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怎么理解
历史文化与高新技术发展相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提供了无限可能。比如，3D打印等技术能够让历史图景、器物得以生动再现，创造出新的文化业态。又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对海量历史文化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关联性搜索，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利用。再如，运用新媒体传播技术，能够增强历史文化的知识性、趣味性、时尚性，让历史典故、民俗礼仪、传统道德规范等更为人们喜闻乐见。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要善于发挥高新技术在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激活历史文化来丰富现代人的生活。
㈡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其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什么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说中国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也不为过，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火药时代。各种政权体制。都出现在中国历史之中。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说是中国各个民族融合。
如今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团结国家整体。儿古代中国主要是指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国家政权。战争促使民族大融合，如今中国各族人民对外称呼也是中国人，而不会说满族、回族、藏族等等。历史的发展历程趋势最终都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风俗习惯的融合。这种融合有时我们会称之为文化侵略。
中国文化影响着西方，西方文化同样影响着中国。在这种相互影响下，我们终将被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最终将建立在战争之后。战争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促进中国民族的融合，
可以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如今也可看成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时刻在创造历史。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以上仅仅代表个人观点，历史这东西，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的评价，我们的后人也会对我们进行评价，我认为几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认识到，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现实的翻版，如今任何事物，你都会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到其缩影。
最简单的话来说历史的趋势就是 发展→繁荣→矛盾→战争→衰败→体制改变→发展
㈢ 从历史发展方向论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是一份追问千年、屡遭背叛的遗嘱。当下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不得不被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予以考察。与古典的提问方式不同的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已改变了问题的内涵，即，现代民族国家是不同于前现代国家的新型国家形式，它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的治理方式，使以往忠实于地域共同体或血缘共同体的个体，不再直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对象，而是首先被功能性地重新聚合在彼此关联的社会治理空间中，然后再通过国家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的强力渗透，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这样，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就不单纯只是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必须将具象化为社会治理空间的社会整合涵盖其中，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代性分离，一方面将社会转变为需要由国家予以整合的国家权力的指向物，另一方面又使社会成为国家借以整合个体的外在空间形式，由此形成的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基层社会”，既不是亘古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超然于现代国家的独立现象，而是一个与现代民族国家相伴生的现代性事件；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基层社会”概念，则既不直接等同于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草根社会”或“民间社会”，也不被简单地泛指构成了乡村和城市基本单位的村落和社区。如果我们将基层社会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看作事件的一端，将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前现代中心国家看作事件的另一端，那么，将此两端联结成一体的，便是主权国家对应基层社会所做出的政治整合方式的现代性变迁。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科层式管理的对应物的基层社会的浮现，既改变了原初的政治整合问题，又使问题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因此，一切讨论都必须从基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引发的事变开始。
一、乡土社会与传统整合方式的终结
1、乡土社会：超然于国家之外[4]
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5]尽管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这样做“会给予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但是，上述有关欧洲城乡分化及其与国家政权内在关联的论断，却是也同样符合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逻辑的。
中国前现代国家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王权止于县政”，包括皇城在内的主要城市——作为吉登斯所谓之“权力集装器”——承载了帝国有限国家权能的全部运作，[7]而在鞭长莫及的权力“边陲”，则散布着的广大的“乡土社会”。[8]所谓“乡土社会”，就其一般属性而言，与“农村”或“乡村”涵义几近重合，比如：在经济活动方式上，乡土社会就直接等同于作为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村，后者以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作为生产对象、并表现出与自然再生产高度一致的生产特点；再如，从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文化形态上看，乡土社会与“乡村”同义，其成员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并因村社制度而“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9]恒常单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演生着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明形态，它以人与人的亲缘关系作为文明的内涵、以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作为文明的外延，将人与土地凝固在乡土社会自我封闭的时空之中。因此，单以概念的表层意义论，“乡土社会”与“农村”或“乡村”，在所指称的对象上具有一致性，都是泛指城市外一切地域的空间概念，所不同的只是在具体指称时各有侧重，如学者于建嵘所说的：“'农村'主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乡村'主要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10]
