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区北宋村有多少年历史

‘壹’ 河北保定的历史有多长时间

保定市是一个有着23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位于河北省中部，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与北京、天津三足鼎立，有着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素有“京畿首善之地”的美称。 保定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文物大市，有很多历史名胜古迹，如全国十大园林之一的古莲池、全国保存最完整的省级衙署直隶总督署、易县清西陵、长信宫灯的满城汉墓、“华北明珠”白洋淀、定州开元寺塔、冉庄地道战遗址、国家级旅游名胜风景区涞水野三坡等。

保定作为文化名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优秀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名人，如：荆轲、赵匡胤、祖冲之、郦道元、关汉卿等，我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就建在保定市东郊，叶挺、蒋介石等都曾在此就读；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还曾是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区，北方辛亥革命的发祥地，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诞生地，《红旗谱》、《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都记载着保定昨天的辉煌。

‘贰’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大册营镇下辖村委会有哪些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大册营镇下辖村委会包括岗头村村委会、大册村村委会、大册营村村委会、马厂村村委会、方上村村委会、沿村村委会、北宋村村委会、北宋营村村委会、夜借村村委会、永南庄村村委会、苏庄村村委会、下子口村村委会、上子口村村委会、西村村委会、六间房村村委会、王辛庄村村委会。

‘叁’ 北宋镇的概况

北宋镇位于山东省利津县境西南部，距县城8.5公里，辖101个自然村，91个村民委员会。有14009户，总人口45496人，其中男22827人，女22669人，非农业人口2321人。全镇总面积124.5平方公里，有耕地5301公顷，其中有效灌溉面积5253公顷。有中学3处，小学10处，幼儿园19处，在校学生556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有卫生院1处，医务人员77人，床位50张，有乡村卫生室（所）95处，乡村医生97人，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98%。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19部。有50个村达到小康水平。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12.6亿元（现价，下同），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2.3亿元、8.1亿元和2.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24.6%和15%。工业总产值26.76亿元，利税1.33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206万元；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921公顷，总产24121吨；瓜菜2067公顷，总产100766吨；棉花20350公顷，总产3978吨；种植业产值34206万元。年末片林面积605公顷，森林覆盖率达16%；林果总产9820吨，林业产值460万元。大牲畜年末存栏7194头，猪存栏8620头，羊存栏24660只，家禽存栏48万只，畜牧业产值8960万元。水产品总产量2350吨，渔业总产值2116万元。有水库38座，总蓄水能力340万立方米。农业机械总动力57608千瓦，农村用电量1486万千瓦时。乡镇企业总产值10.3亿元，利税5500万元。地方财政收入1000.0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400元，比上年增加600元。有中学3处，小学10处，幼儿园19处，在校学生556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有卫生院1处，医务人员77人，床位50张，有乡村卫生室（所）95处，乡村医生97人，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98%。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19部。有50个村达到小康水平。

‘肆’ 保定 满城县南宋村的名称来历

哈哈 我是北宋的

‘伍’ 北宋历史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北宋经济状况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非常发达，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着，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清明上河图局部1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着，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着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着，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着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着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城市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图局部3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金钱交易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货币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政治徭役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 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文学艺术
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中，较着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人，而宋朝的词作品也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成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在绘画、书法艺术上，当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北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方面中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
科学技术
北宋年间，由于其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使得有一些地区相对安宁一些，故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扬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宋朝时火药被首次应用于军事。西方各国的现代战争武器正是由于北宋年间经由西亚各国传播的火药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印刷造纸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丝质产业
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四两）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
对外关系
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保持了长期威胁宋朝统治的优势地位。而且在陕甘一带这时又新兴起了夏国。北宋政府对于辽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当时，宋军和辽军、西夏军经常作战、败多胜少。军事上的无作为，带来政治、外交上的软弱，只能靠割地赔款以求和平。宋真宋景德元年，宋战胜了辽，反而订立了“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庆历二年，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后来神宗时又割河东（今山西省）地七百里。北宋王朝的这种方针政策跟战国时代六国对待秦国的方针路线很相似。 赵匡胤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取得政权，他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便实行一系列防范武将军权过重、地方武装过强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作用 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
，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宋神宗赵顼和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后陆续实行，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后是失败了。而且后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契丹背后新兴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灭辽后，开始南下，北宋朝廷无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这一中古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彻底的破坏。
北宋历史有一个显着特点，叫做“君明臣良而国弱”。北宋自太祖、太宗开国定制后，中间历经真宗、仁宗、神宗等，直至徽宗以前，没有一个昏君，哪一个皇帝都是聪颖绝慧，勤于政事。按理说，北宋君明臣良，应该使国家充满活力，走向富强，却为什么事与愿违，导致“国弱”了呢？究其原因，实与当时的具体国情有关。
北宋自太祖建国，到了仁宗时代，官僚机构大，吃皇粮的人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国家好比是一驾马车，君主好比是车夫，臣子好比是拉车的马。耐人寻味的是，北宋臣子坐车的积极性远远高于拉车的积极性，虽然其中也涌现一些肯拉车的贤良臣子，车夫的赶车技术挺不错，也很希望车子跑得更快些，很遗憾，属于良马拉破车———车太破了，国家体制出了毛病，以致越来越多的马都挤到了车上，变了清一色的“乘车族”。其间纵有车夫扬鞭催进，怎禁拉车良马不堪重负，即便累死，也前进不了多远。有鉴于此，北宋自仁宗以来，一直致力于“修车减员”事业，尤其是到了宋神宗年代，皇帝为了支持王安石变法，更是倾注了全部力量。当时朝廷之中，不管是谁，凡是阻碍改革变法的，通通拿掉，即使像韩琦、富弼、司马光这样的贵重名臣，也不例外，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不能说不强。但社会之弊积重难返，大伙都愿坐车，使得改革阻力重重，难以推广。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主张，得不到权贵阶层的理解，因为这，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亲朋好友，包括当年引荐过他、把他带入政坛的文学领袖欧阳修。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臣中，如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他们的治政能力、文化修养和个人品德，勿庸置疑，在历史上都是属一数二的。然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上层集团，实在是太吝啬了，舍不得牺牲一点既得特权，哪怕稍微让利一些给下层，以维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他们的这种吝啬，使得当时世上贫者愈贫，社会的畸型倾斜愈演愈烈，失去控制，从而导致国家负担沉重，活力衰竭，民不堪苦，政亡人息。
北宋这台破车，王安石试图通过修修补补，裁减乘客，使它能够继续使用，而众多上层权贵都不愿下车，又为了不出或少出修车费，坚决拒绝修车，使王安石的修车计划几经挫折，终归流产。公元1127年，完颜兀术带着金兵南下，俘获徽、钦二帝，灭掉北宋，等于金兀术抡起大锤，把这台破车击得粉碎。虽然说赶车的和拉车的不再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但谁能不说这不是北宋历史的悲剧呢？
研究历史，是为了昭示未来。北宋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改革，都要求每一个参与阶层具备相应的承受力，如果只让老百姓做出牺牲，权势阶层的特权一点都不愿触及，那么，这场改革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不管改革者的决心和魄力有多大，最终只能像庄子所说的喝酒一样，一本正经开始，稀里糊涂结束。北宋历史的悲剧，足以说明这一点。

‘陆’ 关于北宋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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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北宋的文化：

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

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1]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2]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3]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4]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关。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5] 由此扩展，宋人不仅议学问、论经术，而且议时事、论政治；不仅与今人议论，而且找古人争辩。学术、政事、文学，甚至在绘画领域，也折射出这种议论精神。苏轼称论画求“常理”[6]；沈括言书画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米友仁云：“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是，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8] 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穷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核心命题。这里的绘画之“理”，同苏轼所谓“物一理也”[9] ，同苏辙所谓 “万物同一理”[10]、“万物一理”[11] 一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盛称颜太初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12]、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与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脉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苏轼《春秋论》云：“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13] 这一议论，对那些奉先秦经典若神明的汉唐经学，不啻振聋发聩之当头棒喝。

议论化，是苏诗的突出特色。较早指出苏诗这一特色的是宋人张戒，张戒论诗主张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从这种贵含蓄的主张出发，他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道：“子瞻以议论作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4] 更系统而有影响的批评是严羽提出的，其《沧浪诗话·诗辨》主张：“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角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接着，他针对苏、黄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5] 以后，很多论者都将议论化作为苏诗缺憾加以诟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预设立场，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正法眼藏、乡音乡味。在他们心中，以唐诗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议论的审美趣味，已成为积淀颇久的标准和习惯。以这种思维定势去读苏诗，即使其议论超妙英发，至矣、工矣，终觉是旁门左道、殊方蛮语，不是吾乡之唐音正声、诗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虽然在苏诗中，议论化并非意味专用议论，纯务理语，如玄言诗和理学诗一样，但在苏诗之后的江西诗派末流、道学家和偈子诗那里，议论与形象、情感割离脱节，被推到“理障”的极致，苏诗便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备受不明不白的指责。

