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谁能改写历史
世上有许多昏话，比如说某某人取得某某成就，于是这个人和这个成就被赞为“改写了什么什么的历史”。 谁能改写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丑也好，美也罢，就那么发生过，怎么着？一切都在成为历史，这是时间在流动，非常牢固地流动。你可以进入历史，但不可以改写历史，管你是个英雄或者小丑。关于改写历史的口气，我感觉只有在我们这个浮躁的人群中比较流行，就像各类晚会营造的夸张气氛，完全脱离我们这个人群的真实生活。 我们的真实生活中充斥着委琐，可我们偏偏常听见或看见豪迈的宣传，这是一件可恶的事，至少它让我本人不自信。比如我们这群人自古就崇尚仁义礼智信，自诩为礼仪之邦，可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非常缺乏礼仪的一群人，通过城市街道边的狗粪、烟头、痰迹即可窥一斑。 多年前我们讨论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如今在我看来也很难受。《现代汉语词典》对真理的解释是：“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那么，真理需要检验吗？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也是极其 简单的，真正需要检验的是我们貌似高深、复杂的智商。我们可以通过实践去接近、发现真理，一旦发现，那就是我们的运气，谈什么“检验”？如果把实践定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更显得绝对化了，而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哲学来看，这世上并没有“绝对”的东西。又要“检验真理”，又给了个“唯一标准”，这是很矛盾的，是对真理的不尊重，简直想把真理当成矿藏整治了，口气也实在太夸张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改写历史，也没有谁能检验真理。我们这群人的口气自古以来就虚夸，做实事却比不过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人群），比如美利坚，比如德意志，比如日本。当我们在大谈“改写历史”的时候，人家在改进汽车的发动机；当我们在“检验真理”的时候，人家在检查克林顿的桃色裤衩。我们这个世上最庞大的人群在豪言壮语中显得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正所谓大愚若智、大怯若勇。
② 历史可以改写吗
应该可以：我个人认为历史就像电影一样，都是由一张张照片组成的。当我们回到以前的时间就像是电影回放，不过从那一刻起，电影内容就改变了。
③ 历史可以改写吗改写的后果是什么
诞生前夜的争论
1939年春天，核物理学家们在争相讨论原子弹的可能性。尼尔斯·玻尔，这位量子物理的奠基人，列举了15条理由来说明原子核的裂变无法具备实用价值，他当时无法预见，美国人用了3年时间和20亿美元击败了他提出的每一个不可能。而奥托·哈恩，这位将因发现核裂变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在1939年春天与朋友的辩论中脱口而出：“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
二战前，科学走过了一段“理想年代”，卢瑟福所在的剑桥，尼尔斯·玻尔所在的哥本哈根，以及德国哥廷根，同为物理学的三大中心。他们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存在着难以分清的师承关系。在这样的气氛下，许多物理系的学生同时也研究拉丁语的诗歌，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念头随时会打破物理学严谨的基石。恩里科·费米在对学生讲课时说：“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可以得到结果，但是请不要问我这个方法的根据。”
1933年，哥廷根陷入纳粹种族清洗的危机中，玻尔向受难的同行抛出了橄榄枝，哥本哈根比以前更加热闹了。而这一年，爱因斯坦把自己的家从柏林搬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
等到1939年春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犹太裔，都到了美国。费米也无法再守住他的罗马学派，他的妻子是犹太人，他们于1938年12月趁着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出国，并到了美国定居。在战后许多人讨论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德国首先造出原子弹，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1939年访问美国时，玻尔泄漏了原子弹的秘密，他不仅向新大陆的听众介绍了哈恩的工作，还阐述了梅特纳和弗利士的解释。一位听众，后来被称作“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头脑里就有了关于原子弹的概念。”回家之后，奥本海默做了关于爆炸所需要的临界质量的计算。