笔者以为，“乡土社会”有别于“农村”或“乡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层次上的概念，即，它是观念中的类型，是对存在于一种具体社会中的普遍性质的提炼——这些性质深埋在具体社会的杂多表象里，与其他一些非本质性的内容一同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在于它是一个只有在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中才具有意义的，用以说明国家与社会分离状况的概念。之所以存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分，或者说，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的主要分水岭，就在于现代社会的主权国家特征，它突出地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如果说“统治”意味着“国家专注于对其声称归自己所有的全部领土实施正规化的行政管理”，那么，前现代国家并不实行这种意义的统治——“它们的'政治组织'主要只限于管理统治阶级内部的以及主要城市中心内部的冲突”，[11]这样，前现代国家就在其国家机器已开始兴起时，仍旧保有拥有自身独立性的广大社会领域，而正是由于这一点，前现代国家中“尽管'城市'和'乡村'在某些方面相互依赖，但它们各自仍具有正相对照的独特性。”[12]这种城乡分治的格局存在于欧洲——如约翰·考茨基所说的，政治活动主要发生在阶级内部而非阶级之间，贵族、下层官僚、村庄、行会等市镇组织均为彼此孤立的社区或团体，因而也就成为彼此独立的政治舞台；同样，也存在于传统中国——如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维持的是“礼治秩序”，维持礼俗的力量不需要“横暴权力”，且皇权因农业帝国虚弱的物质条件而难以扩张，只能转求教化，故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3]直至主权国家以及表征着主权国家之“权力集装器”不断扩张的现代都市化，将乡土社会与这种城乡分治的格局彻底地瓦解殆尽。消解了乡土社会的政治身份，剩下的便只是单纯作为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的农村和乡村，前者是超然于国家之外的独立领域，而后者则只能以屈从者的身份，深陷于国家以及作为国家“权力集装器”的城市统治之下[14]，其从属地位曾被布罗代尔概括为：“城市只有在面对一个低级的生活形态时，才能作为城市而存在。这条规律没有例外，任何特殊情况都不能取代它。城市无论大小必定在其周围有乡村，必定把部分乡村生活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必定迫使四乡参加它的集市，光顾它的店铺，接受它的计量标准，向它的放债人借款，请教它的律师，甚至享用它的娱乐。一座城市得以存在，必须统治一个帝国，即便是蕞尔小国。”[15]
2、乡土中国的政治整合与政治沟通
政治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理路，是将有关人类政治生活的考察建立在特定文明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由此形成的跨文化的多元政治形态分析，有力地涤荡了西方现代国家制度所谓“普遍性”或“普世性”的神话，为考察传统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了较少偏见的“理解的前结构”。根据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非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主要包括“非集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政治制度”两大类型。所谓“非集权政治制度”，是指不具有集中处理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的社会制度，具体包括游牧制度和部落制度，而“集权政治制度”，与前者相比，则在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决策方式、政治整合的形式与程度等方面具有集中化的趋向，其具体形态为酋邦和国家。[16]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文明形态中的国家都“天经地义地需要行政官、立法者以及为数众多的公民来组成复杂的中央集权政府”，非正式制度（如果将国家制度称作正式制度的话）在社会整合过程中曾经发挥过普遍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国家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具有一种单一的制度机体，而是以分层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等制度形式的制度特征。用“非集权”或“中央集权”的单一化标签，不足以完整地刻画前现代时期中国“分治”的政治格局。
对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张静曾以“官制以外的地方治理”为题，作了颇为完善的总结。在治理结构问题上，她承接了王先明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包含上下两个分层：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具体体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下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从表面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自上而下地贯彻着帝国的整体秩序，而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处于官制系统之外的地方权威却实际控制着地方区域的内部事务，帝国的意志经过各级中介的层层变通，往往不能真正触及地方。这种中央与地方“默认并谨慎对待管制领域的边界”的治理结构，实质上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管辖区域实际治理权的'分离'”。[17]她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是存在于官制领域的国家权威，二是存在于地方体中的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在互相的礼节性交往之外，小心避免触及他人领地，这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安全的隔层。因此，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事实上在地方体的层次上完成，并且由地方权威充任。”[18]也就是说，地方权威在国家实施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着社会系统（地方体）的功能整合。
从政治沟通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彼此独立的自稳自组沟通系统：一是具体体现为官制系统的国家，其沟通主体为君主、内臣、吏胥以及各级官僚。政治信息从帝国可被感知的各个信息源，传输至上述沟通主体，并以其作为信息运行和博弈的载体，通过法定的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编码中心”）——国家规范的筛选、翻译、解释和分析，认可或强化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正控制），搁置或纠正不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负控制），将处理过的源信息和反馈信息以政治决策的方式重新输送到帝国，由此完成国家系统层次上的政治沟通；二是被费孝通先生称作“地方体”的乡土社会，其沟通主体为乡土社会的权威及其成员，即族长、乡绅、地方名流和普通乡民。这个系统层次的政治信息，从乡土社会可被感知的各个信息源传输至沟通主体，并以其作为信息运行和博弈的载体，通过共有的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编码中心”）——民间规范的筛选、翻译、解释和分析，认可或强化合乎规范的信息，搁置并纠正不合乎规范的信息，将处理过的源信息和反馈信息以政治反应的方式重新输送到乡土社会，由此完成社会系统层次的政治沟通。
表1：传统中国政治整合的沟通图示
传统国家＊
政治输入政治决策
（信息正控制）（信息负控制）
国家规范
乡土社会
政治知觉政治反应
（信息正控制）（信息负控制）
民间规范