就第一点而言，唐音、宋调各有其胜，前人之论备矣。就第二点而言，其实，苏诗的议论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 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史》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16] 沈德潜《说诗晬语》袭之，而略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17] 细思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都可称典型的以议论入诗。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及陶潜的诸多诗篇，也充满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绝唱千古，乃纯乎议论。李白《蜀道难》开篇便：“噫，吁嘘!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亦不乏议论。杜诗除沈德潜提及外，还有《戏为六绝句》《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更将以议论入诗在论诗题画领域中加以弘扬。其后，韩愈以文为诗、将文之议论入诗之作，白居易议论痛快、以理为胜之作，实已开宋诗议论化之门户。至北宋，“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8] 到了“欧梅苏王”， 杜、韩受推重，此时宋诗中议论化倾向已颇成气侯。《宋诗钞·临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诗)独是议论过多。”从上述不绝如缕的诗歌发展线索中，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苏诗的议论化上祧《诗经》、中承陶潜等汉魏诗人之作，近继李、杜、韩、白之诗的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说，苏诗议论化正是上述固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上述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它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当然与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项外在因素有关，但说到这种议论精神之于苏诗的影响，其关系尚未直接触及。譬如，唐代也可谓思想解放、政治宽弘了，为何唐诗却不以议论见长呢？究其实质，议论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义是通过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来集中体现的，而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有唐一代虽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对繁荣，而儒、道思想相对冷寂，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学，唐人多重注疏而轻义理，从总体水平看，其哲学思辨的发达程度，其学术思想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都远逊于赵宋。

可以说，宋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扬，唐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扬。宋型文化锻铸而成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对直觉感性的体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调，最终也常常归于淡泊澄观、宝光内蕴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喷薄而出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歌咏，是对直觉感性的触动，因而即使有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还原为感性的意象。这种差别既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唐以来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主导文化发展的制动权已由世族手中转移到庶族那里。盛唐帝国由世族阶层主导的文化精神，与其天宇开张的气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种发散与昂扬的风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发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识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与其积贫积弱的国势相适应，是那种凝炼与沉潜的风貌，诚笃内省，在茶茗与书卷中慢啜深品，体味宇宙人生的至奥。

苏轼诗如晴雨表一样，敏感地反映出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迁移与嬗变，并主动适应理性化时代主题的需要与召唤，发扬汉儒以来美刺观的诗学传统，同时注意舍去其纯教化的苍白观念，将魏晋六朝以来穷情写物的审美主义融入其创作思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9]；发扬言志写意精神之际，不废咏物壮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与思理议论之间固有的差别；同时，开始摸索将意兴思理同性情兴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力图系隐喻和意会于议论言传，含不尽之意于抒情写景。因此我们说，苏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舍弃宋以前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传统，代之以抽象无味的议论，而在于合理继承形象思维的传统，同时反映并发扬本时代文化的议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代表时代；发扬时代精神，才能领导时代。在这一点上，正由于苏诗的议论化适时反映并发扬了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因而才代表并领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这一历程在艺术风格和气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于此，苏诗扩展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能力，从而开拓出古典诗歌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使人感受和体会到：诗的魅力不仅可以在于情景交融，也可以在于意兴生发。

我们说，性情的抒发固然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从精神分析学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系统，知、情、意、直觉、理智、潜意识之间没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汉界。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尤其是相互渗透和沟通着的。在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种发生倾斜变化，都会导致诗歌风格、气象的不同。苏轼曾说：“始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20] 苏诗正是苏轼这种美学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诗歌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苏诗以议论化入诗，将后者加以突出、强调和倾斜，反唐音之常，创宋调之趣。理趣就是这“趣”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议论就是这理趣的重要表现之一。

退一步讲，议论与诗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并非水火不容。前者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抒情、叙事等相并列；后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辞赋等相对举。两者如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关系相似，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甚或羽翼相辅。每种文学体裁都可以通过议论的手法表达；每种表现手法都不妨运用于诗。也许存在某种表现手法更适合某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但表现手法与文学体裁、议论与诗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如果需要，诗可以议论，议论可以诗化，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现出各自的极诣。

从诗歌内部着眼，陈陈相因绝非诗歌艺术应有的发展途径。北宋前期对唐诗模式一味模仿、袭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颇。所以，无论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最终都是昙花一现，影响有限。范仲淹说他们：“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21] 梅尧臣称：“迩来道颇丧，有作皆空言。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答韩三子华……》） 那种廓敷空洞的言情写景，确实已经难以适应宋人穷形尽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审美趣味。时代迫切需要诗歌在审美观念和意识上有一场新的革命。

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学体裁看，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再度兴起和宋词的崛起壮大，两面夹攻，促使宋人写诗在创作和观念上，不得不沿着新的道路开拓。词在抒写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诗自愧弗如，只好放弃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转而占据写意的一部分领土；古文运动更进一步加速了以文为诗的步伐，打通了诗文两种体裁之间的隔膜。前者使宋诗在内容方面从抒情上退却，后者使宋诗在形式方面的“破体”(散文化)上前进。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

于是，这场革命的旗手和这次解放的领袖苏拭便应时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学派巨子的双重身份，是苏诗得以以议论擅场的重要因素。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成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之后，更力倡“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乞郡札子》）。他还说：“清新似庭燎，虽美未忘箴”（《次韵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其中表现出的苏轼对诗与政关系的认识，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新乐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次韵蒋颖叔》）的政治抱负和决心，愈发使议论在苏诗中得以大放厥词。

有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引发的，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录《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里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22] 政敌的摭摘，固多牵强附会、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对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的曲解，连宋神宗都不以为然。[23] 但，参以《宋诗纪事》卷二十一所列乌台诗案中诸作，多涉政事，谓其有影射讥评之隐意，也并非全然无据。《后山诗话》就曾评说道：“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24] 官场失意，屡遭贬谪之后，坎坷的境遇使苏轼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察，诗中议论更成为其总结以往，鉴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脱的有效武器和途径。

作为蜀学派巨子，苏轼于思辨哲学有深造自得，于儒、释、道亦融会贯通，功力不浅。黄庭坚称苏轼“深入理窟”[25]；秦观也说：“苏氏（东坡）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26] 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苏辙，回顾苏轼的为学之道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宏通广博的才学，深造自得的识见和雄厚的文化素养无疑成为苏诗议论化成功的内在根底。

‘柒’ 中国历史经过了多少年

从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

夏朝的起止年代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根据资料推算，大约是从公元前二一○○年到公元前一七六○年，共存在四百多年。
商朝的起止年代也没有搞清楚，大约是公元前一七六○年到公元前一一二○年，共存在六百多年。
周朝分好几个阶段。开始一段叫西周，从公元前一一二○年至公元前七七一年，共约三百五十年。接着是东周，从公元前七七○年至公元前二四九年，共有五百二十二年。其中前三百六十年诸侯称霸，称为春秋时代，后一百八十年七国争雄，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最后的二十八年东周已经灭亡）。
秦朝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起，到公元前二○七年灭亡止，只存在十五年。
汉朝的前期称西汉，从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八年，共二百一十四年。后期称东汉，自公元二十五年至二二○年，共一百九十六年（西汉、东汉之间有王莽称帝等）。
东汉以后，西晋统一前，我国历史上出现分裂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称为三国时代，从公元二二○年到二八○年，共六十一年。
晋朝也分为西普、东晋两个阶段。西普从二六五年到三一六年，共五十二年。东晋从三一七年到四二○年，共一百零四年。
从东晋灭亡到隋朝统一这一段时期，历史上叫南北朝时代，全长一百七十年。
隋朝从五三九年统一中国起到六一八年止，全长三十年。
唐朝从六一八年起到九○七年止，共二百九十年。
唐朝以后，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分裂局面，这个时期叫做五代十国时期，从九○七年到九七九年，共七下三年。
宋朝也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称北宋，从九六○年到一一二七年，共一百六十八年。后一个阶段称南宋，从一一二七年到一二七九年，共一百五十三年。
元朝从一二七九年灭南宋起到一三六八年止，共九十年。
明朝从一三六八年起，到一六四四年止，共二百七十七年。
清朝从一六四四年入关算起，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被推翻止，全长共二百六十八年。

我国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国近代史是从一八四○年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在这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这个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侵入了中国。
一八四○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又连续不断地发动了很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些侵略强盗用战争打败了中国，随后就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许多领土，取得了很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特权，任意在中国驻扎军队，开办工厂、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对外贸易、通商口岸，随便在中国传教，办报纸，办学校用进行其他文化侵略。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强盗和中国反动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成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就这样，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社会里，除了原先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两个新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社会了。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是这样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且一天天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但是，中国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绝不甘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黑暗反统治。从外国侵略者向我国发动进攻的时候起，中国人民也就同时开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光辉历史。（汝丰）

