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Ⅰ 西汉时"物品大交换"的历史条件

西汉时"物品大交换"的历史条件是丝绸之路的畅通。根据查询相关咨询信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物品大交换，除了丝绸作为汉朝的主打产品，也有一系列的农产品传到了西方和印度，着名的就是桃和杏。中国人将桃、梨、杏传往西方的同时，西方的大量植物也随着商业交流而遍布中国的土地。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桥梁。

Ⅱ 司马迁对贾谊的论赞是什么

如何评价西汉贾谊？
首页 > 综合 > 正文2021-05-21

发表自话题：千古第一雄文

一 贾谊的“悲剧”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生》

李商隐的这首名诗在评价孝文帝与贾谊的君臣际遇时，显然将孝文帝形容为一个不识才、不纳谏的不明之君，而贾谊则成为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悲剧典型。



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不排除有隐射时政的考虑，但他借贾谊的“悲剧”来做话题，则很可能是受到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影响。

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合为一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贾谊出贬长沙就是屈原流放汨罗的悲剧翻版。但这并非事实：孝文帝不是顷襄王，对于贾谊的才华，他自始至终都充满欣赏；重用贾谊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打算。



当初，因为急于提拔贾谊担任公卿，遂使得他成为列侯功臣发泄愤怒的标靶。孝文帝将贾谊贬谪长沙，当然有弃车保帅、平息众怒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有让贾谊暂时淡出权力核心，避避风头的意思。——吴氏长沙国是当时仅存的异姓诸侯，远离京畿，不易引人注意。

一年以后，孝文帝罢免了周勃的宰相职务，随即又将贾谊招了回来，并在宣室接见了他。于是便有了李商隐《贾生》中描写的那一幕：



当天，刚刚收到祭祀福胙的孝文帝跟贾谊聊起了鬼神的起源。一直聊到夜半，孝文帝的兴致都没有丝毫衰歇。他越听越入迷，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坐席移向了贾谊。在会见结束之后，孝文帝感叹说：“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贾谊，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他了，今天才知道原来还是赶不上！”

李商隐对孝文帝在这次会见中选择的话题很不满意。他认为孝文帝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同贾谊谈一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没想到汉文帝却选择了不着边际的鬼扯。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孝文帝在政治上日臻成熟的表现。他没有在这次会见当中急于同贾谊商讨军国大计，应该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贾谊离京的时间并不很长，一年前被功臣集团围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孝文帝应该是惩于前鉴，才没有单刀直入、问计军国的。他聪明地选择了一种类似“乒乓外交”的迂回方式来展开谈话，避免政敌的敏感。孝文帝说“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他了”，表明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成熟是有自信的。

其二，在贬谪长沙之前，贾谊的仕途可说是一帆风顺：从帝国最年轻的博士官起步，一年之内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甚至一度成为公卿也就是总理大臣的后备人选。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的贾谊是否具备坚韧的意志品质，在被贬长沙之后他会不会日渐消沉，乃至自暴自弃，孝文帝的心里没有底。



因此，在这次接见贾谊的时候孝文帝有必要先做一番考察。“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要把孝文帝自己的倾向隐藏起来，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评估一番，今天的贾谊还是不是他心中那个才华横溢、计深虑远的青年政治家了？“今天才知道原来还是赶他不上”，孝文帝的感叹显示，贾谊的这次面试成绩是优秀的。

既然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面试，自然要为贾谊重新安排工作，而在这个问题上，孝文帝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就在宣室会谈之后不久，孝文帝的任命便下达了：贾谊从长沙王太傅调任梁王刘揖的太傅。

从表面看，贾谊并没有获得职务上的升迁，只不过从长沙国被调到了梁国。但这次调动背后的意义却非比寻常：

梁怀王刘揖是孝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鉴于太子刘启的三位哥哥都先后夭折，为防他再有不测，刘揖极有可能是作为太子的替补人选被封到梁国去的。我之所以做出这个推断，理由主要是两条：

其一，孝景帝刘启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十月，栗太子刘荣因故被他废黜。当时窦太后就曾经向刘启提出，立梁孝王刘武为嗣君。窦太后提出这个建议的考虑，应该同她的丈夫孝文帝刘恒大同小异：在诸侯环伺、如履薄冰的形势下，如果刘启因为意外的原因不能继续执政，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成年君主来控扼各方势力。在这种特定环境之下，父死子继，不如兄终弟及。