＊此处所谓之“传统国家”仅具地域内涵，而不具有组织上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沟通仅限于单个的沟通系统，而无法在两个沟通系统之间实现沟通，其结果将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常胜过后者。”[19]正如在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的那样，意大利人在自己家庭范围内表现出的“德行常常是其它国家人民献身于整个国家福利的德行；意大利人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他们对家庭的忠诚……一切官方和法律权威在被证实为友好和无害之前，统统被认为是含有敌意的”。[20]也就是说，一切来自国家系统的政治信息都被民间共有的政治信息模式所排斥，而无法进入并影响社会系统的政治沟通过程，从而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隔离、社会孤立、政局不甚稳定的政治局面。与之相比，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尽管超然于国家的治理结构之外，但在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分离地带，却有“游士”和被称作“中介力量”的乡村精英，实现着国家与社会的缓冲与整合功能。“乡村精英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既是社会主流价值理念（进而成为国家的价值理念）的感知者和认同者，也是乡村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他们体现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相对分离，更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某种合一。”[21]同源于儒家文化的国家规范和民间规范，在信息格式上相互匹配并互作补充，而“游士”以及以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则作为国家与乡土社会——两个沟通系统间的沟通主体，将国家的政治信息输送至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中，至于乡土社会的政治信息亦以他们作为运行和博弈的载体，反馈并最终上升为国家规范。[22]肖凤霞（Helen Siu ）对中国华南地区的个案研究，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国家与社会的这种沟通关联，她发现：帝制时期的中国地方尽管离中央权力机构的行政控制较远，但国家却以意识形态和象征的等级制，通过培养地方精英阶层，将精英阶层吸收到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并进而利用地方精英网络实现着对民间社会和社区生活的控制。[23]当然，这种形式的“控制”与现代民族国家直接权力运作下的“控制”，毕竟有着天壤之别。
3、回应型社会转型中沟通型政治整合的解体
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Cohen），有感于西方中国史研究中“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而提出以关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逻辑的“中国中心观”，来取代以往的“殖民地史”研究框架。所谓种族中心主义的“殖民地史”研究框架，在他看来主要表现为“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和“帝国主义框架”三种研究模式，其中发端最早、影响最大的“冲击－回应框架”，将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单纯视为西方入侵的结果，并因此而夸大与西方入侵具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否定或无视中国社会对本土力量所作的回应，[24]从而“就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25]尽管柯文反对的只是把“冲击－回应”等概念“当作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而并不反对将它“严格而仔细地使用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体过程或现象”，[26]并进而提出通过区分“层带”的方式，[27]把“冲击－回应”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待清楚”，笔者却丝毫看不出如此条分缕析的方法论企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西方入侵与中国近代史的密切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28]中国本土社会当然不是“惰性十足”，只知接受西方冲击并只对冲击作出回应的停滞社会；它当然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它当然既要对外来的冲击作出回应，又要应对其自身机体的各种不良反应；但这一切都无损于这一事实，即，西方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入侵，改变了中国本土文明的原有发展轨迹，其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甚至渗透到柯文所认为的“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的“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与风格”，以及“古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风俗习惯与制度”。
那么，乡土社会层面上的“冲击－回应”过程究竟始于何时呢？尽管笔者赞同柯文对“作为事件的历史”、“作为经历的历史”和“作为神话的历史”的细微体察，赞同其“关于历史的概括性结论（我认为，首先是'转折点'或'分水岭'一类的结论）往往比具体结论具有更多的神话成分，能更多地体现出做结论的人的感情偏好和关注重点及其所处的时代的特征”的精辟洞见，[29]却不能不对1900年的外来冲击，以及1905年在科举存废问题上所作的回应给予特别的关注。芮玛丽在一篇考察辛亥革命背景的论文导言部分，曾明确指出：“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30]这一年的义和团事件以及随之而来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不仅使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政府财权的控制，迫使清廷为了开辟新的税源，而将国家权力向超然于国家之外的乡土社会延伸；而且还破坏了中国社会原有的“自稳自组”系统及其自我调节的功能，使社会转型在不断的仓促回应中愈发地心浮气躁。正因为1900年后“国蹙患深”的紧迫时局，使得建立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上下一体的共同诉求，致使科举制度在世人心中由鸡肋而渐至蔽帚，最终只能被要求彻底地予以革除。变革科举的始作俑者张之洞，在议改科举时主张：“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二十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31]其回应之急切，跃然纸上，自然也就无暇顾及这场变革的长远后果，而停科废考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中断了士绅阶层在国家与乡土社会间的流动与沟通，从而在根本上瓦解了乡土社会自身的权力组织网络。何怀宏在论及“废除科举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揭示了科举停办——士绅消退——乡土社会终结三者间的内在关联。根据他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就废科停考的一般性后果而言，停办科举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使士绅阶层的数量和影响力都遭到了大幅削弱，政治生活因失去均衡或沟通的介质而日趋动荡。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传统整合力量的没落——帝国政府内外交困，传统文化面临质疑，如血液般运行于国家与社会机体的士绅阶层“上失其根，下失其路”，“上失其根则失去对社会下层的影响力和由下层源源不断补充的更新力，于是在辛亥最后的回光晚照之后立见枯萎；下失其路则大量破落的士绅子弟或潜在的读书种子被驱往对社会的反抗、成为动员民众和进行革命的先锋。”[32]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政治整合力量的缺失和流失——“新的中、小学学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还远不能与旧日功名获得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比，远比不上旧日的举人、进士，甚至比不上扎根乡土、融于社会、年龄较大的生员，按照原来新学制建立者的设想，他们还须积以若干年月才能获得类似功名，但后来的革命很快就把这些如一阵风似地吹跑了。