林则徐和虎门销烟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清朝封建专治统治下，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困难，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象一座即将倾倒的大厦，摇摇欲坠。这时，西方各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较高阶段，特别是英国有“世界工厂”和“海上霸主”之称。它迫切需要开发更广大的商品市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就成了它眼中的一块肥肉。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它竟然用鸦片作为侵略工具，把鸦片大量运到中国倾销。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烟毒很快泛滥全国。上至官吏，下至士兵，国内吸毒者多达二百万人，严重影响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鸦片贸易还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阶上涨。农民出售产品得来的是铜钱，交税却必须折合成大量的银两，结果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清政府国库也日益空虚。
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严禁鸦片，清政府中一些政治上敏感而又开明的官员也纷纷提出禁烟主张，湖广总督林则徐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代表。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书，痛切指出如果不把鸦片严加禁绝，将来国家不但无人可以当兵，而且也将无钱维持财政开支。林则徐的正义主张深得人，道光皇帝也不得不考虑，如果不禁烟，他的宝座就会被鸦片冲垮。于是他采纳禁烟主张，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贩毒活动的中心——广州查禁鸦片。
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广州，一到就明确宣告：鸦片一天不禁绝，一天不回北京，一定要全始全终，决不半途而废。接着，他收缴鸦片，捉拿汉奸，严惩贪官污吏，逮捕破坏禁烟的英国烟商颠地。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展起来，英美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二万余箱，共二百三十七万余斤。
一八三九六月三日，林则徐在虎门镇口村前的海滩上，主持了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这一天，虎门人山人海，三声炮响，兵勇们把水放入禁烟池内，加入食盐成为浓卤，随后抛入鸦片浸泡半日，再投进石灰。顿时，池内沸腾，虎门滩头烟雾冲天，一箱箱鸦片化为渣沫。到六月二十五日，二百多万斤鸦片全部销完。
虎门销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它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强意志。从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伟大斗争的序幕。（张林娜）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引起了很大震动，英政府决定发动对华战争。一八四○年六月，英国派遣侵略军队四千人（后增至一万五千人），携带五百多门大炮，他乘四十八艘战舰，同乔治·懿律率领，侵入广州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广东没海军民在林则徐亲自指挥下，严密防守，使英国侵略军捞不到一点便宜，它只好改为进犯福建，又遭到闽浙总督邓廷桢的迎头痛击。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在其他港口不作任何抗敌准备，致使英国军攻占浙江定海，接着沿海北上，进犯大沽口，直接威胁天津。道光皇帝张皇失措，马上转向投降派的立场，斥责林则徐“贪功启衅”，“误国病民”，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向侵略者求和。
琦善抵达广东后，拆除沿海工事，解散招募的丁勇，并与英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穿鼻草约》，答应永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和开放广州等苛刻条件。同时道光皇帝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充军，想以此来解侵略者的焚烟之恨。
可是英政府并不满足，
又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先后攻陷厦门、镇海、宁波等地。道光皇帝大为恐慌，派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原两江大臣总督伊布里前往浙江议和。英国依丈战争中取胜的优势，对清廷求和要求不予理睬，继续攻陷吴淞口、镇江，英舰直逼南京城下。道光皇帝心惊肉跳，发出了对侵略者“所求无不允准”的圣旨，让耆英等大胆卖国。一八四○年八月十九日耆英等在南京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出卖中华民族权益的《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一、割与香港；二、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四、英商可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五、中国海关抽收进出口货物税须与英方议定，不得随意变更。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相继效仿，胁迫清廷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规定美国、法国享受《南京条约》中除割地、陪款外的一切特权。后来，沙俄、葡萄牙、荷兰等国也争相要求各种特权。后来，沙俄、葡萄牙、荷兰等国也争相要求各种特权，清廷一概允准。
《南京条约》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中国从此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张林娜）

金田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人民群众走投无路，只有起来反抗。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九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终于在一八五一年爆发了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是洪秀全。
洪秀全，广东花县官禄布为，生于农民家庭，当过农村私塾教师，也曾幻想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先后四次应考都没考中，由此逐渐看到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封建社会的黑暗。鸦片战争失败，更激发了洪秀全的革命激情。一八四三年，他利用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创立了革命团体——拜上帝会。第二年年初，洪秀全和拜上帝会最早信徒冯云山从广东前往广西宣传革命和发动群众。开始成效不大，洪秀全便返回花县，从事理论着述。冯云山则进入紫荆山区进行艰苦的革命组织工作。
紫荆山在广西平县金田村附近，山深林密，地势险要，居住者大都是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冯云山进入山区后，同许多受苦人结成了朋友。经过艰苦的活动，在群众中建立和发展了拜上帝会组织，紫荆山成了革命起义
的根据地。
一八四七年，洪秀全完成了他的理论着述来到紫荆山区。这时拜上帝会已发展到三千余人。洪秀全一面向群众讲述他写的《原道救世训》等三篇革命文献，一面率领群众捣毁庙宇，煞地主阶级威风。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革命领导核心，拜上帝会也得到迅猛发展，从紫荆山区扩大到周围各县以及广东各地。
拜上帝会同地主团练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双方剑拔弩张，金田村已成为一触即发的革命火山。洪秀全、冯云山等加紧制造武器，同时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迅速向金田集中，准备起义。无数涓涓细流，终于汇集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布起义，震撼世界的农民革命爆发了。
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义旗所向，遍及十八个省，斗争达十八年之久，达到了我国旧式农民革命的顶峰。（张林娜）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火烧圆明园

北京西北清华大学附近有一片废墟，叫作圆明园。一百多年前，这是清朝明皇帝的一座极为精美的大花园，比现在的颐和园学要漂亮得多。那里面有宫殿祠庙、亭台楼阁，有中西风格的精美雕塑，还有无价的文物珍宝。清朝皇帝用了近二百年才营建起来的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壮丽宫宛，却在一八六○年被英法侵略军一举焚毁。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不但打击了清王朝，也引起了英法美等国的极度恐慌。它们开始自称“中立”，派公使到天京诱胁太平天国承认它们在中国的特权。遭到了太平天国严词拒绝后，它们便趁政府急危之时，先用武力驯服清政府，然后协助清政府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以扩大它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年得到的权益。
一八五六年，英国借口中国水师在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中国走私船上逮捕水盗，污辱了英国国旗；法国也借口一个传教士在广西内地被杀，两国共同向中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和沙俄的支持。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侵略军攻陷广州，俘虏了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接着北犯大沽口，直扑天津。咸丰皇帝惊慌失措，只能乞降，全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东西方条件：向英法两国赔款，开放南京、汉口、九江等地为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各国派公使驻北京等等，这便是《天津条约》。
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公使前往北京交换条约,清政府要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他们却强行率军舰闯进大沽口,遭到中国守军痛击,大败南返.一八六○年八月,英法侵略军重整旗鼓,再次北上,攻占大沽口和天津,直逼北京.咸丰皇帝匆匆忙忙逃往热河.十月,侵略军占领北京,大肆烧杀抢掠.圆明园内的珍宝文物\书画古董,都被抢夺一空.为了掩饰这个罪恶野蛮的行为,强盗头子下令烧毁全园.一时烟雾迷漫,火势三天三夜不熄.一座世界闻名园,就这样在侵略者的野蛮抢夺下,化为焦土.这是祖国文化史和人类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清政府在敌人威逼下,又一次屈膝投降,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除全部承认《天津条约》外,又给英﹑法各赔款八百万两,并增开天津为商端口,将九龙割给英国.中国从此丧失了更多的主权。.

太平洋痛打洋枪队

太平天国建都在天京后,北伐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一八六○年继续向苏浙进军,兵锋直指上海.这时上海已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在这儿建立了租界.许多清朝官僚地主逃亡上海,他们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异常惊慌,极力怂恿外国侵略者出兵干涉,于是外国侵略者一面以武力威胁太平军“勿攻上海,否则打击”,一面由美国流氓华尔出面招募洋人,成立一枝洋枪队,专门对抗太平军.。
八月，太平军进攻松江。华尔率洋枪队迎战，被打的落花流水，华尔也身中五枪，狼狈逃回上海。太平军乘胜追击，进抵城郊。这时，英法侵略军只好公开参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平军被迫退却。
一八六二年初，太平军兵分五路，又一次向上海进军。华尔的洋枪队，改用中国人当兵，外国人当官，人数发展到五千人，加上英法侵略军四千人，清军一万人，互相配合，共同向上海郊区高桥的太平军反扑。太平军奋起还击，打伤洋枪队副领队白齐文，华尔和英海军提督何伯几乎被活捉。洋枪队和外国侵略军用炮火猛烈轰击，太平军不得不从高桥退出。清政府为此赏给华尔三品顶戴，并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上海的大买办杨坊竟恬不知耻地把女儿献给华尔做老婆。
一八六二年五月，太平军第三次向上海进军，攻克了嘉定，并向青浦进军。华尔急忙派“常胜军”。救援，遭到迎头痛击，“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被太平军活捉。太平军连续作战，乘机进攻，攻克了除松江以外的上海附近各县。“常胜军”成了常败军。华尔最后在浙江慈溪战斗中被太平军击毙。这个罪恶累累的强盗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林纳）

镇南关大捷

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交界的地方，有一座险要的关隘，叫友谊关，过去称镇南关。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这里曾是闻名国内的重要战场。
一八八三年，法国向越南侵略，并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广西前线的清军在清政府投降路线的影响下，军心涣散，全线瓦解，镇南关为法国侵略军占领。法军统帅尼格里派人在废墟上插块牌子，狂妄的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在存在了！“镇南关周围的我国群众针锋相对，在关上奋笔直书：“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热潮的激励下，以冯子材为首的爱国清军积极展开了抗法斗争。
冯子材是广东钦州人，早年曾参加农民起义，后投降清朝，被任为广西提督，一八八二年因年老多病还乡。法国的猖狂侵略，激发了他的民族情感，主动重返前线，奋起抗法。
冯子材到达前线，一面收集溃兵，稳定军心；一面招募民间丁勇，积极团结边防其它部队，鼓励军民保卫国家，并在距镇南关内十里的关前隘沿着山麓修筑一道三里多的长墙，挖掘长壕，以备攻守。
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国侵略军大举进犯，冯子材率部下沉着应战，不断打退敌人进攻，激战终日，相持不下。次晨，大雾弥漫，法军在绝对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分兵三路，猛扑长墙。炮声震谷，枪弹雨集，长墙几乎已被突破，形势万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七十岁的冯子材以帕包头，脚穿草鞋，手持长矛，一跃而出，全军将士也一齐冲入敌阵，人人奋勇争先，刀劈枪挑，法国侵略军旗靡阵乱。这时关外的中越群众一千多人也冲杀前来，里应外合，法国侵略军全线崩溃，仓惶逃命。冯子材率军乘胜追击，毙敌官兵一千多人，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镇南关清军取得大捷，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法军溃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菇费理内阁被迫下台，新成立的内阁急切期望与清政府妥协求和。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害怕战事延续下去会损害他们享乐苟安的生活，也想乘胜求和，于是派人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汉议和条约》。打了胜仗还要投降，这真是千古奇闻，充分反映了清政府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林纳）