其二，文、景时期的前后两任梁王——梁怀王刘揖和梁孝王刘武身份都有特殊性：刘揖是孝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刘武则是窦皇后最喜欢的小儿子。皇帝与皇后不约而同地将自己最钟意的少子封到梁国，绝非偶然。在梁怀王刘揖意外堕马身亡之后，贾谊曾经向孝文帝上书指出：面对着东方日益尾大不掉的刘姓诸王，梁国是藩屏中央、保卫关中最重要的前沿阵地。虽然刘揖无后，但皇帝应该把其他的亲生子调往梁国，否则齐、赵等诸侯将难以控扼。



正是在贾谊的建议下，孝文帝将淮阳王刘武徙封于梁。当时的梁国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实际控制大县四十余城。贾谊的这一布局在日后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吴王刘濞率领的叛军正是为梁国的金城汤池所阻，不能越而西进。最终师老兵疲，被周亚夫一举击溃。

梁国的形势如此重要，梁王作为第二嗣君的身份如此特殊，孝文帝将贾谊派往梁国作太傅，显然大有深意。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为什么孝文帝不直接派贾谊担任太子刘启的老师呢？其实这里头的考虑跟孝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初衷是一致的。贾谊是功臣集团的眼中钉，他要是做了太子刘启的老师，传递出的政治信号太敏感。不但贾谊将重新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连太子刘启都有可能成为功臣集团的攻击对象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孝文帝做出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布局：太子刘启和太子家令晁错是未来的皇帝和宰相班子人选，而梁王刘揖和太傅贾谊则是替补皇帝和替补宰相的人选。贾谊头上的这个“替补”标签恰是孝文帝对他的爱护。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忽视的是，晁错能做太子家令，本身就源于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的建议。他本人也是贾谊削藩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贾谊的所谓“悲剧”是不存在的。仅仅一年的时间，去长沙兜了一圈回来的贾谊就重新受到了孝文帝的重用。

陆 “无韵之《离骚》”

鲁迅曾经说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前我一直认为这个评价纯是积极的意思，也就是说司马迁发奋着史，其中蕴含着同《离骚》一样感天动地的悲剧力量。



但是，在仔细分析过《屈原贾生列传》的叙述之后，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我开始意识到，鲁迅说的其实是正反两方面的意思：从积极的方面说，《史记》的文笔往往饱含感情，它对仁人志士的记载与评论足以令千年之后的读者扼腕叹息；但从消极的方面说，也正因为司马迁在着文的过程中寄托了过分强烈的爱憎，使得他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可能偏离相对客观的立场。《贾生列传》正是典型地暴露出了这个问题。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做了这样的记载：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段记载的内容有不少失实之处。

在孝文帝执政的24年里，对皇权形成重大挑战的主要是两方势力：一是以周勃为代表的开国功臣集团；二是以齐国和淮南国为代表的刘姓诸侯王。孝文帝一生的执政经历也因为同这两方势力的斗争而明显地分为了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的执政过程中，孝文帝的主要精力被放在了削弱开国功臣的事情上。“列侯就国”与“周勃罢相”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而这源于贾谊的建议与策划，我已经在前文中说过。

至于后一阶段，对刘姓诸侯的控制与削弱，孝文帝同样是在贾谊的指导精神下进行的。在着名的《治安策》当中，贾谊向孝文帝提出了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治安策》

贾谊的论断是：从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说，封建诸侯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政策，因为诸侯国同中央政府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

不可否认，高祖刘邦逝世前留下的让异姓功臣与同姓诸侯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曾经为西汉前期的政治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诛灭吕氏的周勃是汉家的功臣还是罪臣？》），甚至孝文帝的顺利继位都源于这一高祖遗策的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批评贾谊对封建诸侯的判断太过武断。因为在功臣集团的三巨头陈平、灌婴已经去世，而周勃又被罢废的情况下，功臣集团实质上已经趋于瓦解，他们对刘姓诸侯的制衡作用正在消失。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济北王刘兴居同淮南王刘长的先后谋反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日益膨胀的诸侯势力正在构成对皇权最严峻的挑战。



