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古彝文产生于何时
关于古彝文的起源时间,有这样几种说法:
明代说。认为所见彝文文献仅见于明代(唐兰),“文献的记载,句子的规整”乃是其标志。对这种见解持不同意见者较多,认为“我们研究一个民族文字的创始期,不能以现存文献为凭证,即以汉文而论,我们不能以今存最早的甲骨文年代推断汉文创始于殷代,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今存明代彝文文献即断为彝文的创始期”。(马学良)。这种观点自贵州威宁中水陶文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后已被否定。
元代说。这是法国学者亨利·科尔迪埃在其《倮族的现实形态》中说的:“大理的爨人坚持使用爨文。云南马龙地区纳垢部落一个头人的子孙轲爨造了爨文”,“文字来源不清,可能起源于历史上的元朝”。
唐代说。持此说者认为“即今安译‘夷书’所谓唐阿轲撰爨字的说法可靠”,“证以现存和刚出土的彝文碑碣皆系明清两代之物……,我们不妨假定彝文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元代” (陈士林,1984)。此说也因为中水陶刻和《妥阿哲纪功碑》的发现而被否定。
汉代说。持此说者依据《华阳国志·南中志》里关于“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的记载,并认为东汉献诗《白狼歌)是“倮倮文的前身”,而推断“彝文就可上推到东汉,从而表明彝族也是我国有较古文化和文明民族之一”,(马学良,1980)。朱文旭(1993)也认为:“彝文起源时期为秦汉之际,汉末已初具一定规模”。
半坡说。源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51个陶刻符号能用古彝文识读。多数彝族学者和一些汉族学者主张此说,认为:“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它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始溯源可能也有关系”(余宏模,1978)。“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家族的子孙”(李乔,1983)。“彝文和汉文的渊源,都可以远溯到西安半坡出土六千多年前的刻划符号”(陈英,1980)。“从彝文的原始刻划符号起到现在,彝文已经有了七至八千年的发展史”,(李家祥,1992)。
半坡刻划符号有不少和彝族文字完全相同或相近似,因而可以通过彝族文字解开这些符号之谜”(田昌武,1982).。半坡出土陶文应是彝文的前身。如果说彝族文字与半坡出土陶文没有关系,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彝文系起源于距今六千年前的彝族‘哎哺’世代,今半坡出土的陶文即是今见彝史的前身。”(丁椿寿,1993)。
万年说,持此说者主要依据是近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等地出土的一批刻划符号也可以用古彝文释读。最早提出古彝文万年历史说的学者是刘志一教授,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1991),并称古彝文是“世界文字的始祖”(1997)。彝族学者朱琚元亦主张此说,认为。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1993),亦用彝文释读出三个龟甲刻符为“禽”,“福禄”,“神座”;释读出契刻四个竖排连接符号,直译为“冒天门闭”,意译为“天重门英开”,从而推断。彝文之绝非巧合地对贾湖刻符能予释读,当可证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由于学术界至今尚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观点,根据彝文能识读九千年前刻划符号而提出中国彝族乃至中华民族万年文明史的观点,其震动非常之大,许多学者尚持怀疑态度,但至今却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驳或否定,因而古彝文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贰’ 帮我介绍一下彝族的起源和历史
在我国湘西、鄂西一带富饶美丽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居住着一个勤劳勇敢的兄弟民族,这就是土家族。
土家族约有五百七十万人(一九九零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为主要聚居区,其余分布在湖北省恩施地区来凤、利川、鹤峰、咸丰、宣恩等县和四川石柱黔江、彭水等土家自治县。
土家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长谝岳词褂煤何摹>蠖嗍良胰硕纪ㄓ煤河铮糠秩思嫱缬铮鲇浪场⒘揭恍┢У厍换峤餐良一啊?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称汉族为“客家”。二千年以前,他们定居于今天的湘西、鄂西一带,那时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侮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关于土家族的族源说法不一,一说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一说是古代由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的一部;一说是唐末至五代的初年(一九一零年前后),由彭咸率领的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这些说法,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即大约自五代以后,湘鄂西地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开始逐渐形成为单一民族。