而另外一位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则试图让美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他通过过去在欧洲的关系，了解到有迹象表示德国可能已经开始动手研究原子弹了。西拉德找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非正式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萨克斯对此表示支持。为了能够引起总统的重视，西拉德又找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
1939年10月11日，萨克斯得到机会把信件呈递给罗斯福，疲惫的总统未加注意。第二天他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萨克斯彻夜未眠，终于想到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典故：在拿破仑时代，美国发明家富尔顿曾经建议这位皇帝建立一支蒸汽机动力的舰队，以便在任何天气下都能在英国登陆，拿破仑因为对这种舰队闻所未闻而将富尔顿赶了出去。如果当权者能够对科学多一些了解的话，历史将会沿着完全不同的曲线发展。罗斯福被他说服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启动。初期对这个计划热衷的科学家，大部分来自欧洲，他们对一点深信不疑，即纳粹德国已经开始着手研制原子弹。
玻尔：原子弹的“双重生父”
2005年春天，为了纪念“世界物理年”而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上演的一出科学戏剧惹恼了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物理史家、翻译家戈革发表了两篇文章指斥中国版的《哥本哈根》扭曲了玻尔的形象，体现出对物理史的无知。戈革对玻尔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认为玻尔对于现代物理的重要性，不在爱因斯坦之下。遗憾的是，玻尔的名字在中国不仅没有传扬开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荣光不仅被公众，也被诸多的物理学家所淡忘。
如果一定要给原子弹找出一位教父的话，玻尔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1913年，玻尔提出了着名的原子理论，对原子结构模型的研究为他赢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玻尔不仅从科学的角度为原子弹的诞生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也从精神上照管这个核物理的婴儿：在原子弹尚未试验之前，玻尔就指出，如果原子能掌握在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手中，这种能量就会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如果它被滥用，就会导致文明的毁灭。战后他获得了美国首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奖。
玻尔有犹太血统，丹麦被德国占领后，他被困在了哥本哈根。玻尔的学生，德国原子能研究的核心人物海森堡在1941年秋天拜访了玻尔，他们谨慎地谈到了铀的分裂、核武器等等敏感问题。海森堡在战后被认定为德国核研究的领导者，1939年费米曾经想说服海森堡也到美国去，但海森堡拒绝了。
战后，海森堡和支持者辩护说，他在战争中表面与当权者和解，实际上则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即让德国的原子弹计划无限期拖延。但在戈革看来，这样的说法可以被上百个事实驳倒。“1941年，海森堡作为一个特殊的使者访问了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他当时已经是凯撒·威廉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在这样的气候下，很难想象玻尔和他之间有什么开诚布公的谈话。”作为《玻尔全集》的译者，戈革认为，这次谈话加深了玻尔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开始了”的印象。