这样，由于将文化精英补充进上层的渠道实际上已经中断，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数量就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文化精英的延续接替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甚至意味着'断绝'.”[33]就最为微观的层面而言，废除科举直接引发了“绅士城市化”的浪潮，“他们逐渐离开乡土，走进城市从政、求学或者经商，且愈有见识、愈具才干者愈加如此，留在乡村的多为一些年老力衰的绅士，一些暴发的、缺少文化的'土豪劣绅'则逐渐兴起，许多并成了地方上新的头面人物，乡村成了一个被文化精英遗弃的地区，宗法关系淡化，地主与贫困农民的冲突开始尖锐，广大乡村遂成为一块酝酿革命的温床。”[34]综合起来看，此时的政治信息各自孤立地运行于两个沟通系统之中，就国家层面的沟通系统而言，由西方入侵引发的“信息超载”和“信息变异”，使国家很难再依据其原有的信息认知模块和沟通方式，将政治输入顺利地转化为政治决策。为了缓解系统的自身困境，国家试图通过其“学习能力”变革“信息控制－编码中心”，但所采取的步骤却是抛弃传统——损毁系统的“后备资源”，[35]如此不仅未能提高系统对外来信息的处理能力，反而使其原有的沟通程序遭到了破坏。信息数量日益增加，系统处理能力却不断下降，积重难返的“信息超载”最终导致了国家层面沟通系统的崩溃。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废除科举这一国家行为连带毁灭了士绅阶层，这样，乡土社会层面的沟通系统就因突然丧失了沟通介质而只能变成散沙一片。卡尔·多伊奇曾经指出，政府在维护某种可欲的状态——如经济上的繁荣或政治上的安定时，往往需要获取有关混乱范围及其进度的信息，以便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其间“如果反应的速度太慢，或力度太小，政府就无法阻止混乱；而倘若反应过度，则有可能矫枉过正，甚至从相反的角度给自己制造新的混乱。”[36]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屡屡发生的信息“矫枉过正”，与西方的持续入侵休戚相关，这也是笔者坚持“冲击－回应”模式并对之耿耿不能释怀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在提及亚洲宗法社会的终结时，提醒我们毋须因悲伤而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37]话虽如此，可真面对文明的废墟，又怎不让人感慨良多。时空弯曲而分岔，具有无穷的倾向和后果，难逃时空羁束的文明，因而如置于迷宫，有的只是多种多样的可能以及永无幸免的遗憾。
二、早期基层社会的空间治理术
1、基层社会：民族国家的创构物
从任何一个通常的角度看，1900年至1949年都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时段。在这50年间，中国为了回应全然不同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西方世界的入侵，在军事上，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理念，完成了旧式军事力量的改制；在政治上，主动放弃了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尝试移植西方的立宪政治和议会政治以寻求器物层面的维新；在经济上，逐步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单一格局，工商、金融、通讯等现代生产行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文化上，儒家“内外相安、上下相养”的礼俗义理和精神秩序由盛及衰，取而代之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方式和对外在事功的急切追求；最后，所有这些“中国传统与欧洲经验杂交”而成的变革因素，促生了一种与军事力量高度结合的意识形态型政党，并在党权政治的主导下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创构历程。[38]由此种种，可见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时期，然而，在政治整合的时间序列中却难据一席之地，理由很简单——在1900年至1949年的50年间，只存在各式各样的实现政治整合的意图和相应举措，而未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威和定型化的政治整合模式，后者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地成为可能。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乡土社会瓦解后如马铃薯般散落着的城市和乡村，也正是在主权国家的创构活动中转而成为主权国家政治整合的对象，并由此开始具备基层社会的空间形态和组织形式的。
“基层社会”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概念”，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这种类型的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39]正如马克斯·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精神”时所指出的：“这样一个历史概念，正因为就其内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种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才具有意味的现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逐步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这样，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40]下面，笔者就试图由相关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比较入手，从主权国家建立的前后两个时段来分层阐释基层社会“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
一方面，中国前现代国家时期并不存在本文所说意义上的基层社会，与之相对应的区域结构层次，前文曾一概冠之以“乡土社会”——此概念既包含了作为边陲社会的乡村，同时，也必然包括作为国家“权力集装器”的城市，两者并无偏重，只是出于论述便利方面的考虑，而对前者泼墨较多罢了。乡村社会事实上是游离于国家的权力链条之外，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此处自然无须赘述；而承担着帝国全部权能的传统城市，从它自身的治理模式来看，实际上也还是与国家有所界分的，也就是说，“官”－“公”－“私”各自统辖的领域，尽管在城市中有了交错和重叠的倾向，却依然是条分缕析和泾渭分明的。西比勒·斯普伦克尔在《城市的社会管理》一文中强调，旧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只是社会行为总范畴的各自部分，而非截然分开的两个局部化范畴，“中国人的社会从来都没有建立过拥有独立的明确管辖权的自治市，城镇与乡村一样是被两种不同的组织机构联合管理的；其一是自上而下，直到各家各户的帝国中央集权辖区网，其行政治所只设于县城内；其二是各种相互交叉的社团、陈陈相因的非官方组织，这些组织并非由于有目的，或有明确公认的权利而产生，而是由一群有经常性联系、同住一个街坊、同参加某些活动与祭祀、有共同利益、或总体上都是休戚相关的人时时处处自发地形成的。”[41]大量的有关帝制时期（有其是晚清）中国城市的研究，都对行政辖区网络与地方社会网络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有所揭示，我们可以在杨念群所作总结的基础上，得出如下一些印象：第一，中国传统国家的支配能力，通常仅限于税收、军事、刑事司法等领域，除了在非常时期或可由大型水利工程、重大饥荒赈济、政治动乱平定等“政治”事件，而对社会偶有渗透之外，一般并不显现其“特别普遍深入的专制”。作为国家政治整合手段之一的帝国法律，所关心的“从没有超出推行伦理规范与保障公
㈣ 如何将传统经典与现代创造实现融合，如何让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其中诸如以人为本，讲究诚信，强调和谐，重视教育，倡导德治等等，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中，仍然是重要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进文化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活力。
㈤ 现在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谢谢各位的回答
一.