贾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及向孝文帝提出了“削藩”的主张。至于具体的策略，一言以蔽之，曰“众建诸侯以少其力”，也就是以“推恩令”的形式将庞大的诸侯国拆分为若干小国，改变目前强干弱枝的危险局面。有关这个政策的推行情况，司马迁的记载是：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一记载本身就存在着前后矛盾：司马迁说贾谊上书建言诸侯国封地太大，应当削藩，孝文帝对此表示拒绝。但他又说孝文帝在淮南王刘长死后封他的四个儿子为列侯。

这四个同日封侯的淮南王子，其中三位健在者后来三分了淮南国的故地，建立了三个小国。这也就是说封淮南四子为侯这件事本身就是按照贾谊“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指导思想办的。非但淮南国，高祖时代留下的最大诸侯国即号称“东秦”的齐国甚至被孝文帝肢解为了六个小国，这更足以证明孝文帝原则上采纳了贾谊的削藩建议而非全盘否决。



至于说在淮南国的封建问题上贾谊同孝文帝产生了意见分歧，按照《汉书·贾谊传》的记载，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贬死之后，在如何处置淮南封国的问题上，孝文帝是希望按照“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办法将淮南国肢解，分封给刘长的儿子们。但贾谊对此表示了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淮南王刘长是因为谋反而贬死的，现在朝廷重新分封逆臣的儿子无异于打了自己的脸，天下舆论必将因此提出质疑：究竟是从前对刘长的谋反案处理错了呢，还是现在分封淮南诸子的决策错了呢？

其二，刘长的死已经让他的儿子们同孝文帝结下了杀父之仇，现在就算把他们分封为王。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也必将因为共同的仇恨而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也就是说“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策略在淮南分封这个特殊问题上不起作用。



孝文帝最终没有接受贾谊的建议很可能是出于对舆论的顾忌。淮南王刘长是孝文帝仅存的同胞兄弟，在决定将他贬往蜀地之前袁盎就曾经提醒过孝文帝，刘长性情刚烈，一旦被摧折至死，天下人一定会将“杀弟”的罪名扣在皇帝的头上。孝文帝不听，结果不幸被袁盎言中了。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册在后，孝文帝当然不愿意担这个“杀弟”的恶名，于是硬着头皮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要为自己的疏漏圆个场，结果却给淮南地区留下了直到汉武帝时期还反复发作的诸侯谋反的痼疾。



但是从本质上说，孝文帝同贾谊在淮南问题上的意见相左只是一个局部的技术分歧，而不是宏观的战略分歧，不能因此就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而孝文帝是师心自用。所以班固在《汉书·贾谊传》的论赞中特别批驳司马迁道：

谊以夭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汉书·贾谊传》

就像欧阳修在《昼锦堂记》中说的那样，“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只是凡夫俗子对仕途成败的评价标准，至于真正有理想有情怀的政治家，并不看重爵禄的隆替，而更看重他们的政治主张能否实现安邦定国的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是成功的！

司马迁对贾谊的“悲剧形象塑造”更像是借别人的酒浇自己的愁。李商隐说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虽然在典故的使用上违背了“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的原则，但是从着述体例上说，“诗以言志”，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感和志意的，容许主观性解读。可是司马迁的《史记》是正史，从着述体例上要求“实录”，把客观记载型的正史写得像主观宣泄型的诗歌，就算它是“无韵之《离骚》”，那也已经是违例了。

如果说贾谊的一生还有遗憾，那么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生命太过短暂。无论孝文帝在贾谊身上寄托了多少期待，无论他怎样费尽心机地保护贾谊，他无法预测到的是，公元前173年，梁怀王刘揖会不幸坠马，意外身亡。这个意外事件对贾谊的打击非常大。身为太傅的贾谊因为自责过度，在公元前168年黯然离世，死时年仅33岁。



贾谊的死让孝文帝的文治改革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师益友。此后，孤独的他也曾一度尝试按照贾谊最初给他的建议，“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是公元前163年，赵国人新垣平以望气邪说纹饰太平的把戏被揭穿之后，所托非人的孝文帝绝望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找到第二个贾谊，他和贾谊未竟的文治更化大业，将留待后来者去继续成就……

Ⅲ 在汉代以原道宗经为纲领的区别批评中对屈原持负面态度的批评家是谁

首先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的是杨雄。扬雄对屈原的批评, 主要从道家思想结合儒家明哲保身为立论根据, 认为屈原不应投江 自杀, 君子知命不优,...