1943年，知道研究所再也保不住了的玻尔终于出走了，英国皇家空军把他安置在投弹仓里，像一件贵重物品那样运到英国，然后他去了美国。这时候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已经开始了一年多，尽管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0月就说过：“对此事要加紧办理。”但真正的大额拨款决议直到1941年12月6日才通过。
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费曼这时候也在曼哈顿工程区，他俏皮地说：“这里本来有许多大腕，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后，所有的人都成小人物了。”
但玻尔并没有给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带来什么新的推动力。在战后，惠勒回忆说：“玻尔来美国，不是帮我们制造原子弹，而是对使用原子弹的后果提建议来了。”
催产士：政治
除了奥本海默，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1939年专心聆听了玻尔关于原子弹的演讲，他就是恩里克·费米。
费米是一个计算天才，在1945年7月，当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冲击波抵达他的位置时，他抛洒出手中的纸片，并通过纸片被吹飞的距离计算出原子弹产生的威力，结果和仪器检测结果非常接近。不过他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1939年他举家搬迁到美国时，费米夫人由于寒冷提出要装挡风窗，费米计算后发现挡风窗对提升室内温度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于是没有装挡风窗。好几个月后，窗子还是装了，因为费米发现他上次的计算把小数点挪错了一位。
费米的反应堆
从玻尔的演讲现场回到家，费米对妻子解释其中包含的意义：“打碎一个铀原子，要用掉一个中子，然后假设这个铀原子在裂变时，释放出两个中子，这两个中子将击中另外两个铀原子，分裂它们，这两个分裂的原子将发射出4个中子，如此继续下去，开始时我们仅需很少的几个人造中子来进行轰击，但最后这种反应会自发地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铀原子都被分裂为止。”
但这还是一个理论，中子太轻，极容易被周围的随便什么物质吸收，空气和水，都可以轻易在它们撞击原子核之前捕获它们。同事和朋友加入进来，其中有利奥·西拉德，他建议用碳使中子的运行速度变慢，他们一起想到了一种设计，把纯石墨(天然碳)和铀分层堆放起来，高纯度的石墨可以预防中子逃逸。1940年，美国军方赠与他们6000元购买石墨，费米和安德森在实验室里把这些石墨砌成堆。
当石墨被堆到天花板之后，费米开始想把房间里的空气抽掉，因为还是有不少中子从空气中逃跑了，费米于是定制了一个巨大的铁罐。他的朋友赫伯特·安德森更加富有想象力，他向一家橡胶公司定制了一个正方形的气球，为此他不得不向橡胶公司解释正方形的气球同样能够飞行。
1942年的冬天，一个更大的被气球笼罩的反应堆矗立在芝加哥大学的网球场上。12月2日，在费米的指挥下，一根根吸收中子的镉棒被抽了出来，反应堆的辐射强度越来越高，它在按照人的意志释放出潜在的能量。
这个反应堆第一次运转成功大大鼓励了官方的士气。此时，曼哈顿计划已经正式启动了，莱斯利·格罗夫斯被任命为项目主管，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在费米的实验尚未取得成功时，格罗夫斯就把建造反应堆的计划交给了杜邦公司。
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许多项目都是这样超常地进行的。
与德国的竞争
1942年秋天，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格罗夫斯此时已经晋升为准将，而奥本海默经过康普顿的推荐，成为一个美国历史上最大实验室的主任。在1945年后，他们一个被称为“原子弹将军”，一个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在奥本海默的提议下，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成为建造新实验室的地点。
1943年，奥本海默整整40岁，虽然已经颇有名气，但和玻尔或者康普顿这样的前辈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但奥本海默用他的文学素养和口才弥补了这一不足。曼哈顿计划罗织了当时在美国最好的一批核物理学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雇员很快超过1万人。
在同时期的德国，原子弹计划由于希特勒的自信已经胎死腹中。1942年6月，海森堡向德国供应部长报告说，从理论上来说，从反应堆内部获得爆炸物质是完全可能的。但德国在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后，希特勒相信他的闪电战可以征服世界，因此对于一切在6个月内拿不出成果的研究不感兴趣。