1.文明中心转移
2.战略空间争夺
3.两种制度的对立与斗争
4.三种文化战争与多元文化共存
5.两条现代化道路
6.世界大格局
7.中美之争
8.国际战略斗争焦点的转移
9.一体化的两种前景
10.国家长治久安的两种政体
二
1、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积极参加区域合作与发展才能互利共赢。
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世界经济正趋向形成欧盟、北美和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区三大板块，区域间的竞争正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力图保持孤立的状态和封闭的体系都是不可能的。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不再是单个城市或地区的竞争，而是城市群和区域的竞争。从国内环境看，各区域的合作、发展与竞争有不可阻挡之势。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以及长江、黄河两条经济带的合作与竞争，已不可避免。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生”的基本原则，积极参加区域合作与发展，才能互利共赢。
2、认清世界科技革命趋势，走出一条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新路子。
人类社会正全方位迈向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世界科技革命全面推进的时代，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时代。科技创新不断超越人类的传统认识局限，正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向着最复杂、最基本的方向发展，学科的交*与融合，使重大创新更多地出现在学科交*领域。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必然演变为产业革命，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导致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和大跨越。当代新科技革命不只是表现为单一技术、单一产业的发展，而是表现为群体突破态势，表现为新技术群和新产业群的蓬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的迅速崛起壮大，正在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高新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和先导性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认清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积极把握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争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科技领域和产业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将科技创新成果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4年的41.1%。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6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上升到70%。2003年末，湖南省城市化率为33.5%，长株潭三市分布为49.16%、40.79%和39.68%。
1950年，全世界只有纽约、伦敦总人口达到800万以上。1970年达到11座，2000年达到25座。联合国估计到，到2015年8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33座，其中亚洲占22座。要避免“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健康的城市体系应该是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镇相协调。在城市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模式中，应该坚持后一种模式。用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化水平的“大跃进”是不可取的，政府的主要作用不是去制定什么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目标，而应该是引导和服务。
3、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大世纪难题。是持续发展？还是发展停滞不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20世纪人类的世纪觉醒。在迈入新千年的时候，以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和全球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协调平衡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先进技术手段，形成解决世纪难题的最佳方案，找到社会发展与良性生态之间的结合点，找到既保护环境又不停止发展的有效的“度”，力求做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开发利用相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这就是当代全人类面临的重要使命。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无一例外地必须有序地通过三个基本台阶，实现三个基本目标，在理论上称之为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第一台阶是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第二台阶是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第三台阶是实现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生态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须先后实现三个零增长。按照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布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东部要走过三大“零增长”台阶，即依次在2010年左右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2015年左右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2020年左右实现城市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中部再用15年，西部再用30年走过三大零增长的台阶。
4、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采取的方针政策才能更加符合当今中国实际。
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从大处看，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有五点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支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最主要的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四是我国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和分税制以后，现行的财政运行模式是公共财政体制，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五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已不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角，而是主要从事公共管理。
5、面对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世界性文化开放与汇流中兼收并蓄有所作为。
文化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文化的普遍性和民族性决定了全人类文化价值交融和渗透是它的总体趋势，其间相伴而生的“文化碰撞”和交流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以及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变成名符其实的地球村。经济全球化使生产力要素及生产方式，可以在技术和理念上超越自然环境和资源地域性限制，从而弱化了民族分工和地域性生产的绝对性。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的名字叫龙的传人；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永远永远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种联姻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晶。龙是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至上之神，能遨游四极，俯瞰八荒，“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加快，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种通婚，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新时代“龙的传人”必将得到再造，中华民族子孙的后代将更加强壮，更加聪明智慧。
6、不管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什么险阻和曲折，人类有朝一日总会进入大同之域。
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在全球形式的未来世界中，文明将从西方转向东方。早在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着名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着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两次对话中，汤因比就断言：中国文化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器和融合器。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希望。他甚至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历史学家希望中国在人类进入大同之域时，应当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传统，能够发挥融合器的作用。