Ⅳ 四大发明的纸从发明到现在有多少年的历史

灞桥纸是在西汉时期的一种纸。1957年5月8日，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土室墓葬，墓中一枚青铜镜上，垫衬着麻类纤维纸的残片，考古工作者细心地把粘附在铜镜上的纸剔下来，大大小小共80多片，其中最大的一片长宽各约10厘米，专家们给它定名“灞桥纸”，现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据专家介绍说“这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纸片，它说明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二世纪。这一发现，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按此推算四大发明的纸从发明到现在约有2100多年的历史

Ⅳ 公元前六世纪是西汉时期吗

不是。公元前六世纪属于西周时期。西汉时期的起始时间是公元前202年，结束时间是公元8年。

Ⅵ 七年级历史东汉的兴衰

七年级历史东汉的兴衰如下：

公元前9年元旦，西汉外戚王莽/夺/权/，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王莽为巩固/统/治/，开始实行新/政，结果事与愿违，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绿林、赤眉/起/义。绿林军中有位将领名叫刘秀，是西汉皇/帝的远之皇/族，此人在推翻王/莽/政/权/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从汉和帝开始，基本上都是幼年皇帝即位，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这两股势力斗争不断，使得汉/王/朝/日益衰退。公元189年，朝廷爆发了“党锢之争”，此后统/治/集团内部更为/腐/朽/，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到了恒帝、灵帝时期，腐朽程度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这时的东汉/江/山已是风雨/飘/摇。