土家族所居住的湘鄂西区丘陵地带,海拔多在四百至一千五百米之间,境内山岭重迭,岗峦密布,武陵山脉横贯期间,酉水、澧水、清江纵横交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具有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良好条件。山区森林密布,梯田满岗,种植水稻、玉米、薯类、麦类等;经济作物有甜菜、苎麻、棉花、油桐、油茶、茶叶等,其中油桐、油茶是土家族地区多种经营中的主要项目,在土家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林木有松、杉、楠、柏等。此外,贵重的药材、水产与地下矿藏也很丰富,特产娃娃鱼是闻名中外的珍贵动物。
土家族民俗
跳丧舞
土家族跳丧舞又叫绕棺、打绕棺、丧鼓舞,是巴人在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民间歌舞。老人逝世,停灵枢于堂前数日,亲属邻里前往吊唁。入夜,“打鼓踏歌”,通宵达旦,以增热烈气氛,谓为亡人人解寂,慰新属节哀。土家人热爱跳丧舞,“听到鼓声响,脚板就发痒”。跳丧舞的特点基本与土家族摆手舞相似,手脚同边,舞净豪放,动作平委、舒缓们着节奏强烈的打示波器乐,舞者边跳边唱,唱腔多用假嗓,近似喊歌。适合男女老幼齐跳,舞蹈词汇健康,一般以歌颂死者生平事迹、歌唱抚育以及生产劳动方面的内容为主。土家跳丧舞集歌、舞、吹、打于一体,是一种综合的民间艺术,跳丧舞本质上是一种民间祭祀活动,表现了土家人对祖抚的崇拜。 2、板凳龙
是土家族以板凳作“龙灯”的舞蹈形成。两人、三人均可,两人舞是一前一后,三人舞是前二后一。舞蹈动作有“河鹰展翅”、“雪花盖顶”、“黄龙缠腰”、“猛虎下山”等。活动时间多在农历大年三十至正月十五。喜庆节日亦有之。
灯戏
灯戏是流行武陵山区民间的地方戏种。其特点有四:一是服装简单,一件官衣、一顶纱帽、三副口条、一把剑足矣;二是人物少、生、旦、丑三行,出台常为一男一女,最多不超过4人;三是器乐不多,文场只需1人用“大筒子”伴奏,武场增加鼓、锣……,四是不择演出场所,院坝、广场皆可。灯戏因演出意义不同而名称各异新春宵,欢度佳节,称“贺新灯”,清明祭祀,称“清明灯”,寿诞祝寿,称“寿灯”,男婚女嫁、抱子添孙,称“公灯”。灯戏剧目肯60多个。
女儿会
女儿会原是土家族(苗族也有)青年谈情说爱的传统习俗节日,农历五月实三、七月十二举行,男女青年穿戴一新,前往赶会。旧时,女孩平素不得出门,唯这天去集于会,故称“女儿会”。欲择夫婿的女孩儿,着衣多层,内长外短,以让所有好衣裳都能被人看到。赶会时,稍带一些土产山货,佯装赶集售物。欲觅对象的男子则身背空背篓,佯装购物,相中那位姑娘,便近前“购物”。在一场风趣的“计价还价”中各显聪明才智,进行互相了解。如物价看涨,表明姑娘不答应,不伙子应知趣走开,否则便会挨骂。反之,即表示姑娘默许,双方退出闹市,找一僻静处自订终生大事。
薅草锣鼓
土家人谓水稻中耕为薅秧,玉米中耕为薅草。此两项农事,均值盛夏时节,难免疲劳困倦,为振作精神,调节心身,即伴以锣鼓助兴,故谓薅草罗鼓。薅草锣鼓一般是一锣一鼓,自敲自唱,唱词多为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类,也有说唱历史故事的,此外,说唱人还时常即兴发挥,开玩笑逗趣,起鼓劲加油的作用。 6、注米年肉
土家族人为祝愿年吉庆有余:有米有肉,特以上好腊肉拌糯小米蒸制成菜,供“团年”时合家品评,以米、肉为题讲四言八句求吉利。
南剧
南剧取施南府之“南”字而名。又因其音乐系由“南路”(似“二簧”)、“北路”(似“西皮”)、“上路(似“秦腔”)三大声腔组成,又与公傩戏、灯戏、本地山歌及祭祀音乐等汇融,故成为一种得具特色的剧种。南剧音乐由锣鼓谱和曲牌乐组成,角色分生、旦、净、丑四大行,文武兼备,文戏武唱,气功武术杂于其中。剧种多为传奇戏和历史故事剧,传统剧目近千。 8、傩戏
傩戏是在民间习俗的酬神还愿仪式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成的一种地方戏曲。以戴面具表演为特征;傩戏分“正八出”和“外八出”两种,“正八出”统属巫教仪式,“外八出”是有情节的折子戏和连台大戏。角色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唱腔分高腔、平腔、哀腔、花鼓腔、山歌腔。傩戏以古朴、简单、生活化而受乡村人民喜欢。乡民逢酬神祭祖、祝寿、添子、婚丧、荣升、金榜题名、迎神赛会以及消灾求福、冲难去邪,皆演傩戏。
过社
土家人重视春社,即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社日前十天便有过社者,过社的主要活动有二,一是上坟祭祖,但祭扫新坟不过检;二是吃“社饭”,即用艾篙末、野蒜、地米莱、豆千粒、腊肉丁为佐料蒸制的糯米饭,亲邻好友,彼此馈赠以示和睦团结,社日禁锄犁,否则会妨农事。
陪十姊妹
陪十姊妹是土家族姑娘哭嫁的独特形式。新娘出嫁的头天晚上,爹娘邀请邻中的未婚姑娘9人,连新娘共10人围席而坐,通宵歌唱,故称陪十姊妹歌。十姊妹转坐一桌,首先由新娘哭“十摆”,新娘哭“一摆”,厨师在桌上摆一样菜,摆完后,其余九姊妹轮次哭,最后又由新娘哭“十收”,厨师再一样一样将酒菜收进,菜收完,陪十姊妹活动告结束。哭嫁的歌词内容很多,“十摆”、“十收”有哭祖宗之德,爹娘之恩,姐妹之谊,兄嫂之贤,故土之情等等,有时也哭骂媒人。音律多用七字八句的顺口溜。
西兰卡普