其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很难想象用一种模式、一种价值观来统一，由一个国家来领导。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一个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㈥ 你以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如何和谐交融发展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如何和谐交融发展？
打开历史尘封的画卷，回眸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会挖掘出许多价值珍贵的文化宝藏。
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体现着民族特征与精神。
它们虽经过数千年的洗礼，但却历久弥新，在今天的当代社会却仍然熠熠生辉，焕发出活力，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与进程，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之学为支柱，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
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如，“烦恼”“差别”“平等”“世界”等。
家学者们强调“礼”，追求“礼”，即是要树立一种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用以调整和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
古“文”字是指纹理、花纹之意。后来发展为包括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称为“文”。文明一词就是“文”的延续。“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
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融合——当古典遇上现代
02
千年的文化积淀，给东方文学宝库留下了汗牛充栋般的巨着，为当代社会带来了创作灵感，让思想在浩瀚的书海中无限徜徉。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小说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经典名着《红楼梦》被多次拍成电视剧，导演无一不是借助这一着作，来仔细雕琢人物的内心活动，服饰细节等来进行创作艺术。
不仅如此，平时阅读文化经典，看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或“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认识到作者对整个生命世界的深入思考，也会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永恒话题的遐思。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悄然无息地渗透着我们的生活，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融合——当古典遇上现代
03
古代的王朝，历代历朝都有建造宫殿庙宇的传统。
传承至今，我们还能看到所遗留下来的城池古迹。
再历史名城北京，西安，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的皇家建筑，宫殿园林等。每逢节假日可供游人参观游览。
建筑作为园林的要素之一是中国园林的特点，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园林建筑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苑、囿中的台榭。
魏晋以后，在中国自然山水园中，自然景观是主要观赏对象，因此建筑要和自然环境相协调，体现出诗情画意，使人在建筑中更好的体会自然之美。
同时自然环境有了建筑的装点往往更加富有情趣。所以中国园林建筑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同自然景观融洽和谐。
一些园林建筑精致小巧，造园手法独特，陶冶人的情性，如此多的建筑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情趣。
我们还可以学习到建筑的内部构造，外部材质，细节装饰等等，这些都为当今社会建筑园林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所借鉴，发挥着意义重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㈦ 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你的问题问的优点过于笼统
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有很多方面的解答
如果全面的答案就有很多的东西
现在我给一个阶段的答案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我国历史发展呈现的显着趋势：
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三种趋势
一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互融合，三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三条主线，互相促进，互相影响
⑴由分裂走向统一。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小国，诸侯数目逐渐减少；战国时，较大的诸侯国只剩下齐楚等七国，七国继续进行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人民渴望统一。秦国经商鞅变法逐渐富强，秦王赢政经过大规模兼并战争，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
②由奴隶制瓦解到封建制确立。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牛耕的使用，私田增多，鲁国首先采取按亩收税的方法，承认土地私有。一些贵族将土地出租，收取地租．转化为地主，奴隶转化为农民，井田制瓦解，意味着奴隶制的瓦解。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推动下，各诸侯国经过100多年的变法，废除了旧制度，封建制度最终确立。
③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朝同周边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都有了发展，在前代的基础上，在频繁的战争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经济文化联系加强。这些为后来秦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成为我国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
㈧ 田毅鹏丨乡村未来社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向
与 历史 上早发现代化国家实现城乡融合的演进轨迹不同，新世纪以来启动的后发国家的城乡融合是在新的技术条件和 社会 背景下发生的。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为城乡融合的推进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技术支持，使得新近发生的城乡融合呈现出新的 社会 形态和发展趋向。尤其是作为城乡融合的先导，中国的长三角区域当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各种新技术的功能施展提供了真实的 社会 依托和凭借，极大地推动了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城乡融合平台及运作模式，揭开了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的新序幕。
如何以智慧乡村等技术支持体系来打造乡村未来社区？
以新技术实现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系统升级。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提升农村创业创新的“双新双创”成为乡村社区发展的关键，因为新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三产融合增加值；
依托新技术建构城乡均等化的乡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服务水平。针对乡村 社会 的分散性特点，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整合资源，建立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重要连接点、以村落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新的具有共享性的民生服务体系；
克服乡村人口外流态势，形成乡村社区人口的聚集效应。新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推进农业生产劳动实现明显的去体力化，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富有人文情调的多样化文旅项目的开发，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乡村社区 旅游 或短期居住。
更多精彩观点
01 乡村未来社区的构建主题
及其与城乡融合之关联
2019年1月，浙江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率先明确提出，浙江将启动未来社区等标志性项目的建设。同年3月，浙江省政府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标志着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从整体上看，浙江省基本上将未来社区建设限定在城市社区范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浙江衢州率先将未来社区建设延伸到乡村领域，开启了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序幕。
01 主题关联
在乡村未来社区构建主题的具体设想上，浙江衢州的规划设计提出：“乡村未来社区是以面向未来为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中心的新型乡村社区形态和‘产社人文’聚合的现代化平台，是乡村发展从‘村落’向‘社区’转型的必然趋势，是村改居的高级表现形式，也是实现乡村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衢州提出以“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为综合指标，以特定乡村人群为核心，重点突出“邻里、风貌、产业、交通、教育、康养、文化、治理”八大场景的系统设计，通过改革、发展和民生之间的高度融合，实现进则配套完善创业无忧，出则乡土田园回归自然。
浙江衢州选择了衡量乡村社区发展和城乡融合两个最为关键的核心指标，触及城乡融合两个最难破解的问题，即：如何使乡村社区保留一定数量的具有活力的人口，以克服乡村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如何通过三产融合实现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增添乡村活力？这两个问题涉及如何开发乡村的文化资本和生态资本，并且将其作为城乡互动的重要资本中介呈现出来；
02 技术关联