Ⅶ 孙吴时文书造假多的起因

对于这个很多人眼中的配角，甚至是“阴险小人”，历来是不被众人重视，经常一提起来就嗤之以鼻，然而历史没有配角，孙吴作为三国时代一块极其重要的拼图，自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探讨意义，尤其是中后期，这个政权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呈现出别样风采，是很有些话题的。但不感兴趣之人自然视而不见，熟知历史的人也不乏管中窥豹之感，今天就详细聊聊这个让人既恨又爱的地方政权。
首先，提到孙吴就不得不说到阶级矛盾，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也是孙吴政权51年历史的主旋律。孙家与江东豪强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自孙策入主江东，两边的关系就陷入分分合合的纠缠之中。在三国前期，由于外部军事压力（主要是曹操、刘备）很大，所以孙权多数时间选择拉拢与合作，比如重用豪门背景的人，代表人物就是四大家族的顾雍、陆逊、朱桓、张温，以及他们的子弟。另外，东吴特色的私兵制也可视为对豪强的政策倾斜。这些间接为孙权带来了夷陵之战的胜利，还有皇帝的宝座。
但是与蜀汉的二次结盟让外部压力瞬间小了很多，极具政治敏感力的孙权开始意识到江东豪门的尾大不掉将是未来一个严重威胁，因此蜜月期就此结束，勾心斗角便开始愈演愈烈了。
一、
首当其冲的，是经济方面的角逐。稍微深入了解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清楚，三国时代最大面值的货币都出自孙吴，从最开始的五百大钱，到后面的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吴国的货币“汇率”可以说一路狂跌，明显经历了一次使人咋舌的跳崖式经济危机。从孙权称帝的仅仅两三年之后，吴国几乎平均每两年就要为了救济百姓而颁布免租、免役等抚恤政策，看上去这个国家马上就会完蛋了。可即便是这种眼瞅着不活了的政权，怎么偏偏就成了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
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简单把现代经济学理论套用在古代。我们今天的货币发行量有一个衡量标准，尽管由于美元的不讲武德而导致问题层出不穷，但总体来说我们今天的货币有一个发行量的控制，而在更早之前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中，发行多少货币要看开采出了多少黄金，以此来保证货币本身的价值稳定。但这些货币体系在三国时代是连个概念都没有的，所以并不是说吴国货币贬值就一定意味着经济崩溃。
那么吴国的大体经济状况到底什么样呢？从嘉禾五年朝廷要求各地献铜的情况推测，应该是被某些人牢牢控制住了。众所周知，吴国境内的会稽郡是铜产量高居全国的，西汉初年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就靠着巨量铜矿称霸全国，汉廷的实力也无法与之抗衡，是真真正正的富可敌国，西汉名臣晁错也曾称会稽郡“乃天下膏庾”。可是到了孙权统治中期，朝廷手中竟穷困到伸手“乞讨”，这不是守着金山要饭吃吗？巨量铜矿哪里去了？答案恐怕并不难猜吧。
同样是嘉禾五年，孙权发行了大泉五百，同时设立了一个罪名: 盗铸。顾名思义，就是铸造假币。政策有个特点，就是具有延迟性，即先有普遍现象，后有政策干预（或引导或抑制）。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嘉禾五年以前，铸造假币在孙吴已呈泛滥之势。那么谁会制假，谁又有能力制假呢？答案显而易见，谁控制着大量铜矿，谁就有能力制假，地方豪强在这个问题上无可辩驳。
那么如此一来，孙吴货币难题的根源也就拨云见日了。豪强私自控制铜矿，一方面可以倒卖国有资产，另一方面铸造大量假币肥己，但是国家的生产总值又无法跟上快速膨胀的货币总量，结果就是货币汇率一跌再跌，直至摔入谷底。
孙权发行大泉五百的真正用意并不清楚，因为在货币理论中，良币是无法驱逐劣币的，反而会被劣币淘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那么我们只能猜测孙权并不具备两千年后的理论知识，单纯的想用国家发行良币来遏制假币泛滥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发行大面值货币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通过民间流通和兑换回笼一部分假币，从而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但孙权并不可能学过这方面的知识，要么他是无师自通，要么是有高人指点（谢宏），要么根本就是他意料之外的收获。
也许是大泉五百的收效甚微，或者是效果显着，总之孙权很快决定加大剂量，两年后的赤乌元年，大泉当千正式发行，面值直接翻倍，在之后的八年间，孙权又先后发行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从今天的考古发掘来看，孙权的这次货币改革出手不轻，尤其大泉当千的出土数量相当多，可见他是下定决心要一整经济上的颓靡和困境。然而就像刚才所说，单纯发行良币不可能遏制假币问题，所以到赤乌九年，孙权发诏说百姓使用不便，因此所有大钱停止流通，朝廷将依据市面价格进行回收，这也意味着长达十年的货币新政惨败收场，吴国的金融风暴横扫朝野。从另一角度讲，孙权向豪门低下了高傲的头，彻底承认了经济改革上的失败。
