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语言发展史
没有语言就不会有那么方便的沟通方式,没有语言就没有当今如此繁华的贸易。没有语言,人类可能还处于最原始的生存状态。中国语言的发展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在6-8万年以前,人类发展除了能产生复杂文化的认知能力。早期智人的大脑根本没有精密到能够创造出复杂文化的地步。能够创造文化的现代人的智能,看来是在约5万年前出现的。人类的语言在萌芽阶段是纷繁复杂的,具有模糊、不稳定、随意性等特点。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从汉语语法、语音变化角度这两处着眼,将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世纪、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上古时期的特点是:1、判断句式一般不用系词;2、在疑问句里,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3、入声有两类(其中一类到后代变了去声),等等。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中古期的特点是:1、在口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分;2、处置式的产生;3、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的普遍应用;4、形尾“了”“着”的产生;5、去声字的产生等等。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近代时期的特点: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消失;2、-m尾韵在北方话里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消失,等等。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现代汉语特点:1、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2、大量地增加复音词等等。
汉语发展到当今,可以说日趋成熟。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新华大字典》已经充分的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一部全面阐释汉字的形、音、义,系统讲述汉字的源流、典故,并提供了汉字的行、隶、草、篆4种书写方法的新型语文工具书。全书共收单字10100余个,其中包括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全部7000个通用字以及“7000字”之外的不很生僻的字2800个。为了方便读者查考,它还酌收了当今仍有实用价值的罕用字300个。如此之大的汉字库,足以说明汉语的包容性。
Ⅱ 汉语有多少年的历史,是不是人类最早的语言。如题 谢谢了
汉族早在先秦时代就存在着古代汉民族共同语。春秋是共同语称“雅言”(见《论语˙述而》),汉代称“通语”(见《方言》),明代改称“官话”,辛亥革命后称“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称普通话。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汉字跟它所要记录的对象汉语之间的关系来看,汉字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例如[tàn kāu]的[kāu]、[kāu iàu]的[kāu]和[tiàu kāu]的[kāu]读音相同,意思不一样,是3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由 3个不同的汉字“糕、膏、高”(蛋糕、膏药、跳高)来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可以说是一种语素文字。 汉字起源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近年来,有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儿童学习汉字似乎比学习拼音文字还容易些,至少不比学拼音文字难。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把认汉字、写汉字和用汉字三者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三者之中,认最容易、写就比较难。例如繁体字“龟”和“龙”特点鲜明,很容易认识,要记住怎么写就难多了。用汉字比起认和写都要难得多。所谓会用,就是要学会区别同音字,知道哪种场合下用哪个。例如“唯、惟、维” 3个字同音。“维持”“维护”只能写“维”,不能写“惟”,而“思维”也可以写成“思惟”。“惟独”、“惟恐”可以写“惟”,也可以写“唯”;可是“唯心论”、“唯物论”又只能写“唯”,不能写“惟”。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
Ⅲ 普通话在历史上有多少年了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普通话其实只有不到四百年的历史,所谓普通话也就是可以用于互相交流且可以普遍流通的语言,普通话形成于清朝初年,清朝之前的朝代没有普通话这个概念,各地区的方言特别复杂,当时的普通话叫做官话, 其实就是满族人所说的汉语,清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官话,所以当时的官话被深深地烙上了奴隶的标志!
首先强迫汉人削发易服, 进而在语言上奴役汉人, 最终从思想上奴役汉人! 但是因为这种官话读起来琅琅上口,且简单易学等优点, 最终仍然作为我国的普通话。现在的普通话的原型与基础就是清朝官话 补充: 所谓普通话其实就是一种用来互相交流的工具! 孙中山非常痛恨清朝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曾经建议废除官话, 推行四川话作为普通话,但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以失败而告终!
Ⅳ 汉语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
汉语,又称中文、汉文,其他名称有国文、国语、华文、华语、唐文、中国语,还有唐话、中国话等俗称。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分析语,有声调。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时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汉语包含书面语以及口语两部分。
汉语是一个语族,包括了七大方言,意思是汉族所说的语言,世界上遍布七大方言的使用者,其中普通话和粤语是世界上通行范围比较广的两种汉族语言。汉语属汉藏语系,而普通话是这个语系里的通用语言。影响范围除了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等国。会说普通话的人大约有14亿(3000万人作为第二语言)。普通话是联合国承认中国官方的工作语言之一。汉族的通用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东北官话为辅助逐渐形成的。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却又不等同于北京话,是摒弃了北京语音中的一些土音而形成的。汉族的通用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学术上是指各汉族地方语言的统称,有时亦会专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普语和北语、胡普等称呼都是指普通话。毫无疑问,普通话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7的人使用普通话作为日常交流语。而古汉语也曾对其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古汉语借词以及古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普通话是一种规范过的中国方言。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朝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形声字、合体会意字、简化汉字。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问题回答——汉语如果是从上古时期算起的话,已经有5000年左右了,但早期没有统一的文字,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时,才算真正出现统一的语言,在这之前被称为上古汉语,汉朝以后的语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这之后到宋朝前期被称为中古汉语或古代汉语,在之后便是近现代汉语了~
你想写作文的话,最好从汉语的发展历史:主要包括从上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期间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像仓颉造字、始皇统一文字、近代发明拼音等等,还可以引经据典——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着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然后讲讲汉语的多样性,主要从各地的方言入手,由浅入深,由各种方言所代表的地方文化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再讲讲汉语的包容性,对周边各个国家,无数民族的深远影响,直接或间接的衍生出各种各样文化.............
仔细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汉语作为我们伟大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含的历史意义和本身所具有的神韵是无比“强悍”的,祝你成功。
Ⅳ 普通话是我国几年的历史
从提到这个词开始就是113年的历史。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华字典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6]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着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Ⅵ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着《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着《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着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着《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着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着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Ⅶ 普通话在历史上有多少年了
“普通话”作为一个定义,是新中国以后的事儿。
但是普通话在中国,最少已经出现数百年了。
大约在400-500年前,在东北地区的汉族人,讲一口标准的汉语,四声齐备,语调平和,叫做“长哈片子”,就是流行于长春---哈尔滨一带的语言。。随之满清入关,这种汉语与明末的北京官话混合,形成了“京片子”,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老北京话”。
“京片子”在流行在北京城里,就是现在二环以内的地方。出了城门,味儿就变了。二十年前,海淀、丰台、东大桥、门头沟,各说各的不同的话,都不是“京片子”。
到了民国,把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叫做“国语”,以区别各地的方言。
解放后,才正式定为“普通话”。
究其根源,普通话就是古代的“长哈片子”略带有“京腔”的语言。
Ⅷ 最早的普通话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到底是如何记载的
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隔十里说话就会变腔调,隔百里文化民俗就不相同,为了交流方便,于是近代诞生了普通话。如今我们使用的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制定的标准,其标准音主要采集于承德滦平县。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距今至少25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普通话”,《论语》中一段话揭开秘密!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普通话,其实夹杂了很多契丹、女真、蒙古等口音。宋朝时期,北方幽州地区(北京周边)先后被辽国、金国、蒙古占据,数百年演变之后,慢慢形成了地区方言——“幽州语”,后来这一方言又受到清朝满语影响,令人想不到的是,“幽州语”最终成了如今我们广为人知的普通话。
Ⅸ 普通话有多少年的历史
清末已出现“普通话”一词,清廷1909年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
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截至2015年,中国70%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4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体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