毫无疑问，无论是乡村未来社区建设，还是当下新的 历史 条件下城乡融合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对新技术的应用。观诸 历史 ，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技术背景是交通革命。“从20世纪20年代起，更加灵活的交通系统和私人小 汽车 增长促进了人群和资本从城市地区向外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也导致城市开始走向衰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交通可以同时被称作是城市的‘创造者和破坏者’。”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分析思路，便会发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技术表现得更为丰富，高铁、高速公路、互联网、能源技术以及诸多农业生产革新技术等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必定会使今天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和城乡融合过程发生一系列新的更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动；
03 社会 形态关联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置身新世纪科学技术剧烈变革的大背景之下，无论是城乡融合还是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 社会 功能性判断，二者的发展以及互动和交汇实际上昭示着一种新的 社会 形态的出现。如卡斯特尔在谈及网络 社会 的重大影响时即指出，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已构建起新的 社会 形态：作为这些过程的后果，人们在三个领域感到深刻的变革——新 社会 结构（网络 社会 ）、新经济（“信息资本主义”）和新文化（“现实的虚拟”的互联网文化）。在信息时代，经济、 社会 和文化被无所不包的“网络逻辑”统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网络构成我们 社会 的新 社会 形态学，而且，网络化逻辑的传播实质性地改变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活动和结果”。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学术界对网络 社会 的理解从来就不缺乏所谓 社会 维度，认为“从技术维度讲，将网络 社会 界定为由于互联网技术连接而创造的虚拟数字 社会 ；从 社会 维度来讲，将网络 社会 界定为以网络为核心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整个人类 社会 新的形态”。可见，城乡融合已不再是城与乡的简单相加，而是预示着一种新的 社会 形态的发生。
02 乡村未来社区：
技术支撑背景下城乡融合的新平台
毫无疑问，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给乡村社区建设和城乡融合提供了空前有力的支撑。但我们必须看到，技术并不会脱离具体的 社会 空间和组织形态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需要以若干 社会 实体形态作为中介才可以真正施展其功能。
具体言之，当下在中国长三角展开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各种新技术发挥作用提供了真实的 社会 依托和凭借，使城乡融合可以通过未来社区建构这一带有创新性的实践形式，形成新的城乡融合平台及运作模式。有学者将乡村未来社区的具体操作方案概括为“4+1+X”的规划策略。其中，“4”代表4个乡村系统规划，即空间、产业、民生、治理四大系统，代表乡村未来社区的各个维度；“1”代表1个智慧乡村支持系统，为乡村未来社区的各项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X”则是基于上述五大系统和“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大价值坐标的X个乡村生活场景搭建。
以新技术实现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系统升级。
从 历史 上看，19世纪勃兴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城乡结构，使城市开始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而乡村则沦为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在现代 社会 的经济体系中，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从业人口也必定会越来越少，如何提高农产品的经济价值便成为问题的关键。从东亚的经验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便开始尝试 探索 将农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以提升乡村生产能力的做法。1979年，在日本兴起的“一村一品”被称为“1.5次产业”，意为将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部分元素嵌入农产品中。到1993年，日本着名农学家今村奈良臣又提出六次产业，其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如果将第一产业农业看作1，第二产业看作2，第三产业看作3，那么便可形成1 2 3=6和1+2+3=6的算式，故称之为六次产业。
可见，六次产业概念实际上是1.5次产业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其实质意义在于：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实现农产品的增值效应。日本的上述做法在中国被称为“三产融合”。“三产融合从根本上属于产业融合，是基于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形成的产业边界模糊化和产业发展一体化现象，通过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等，激发产业链、价值链的分解、重构和功能升级，引发产业功能、形态、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就是依托农业，立足农村，惠及农民，重点在县和县以下，关键在创新。”可见，其中技术创新不可或缺。
为此，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提升农村创业创新的“双新双创”成为乡村社区发展的关键，因为新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三产融合增加值。此外，“通过在地性的产业形态，并增强其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人口的外流，使得一些中年妇女和老人可以实现在地性就业；通过产业关联推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
相比于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技术范围更加广泛，包括网络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其中，网络技术在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方面作用巨大。2019年中办、国办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数字农业、智慧 旅游 业、智慧产业园区，促进农业农村信息 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改善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网络信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为农民提供足不出村的便捷金融服务。”从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看，以电商技术为典型代表的网络技术打通了农产品流通诸多壁障，建立起超时空的流通体系。而从国际经验看，能源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社区的生态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直接联系在一起。“从功能上看，乡村能源技术正由传统的‘能源服务型’向‘生产服务型’‘生活质量服务型’和‘环境服务型’转变。”
依托新技术建构城乡均等化的乡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服务水平。
在工业化、城市化演进过程中，城乡融合的实现往往与“逆城市化”形影相伴。而从“逆城市化”生成的 历史 背景和现实条件看，以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为代表的“逆城市化”主要是在城市化高度成熟，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或一体化的前提下实现的。相比之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还非常明显”。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因缺乏系统持续的投入而存在明显的短板。在此背景下，乡村未来社区建设首先要做的便是补短板，这便提出了乡村社区化的问题，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弥补城乡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调乡村公共服务硬件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1
依托新技术，建立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重要连接点、以村落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既要建立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联，也要建立乡村内部的结构关联；
2
针对乡村 社会 的分散性特点，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整合资源，建立新的具有共享性的民生服务体系；
3
社会 联结体系的建立。“建立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目标的社群组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邻里活动。鼓励多元参与共建。鼓励开展国际合作，引入国际先进文化元素，倡导 健康 生活方式，体现社区文化多元性与包容性；鼓励村民、居民、游客、志愿者、新型经营主体、NGO组织、政府、投资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共享生活体系”。
克服乡村人口外流态势，形成乡村社区人口的聚集效应。
如前所述，作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 社会 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表征，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似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正如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所言，对农民而言，城市就是一块具有超强吸引力的磁铁，必定将乡村人口不断地吸引到城市中来，从而提出了乡土 社会 何以可能之类的问题。因此，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所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在于努力使乡村保有适当密度的人口。