在中国历史上，像孙权一样“寒酸”的皇帝并不多见，由于经济命脉控制在豪强手中，因此吴国朝廷用度一向拮据，孙权在武昌称帝，因此他的皇宫在武昌，但这个皇宫用了二十八年不舍得翻新修缮，而长期居住在建业的孙权甚至连个皇宫都没有，几十年都住在当年担任车骑将军时的府邸，那是将近四十年的老宅子，无论规格还是质量都远远不符合他皇帝的身份，后来在建业新建太初宫的时候，孙权还建议使用武昌皇宫拆剩下的材料，搞得百官都看不下去，建议采办新的材料，却被孙权一口回绝。而东海盛产的珍珠、玛瑙、玳瑁等奢侈品孙权是从来不舍得自己用，总想着跟魏国交换军事物资。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的节俭，多次降低餐饮标准，并且倡导众臣以他为榜样，不要推崇奢华，还好几次下调了官员的工资收入。所有这些，都在侧面证明，吴国的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坐领江东近五十年的皇帝，而他到死也没想到办法彻底解决经济顽疾。
二、
如同一个房子，政治制度是框架，经济情况是房间内的装修。吴国经济之所以遇到难以解决的瓶颈，主要根源在于它的政治架构是不稳的。简单来说，主强臣弱可以很稳，主弱臣强也可以很稳，因为总有一方是说了算的。但东吴中期是主强臣也强，两边还不站在一个队里，结果就是两边掐架。
孙家出身寒微，不是江东的豪门，却靠武力做了皇帝。江东豪门没有割据一方，却掌控着国家的命脉，这样的两伙人互怼起来，那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为了避免出现火星撞地球，孙权在执政中期边拉拢边打压，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并且他做的其实还不错。
首先，他找到了几个好帮手，也就是同样没有背景的吕蒙、朱然、步骘、诸葛瑾、吕岱等等。诸葛瑾虽然是豪门子弟，但他的家族不在江东，并且对孙权忠心耿耿，因此孙权给了他吴国第一任大将军的最高荣誉和权力，并且驻扎在荆州的公安。这个地方上扼三峡，下控荆吴，阻长江南北两岸，是万中挑一的军事要地。当然，孙权的第一人选其实是吕蒙、孙皎、蒋钦中的一个，但这三人在奇袭荆州后的同一年一起病逝，就跟商量好了一样，像老天爷故意要为难孙权，也难怪罗贯中要脑补出关公冤魂索命的桥段，的确太诡异。
步骘被孙权安排在西陵，也就是夷陵。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不必赘述了，陆逊称其为“国之西门”。吕岱在完成荆南和交州的一系列作战任务后，被安排在武昌，跟陆逊一起辅佐太子，这个用意显而易见，就是为了牵制（或者叫监视）陆逊的。朱然作为孙权的同学最受宠，被安排在重镇江陵，虽然军职不是最高，但“董为大督”，获得了孙权的无限信任和期许。
与此同时，孙权提拔陆逊做上大将军，后来还做丞相，也被安排在武昌，可是你看他身边，诸葛瑾、朱然、步骘、吕岱……没一个是陆逊的同党，整个荆州就像一个牢笼，把陆逊死死困住，却又给了他最高规格待遇和地位，甚至连很多朝廷文书都先交给陆逊过目，然后再发出，这很难不让人一下想到四个字: 束之高阁。
四大家族的另外几位也有相似经历。朱桓长期被周泰压制，牢骚满腹，后来甚至声称自己得了精神病，主动放弃了兵权，尽管孙权在名义上给了他类似军区司令的地位；张温高居太子太傅，算是给足了张家威风，但后来以暨艳案为抓手，直接将张温贬为庶民，一撸到底。至于张敦张纯父子，职位低微，根本不入流；众人眼中相当不错的顾雍确实没遭到什么打击报复，他在丞相位子上稳稳坐到了寿终正寝，但那不是因为孙权不想整他，而是顾雍老奸巨猾，不乱说话，向来不随便张嘴发表观点，明着躺平摆烂，他不仅自己恪守沉默是金的至理，也教导后辈们别作死，比如他给孙子顾谭取了个字，是“默”，沉默的默，顾谭字子默，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这大概就是顾雍交给儿孙后代们的为官之道吧。但是显然顾谭没深刻领会祖宗的纲领和精神，后来在朝廷之上公然和孙权互怼，结果跟弟弟顾承两个双双被流放，客死异乡。
总而言之，孙权在对待江东豪门的态度上时而暧昧，时而冷漠，总体上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统治。但是这一切，都在赤乌七年的时候突然失去平衡了。
聊吴国政治就不能不聊“南鲁党争”。其实具体细节该知道的都会知道，概括说就是太子孙和跟鲁王孙霸各自纠集一党搞内斗，最后死的死贬的贬。
我之前在很多地方详细探讨过南鲁党争，说到底其实就是孙权跟江东豪门的一次大决战。而所谓“南鲁党争”分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赤乌七年，起因是孙权跟孙弘讨论废黜太子的事情，但是被太子安插在皇宫里的太监偷听，然后通过一系列传递最终送到了荆州陆逊的耳朵里，太子党因此发难，集体上疏劝谏，孙权因此大发雷霆，处理了一大批相关大臣，陆逊也在几个月之后就被孙权派的使者骂死。
第二次“南鲁党争”发生在赤乌十三年，孙权去世的两年前。这一次是毫无征兆的，孙权突然关押孙和，以代理丞相朱据为代表，文武百官泥头自缚，到皇宫前请命，要求释放孙和，其中还包括无难军都督这样的精锐部队统帅，已经带有点逼宫的意味了。孙权这种人怎么可能任由属下做这种事情，于是他再次大开杀戒，连丞相朱据最后也被追赐死，无难军的两个都督直接被族诛，张纯也被处死。
说起南鲁党争，恐怕很少有人会跟另外一件大事联系到一起，于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孙权在平静安宁的六年之后突然下决心要废黜孙和呢？要知道在此之前他相当犹豫和苦恼，在跟孙弘的谈话中，孙权无奈说道:“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为之奈何?”可见南鲁党争并不是孙权想要看到的结果，他也不想大开杀戒，如同前面讲过的一样，孙权在自己执政的数十年间，对江东豪门一直是边拉拢边压制，他制衡制的相当不错，要避免的就是失衡。
当我们把焦距调高一些，从整个三国历史的高度上去看吴国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赤乌十三年的大开杀戒不是无缘无故，就在七个月之前，北边的魏国爆发了核弹级的政坛巨变——高平陵之变，以司马家为首的士族击败魏国皇室宗亲，执掌牛耳，一跃成为舞台主角。在老孙权的眼中，怕不是已经脑补出了江东士族照葫芦画瓢，给他老孙家也来这么一出吧。