沙俄强占我国大片领土

沙皇俄国早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加紧了对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地区的侵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指示他加紧部署吞并黑龙江的军事行动。一八五○年，穆俄维拉地派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伊率兵占领黑龙江入口处的庙街，一八五四年强占了中国领土库页岛，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七年间，沙俄侵略军大规模武装入侵黑龙江地区，强占海南泡等地，设立哨所，修筑炮台，企图长期占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穆拉维约夫乘英法侵略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的时候，率领兵舰侵入黑龙江的瑷晖，以兵力挟制黑龙江将军奕山，逼令他在预先拟定的条约上签字，这就是所谓的《中俄瑷晖条约》。依据条约，沙俄侵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一八六○年，沙俄利用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机会，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以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强行侵占。
一八六四年，沙俄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片面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走向”，与清政府在新疆会商，勘分西部边界。谈判中，沙俄以武力相威胁，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把中国境内的三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克塞湖，连同周围面积共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割占了去。
从《瑷晖条约》到《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皇俄国一共从中国侵占了一百四十四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侵略、霸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也是奴役、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最凶残的刽子手。（林纳）

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发生在农历甲午年（一八九四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场战争。
日本原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极力推行扩张侵略政策。它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和中国的东北。
一八九四年，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王朝向清政府求救。日本竭力劝诱清政府出兵，同时它也借口保卫侨民，派大批军队在朝鲜登陆。朝鲜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向日本提出，双方立即从朝鲜撤军。日军不仅不撤，反而大量增兵，并向驻朝鲜的清军发动突然袭击，挑起战争。
这时慈禧太后正在准备庆祝六旬大寿，根本不积极筹防备战。她幻想西方各国能出面调停，妥协了事。朝鲜前线的清军毫无作战准备，日本一进攻，便节节败退，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边境。
与此同时，日本的海军在黄海也对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了海战。中国舰队毫无准备，完全处于不利地位。主力舰“定远”号首先被日舰炮弹击中起火，另一艘战舰“致远”号舰长邓世昌命令舰兵拼死冲锋，撞沉敌主力舰“吉野”号，以打乱日舰阵容。日舰官兵慌忙发射水雷，击中“致远”号，邓世昌和全舰二百多官兵壮烈殉国。仅剩下的“经远”号，弹药库也被日舰击中，满船起火。舰长林永升临危不惧，命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冲击，最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在这场海战中，北洋舰队官兵充分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崇高爱国气节。由于他们的英勇还击，日本舰队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甲午海战结束不久，日军便兵分两路侵入中国：一路越过鸭绿江；另一路在山东荣成登陆，包围威海卫，击溃了残留的中国北洋舰队。清朝统治集团一片慌乱，只得派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屈膝求和，签订了《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林纳）

戊戌变法

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准备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人民群众激愤异常，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举人，纷纷拥向都察院，坚决要求拒和。广东举人康有为，早就怀有改革清朝腐败政治的决心，曾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现在他看到“士气可用”，就和弟子梁启超一起串连各省举人开会商议，连夜赶写出一份《上皇帝书》，慷慨陈词，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的主张。在这份《上皇帝书》上签名的有一千三百多个举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公车上书”事件（汉朝被举荐的人士入京，由公家备车接送。后来就用“公车”称呼进京会试的举人）。这份“上皇帝书”虽然没能送到皇上手中，但被广为抄传，影响很大。
“公车上书”第二天，分试放榜。康有为考取了进士，并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但他没有就职，而是继续忙于变法活动，积极宣传维新主张。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宗旨是“保国、保种（民族）、保教（孔教）。”保国会的声势越来越大，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
经过一段酝酿、策划，光绪皇帝决心采纳变法主张。他起用了一些维新志士，并在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实行新法的号诏令。新法主要内容是；撤并闲散衙门；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减绿营兵将；废除八股；兴办学堂，提倡西学；准许自由办报。
新政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击。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将他的师傅、支持维新派新的翁同和革职逐回原籍，并将用人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还准备秋间“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无兵无权，感到形式危急，就命令康有为设法挽救。维新派只好求助于大臣袁世凯，要他在“阅兵”那天杀掉掌握大权的顽固派荣禄，以便继续推行新政。殊不知狡猾的袁世凯当面答应，背地里却向太后告了密。九月二十一日，政变突然发生，光绪被囚禁，维新派的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位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废止。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给人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封建势力顽强的中国，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亦青）

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事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本来是北方秘密反清结社的一个支派。它的成员传习拳棒，也画符念咒。一八九九年，山东灾情严重，老百姓无法生活也去，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便领导高唐、茬平、长清等地的拳民起义。清政府派兵前往镇压，被义和拳打败。后来朱红灯虽被杀害，义和拳的势力却日益强大。山东巡抚毓贤看硬压不行，便使用欺骗手法，假装承认义和拳的合法地位，义和拳也把斗争矛头转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毓贤没能把义和拳镇压下去，各帝国主义头子很不满意，要求清政府派袁世凯去替换毓贤。袁世凯带领几千“新建陆军”来到济南，贴出《查禁义和拳告示》，到处杀人放火，洗劫村镇。义和拳迅速由山东直隶（河北）发展，各地劳苦百姓踊跃参加。一九00年五、六月，义和团运动已发展到天津、北京。他们焚烧洋堂，破坏外国人的铁路、电线，声势越来越大。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眼看躲在幕后指挥，消灭不了义和团，就公然派出军队进行武装镇压。六月十日，一支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级成的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英雄手持长矛、大刀，英勇抵抗。十八日，义和团和一部分爱国清军联合向驻在廊坊车站的侵略军发动进攻，大获全胜，西摩尔被迫带领残兵连忙逃跑。与此同时，北京的义和团也因外国侵略军官员开枪杀害团民、百姓而包围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并向西什库外国教堂进攻。
在义和团强大的声势面前，清政府害怕自己被推翻，便耍弄起两面手法，一面安抚、收买义和团，称他们为“义民”，表示要和义和团一起抗击侵略军，并假惺惺地在六月二十一日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宣战”；另一方面却又密电各驻外使节向所驻帝国主义国家“解释苦衷”，“请求谅解“。当八国联军卷土重来，打向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急急忙忙逃亡西安，临走还命令清军官兵务必协助侵略军”剿办“义和团。七月十四日，天津被侵略军攻陷，八月十四日，北京被占领。慈禧太后再次派李鸿章向敌人求和，于是一九0一年又签订了一个卖国的《辛丑条约》。
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但它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反抗我国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亦青）

‘捌’ 定州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是什么时候

历史上，定州是一个地级市
五帝时期
公元前26-22世纪 定州归九州之一的冀州管辖
公元前2361 定州为唐尧封地

周朝
公元前774 定州归鲜虞国（白狄族人建立）管辖。
公元前649年 齐国国相管仲在今定州境内筑一城，即后来的定州城。
公元前506年 鲜虞国改称中山国，定都中人城（今唐县西南一带），定州属中山国
公元前414年 中山国迁都于顾（即今定州城）
公元前408年 魏国攻灭中山国，顾（今定州城）归魏国管辖。
公元前380年 中山国国君桓公励精图治，彻底打败魏国，而成功复国，顾（今定城） 又重新回到中山国手中，不久，中山国将国都由顾迁到灵寿城（今石家庄灵寿县）。
公元前323年 中山国国君称王，全国统领26个城邑，其中包括顾（今定州城）。
公元前296年 赵国攻灭中山国，定州归赵国管辖。
公元前228年 秦国攻灭赵国，定州归秦国管辖。

秦朝
公元前221年 秦国统一中国，先置36郡，定州归巨鹿郡管辖；后设47郡，定州归恒山郡管辖。

汉朝
公元前206 秦灭亡，归汉。
定州城，当时名叫卢奴县，为汉高祖刘邦所设置。
公元前154年 定州仍称卢奴，为中山国国都。定州全镜及其所辖范围，被称为中山国。汉景帝（刘邦孙子）封第九子刘胜为中山国王，国都卢奴（今定州城），管辖14县：卢奴、北平县（今保定满城县）、北新城（今保定徐水县）、唐县、深泽、苦陉（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安国、曲逆、望都、新市、新处（今定州大辛庄镇）、毋极（今石家庄无极县）、陆成（今保定蠡县）、安险（今定州固城村）。
公元25年 仍称卢奴，为中山国国都。卢奴（今定州），管辖13县：卢奴，北平（今保定满城县）、北新城（今保定徐水县）、唐县、深泽、苦陉（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安国、曲逆、望都、新市、毋极（今石家庄无极县）、陆成（今保定蠡县）、安险（今定州固城村）。