西兰卡普是流传在武陵山区土家族集散地的一种古老传统的土家工艺织锦。在土家语里,“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即为土家族人的花铺盖,系土家族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被誉为土家族工艺美术之花。西兰卡普,在北宋时期就名噪一时,这种用棉纱彩织的布,当时是土司朝拜皇帝的一种贡品。同时,土家人也用来美化自已服饰。到了近代,色彩热烈鲜明,纹样丰富,成了土家姑娘的陪嫁品之一。据说,这种陪嫁品必须要新娘新手纺织,花样由新娘自已构思,图案是花鸟虫鱼和各种几何图表,织工精细,色彩绚丽、样式古朴典雅,质地精良。西兰卡普讲究花纹图案和做工精细。被面上的花纹图案,由各种彩色丝线纺织而成,花卉和图案达100多种。西兰卡普一般每幅宽约50厘米,3幅连缀可做被面,单幅可做枕巾、围裙、桌垫、脚被等。
过月半
土家人更重视过月半,素有“年小月半大”之说。本来是农历七月十五为月半节,但因过月半须全家团聚,并接回出嫁姑娘,这在时间上就有“婆家过月半走不脱,娘家过月半必须去”的矛盾,于是订七月初一至十五,均为过月半。过月半的主要活动是祭祖,以纸钱封包,写已故亲长名字,焚于户外,扬声呼名哀悼,以示敬送银钱,并以香、烛遍插小径,谓之路烛,化钱于野外,施给孤魂游鬼。
冬科喹
是流行在土家族青年男女中的一种小乐器,它的制作是简单,只要用三四寸长的小毛竹一节,凿四个小孔,内装一个小活舌,即可吹奏。
土家族青年男女都吹冬冬喹,一般在劳作间歇或闲暇时,或蹲在古树下,或立在小溪边、竹林中,或三、五人齐奏,或一人独奏,他们眼望长空,吹奏着自己的心曲,那种古想方设法悠扬的曲调,令人陶醉。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土家族有个妇女叫冬冬,她勤劳善良,心灵手巧,常常帮助另人织土花被面,织蛇皮花带,做鞋,缝衣,因此土家人都喜爱冬冬。后来冬冬的丈夫被抓去给土王爷相等王宫,冬冬的丈夫临走时说:“在桃花开的时候,我就要回来的。”到了春天,冬冬坐在桃树下,望着桃花开,等候丈夫回来,等得苦闷,她随手折了根毛竹,凿了小眼,留了活舌。对着桃花吹奏起来,以寄托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桃花开了,桃花落了,丈夫还没有回来。第二年也如此,第三年冬冬正吹小竹管时,飞来一只小喜鹊歇在桃枝上,对冬冬报信说:“不要吹了,丈夫死了,不要吹了,丈夫死了。”原来冬冬的丈夫被折磨死了。冬冬听得恶讯,也在桃树下活活哭死了。冬冬死后,每当桃花盛开的时节,在夜静更深的夜里,还可听到这悠扬凄楚的声音。
土家族人民为民思念冬冬,也照冬冬生前做的小竹管吹奏,同时把这小乐器取名叫做“冬冬喹”,“喹”是“吹”字的变音。
过赶年
南方人过春节多叫“过年”,而土家人的春节叫“过赶年”。赶年是土家人的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所谓“赶年”,最显着的特点就是提前一天或两天(即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过年,对此土家人有自己的传说解释。
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土家族先民随胡宗宪将军征计倭寇,一年,春节将至,倭寇未除。远离家乡的土家人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就提前过了年,总帅大犒将士,激厣斗志。将士们在丰盛的庆贺之后,养精蓄锐,军心大振。第二天(除夕)乘倭寇没有防备之时,发起进攻,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纪念祖先,土家族从此总是提前过年,并称之为过赶年,以此为每年最盛大的节日。
土家人过年,还要杀年猪、春糍粑、做点心。特别是这个年糍粑,很有特色。打糍粑多在腊月二十七这天,而且常常是左邻右舍几家人合在一起打,洋溢着欢笑与和谐。方法是:把糯米蒸熟后,用特制的粑槽、粑槌打糅,然后再压成扁扁的。糍粑打好后,总是五个一串串起来,另外还要做五个大粑,他们叫“库弄糍粑”。原来这种粑粑是用来向土五进贡的,后来没了土王,但习久成俗,也就相沿至今。据说,如果哪家不做大糍粑,一年都会不吉利。
六月六
古历六月初六日,是土家族纪念古代英雄覃厘的盛大节日。这一天,土家山寨喜气洋洋,杀猪、宰羊、打糍粑、做豆腐,把远方的客人接来家里作客,家里的衣服都拿出来晒一晒,女人们在溪流里洗头发,晚上灯笼火把,还要在摆手堂里跳摆手舞。
传说有一年,土家族聚居的地方闹饥荒,覃厘的老娘活活饿死了,有一晚老娘给覃厘托梦,要覃厘栽上一山南竹,在堂屋里练三年六个月的箭,等到鸡飞狗上屋的时候,把箭向北方射去,就可以射死皇帝,登上皇帝的座位。覃厘听了老娘的话,在后山栽了山楠竹,自己关起大门在堂屋里练箭,嘱咐嫂嫂等到满了三年六个月,看到鸡飞狗上屋就喊他。过了三年,嫂嫂等得不耐烦了,把黑狗放在屋上,把鸡赶得满天飞,然后高声喊覃厘,说是三年六个月了,鸡飞狗上屋了。覃厘听得嫂嫂的喊声,慌慌张张地开了大门,然后拉满弓,连发三枝箭向北方射去。箭一射出,后山的楠竹根根炸破了,他们还没骑上马背,射出的箭也没有射中皇帝。皇帝拔出钉在龙位上的简杆一看,上有“湖广覃厘”四个字,于是派兵马大元帅带五千兵开到上湖南捉拿覃厘。覃厘和嫂嫂躲进大山,躲了三年六个月,兵马大元帅好象海里寻针,没见覃厘的踪迹,安排回朝日期,谁知覃厘在山沟里洗澡,背上三务金龙闪闪被官兵看见了,于是被抓住解到京城,关进监牢里,嫂嫂也跟着到京控望覃厘,嫂嫂嘱咐覃厘说:“你只要说背上的金龙是画成的,皇帝就会放你。”第二天皇帝亲自审问。皇帝看到覃厘背上的金龙,本不敢杀他,问是生成的还是画成的,覃厘记得嫂嫂的嘱咐,答应说画成的,皇帝听说是画的微微一笑,吩咐刀斧手拖出去斩了,嫂嫂赶到杀场,抱住覃厘痛哭,血溅在她的衣服上、头发上。覃厘被杀之后,天地不分,日月不明,鸡犬不叫,皇帝知道杀错了,皇帝不穿龙袍,不登龙位,让覃厘的阴灵穿一龙袍、坐一天龙位,做一天皇帝。
土家族人在这天晒衣服也叫晒龙袍,就是覃厘做一天皇帝的传说,这天女人们洗头发,也是因为血油在嫂嫂的头发上留下的故事。现在土家地区流传有“三年都等了,却等不起六个月”等俗语都是指的覃厘的故事。
牛王节
