府驻曹家镇。5月起，县政府迁至汇龙镇，隶属于苏北行政区南通专区。1953年，隶属江苏省南通专区，1968年隶属江苏省南通地区。[3]
1983年3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启东县隶属于南通市。1989年11月、12月，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先后发文，同意撤销启东县，以原区域设立启东市（县级），仍由南通市人民政府管理，实行计划单列。1990年2月15日，启东召开撤县建市大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挂牌，宣告启东市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