然而，美国人相信德国人已经开始了原子弹计划，这使美国感到他们必须加快速度。曼哈顿工程迅速膨胀到一个投入达20亿美元，雇员超过15万的人大工程，许多项目仅仅在理论上证明可行就匆匆上马。格罗夫斯回忆说，当时他曾和人开玩笑说，应该在国会山旁边买房子，以预备项目失败后在那里随时准备迎接国会的质询。
1944年8月，物理学家高德米斯和一个秘密小组来到巴黎，寻找德国研制原子弹进程的证据。到1944年11月，他们发现的证据已经足以说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至少落后于盟国两年，德国没有能力生产出原子弹，甚至原子弹所需的原料。高德米斯对一位军官说，既然德国没有原子弹，盟国终于可以不生产原子弹了。军官回答令他很吃惊：“既然我们有这东西，我们当然应当利用它。”
1945年春天，曾经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建议者西拉德再次拜访爱因斯坦，希望他在一份新的信上签字，这封信企图说服美国总统放弃使用原子弹。此前，1944年6月，玻尔曾经面见过罗斯福与丘吉尔，希望他们能在原子能问题上与苏联协商，达成世界和平的格局，而丘吉尔因此怀疑玻尔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这封信还躺在总统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意外地去世了，杜鲁门成为总统，他读到有爱因斯坦签名的信了吗？从他的回忆录里一点也没有反映出来。
反对使用原子弹的风潮也刮进了洛斯-阿拉莫斯，许多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始发起讨论和签名，但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却是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立场坚定：“我一直把建议使用原子弹看成是我的职责。”
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停下来，德国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节奏反而加快了。1945年春天，马歇尔将军指示格罗夫斯确定原子弹的投掷目标。目标不再是德国，而是日本。
惊天动地的降生
1945年7月16日凌晨5时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爆炸成功，爆炸把方圆800米内的沙粒烧成翠绿的玻璃。无数的作品以史诗般的语言记载了这一刻。
每个目睹者的心情都各自不同。具有诗人气质的奥本海默霎那间涌上心头的是一句印度古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卡尔松·马克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场争论，即原子弹爆炸是否会点燃大气层，现在看上去，那些火球似乎要吞噬一切。费米根据他洒下的纸条，大概估计出爆炸所产生的冲击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此前没有一个科学家估计到它的威力。
最初，科学家们订购了一个很大的钢罐，准备在钢罐内进行爆炸，以回收大部分贵重金属，同时防止爆炸物扩散引起污染。但临到试验时，这个厚度在6到14英寸之间的罐子被放弃了，因为核爆的威力即便低于某些人所估计的250吨炸药的威力，也是钢罐所不能承受的。试爆后，人们发现爆炸中心的温度达到了1亿华氏度，相当于太阳表面的一万倍，如果那个钢罐还摆在那里，它会被瞬间气化。
早在一年前，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等人就商议决定，第一颗试爆的原子弹应当是内爆式原子弹(他们称它为“胖子”)，以检测它复杂的内爆系统。在内爆式原子弹的内部是两个半圆球体，当球面合在一起，两个半球的铀重合在一起，就达到了发生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在球体的外面是烈性炸药，在引爆原子弹时，先引爆外面的炸药，然后由炸药产生高温高压，刺激内部的球状钚。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原料不够，但后来却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在试验氢弹的时候，就先用炸药点燃了一颗原子弹，然后再用原子弹点燃氢弹。
那个想出了原子弹自分裂方式的弗利士计算出了这个临界点，实现这一过程的不是自动机械，而是靠手工完成，试验因此充满危险，弗利士差一点因此死在洛斯-阿拉莫斯。
爆炸的结果很快送给总统，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意识到杜鲁门突然变得更强硬了，在会上以更坚决地语气告诉俄国人，某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到了7月22日他才知道谜底，然后他和杜鲁门协商，决定告诉斯大林。