三国时期
公元221年 定州市境域仍名中山国
公元232年 仍称卢奴，曹衮被封为中山恭王，驻地卢奴（今定州城），管辖9县：卢奴、北平（今保定满城县）、新市、唐县、望都、魏昌（由苦陉改称，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蒲阴（今保定顺平县）、安熹（由安险改称，今定州固城村）、广昌（今保定涞水县）。

西晋
公元前265年 仍称卢奴，为中山国治所。晋武帝封司马睦为中山王，驻地卢奴，卢奴（今定州城）管辖8县：卢奴、北平、新市、唐县、望都、魏昌（由苦陉改称，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蒲阴（今保定顺平县）、安熹（由安险改称，今定州固城村）。

东晋十六国
公元386年 定州及其所辖地，仍称中山。鲜卑人慕容垂建后燕国，定都中山，改卢奴（今定州城）为弗违，管辖8县：弗违（由卢奴改称，今定州城）、北平（今保定满城县）、新市、唐县、望都、魏昌（由苦陉改称，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蒲阴、安熹（由安险改称，今定州固城村）。

南北朝
公元397年 定州及其所辖地，仍称中山。中山归北魏，设置安州，治所在中山，将弗违（由卢奴改称，今定州城）复名卢奴（今定州城）。
当时的定州城是三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一是安州的州府所驻地，二是中山郡的郡府所驻地，三是卢奴县的县府所驻地。
公元400 改安州为定州，治所在中山，定州管辖5郡：中山，常山、博陵、北平、巨 鹿。中山郡治卢奴（今定州城），辖7县：卢奴、上曲阳、新市、唐县、毋极、魏昌、安熹。

即定州的州治在中山郡，中山郡的郡治在卢奴县（今定州市）
这是定州这个称谓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但当时定州并不是特指今天的定州城，而是指定州所管辖的整个地区。定州是古代行政划分州、郡、县中州的概念。

公元534 定州属东魏，仍管辖5郡：中山、常山、博陵、北平、巨鹿。

隋朝
公元583年 设置定州总管府，驻扎鲜虞县（由卢奴该称安熹又改称鲜虞，即今定州市）管辖定州、冀州、灜州三州军事。
公元607年 改定州为博陵郡，郡治鲜虞县，管辖10县：鲜虞（今定州市）、北平（今保定满城县）、新乐、唐县、隋昌（由魏昌改称，原来的苦陉，即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恒阳、义丰（今保定安国县）、深泽、安平、毋极（今石家庄无极县）。

唐朝
公元621年 归唐，复置定州，管辖10县：安熹（由鲜虞改称，即今定州市）、北平（今保定满城县）、新乐、唐县、唐昌（由隋昌改称，原来的苦陉，即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恒阳、义丰（今保定安国县）、深泽、望都、毋极（今石家庄无极县）。
设定州总管府，驻扎定州，管辖5州：定州、恒州、并州、灜州（州治在今沧州河间）、廉州（州治在今石家庄藁城市）。
公元623年 设置定州大总管府，驻扎定州，管辖32州：定、洛、相、磁、磁、黎、冀、深、蠡、沧、灜、魏、贝、景、博、赵、宗、观、廉、井、邢、栾、德、卫、满、幽、易、燕、平、营。
公元624年 将定州大总管府改为定州都督府，仍驻扎定州，管辖8州：定、恒、满、井、赵、廉、栾、蠡。
公元780年 定州管辖10县：安熹（今定州市）、北平（今保定满城县）、新乐、唐县、陉邑（由唐昌改称，原来的苦陉，即今定州邢邑镇邢邑村）、曲阳、义丰（今保定安国县）、深泽、望都。

五代十国
公元951年 设置定州义武军节度使，驻扎定州，管辖3州：定州、易州、沧州

北宋

公元960年 归北宋
公元1048年 设置定州路，驻扎定州，管辖8州。
公元1113年 改定州为中山府，治所在安熹（今定州市），管辖7县：安熹、无极、曲阳、唐县、望都、新乐、北平（今保定满城县）

金朝
公元1128年 定州归金国，
公元1129 仍设中山府，府治安熹（今定州市）管辖7县：安熹、无极、庆都（由望都改称）、曲阳、唐县、永平、新乐

元朝
公元1219年 归元，仍设中山府，府治安熹（今定州市），管辖3县：安熹、无极、新乐

明朝
公元1368年 归明
公元1369 改中山府为定州，州治在安喜县（今定州市），从此中山府的名字 不再出现。
公元1370 改安喜为定州，从此安喜二字不再出现，而定州二字成为现在定州城所专用，并一直延续至今。
公元1376 仍设定州（此定州为一个州的概念），州治定州（为一个县的概念，即今定州市），管辖4县：定州、新乐、曲阳、行唐。
公元1448年 仍设定州，州治定州，管辖3县：定州、曲阳、新乐。

清朝
公元1649 仍设定州，州治定州，管辖3县：定州、新乐、曲阳。
公元1724 仍设定州，由隶属直隶省（即今河北省）正定府改为直属直隶省，州治定州，管辖3县：定州、曲阳、新乐
公元1734年 仍称定州，州治定州，管辖3县：定州、曲阳、深泽

民国
公元1912年 称定州，州治定州，管辖3县：定州、曲阳、深泽定州管辖3县：曲阳、深泽、定州
公元1913 改定州为定县。
公元1914 称为定县，属保定道。
公元1937 在定州设置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扎定县，管辖6县：定县、新乐、灵寿、行唐、曲阳、阜平。

新中国
公元1954年 定县专区撤销，归保定地区管辖
公元1958年 定县、曲阳合并为定县
公元1961年 定县、曲阳分开
公元1986年 定县升级为定州市。

总结：
1、中山、定州——2个历史留下的深深烙印
现在的定州，被历史上的2个名字打下的烙印最深，一是中山，二是定州。历史上，中山或定州是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概念出现的。但是无论是中山还是定州，他们的国都或者州治确实一直在今天的定州。

2、定州——最初是一个地级市的概念
历史上定州这两个字是一个地区概念，指的是一个地级市，范围远比现在大得多。今天的定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大区域的行政中心，单从定州这两个字上就可以印证。当我们听到开封府、大名府、正定府时，就可以联想到中山府。当我们听到杭州、冀州时，就可以联想到定州。

3、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
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条路叫中山路，不是每个城市的中山路都是她的市中心。历史上我们的定州被以中山命名时，要远比现在的广东省中山市以孙中山的名字而命名的历史早得多。

4、定州——河北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级市
定州是河北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级市，其实这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为什么人口最多？我们可以直接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答案。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在司马迁的这段记述中，开头便讲“地薄人众”，意思是说中山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定州地区人口密度大。定州不单是现在人口众多，而且一直是历史上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此外，另一个依据是，公元前154年，西汉汉景帝（刘邦的孙子）分封他的儿子们为诸侯王，其中封他的第九子刘胜为中山国王，史称中山靖王。在当时，中山国是所有皇子分封国中人口最多的一个诸侯国。刘胜共生了100多个儿子，是当时的诸侯王中生儿子最多一个王。刘胜不仅是当时最能生儿子的一个王，而且几乎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生儿子数目的吉尼斯纪录。于是刘胜的众多后代就广泛分布在了定州大地，现在定州境内的很多刘姓人士便是刘胜的后人，跟三国时期的刘备同出一个祖先——中山靖王刘胜。现在的刘姓人口在定州排名第4位，据90年代的数据统计，定州镜内共有刘姓人口71346人，占当时定州总人口的7.29%。定州人历来是姓张、王、李、赵、刘的最多，于是民间便有一个说法叫“张、王、李、赵遍地刘”。

5、刘备——安熹县尉
东汉末年，刘备与关羽、张飞在涿州桃园三结义，后在镇压黄巾起义中立下战功，刘备被封为安熹县尉。当时的安熹县指的是今天的定州市固城村，也就是说刘备当县尉是在固城村，而非定州县城。

6、定州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
春秋战国时期叫顾;
西汉和东汉叫卢奴县；
三国时期叫卢奴县；
西晋时期叫卢奴县；
东晋十六国时期先叫卢奴后改为弗违县；
南北朝时期先叫弗违县后复名卢奴县；
隋朝先叫卢奴县后改为安熹县又改叫鲜虞县；
唐朝叫安熹县；
宋朝叫安熹县；
金朝叫安熹县；
元朝叫安熹县；
明朝先叫安熹县后改叫定州；
清朝叫定州；
民国先叫定州后改叫定县；
新中国时期先叫定县后改叫定州市一直延续至今。

7、定州所管辖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
战国叫中山国；
汉朝叫中山国；
三国时期叫中山国；
西晋叫中山国；
东晋叫中山尹；
南北朝时期先叫安州后改为定州；
隋朝时期叫定州总管府；
唐朝叫定州、定州大总管府、定州都督府；
五代叫定州；
宋朝先叫定州路后改为中山府；
金朝叫中山府；
元朝叫中山府；
明朝先叫中山府后改为定州；
清朝叫定州；
民国时期先叫定州后叫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新中国时期先叫定县专区后改为县级市一直叫定州市。