土家族的祖先从事农耕较早,从古以来养成爱护耕牛、尊重耕牛的传统。每年古历四月十八日,定为牛的生日。这一天,土家族人都要给牛做生日,哪怕春耕生产很忙,到了四月十八那天,也要让所有的牛休息一天,还要给牛煮稀饭,主人还要恭恭敬敬的念一首《祝牛王词》。 据说念到这里,老牛眼泪汪汪,感到主人讲到它的内心之处。
相传,牛王原是天的一员神将。一天,他陪着玉帝在南天门观看凡间风景,当他看到凡人没有饭吃,一个个面黄肌瘦,就向玉帝求情,给凡人送粮食种,让凡人吃胞肚子。玉帝答应了牛王的要求,但嘱咐说:“叫凡人三天吃一餐吧。”牛王欢欢喜喜来凡间,给凡人送了许多种子,并教给耕种的方法,但他慌慌张张把玉帝的话传错了,说一天吃三餐。凡人有了粮食,一天吃三餐,肚子胞了,日子过好了,个个吃得肥胖胖,没有事做,敲着鼎罐盖唱歌,闹得玉帝不安宁。一天,玉帝对牛王说:“凡人吃了饭没事做,你到粮食地里撒些草籽种,后业粮食地里长满了青草,薅薅草草吧。”这回牛王又把玉帝的话听错了,走一步撒三把草籽种,后来粮食地里长满了青草,薅也薅不完,人们边薅骂,骂玉帝害死了凡人,骂得玉帝不耐烦。一天,玉帝把牛王叫来说:“都是你把好事做坏了。凡人功夫做不完,你下界帮凡人拉犁拉耙做阳春去吧,饿了就吃地上青草。”四月十八这天,牛王下凡了。从此以后,后王老老实实地给凡人做事,帮助凡人拖犁拉耙,一年苦到头不得歇气。饿了就吃青塞肚皮。人们为了报答牛王,于是把四月十八日定成牛王的生日。 “四月十八牛歇驾”,直到现在,这个古朴的风俗还牢牢保持着。
堂屋
土家发居一般依山而建,律明三暗王布局,两厢吊脚楼,正房中间为堂屋,堂屋上设香盒(神龛),供奉名路神主。堂屋子是土家人祭祀活动的神圣之地,也是举办婚丧嫁娶重要仪式的场所。尤其是每遇年老亡故的丧事,土家人都要在堂屋举行跳丧舞的悼念活动。土家人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因而丧事喜办,用欢快热烈的跳丧舞悼念亡灵,活跃气氛。所以,《随书》志上说:“老人死,置尸棺舍,领里少年,各持弓箭,绕棺而歌,以箭扣弓为节,歌其生平乐事以致终卒。”从这段史志看,这很可能是巴人最早的“跳丧舞”,其意是远古的人们用弓箭驱邪防鬼,为亡者歌功颂德,相似于现在人们为死者开追悼会。
‘叁’ 古彝族的历史
彝族是以西南土着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着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着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着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着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南诏国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政权统一的开始。
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乌蛮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的扶持下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大理国历史取自汉族史书记载,所以大多名称都引用汉族称呼)。
段思平为南诏“乌蛮”贵族,由于家族衰败在南诏晚期已成为没落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 4 个月之后,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阐(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高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 ,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
大理国同一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国,《土俗记》言:“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雄兵十余万,大国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凉山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元军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大理国灭亡。
至此,存续300余年的段氏大理国宣告灭亡。此后,云南以一个行政省的形式被纳入元朝版图。它也是大理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唐以来,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代的结束,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自杞国首当其冲。
