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是什么

A. 黄炎培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

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

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1)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是什么扩展阅读

背景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B. 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度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在历史上，只有中国才有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律，朝代歌想必很多人都会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这些朝代很多都无法摆脱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兴衰更替一次的命运，所以称为王朝兴衰更替周期律，或者周期率。前者指规律，后者指频率。

历史周期律（一）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律为何只存在于中国？
对于王朝更替周期律的分析与解答，有很多的着名的对话，书籍，点评等，很多都涉及到政治需要，基本上都是诋毁前朝，歌唱本朝，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了。首先，我们从王朝的本质出发，看一看王朝更替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其次再看看因为这个性质所造成的东西方差异，最后我们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事物发展逻辑，而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答案。

网络王朝的意思是朝代、朝廷，指的是在历史上的一个国家由某一个家族所统治的时代。由此可见，王朝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政权。所谓王朝更替，就是指一个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那么，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西方世界诸国为什么在古代不会存在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呢？

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他的前提就是国家仍然存在，没有国家，也就不会有国家政权，也就存在政权的崩溃重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东西方的差异。

在历史上，西方世界，或者说中华文明圈之外的所有文明国家，他们兴起的时间都比较晚，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暂。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一个个地来说。

在河流定居时代，与夏商周三朝同时代的文明国家，是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形成了一个大一统帝国，而两河文明是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的集合体。

迈入大陆扩张时代东西扩张阶段后，亚述帝国统一了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两大文明区域，但是存在的时间很短。亚述帝国统一不久，就因为国家财富饱和崩溃，国内各民族混战。

C.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周期律是什么如何跳出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对于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就是民主。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释义：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慨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句话自信而简短的回答，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以来对民主的艰难探索之路。

(3)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是什么扩展阅读：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探索。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党的自身建设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至关重要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关键在党自身，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跳出“历史周期”是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期盼，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找到的 “民主新路”，到今天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

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最终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开弓没有回头箭”，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D. 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规律编辑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1]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