8、定州和中山国
历史上中山国分为战国中山国和汉中山国。
战国中山国是由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白狄族建立的，是战国时期除战国七雄之外实力最强的千乘国。历史上，中山国国都几经变迁，先是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村）、然后是中人城（今唐县西南一带）、再然后是顾（今定州城）、最后是灵寿（今石家庄灵寿县）。纵观上述几个中山国都，随中山国的动荡和灭亡后，均开始衰落，唯独定州一枝独秀，继承了中山文化的正统，一直延续了中山文化，并发扬光大。定州是以上几个中山国都中，中山文化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断代的城市，如同中国的二十四史一样完整，而其他的几个国都的中山文化均是绝对的断代史。
定州代表了中山文化的正统，是中山文化的发源地和历史上的中心区，是历朝历代中山地区的特指。从战国中山到汉中山到三国两晋中山，再到宋金元中山府，最后到定州县衙大门上镌刻的“古中山国”，中山文化在定州历史上贯穿了两千多年。

9、定州行政历史的独特性无人可以复制
历史上，定州作为历朝历代的州治、府治、郡治，其历史之久、级别之高、前后延续之完整，堪称河北之最，为其它城市所难以比拟。

‘玖’ 保定古时候叫什么

保定，古称上谷、保州、靴城、保府，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是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之一 ，素有“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畿辅重地，都南屏翰”之称。今保定之名意为“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保定向来是“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

1、上谷郡始建于战国燕昭王姬平二十九年，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大古城村，因建在大山谷上边而得名。

2、保州是如今的保定市。北宋建隆元年（960），因宋太祖祖籍所在之地，故在清苑县置保塞军，寓“保卫边塞”之意。

3、保定地理位置紧邻京城，为军事要地，是京城立都的重要保障，军防所需，早在明代根据地形条件，将城池就由“土城”改为“砖城”，形成似“靴状”的平面轮廓，历来传诵“天子脚下立靴城”之说。而今古城保定仍保留着“靴城”遗址。

4、保府始建于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李继宣知保州，筑城关、浚外濠、葺营舍、疏一亩泉河、造船运粮，保州始成都市。元明时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清保定府为直隶总督驻地。

(9)满城区北宋村有多少年历史扩展阅读

保定历史文化

1、方言俚语

保定话是保定市地方方言，属汉藏语系冀鲁官话保唐片，为四声调、无入声、部分儿化（很多er不与前面的字连读，而是独立成wer）、不分尖团，轻声少于普通话，一声较普通话更低平，少有二声。

2、民间文艺

1）保定老调

老调又名老调梆子、老生调，从元代时尚小令“河西调”变化而来。保定老调是河北省古老地方剧种之一，也是保定特有的地方戏曲声腔剧种。早期老调行当以生、净为主，而生、净两行又是分行不分腔，同唱老生调，故称老调，为区别于河北梆子，故名老调梆子，即老调剧种。

2）涿州皮影

涿州皮影是流传于保北涿州、定兴等地的“皮影戏”。演出时使用的文场伴奏乐器有京胡、二胡、四胡、扬琴、小三弦等，随之就有了伴奏音乐和过门。武乐还有大镲、大铙等。

音乐结构属于板腔、曲牌综合体，主要板式有头板、二板、琴腔、垛板、还魂调、悲调，曲牌有“三赶七”等。行当分生、旦、净、丑，各行当都有自己独特的唱腔。

3）满城寸跷

寸跷发源于满城县东于河村，据说由宫庭舞演变而来，已有200余年的历史。20世纪九十年代初，满城县文化馆组织人员深入乡村对该濒临灭绝的古文化遗产进行发掘整理，并将其搬上舞台映屏。

4）高洛古乐

涞水县义安镇高洛村古名“高乐”。“高乐”是一种古老的、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其中的祭祀音乐相传是华夏音乐始祖伶伦4800年前所创的“黄帝家庙”祭祀音乐的变存。“高洛音乐会”是高洛村民自愿参加、义务排练、义务演出的民间器乐演奏花会。

2006年，冀中笙管乐（高洛音乐会）被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雄县赵岗古乐

保定赵岗音乐会始建于清干隆年间，传承的乐曲内涵和谱式可追溯到唐朝晚期。由佛教曲、道教曲、民俗曲组成，表现形式有唱诵和器乐演奏，使用的乐器和传承演奏的方式仍以传统方式进行，吹奏乐有管子、笙、笛子、云锣，打击乐有鼓、铙、钹、铛子。

6）饮食文化

保定是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发源地，从保定历代文物中的谷物工具、熟食陶器，还有商代的爵，中山国当时的羊羹等，都印证了保定饮食的历史。保定传统小吃和菜肴有驴肉火烧、大慈阁香油、高碑店豆腐丝、白运章包子、卤煮鸡等等。

‘拾’ 保定市（包括其他县）有那些文化历史遗产啊

保定市拥有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1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7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47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涿州皮影

皮影艺术，俗称“皮影戏”，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它是集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于一体，由艺人操纵用牛皮或驴皮雕刻的人物、道具，通过灯光照射，投幕在银幕上进行表演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艺术。在中国皮影历史上，还有着涿州光彩的一页。提起中国皮影史，是不能没有“涿州”二字的。有人考证，现在北京、唐山，甚至承德、辽宁一带的皮影的来源就是涿州的皮影。涿州的皮影，被称之为“涿州影”。“涿州影”传入北京，有人说是在明代晚期。1957年青年节，毛泽东观看了皮影戏寓言故事《鹤与龟》和《鹬蚌相争》。2005年中国唐山国际皮影艺术展演的举办说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项内容的皮影戏不会无声地湮没在历史中，它将再现生机。同时，“涿州影”作为涿州历史上一个亮点，也理应拂去蒙尘，发出光辉。

非物质文化遗产满城寸跷

寸跷发源于满城东于河村，据说由宫庭舞演变而来，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县文化馆组织人员深入乡村对这一濒临灭绝的古文化遗产进行发掘整理，并将其搬上舞台映屏。在1991年正月初一，由该县编排的寸跷舞《小羊倌》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北台鱼村和宋屯村文艺宣传队演出。寸跷在1996和1997年被央视三套和七套分别做过专题报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涞水高洛古乐

涞水县义安镇高洛村古名“高乐”。这里距北燕侯国的初都——涞水县司徒村村北4公里，距“轩辕黄帝家庙”所在地——涞水、易县交界处的洪崖山20公里。高洛村有一种村民自愿参加、义务排练、义务演出的民间器乐演奏会社——音乐会，全名“高乐蓝旗音乐圣会”，也称“音乐大善会”。经专家学者鉴定，它是一种古老的、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其中的祭祀音乐相传是华夏音乐始祖伶伦4800年前所创的“黄帝家庙”祭祀音乐的变存。

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县赵岗古乐

雄县赵岗村音乐会一本民国年间的手抄本乐谱，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古代乐曲，经专家鉴定，其中几首在其他地方的古乐中从未发现——雄州古乐存“天籁”，该村音乐会演奏技巧较高超。由于民间活动是自发性的，而且“音乐会”不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常常较难继续，而该村音乐会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从88岁的老人到20多岁的年轻人，四代传人共同演奏，正是这种传承有序地继承，所以该村的演奏非常有生气，在管子等乐器上音准控制很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州子位吹歌

子位吹歌是冀中民间鼓吹乐的典型代表，定州市子位镇是子位吹歌诞生和流传的地方。据子位村老艺人王成奎讲述，他家已有六代家传技艺，推测子位吹歌的历史在200年以上。代表曲目有《放驴》、《打枣》、《万年欢》、《一支花》等。新中国初期，音乐家杨荫浏、曹安和整理出版了《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有乐曲34首，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1996年文化部命名子位镇为“中国民间音乐之乡”。

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

自西汉始，曲阳石工便用大理石雕刻碑碣诸物，初为墓碑，后亦用于记事、留言，主要陈列于寺庙，被汉武帝盛赞为“雕刻之乡”。北魏时期雕刻的佛像、雄狮已形成独特风格，作品古拙浑朴，体形狭瘦，偏重形似。大唐盛世，佛教盛行，石雕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曲阳成为我国北方汉白玉雕像的发源地及雕造中心，其雕刻流行圆刀法，人物、佛像造型丰富，衣饰调顺、文武有姿，飞禽走兽、花鸟静物等轮廓清晰，线条流畅，玲陇剔透。元代曲阳石雕艺术已享有盛名，作品造型优美，做工精细，奇巧生动，有不少作品成为传世之作，雕刻艺人杨琼所作的“一狮一鼎”作为贡品，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高度赞赏，称“此绝艺也”，并“将其编籍宫中，督燕南诸路石匠营造大都”，至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清末，曲阳艺人刘普治雕刻的“仙鹤”、“干枝梅”等作品，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第二名，自此有“天下咸称曲阳石雕”之说。民国中期，几家较大的私营雕刻厂，如公义兴、日新、永新等，在北京、南京等地均设有销售点。新中国成立后，曲阳3000多名石雕艺人先后参加了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及天安门修复等项工程。

1995年，国务院命名曲阳为“中国雕刻之乡”。2005年5月国际雕塑协会授予曲阳“中国雕刻第一城”称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沟泥人