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等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其夫死时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职——摄贵州宣慰使。当时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划归明朝。奢香袭职摄政后,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分裂势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后,朱元璋发布诏书:称“奢香胜过十万雄兵”,诰封其为“顺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间,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日益强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复国”之心。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但在西南地区大战中战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战死。 清初,清军吴三桂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清军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在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干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清朝称其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干隆以后,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干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政权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龙云被称为“云南王”。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着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二十多万(60%为彝族),伤亡10万余人。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三,在龙云、卢汉统领云南期间(1912—1949),正是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最活跃的时期,上海——重庆——贵州——云南(昭通、大理)——缅甸(八莫),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条传教路线,而以龙云为首的彝族领袖对外国传教士采取方放宽政策,世界着名的“石门坎”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在龙云的老家昭通和贵州的交界,彝族集团的六大家族之一陇体要还曾在“石门坎”的教会学校就读。与此同时,龙云还与外国传教士联手,在云南的教育、经济、交通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滇缅公路”的开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1日卢汉(彝族)率第一方面军调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欲解决云南问题;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4日晨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15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形同软禁,从此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权,在重庆则与民主党派加强了联系。12月初,龙云秘密策动到重庆开会的滇军将领,要他们抗拒调滇军到东北作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56年开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部分彝区实行民主改革,彝族奴隶上层贵族不甘心失败打响了反对民主改革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经过2年又10个月的激战以俘虏、瓦解、毙伤叛乱武装60145人,缴枪70658支(挺)的胜利平定了这次叛乱。
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彝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区政府。到1990年止,在 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广西西北边界地区内的彝族聚居地方,成立了彝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8个或包括彝族在内的自治州1个、自治县11个。
‘肆’ 彝文的介绍
彝文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伍’ 彝族从古至今有多少年的历史
彝族,原称“夷族”,其名源于汉史记载中的“西南夷”(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根据彝文典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历史巨着记载,自称为尼(ꆀ),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族”。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给出建议,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便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余散居于中国其他省份及中国境外。总人口约900多万,在中国有户籍登记的有871万4393人(2010年),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近百万。