孙和跟孙霸走的都是依赖江东士族的路子，孙权多次劝说他们不要结交外臣，两个儿子就是不听话，现在魏国演了一出样板戏，孙权还能等吗？他不能等了，必须下手了，因为他自己知道时日无多，而且他的判断也十分准确，两年之后他就死了。
制衡了四十多年，堆垒出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名叫吴国，可惜它的底座不稳，最后还是一瞬间就塌了。这大概就是吴国政治制度的悲哀，说到底，也就是吴国的悲哀。
三、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派别又取决于利益分配的多寡。因此，底盘不稳、经济滑坡的吴国就注定了军事上的被动。
孙权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
他并没去过北极，不知道世界上是存在纯白色狐狸的。可这并不妨碍孙权一直幻想着那心向往之的完美世界: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一个人越缺什么，就越渴望什么，东吴缺少的恰恰就是团结，君臣之间的勾心斗角，派系之间的你争我夺，吴国在建立之初起就可以说是一盘散沙，只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众人才能暂时将矛盾搁置，一致对外，比如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而相对魏国和蜀汉来说，孙家既没有过硬的人脉和人质皇帝，也没有大众认可的血统认证，唯一能将这一盘散沙聚集起来的法宝，只有利益。这便是东吴私兵制建立的初衷吧。
汉献帝在位的时候，私兵还不是新鲜事，那个时候有枪便是草头王，百十号人就能扯杆大旗称霸一方，那是形势使然。随着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逐一被消灭，私兵的规模已渐渐少到忽略不计，尤其在曹操的集权统治之下，拥有私兵俨然变成了僭越嫌疑，乱世终将要向治世转变，军权是不可以泛滥的。
可是没有皇帝旗号的孙权怎么办？他17岁继位的时候只是个孝廉，连个正式官职都没有，怎么号令一众校尉、司马、太守? 这一份恐惧不仅让当时的小孙权经常被吓到哭天抹泪，在他之后的人生中似乎也深深埋下了心理阴影。允许各大地方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也许就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孙权手下的将领们各个都像带资进组的明星大腕，好事大家摊，出事你扛着。他们的私人部曲少的几百，多的几万，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总之轮不到孙权指挥和干涉。
对于这样的情况，孙权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些籍籍无名的小头头裁撤掉，整合出一支听命于自己的部队，这样既保证了豪门利益，又增强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也找到了一个心腹，更是未来打仗的好苗子: 吕蒙。对于这个人，孙权悉心培养，诸多提携，希望把他和他的部队打磨成自己手中的一把尖刀，在暂时不能动豪强私人部曲的前提下，首先壮大自己一定不会错的。
除吕蒙之外，孙权还大力提拔草根将领和孙氏宗亲，让他们帮自己制衡豪门将领。诸如朱然、周泰、蒋钦、步骘、吕岱、吕范、孙瑜、孙皎、孙韶，他们后来都渐渐挺起了大梁，镇守一方，担当中央的藩屏。夷陵之战后，孙权更是处心积虑的对荆州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的军事安排，这在前面已经提过，不再赘言。甚至为了防止荆州发生意外，他还额外多加了一道保险，便是派诸葛恪驻扎在陆口，也就是柴桑，这地方是荆州与江东的分界点，上保荆襄，下控吴越，一旦荆州有事能够第一时间就地处置。而之前在此驻扎的是陆逊之子陆抗，一颗定时炸弹，孙权让他跟诸葛恪对调，去了庐江防范魏国。
而在长江对岸，孙权派周泰扼守濡须口，朱桓作为副手，这里是北军入江的重要通道，曹操几次亲自率兵来犯都被吴军拼命守住，誓死不把长江让给敌人。稍南一侧的庐江境内有东关，是孙权建设起来的另一个防止敌军入江的堡垒，虽然后来荒废了，但吴军在庐江的晥口和舒城一线从来没有退缩过。
如果有人说孙吴有很大军事野心，那么不但我们不会同意，连孙权自己都不会同意。无论在荆州还是在淮南，吴国的军事布置都是以守为主，伺机消耗，唯一一次称得上规模较大的对魏军事行动，便是孙权永远无法抹去的黑点: 孙十万合肥大战张文远。这一仗说道不少，但其实无关痛痒，也不可能为孙权平庸的军事能力平反。总而言之，东吴的军事乏善可陈，将领没动力，皇帝有顾虑，先守出个云开雾散、团结一心恐怕才是孙权要考虑的第一阶段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他也没完成，事实上谁都很难完成。
相比于军事战略上的无奈和丧气，吴军的器械配置倒还有的一提，尤其是水军战舰。以船尾舵和双桅技术为核心，东吴组建起了由斗舰为旗舰，楼船和艨艟为主要战舰的水军混合编队，先进的技术优势对北军近乎降维打击，庞大且精良的舰队堪称碾压级别，加上对长江流域地势地貌和自然规律的熟知和充分应用，东吴水军更凸显出超越时代的存在。
魏国人傅玄在他的着作《傅子》中评价孙吴的军事时提到: 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
其实傅玄可能还没太明白，孙权大半辈子都在忙于跟江东豪门内斗，鲜有功夫琢磨对外作战，唯一追求的，不过是“安全”二字罢了，他还远远没有达到谋求扩张的程度，至于魏国和蜀汉心心念念的大一统，大概只是当年鲁肃在榻上提那么一嘴的时候，小孙权脑子里短暂的憧憬了几秒钟而已吧。
最后，对于东吴的军事有那么一则记载，可略窥孙权无奈的一个侧面。夷陵之战即将爆发，面对焦头烂额的众多烦心事，孙权派自己的亲信胡综临时募兵组建了一支部队，交予韩当指挥，专门对付来犯的蜀军，他给这支队伍取的番号是: 解烦。