白沟泥塑，俗称白沟泥娃娃，已有300多年历史。白沟泥塑以其独特艺术风格，多次出国展出，并做为国家馈赠、陈列佳品。多年来，“白沟泥人”与“杨柳青年画”齐名。泥娃娃最早起源于镇西的北刘庄，在十八世纪末，发端于清干隆年间，从数家糊口只末技，到风靡一方之特色，至清末，竟发展成为北方的泥人之乡。到清朝末期，白沟的南，北刘庄、辘轳把等村，几乎家家以此为业。古镇街干石桥段渐次形成别具特色的泥人市场，产品远销华北，口外及东北各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定瓷

定瓷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朝曲阳开始烧制粗瓷，至唐代便有白瓷生产，到北宋时期达到鼎盛，以生产宫廷用瓷而着称，定窑名列当曲阳定瓷孩儿枕时五大名窑之冠。定窑烧制的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薄而时硬，素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苏轼有诗盛誉：“定州瓷瓯，颜色天下白”。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由国际工艺美术大师陈文增创作的“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刀法以定窑镌刻为主，立意新奇、高雅别致，被定为国家珍品，由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陈文增独特的“瓷、诗、书”三联艺术荣获吉尼斯艺术成果之最，“小口刻花瓶”被中国工艺美术界称为“华夏一绝”。

非物质文化遗产易县易水砚

易水砚产于古易州，相传始于战国，盛于唐宋，为中国制砚之鼻祖，历代宫廷之贡品。弘治《易州志》载：砚石有紫、绿、白、褐诸色，质细而硬，为砚颇佳。唐朝曾赐易州制砚、制墨大师奚超以国姓，赐名“李超”，其子李廷圭充任墨官。随后李廷圭又将技艺传到安徽，再传入广东端西，从而带动了歙砚、徽墨和端砚的发展。到了宋代，易水砚更为赵氏皇族所垂青，名列宫廷贡品之首。宋代鉴贡家赞易砚：质地坚润而刚，颜色嫩而纯，滑中有涩，涩而不滞笔，涩而易发墨，其色尤艳。明代鉴贡家赞易水砚：质之坚润，琢之圆滑，色之光彩，声之清冷，体之厚重，藏之完整，为砚中之首。在清代，柳叶烟、磨盘柿和砚台并称“易州三宝”，为清廷贡品。积二千年之历史，制砚师汲取了其它行业的雕刻工艺，融绘画、书法诸艺术为一体，形成了具有江南纤秀细腻和北国刚劲浑朴的独特风格。在全国砚雕界独树一帜，使易水砚成为融文化、历史、政治之内涵及各种雕塑艺术手法于一体的艺术珍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新苇编画

被誉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生长芦苇历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已有“淀中有蒲柳多霞苇”的记载。淀内有苇田十二万亩，年产芦苇七点五万吨。白洋淀芦苇特有的皮薄、节长、韧性好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天然材质美。

淀内芦苇一直用来织席、打箔，而聪明智慧的白洋淀人又赋于芦苇艺术之魂，制作出了美轮美奂的芦苇工艺画，展现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具有浓郁的水乡风情，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内涵，作品畅销国内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县黑陶

中华黑陶工艺源于古老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有七千多年的灿烂历史。后因青铜器出现被取代而失传近四千余年。黑陶由原来人们的生活日用品，逐步发展成古朴、庄重、优美、高稚的艺术品，成为古代宫廷和官宦贵族阶层所珍爱的工艺品。

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雄县孤庄头村于1986年创办起黑陶厂，在民间老艺人与中央工艺美院专家、书画名家的帮助下，充分利用当地红胶土作原料，经过手工拉坯成型、晾晒、轧光、画线、雕花以及烧结等多道工艺程序，制作成乌黑、银灰、紫靛等多种色泽的黑陶工艺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易县绞胎瓷

绞胎陶瓷简称绞胎，始于唐代，宋代靖康之变后中断。河北易县张保军198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后，自愿要求回到农村，专心致力于绞胎陶瓷技艺的研创。经过18年来的不懈努力，他不仅使传统的绞胎陶瓷得以恢复，还开创了现代绞胎陶艺新体系（现已获得11项专利）。其作品多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友人。各媒体也曾先后184次予以报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兴珐琅

定兴县顺起珐琅厂是一个有几十年立式的生产工艺美术品的专业老厂，是华北地区生产景泰兰产品的主要厂家。

景泰兰又称珐琅，始于我国明朝景泰年间，当时产品色调以兰色为主，故称景泰兰，距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

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阳纺织

高阳纺织源远流长，始于明末，兴于晚清，盛于民初，四百年长盛不衰。高阳县纺织遍天下，二十世纪上半叶，产量占华北地区三分之一，有"桂林山上无杂木，高阳花布四季新"之美誉。

干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极重农桑，在他的主持下，把种棉、纺线、织布、印染等全部工序流程绘制成16幅《棉花图》，上呈干隆皇帝，得到赏识。干隆亲笔御批，在每幅图上题诗一首，命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新中国成立后，纺织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高阳的印花布更是独树一帜。时至今日，高阳纺织再现辉煌，驶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高阳县被省政府命名为“纺织强县”。

保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壮士荆轲，燕大夫郭隗，汉昭烈帝刘备，宋太祖赵匡胤，地理学家郦道元，数学家祖冲之，戏剧家关汉卿、着名谏臣杨继盛、京剧艺术家盖叫天，东晋名将祖逖等名人志士辈出。保定教育渊源，人文灿烂，宋有州学，明有府学，清有莲池书院，北洋军阀冯国璋、清末状元刘春霖等一大批清代官员和教育家曾毕业于此。保定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祥地，曾以此培养了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畅、向警予等一大批中国早期革命家。保定是将军的摇篮，我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就建在保定市东郊，保定军校曾培养出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叶挺、张治中、傅作义、陈诚、白崇禧等1800多名将军。清末保定称为学生城。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还曾是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区，北方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河北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诞生地，《红旗谱》、《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都记载着保定昨天的辉煌。

燕下都遗址
【燕下都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北52公里处易县县城东南。界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已发现城垛和城门各3个。宫殿区在城址的东北部，大型主体建筑遗存武阳台，坐落在宫殿区中心，高11米，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宽处110米。武阳台以北有望景台(已无存)、张公台和老姆台，坐落在一条轴线上，以高大的夯土台作为主体建筑物的基址，是战国中期城市建筑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武阳台东北、东南和西南，有三组宫殿建筑组群遗存，每处遗存为一个大型主体建筑基址和若干处有组合关系的夯土建筑遗迹。手工业作坊遗址位于宫殿区西北至东南的一条弧线上，有铸铁器、兵器、钱币、烧陶器、制骨器等作坊遗址，遗存丰富。市民居住遗址分布在东城的西南，中部和东部有大量的生活用具出土，墓葬区在东城的西北角，"虚粮冢"墓区有13座古墓，均有封土，排列有序。燕下都为燕昭王时所建，是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延续时间很长，直到秦国将燕国灭亡，才被破坏和废弃。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是研究燕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实物资料。
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北21公里处满城县陵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山洞宫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武帝刘彻的庶兄，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二月，作为中山国的第一代王，统治长达42年。刘胜墓与窦绾墓均采用以山为陵的营建方式，墓道及墓室凿山而成，呈弧形，平面布局上两墓则大同小异。全墓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6个部分，墓室中分别修建了木结构瓦房和石板房，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备的豪华地下宫殿。墓内除了华丽的陈设和棺椁外，发掘中还出土各类文物1万多种。其中仅金银器、玉石器、铜器、铁器等精品便有4000多件，各类铜灯19件，尤以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刘胜、窦绾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全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刘胜金缕玉衣全长1.88米，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窦绾玉衣全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600克。满城陵山汉墓的出土文物曾赴欧、亚、美等国和地区展出，受到了国内外高度赞誉。?
紫荆关
【紫荆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北89公里处易县城西北紫荆山岭上。海拔1080米，是内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山路崎岖，易于戍守。东汉时名五阮关，因其崖壁峭直，状如列屏，又称蒲阴陉，列为太行八陉之第七陉。宋时名金陂关，后因山多紫荆树而改今名。位于居庸、倒马二关之间，合称"内三关"。关的主城分东西两部分，中间有墙相隔。东城较小，设有文武衙署；西城较大，为屯兵之地。关城东、西、南墙外有墙，形成环抱主城的三座小城池。此外，南天门两侧的阳和门外有黄土岭城，拒马河北岸有小新城(或称迤西堡城)与西城隔河相望，有铁索相连，为关城的前哨。关墙总长10516.5米。城门9座，水门4座，战台19座。紫荆关历史悠久，文物颇多。古代军用井、唐代军用碾盘至今保存完好。古栈道遗址至今清晰可辨，古印章、古货币、古代服装饰品都曾多次发现。这些文物为研究中国古长城、古文字、古代军事建制提供了资料。?
义慈惠石柱
【义慈惠石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北60公里处定兴县县城西北石柱村。柱身刻有《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颂文3000多字。全柱分基础、柱身和石屋三部分，通高6.65米。基础为一巨石，近正方形，东、西两边各长2米，南北略短，基石上有覆莲座柱础，雕刻粗壮有力。柱身高4.5米，呈不等边的八角形，用两根浅棕色石灰石垒接而成，自下而上每高1米约内收2.5厘米，颂文和题名刻在柱身各面，笔法古朴苍劲。柱身的顶端有一块长方形石板，是石柱的盖板，又是石屋的基础。石屋建于石板之上，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单檐四阿式屋顶，雕有柱、大斗、方窗、阑额、檐椽、角梁、瓦垄和屋脊等。义慈惠石柱造型奇特，为研究南北朝时期古建筑提供了极其可贵的实物例证。颂文记述了北魏末期统治阶级镇压杜洛周、葛荣农民起义的情况。定兴一带曾是农民义军和北魏王朝军队激战的地方，起义失败后，人们收拾遗骨集中埋葬，立木柱作为标志，北齐河清元年(562)统治者将木柱改为石柱，并加刻题额、颂文。?
易县道德经幢
【易县道德经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北60公里处易县城内龙兴观旧址。幢高约6米，分为幢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幢座为一石雕仰莲。
定窑遗址
【定窑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南60公里处曲阳县涧滋村和东、西燕川村一带。该县曾属定州管辖，故称定窑。