彝族支系繁多,有诺苏(nuosu)、聂苏(nisu)、纳苏(nasu)、乃苏(nesu)、聂祖(nizu)、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等、尼颇自称,但并非皆为民族意义上的自称,如罗婺、撒尼、阿哲、阿细是支系名称,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租的方言/土语自称(占人口70%以上),在彝语语境中含义完全相同,皆源于“尼”[1],在总称上“尼措”(ꆀꊿ)一次可以覆盖所有支系的称谓。各地彝族方言间有些无法进行直接沟通,但相同词汇超过60%,语法结构相同,经短期熟悉能对话,彝语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分为六大方言。
中文名
彝族
外文名
Yi Nationality
人 口
约871万(2010年)
居住地
云南、四川、贵州、广西、越南等
语 言
彝语(彝语支)
文 字
彝文(韪书)
主要地区
云南四川贵州等
主要城市
昆明玉溪昭通楚雄曲靖西昌
火车站
西昌站、楚雄站、昆明站、
1历史编辑
关于彝族的族源,迄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成了人们关注的史学之谜,也是民族学、彝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难题。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着说、氐羌说为主。土着说的观点论据比较充足。它又分西南土着说和云南土着说两种。西南土着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着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
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它认为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地区的古氐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着民族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
3000年前彝族祖先已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侮”、“昆明”、“劳浸”、“靡莫”、“叟”等部族。汉朝被称为“西南夷”。
彝族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民族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2彝族名称来历编辑
解放前,彝族被称为“倮倮”或“夷人”等多种称呼,解放初被称为“夷族”。彝族原来自称“罗倮”,在彝语中“罗”(音)意思是虎,“倮”(音)意思是龙,以两种代表力量与神秘无畏的动物自称,意思是说彝族是勇敢和强大的民族,更多意义上反应了彝族人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但旧社会各民族之间缺乏交流,外族人称彝族人为“倮倮族”有某些侮辱性。
解放以后,国务院开展对各个少数民族名称的确定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彝族代表研究讨论,在会议上提到以前彝族名称不统一,其中“夷族”、“倮倮族”都有侮辱性的意思,“夷族”也不好,因为夷原意是蛮夷,大家认为新中国是由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大家应该平等互爱,更不应该有夷内之分,“夷”不利于民族团结。
毛主席提出了把“夷”字改为“彝”字,他认为鼎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大家听了很满意,一致表示赞成。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族称。
4风俗习惯编辑
“左脚舞”传说
彝族左脚舞有1000多年历史,三月会已有近400年历史,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就有左脚舞最早的文字记载。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世间有一条恶龙,兴风作浪,造成洪水危害。两位彝族青年阿里和阿罗勇敢地站出来,前去制服恶龙。彝家人民在阿里和阿罗的带领下,一齐向恶龙开战,恶龙见势不妙,赶紧逃回龙潭。人们抓住时机,把事先烧红的栗炭往潭里倒,倒满后又抬石头、挖泥土,把龙潭填平。还怕夯压不紧恶龙翻身,就在上面燃起篝火,边唱边跳边跺脚,三天三夜恶龙终于死了。为了庆祝胜利,彝家人用恶龙的头、皮、骨、筋制成月琴,聚到一起跳脚弹琴,口唱左脚调“阿里罗”以示纪念。
在绿汁镇的彝族聚居的者拉、龙格利等地,数百年来每到农历正月十六和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或有人家娶妻嫁女,夕阳西下之时,远远近近的彝族和其他民族群众不邀而到,弹起龙头弦子,男女和声或齐声唱起左脚调,手牵手、肩并肩,围成一个个几十乃至上百人的大圆圈,欢跳左脚舞。伴着铮铮作响的弦音,和着高亢清脆的歌调,他们时而蹉脚闪腰,时而折步跌脚,时而甩腿对脚,时而摆手转身,舞步整齐统一,舞姿轻盈健美。