Ⅷ 汉子从形成到现在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的“甲骨文”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直到今天，各种字体纷纷诞生，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发展历程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
西周时期
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至今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秦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着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汉朝时期
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
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唐朝时期
“楷书”尤为盛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1]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
宋朝时期
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被毕升改进为活字印刷术，“宋体字”也应此产生。最早产生于北宋，是有楷书变化而来。有肥体和瘦体之分，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
“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这种字体的出现至今也不过七、八十年，但是发展十分迅速。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
新中国时期
出现了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字，亦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为上古时代的汉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才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有学者认为汉字是维系中国南北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的关键元素之一，亦有学者将汉字列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

Ⅸ 校勘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什么之作

不是，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又名校记、考异、考证。在中国，比较完整的校勘记以隋唐之间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最早。此书为《周易》、 《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14种当时称作经典的书籍作注释和校勘，共31卷。宋代校勘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最着名的校勘记着作有张淳的《仪礼识误》3卷，方崧卿的《韩集举正》10卷，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10卷，岳珂的《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清代校勘学更为发展，对中国古代书籍，除了传统的经书以外，还对不少哲学、历史、地理、诗文集作了校勘，写成不少有价值的校勘记。这些校勘记大部分附于所校的书内，有的则单独刻刊，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Ⅹ 西汉物品大交换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汉武帝时期的物品大交换，除了丝绸作为汉朝的主打产品，也有一系列的农产品传到了西方和印度，最着名的就是桃和杏。在张骞之后，这两种原产于中国的水果被丝绸商人带到了西方，最早于公元前2世纪（一说公元1世纪）进入伊朗，之后又经过亚美尼亚、希腊到达罗马（公元1世纪）。
1、与此同时，在公元2世纪的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中国的梨和桃传入了印度。关于中国的梨和桃如何传入印度的故事，竟然是由玄奘记录下来的。根据玄奘的记载，由于迦腻色迦声名远播，位于现代中国河西走廊以外的国家纷纷送出人质前往贵霜。迦腻色迦王厚待了这些人质，每年给他们换三次地方以应付寒暑变化，并派遣了卫兵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人质的冬日居所被称为至那仆底，也就是汉封的意思，这个名字就演变成了这个小国的国名。这里原本没有梨和桃，正是这些人质带来了这两种水果，并传入了印度。所以，桃被称为至那你，也就是汉持来的意思，梨被称为至那罗阇弗呾逻，意思是汉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