定州开元寺塔
【定州开元寺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南62公里处定州城内南门里东侧。
阁院寺
【阁院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北150公里处涞源县城西北隅。现存建筑有天王殿、文殊殿和藏经阁，坐落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
开善寺
【开善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大寺"、"大佛寺"。位于保定城东北60公里处高碑店市原新城县城内东北角。系唐时所建，明清重修。
慈云阁
【慈云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名大悲阁。位于保定城北51公里处定兴县城内十字街中心。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五月。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修。嘉庆二十五年(1820)再次重修后改名。元大德年间，龙兴寺主持僧宝德因旧大悲阁毁于兵乱，发愿重建，大德十年落成。龙兴寺原有前、中、后三部，现仅存中部之阁。阁坐北朝南，南北长12.6米，东西宽11.4米，平面近方形，高约13米，重檐歇山布瓦顶，上下皆面阔3间，进深3间。砖木结构，檐下有斗拱承托，工艺精巧，彩绘华丽，宏伟壮观，保存着元代建筑风格。明御史李荩有碑记。
北岳庙
【北岳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南83公里处曲阳县城西部。始建于北魏宣武帝年间(500～512)，为祭祀北岳之所，历代沿袭成制，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均在此遥祭北岳恒山。
古莲花池
【古莲花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市区裕华西路南侧。地处保定旧城中心，占地面积3.15公顷，池水面积0.79公顷，是中国北方现存最早的一座实景园林。唐上元二年(675)在临漪亭的基础上建立。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投降蒙古的金将张柔，由满城移驻顺天军(金代保州为顺天军节度使驻地)，重新修筑城垣，引水入城，疏浚河道，重修莲池。从元至今700余年来，时为别墅，时为书院，时为宾馆，时为行宫。1921年修复莲池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书"古莲花池"四字匾额，至今仍用该名。莲池园林以池为主体，临漪亭为中心，主要建筑有水东楼、藏书阁、藻咏厅、君子长生馆、响琴榭、高芬轩、寒绿轩及临漪、濯锦、洒然、不如、六幢、观澜等亭，宛虹桥、曲桥和元建白石桥等，构成"湖中有景，景中含诗"的优美画卷，使人领略到古典园林之美。莲池东廊为碑林，有清干隆、嘉庆、道光等皇帝御笔碑文7通，北廊壁上嵌有明、清书法家书写或临摹的碑碣88方。古莲池兼南北园林之美，有"城市蓬莱"、"三湘七泽"、"小西湖"等美誉。1988年，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秀丽的风光跻身于"全国十大名园"之列。?
直隶总督署
【直隶总督署】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市区裕华西路99号。清代直隶总督处理公务的衙门。该署前身可上溯到元朝，世祖至元七年(1270)顺天路(后改保定路)总管府治中周孟勘修建了宣化堂，作为衙署，明初为保定府衙，永乐年间改作大宁都司署。入清以后，几经变化修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奉谕大兴土木，改建为直隶总督署，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经8帝182年的历史，始终为直隶省的军政枢纽机关。驻此署的总督有74人99任次，着名的有李卫、方观承、刘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历史内涵丰富，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誉。民国以来，则为直隶督军、川粤湘赣经略使、直鲁豫巡阅使、保定行营、河北省政府驻地。占地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建筑分东、中、西三路，以两条南北更道相隔，主体建筑在中路，共五进院落，均为青砖起脊小式硬山建筑，保留了雍、乾时期的风貌，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清代衙署建筑。中路主要建筑有大门、仪门、大堂、公生明牌坊、二堂、官邸、上房，并配以左右耳房、厢房等，整体建筑以甬道及各堂正中为中轴线，院落之间，穿堂而过，正厢房之间，廊庑相通，意境深邃，气氛庄重。是中国目前惟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衙。
清西陵
【清西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北80公里处易县梁各庄西。是清朝皇室陵墓群，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占地面积100余平方公里。先后建有帝陵4座：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光绪崇陵；后陵3座，妃陵3座，王公、公主园寝4座，共14座陵墓，葬76人。泰陵是雍正皇帝的墓陵，建于1730～1737年，建筑最早，规模最大，是清西陵的中心。其他各陵寝分别位于东、西两侧。泰陵自最南端五孔石桥算起，沿神道往北依次建立了石牌坊、石象生、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宝顶等50多座建筑物。1803年建成的昌陵为嘉庆皇帝的陵墓，规模与泰陵相仿，宝顶比泰陵还要高大。道光陵墓规模小于泰、昌二陵，但楠木隆恩殿却别具一格。光绪崇陵是中国帝后陵中的最后一座，于1915年建成，范围规模虽小，排水系统却很完善。清西陵拥有宫殿1000余间，石建筑和石雕100余座，陵区内松柏如海，宏伟壮观，富丽堂皇。
大慈阁
【大慈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市区东大街南侧，北大街南端。为保定古八景之一，称"市阁凌霄"。又名大悲阁，亦称真觉禅寺。原建于宋金时代。现在的大慈阁是干隆年间被焚以后重修的建筑，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清河道署
【清河道署】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市区兴华路西端路北。坐北朝南，建于清道光年间。最早是清代的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后成为军阀王占元公馆，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28军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归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寓所。现存门楼，后面是三进院落，各院独立，院之间原有穿堂过厅。院内有东、西、北房，无南房。前院和中院正房面阔7间，后院正房面阔5间，进深1间，房屋之间庑廊相连，硬山式。现存建筑完好，仍保留着清末官宅的特色。?
淮军公所
【淮军公所】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市区环城西路南段。是一座具有江淮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所址初为县城隍庙、土地祠旧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位于保定旧城东偏北2.5公里处，占地100万平方米。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
【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陈幼云祠堂，1984年改今名。位于保定市金台驿街西端原育德中学内。曹锟故居光园
【曹锟故居光园】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市区裕华西路中段路北。最早是明朝大宁都司右卫署故址。冉庄地道战遗址
【冉庄地道战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南30公里处清苑县冉庄。抗日战争时期，冉庄人民利用地道打击日伪军的英雄业绩，闻名全国，冉庄地道也因此驰名世界。城南庄革命纪念馆
【城南庄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城西南154公里处阜平县城南庄。北靠苍山主峰，南邻胭脂河。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都设在这里，领导边区军民进行抗日斗争。1948年4月，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由陕北经山西进入阜平，将办公地点设在此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也曾在此工作。毛泽东在城南庄召开过多次重要军事会议和整党、土改会议，并写下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等着作。1973年在此处建立了纪念馆，共占地5252.6平方米，有房屋53间，其中毛泽东居住过的旧院面积1751.2平方米，有旧房21间。旧址院落及通往后山的防空洞保存完整。?
白洋淀
【白洋淀】国家风景名胜区。位于保定城东45公里处。地处安新、容城、任丘、雄县、高阳交界处，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浅淀湖泊，素有"北国江南"、"华北明珠"之称。白洋淀面积362.8平方公里，85%的水域在安新县境内。正常蓄水量4亿立方米，最高蓄水量10亿立方米，淀区被36个村庄和12万亩芦荡分割成大小不等的146个淀泊，其中百亩以上的大淀99个，有白洋淀、烧车淀、捞王淀、马棚淀等。因白洋淀面积最大(约89万公顷)，故以其命名。河淀相连，沟濠纵横，水村田园交错，芦荡荷塘星罗棋布，是旅游度假胜地，有"西淀风荷"、"东堤烟柳"等八景。白洋淀不仅有秀丽的风光，还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北宋名将杨延昭曾在此屯兵御辽，抗日战争时期淀上游击队--雁翎队令日本侵略军心惊胆寒。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白洋淀旅游资源不断得到开发，新的景点不断建成，一年一度的"荷花节"引来众多的海内外游客。?
凉城风景名胜区
【凉城风景名胜区】河北省风景名胜区。凉城即涞源县城，地处河北省西部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山接壤，涞水、易水、距马河三源交汇之处，东南距保定150公里，东北距北京200公里，是京、津、保、石旅游圈上的重要风景区。狼牙山
【狼牙山】以八路军五勇士浴血抗击日寇舍身跳崖而闻名于世。其实，狼牙山还是一座雄险奇伟，景色秀丽的名山。早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狼山竞秀”就是当时燕国十景之一。
顺平腰山王氏庄园
【顺平县腰山王氏庄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顺平县腰山镇，距保定市25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