左脚舞的调子种类很多,但基本都是豪放型的。第一类是好客调,如:“喜欢也要来,不喜欢也要来,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来……”;第二类是唱美好生活,如“三月会三月会,好是好玩呢,又弹弦子又跳脚,又卖缸罐又卖箩,阿里罗阿里罗阿里阿里罗……”;第三类是歌唱丰收年成,如“月亮出来了,弦子调好了。月亮圆又圆,月亮露笑脸,我们大家一起跳,歌唱丰收年……”;第四类是吟唱爱情,如“传情最是三月会,跳脚三天也不累。不来就说不来呢话,莫让阿妹空等着……”。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绿汁镇各个彝族聚居地区的群众都要组织大规模的左脚舞会。到那时,到处都是身着鲜艳彝族服装的彝族男女,到处响彻月琴声调子声,大家不分民族,不管相识不相识,拉起手,跳起舞,彻夜狂欢。
“姑娘房”
彝族男女的婚恋:“姑娘房”是楚雄彝族特有的风俗。姑娘年满16岁,父母就为她另盖一间小草楼,让其单独在其中过夜,而年满20岁的男青年,可以在夜晚爬上心爱姑娘的草楼谈情说爱。他们在一起吹响蔑,对调子,互诉爱恋之情。即使同时有几对青年男女也是如此,大家并无拘束。一旦爱情成熟,男女双方只要征得父母同意就可以结婚,双方父母一般不会干涉儿女们的选择。
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婚礼相当别致。结婚时,男方要备马,携带酒、布、肉、养面等礼物去迎新娘。女方村里的姑娘,可使出浑身本事向迎亲的客人泼水,捉住拼命戏乐。送亲的人全要男子,新娘至男方门前,要到太阳落山方可进门。进门前,由一人托着装有羊肉、养把把和酒的木碗,在新娘头上绕一圈,以示婚后生活富裕。然后,新娘由表兄弟背进屋去。
“跳菜”
彝族的歌舞伴餐:“跳菜”,即舞蹈着上菜。它是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彝族民间一种独特的上菜形式和宴宾时的最高礼仪,是舞蹈、音乐与杂技完美结合的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文化。
宴宾时,通常用方桌沿两则一溜摆开,宾客围坐三方,中间留出一条“跳菜”通道。三声大锣拉开“跳菜”序幕:大锣、芦笙、三弦、闷笛、树叶等民乐齐奏;在姑娘小伙“呜哇哩——噻噻”的吆喝声中,只见顶着托盘的彝家男子双手拱揖,脚步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另一个人头顶和双臂各撑一菜盘(共24碗)紧随其后入场。他们合着古朴纯厚的民乐协奏曲,脸上作着滑稽州怪相,跳着歪来复去而又轻松、优美、流畅、连贯的舞步,一前一后登场。两位手舞毛巾的搭档,则怪态百出,形如彩蝶戏花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为其保驾护航。
一对托菜手要上菜四桌,搭档把32碗菜摆成回宫八卦阵,每碗菜都像一粒“棋子”。自有定位,全按古已有之的规矩逐一落桌,丝毫不乱。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待客习俗
民间素有“打羊”、“打牛”迎宾待客之习。凡有客至,必杀先待客,并根据来客的身份、亲疏程度分别以牛、羊、猪、鸡等相待。在杀牲之前,要把活牲牵到客前,请客人过目后宰杀,以表示对客人的敬重。酒是敬客的见面礼,在凉山只要客人进屋,主人必先以酒敬客,然后再制作各种菜肴。待客的饭菜以猪膘肥厚大为体面,吃饭中间,主妇要时时关注客人碗里的饭,未待客人吃光就要随时加添,以表示待客的至诚。吃饭时,长辈坐上方,下辈依次围坐在两旁和下方,并为长辈添饭、夹菜、泡汤。
烤茶相亲习俗
烤茶是我国高山峡谷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由于气候寒冷干燥,缺少蔬菜,故常以喝浓郁热茶的方法来补充营养素的不足,所谓“每日必饮三次茶”。烤茶种类多样,咸甜苦辣,人生百味,既是艰苦劳作的能量之源,也是节庆待客的灵性之物。
据说在当地,若学不到一手烤茶技术,到姑娘家烤不出好茶,老丈人会认为你没本事,而不愿将姑娘嫁给你,因此,当地小伙十五六岁就要学烤茶,都有一套自己的烤茶绝招。
彝族人还流传着百灵从无量山百丈高崖衔来茶种为人治百病的故事,为纪念灵鸟,客人饮茶时,少男少女总会模仿灵鸟翩翩起舞,而糊米罐罐香茶的每道工序也和百灵有关。
婚俗
男女青年订婚之后,便要进行婚宴的准备。婚宴多用猪、鸡肉,一般不用羊肉(丧事则用羊肉)。滇南石屏彝族有在出嫁前邀集男女伙伴聚餐痛饮之习;滇西的彝族,凡娶亲嫁女,都要在庭院或坝子,用树枝搭棚,供客人饮酒、吸烟、吃饭、闲坐,民间把这种用枝搭的临时棚子称“青棚”。
彝族的婚恋奇特而有趣,最有趣的是,举行过“换裙礼”的少女,方可在“玩场”中与心上人结交恋爱,以及媒人说亲和吃酒定亲、让新娘挨饿、亲朋通宵哭嫁、向迎亲者泼水、抢背新娘、洞房博斗等传统婚俗。
少女换裙带礼
彝族姑娘进入成年时(一般多在15岁),依俗要举行隆重的“换裙礼”。换裙礼仪式上,姑娘要让姐妹们把她原来的单辫子改梳成双辫子,盘于头顶。还要把原先佩带两耳的白坠片或穿耳旧线扯下,换上红玛瑙似的珊瑚珠或银光闪闪的耳坠,以示吉祥。最后,姑娘脱去原先的红白两色童裙,换上绣了花边的上衣和黑、蓝、黄、白等五彩相间的有褶拖地长裙。换上新裙后,姑娘便可到“玩场”跳舞唱歌,参加社交活动,开始寻找自己的心上人了。
背新娘
按照彝家俗规,新娘出阁时,双脚不得落地沾土,否则便有子嗣不蕃之虞,须由接亲的小伙子来背新娘,并扶她上马。迎娶归途上还有种种规矩:倘山高路窄无法骑马时,须由接亲的小伙子轮流背负新娘而行;过河涉水,更得由人背过河,新娘的绣花鞋万万不能沾水。
泼水接亲
彝族认为,清水能驱恶除邪,送走妖魔,带来幸福。因此,彝族新婚时一定要泼水,为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在迎亲时,男家选派未婚伙子去接亲时,既要身体强壮,又要精明能干,既能招架泼水的受寒之苦,又能完成“抢走”新娘的艰巨任务,往往在推荐人选时反复审议,择优录用,有的不惜长途跋涉,选拔良才。
彝族的迎亲是通过“抢”的方式完成的。在“抢亲”的头一天晚上,姑娘们向小伙子展开了猛烈的水战。姑娘们用泼、淋、灌、射等各种方式凶猛地攻击小伙子,使来“抢亲”的小伙子难以招架。于是,聪明的小伙子便在天黑以前找到存水的地方,悄悄地倒掉一部分,以减轻“水灾”的袭击。