然而，斯大林的反应比较平淡，这让丘吉尔认为，斯大林根本没有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然而，一位叫斯米尔诺夫的俄国历史学家却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况：“斯大林从会上回来后，就当着我的面把杜鲁门告诉他的话，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立即说道：他这是在为自己抬高价码。斯大林笑笑说：让他抬吧，必须与库尔恰托夫谈谈加快我们工作的事情了。”
库尔恰托夫是苏联核计划的负责人。在间谍机关的帮助下，斯大林在7月20日或21日就获悉这个消息。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召开核紧急会议，曾经为诸多科学家所预测的核竞争开始了。
结束一场战争，开启一种恐怖
在1939年那封有爱因斯坦签名的给罗斯福的信中，有一个技术性细节，专家们估计原子弹太重不适于使用飞机投放。但到了1940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波音B-29重型轰炸机诞生了。
B-29超级轰炸机是二战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轰炸机，它创下了多个轰炸机之最：载弹量 9 吨、航程 6,000 公里、能在万米高空巡航、极速600公里/小时。在B-29轰炸机出现之前，日美两国隔着太平洋，只能进行海上消耗战。而B-29出现之后，战局大变，美国掌握了制空权。
1943年9月，B-29 被选为原子弹载机。此时科学家们还无法确定原子弹的外形，所以B-29弹舱内安装了可以调节的 H 形桁架和原子弹装载释放系统。1944年2月28日，B-29 在加州慕洛克机场(后来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原子弹模拟投放测试。到了8月，已经有46架B-29具备了原子弹投放能力。
与此同时，机组人员的训练也在紧张进行。这项特别计划由保罗·蒂贝茨上校指挥，他曾在欧洲和北非开过B-17，经验丰富，直接参与了B-29的试飞。
小男孩发威
一切都准备好了。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美军最初的投掷目标达17个城市之多，格罗夫斯亲自负责挑选投弹目标，广岛最终被定为首选。广岛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而且是日本除京都外，当时未受美国空袭的最大的城市。
1945年8月5日早晨，有征兆表明，第二天将是个好天气。下午，提尼安岛，原子弹“小男孩”被水压梯举起安装到位。这颗炸弹的外壳由黑钢片制成，重达4400公斤，像“一个延伸长的鳍状垃圾桶”。“小男孩”被配备好雷达、计时器和气压计，然后被安装到轰炸机上，用链条固定。
6日零点，最终指示下达。
执行任务的“恩诺拉·盖伊”号共有20名包括地勤在内的机组人员。驾驶员是蒂伯茨上校，投弹手是费雷比少校，军械师是帕桑斯海军上校，电子技术军官是杰普逊海军上尉。庞大的轰炸机为银色，机翼长43米，机身上的名字闪闪夺目——Enola Gay，是以蒂伯茨上校的母亲命名的。
蒂伯茨提醒机组人员要使用护目镜。据天气预报称，广岛黎明有风，天气晴朗。由于要在凌晨2点45分出发，他们没睡好。2点27分，引擎发动，飞机负重6800千克，有点超重，但它顺利通过了两英里长的跑道。在塞班岛上空，帕桑斯和杰普逊爬进舱内完成炸弹的组装。上午8点50分，他们进入日本领空，高度为9500米，离广岛已经很近了。
广岛居民看到了两架飞机，但不以为意，街上有人在照常行走。广岛时间上午8点15分，由定时器和气压计扣动扳机，原子弹爆炸了。
在起飞之前，飞行员曾询问一位科学家，如何才能最快地离开投弹点，得到的答案是最大可能地急转弯，沿切线飞离目标。所以当原子弹在广岛上空1000米爆炸时，轰炸机已飞到11英里以外，但它如同被高射炮击中一般摇晃并吱吱嘎嘎作响。
蒂伯茨回忆说，“广岛原子弹没有形成蘑菇云。它形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一条细绳。它往上冲，漆黑漆黑的，有光亮和颜色，里面有白光和灰色，顶部就像折起来的圣诞树。”另一名飞行员将场景比作“燃烧黑色石油的锅”。
爆炸过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接下来，地狱般的景象惨不忍睹：气温高达2980℃，爆炸附近的受害者瞬间蒸发，昏迷中的幸存者像梦游一样行走，他们被撕破的皮像破布一样在肉上垂着。木屋、公园、树在猛烈的爆炸中熊熊燃烧。河里漂浮着烧焦了的尸体。一刹那间，广岛这座城市不复存在了。
④ 用什么可以把历史改写
用发明、用创造，用奇迹能够改写历史。
例如：2006年7月12日以前，人们跑110米栏最快速度（历史）是12.88秒以下，之后110米栏的历史就是刘翔创造12.88秒；110米栏的历史被刘翔改写。
⑤ 历史能否改写如题 谢谢了
可以的，我们眼中的历史只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历史。当我们对其认识不断加深，就要不断改写之前我们所自认为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