1
新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推进农业生产劳动实现明显的去体力化，这使得老人、妇女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时，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新的经营形式，也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妇女和老人实现在地性就业，甚至吸引部分年轻人返回乡村，实现了年轻人的回流，使乡村人口外流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
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富有人文情调的多样化文旅项目的开发，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乡村社区 旅游 或短期居住，使乡村社区出现了“混住化”现象，其人口数量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乡村未来社区的策划方案将乡村人口的构成概括为“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提出：“乡村本土‘原乡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主体地位不可缺失。把‘老乡’的思维方式摸透弄清楚，遵循他们的思路，自下而上，上下联动，激活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升莲花本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让本地人更有归属感，成为莲花社区的真正主人。充分尊重居民在乡村中的主导地位，了解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引进和留住归乡人、新乡人是促进乡村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让外来创业者重塑归乡之情，成为乡村发展的最佳辅助。实施头雁回归、乡贤助村、村巢引智计划，吸引更多有情怀的优秀人才流向莲花，让广阔的乡村天地成为乡村干事创业的热土。”
3
城乡之间“两地居住”现象兴起，城乡间人口流动空前活跃。
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专门探讨了近年来东亚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城乡“两地居住”现象。“一些 社会 精英阶层和追求生活趣味的新中产阶层对于这种游走于城乡之间‘移动居住’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即除了在城市拥有住宅之外，还在乡村购置带有乡土特色的田园式的住房，采取流动性居住的生活方式。”这种“两地居住”现象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体验性和城乡 社会 之间的“对流性”，以此为载体，城乡之间人口形成常态性互动具备了条件。
03 新技术支持背景下城乡对流机制的建立
告别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传统格局。
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工业主义及其技术体系的作用之下，人类 社会 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并依托工业技术将城与乡以新的形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总体格局，长期地影响和制约着现代 社会 的发展。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实现现代化赶超式发展，往往将主要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工业 社会 中，而对乡村采取了单向的资源汲取，使乡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一意义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城乡融合往往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无论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还是早发现代化国家，其所展开的城乡融合都不外乎“城”与“乡”之间的融合。因此，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最为基础的前提在于，改变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传统思维，建立起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平等交流，无论是“城”还是“乡”，都应在现代 社会 体系中获得一种真实的恰当位置。
新技术如何助力乡村社区建设实现升级。
近年来， 社会 各界围绕着新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其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借助数据技术、交通技术打破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将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实现一种依托于新技术的城乡之间甚至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联通；如何通过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整合，为城乡间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提供最为重要的支持；如何通过一系列农业生产新技术使三产融合变为现实；如何通过新能源技术在乡村建立起可持续的、绿色宜居的田园 社会 。
近年来在中国长三角区域率先掀起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通过各种实体性的乡村振兴行动，使乡村的硬件基础设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长期以来存在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同时，城市不具备的生态、环境、文化等乡村优势也由此激活，并获得空前彰显。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背景下，居家远程办公和研究授课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工作生活形态，从而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由此，通过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新趋势开始跃然出现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新技术整合资源，破除壁垒，进一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区隔，实现乡村发展的升级，成为我们应认真 探索 的关键问题。
新技术支持下城乡融合的 社会 逻辑。
既然城乡融合的进程集中表征了城市与乡村两大 社会 系统的结合，那么，在城乡融合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新技术指标不能作为单一因素直接发挥其功能，而是必须与 社会 元素深度结合。当然，这些 社会 元素也不可能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往往通过城乡社区组织形态的发展变迁表现出来。从目前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乡村振兴的进程看，其经验在于只有将技术深度嵌入乡村社区的具体发展进程当中，才能通过提高乡村社区综合发展水平，为城乡融合开辟道路。一般说来，城市未来社区建设往往与城市更新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和规划性的选择。
乡村未来社区虽然具有更新特性，但其更新的内涵及表现方式都与城市更新存在重要差异，其更新往往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集继承与更新于一体。浙江衢州主动将未来性纳入乡村社区建设过程，在全国率先提出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设想。如果说工业化初期以工业主义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将国家发展的资源主要集中到城市，那么在今天，以网络信息、能源技术等为核心的新技术则为突破城乡界限，破除工业化初期建立起来的城乡藩篱，进而实现城乡重新整合提供了条件。
乡村未来社区建设背景下城乡对流机制的实现。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框架之下，城乡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使乡村发展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在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中，如何使乡村社区的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升级，便成为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话题。之所以特别强调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对城乡融合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城乡融合不可能凭空实现，而是要以一定的空间、平台为载体而展开。
具体言之，就是要在城乡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对流式的交往，主要表现在不仅乡村人要进城打工，同时也要城里人愿意走入乡村，使城乡人员双向流动。这种双向流动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个重要的技术基础便是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支撑。由此，便在真正意义上打破了乡村社区传统的封闭性，使之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真实的、有意义的多重关联。
总之，作为城乡融合的先导，中国的长三角区域当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各种新技术发挥功能提供了真实的 社会 依托和凭借，极大地推动了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城乡融合平台及运作模式，为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机。
作者：吉林大学哲学 社会 学院院长 田毅鹏（微信有删节）
㈨ 历史怎么与现代的交融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