经过一晚上的水泼,当早晨来临时,“抢亲”便开始了。这时,姑娘们拥着新娘,小伙子们前去“争抢”,姑娘们防守严格,小伙子必须机灵多变,乘一瞬间出现的漏洞,抢走新娘便跑,直跑出一二里山路才改为行走。可见,把新娘“抢”到婆家是多么的不容易!但彝族却认为,婚礼中的这一泼一抢才会驱除邪祟而保证日后生活不受侵扰。
洞房里的打斗
按照彝族习俗,洞房之夜,新娘如果不反抗搏斗,将被人嘲笑:“这是不会反抗的女人!”据说,他们日后生下的孩子,祖先将不予承认,死后还进不了“阴间”呢!因此,待宴客散去,洞房里的一对新人,还有一番打闹搏斗。他们摔摔打打,撕衣抓脸,从洞房里传出来的砰砰之声,震得四邻皆闻。
第二天早晨,新郎便领着新娘认父母。下午,新郎便约上一个伙伴,跟着新娘回娘家,去认岳父母。如果那个作陪的小伙子是个调皮鬼,当他们到新娘家时,这个小伙子便会抢先进门,甜声甜气地首先叫爹叫妈,接着新郎也叫,使得新娘的父母弄不清究竟哪个才是自己的女婿。
凉山彝族自治州旅游景点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邛海 螺髻山 泸沽湖 大风顶 马湖 彝海 灵山寺 甘洛清溪峡 木里大寺 穆天王古雕群 水洛乡 俄亚乡 凉山彝族博物馆
5服饰编辑
凉山彝族服饰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服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是彝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创造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服饰习俗,在彝族物质民俗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表现,可将彝族服饰划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六种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式样。这里介绍其中几种。
凉山型
主要流行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毗邻各县,以及云南省金沙江流域。
由于大小凉山天堑壑障的隔绝所造成的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形态一一奴隶制,其服饰古朴、独特,较完整地保持了传统服饰的文化特征。凉山男女上衣均为右衽大襟衣。男女老幼皆披擦尔瓦,披毡,裹绑腿,套毡袜。男子发式为传统的“天菩萨”,即蓄一绺长发椎髻于头顶头,大多头上盘缠黑色或深蓝色长巾,且常裹成一尖锥状,斜插额前,称为“英雄结”,左耳戴蜜腊珠、银耳圈等饰物。下着长裤,并因语言,地域不同而有大、中、小裤脚之分,佩饰最富特色即为“图塔”,是斜挎于身上的佩带,用细牛筋编织成带,带面镶以白色砗磲片。妇女着裙,戴头帕,生育后戴帽或缠帕。双耳佩银、珊瑚、玉、贝等耳饰,重颈部修饰,戴银领牌。下着百褶长裙,成年裙分为三节,上节为裙腰,中节成筒状,下节多皱褶。多在腰际佩挂一三角形荷包,包面精饰各种纹样,下端缀以五色飘带,用于盛物。另在胸前佩戴口弦、针筒以及装饰过的獐牙,信能以之辟邪。其衣饰的传统衣料以自织自染的毛麻织品为主,喜用黑、红、黄等色,其工艺可用挑、绣、镶、滚等多种技法,火镰、羊角、蕨芨草等图案是其传统纹样,下分依诺、圣乍、所底三个样式。
乌蒙山型
本型服饰过去多以毛,麻织品为主,现多用布料,色尚黑,多为青、蓝色。其基本款式为大襟右衽长衫、长诲。女服盘肩,领口、襟边、裙沿有花饰。又可分为威宁式和盘龙式。
红河型
本型男装各地基本一致,多为立领对襟短衣、宽裆裤;女装则多姿多彩,其款式既有长衫,也有长衣和短装,大多衣外套坎肩,普通着长裤,系围裙。头饰琳琅满目,尤喜以银泡或绒线作装饰。可分为元阳式、建水式及石屏式。
服饰特点
花腰彝是生活在我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北部高寒山区的龙武、哨冲镇一带的彝族尼苏支系的一部分,现有3万多人。花腰彝的称谓来源与他们所穿的服饰鲜艳夺目、腰系绣花腰带的着装打扮有关。长期以来,花腰彝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服饰。
花腰彝族的传统服饰做工精细又讲究,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完成一套服装,往往要花三四年的时间。其中,需要掌握刺绣、挑花、散花、按花、扣花、穿花、堆花、贴布、勾边等各种技法。花腰姑娘从七八岁开始就在长辈的指导下学习刺绣,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长到十四五岁时就成为刺绣能手,能独立绣出巧夺天工的衣裳。
滇东南型
本型服饰流行于滇东南彝区及广西那坡等地。女装以右襟、对襟上衣及长裤为主要款式,个别地区着裙;男装上为对襟,外套坎肩,下穿宽裆裤。广西那坡、云南麻栗坡部分彝族还保留着贯斗方袍的古老款式,这款服装仅在节日或举行仪式时妇女穿用。本型衣装多以白、蓝、黑为底色,多饰动植物花纹和几何图案。工艺有刺绣、镶补、蜡染等多种技法。分路南、弥勒、文西三式。
服饰特点
(1)反映了黑之尊、黄之美的审美观
(2)反映了彝族“顾头”的生活习惯和荣誉意识
(3)男子服饰多体现其英勇善战的气概
(4)服饰图案纹样体现了彝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崇敬
彝族支系繁多,各地服饰差异大,服饰区别近百种,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妇女一般上身穿镶边或绣花的大襟右衽上衣,戴黑色包头、耳环,领口别有银排花。除小凉山的彝族穿裙子外,云南其他地区的彝妇女都穿长,许多支系的女子长裤脚上还绣有精致的花边,已婚妇女的衣襟袖口、领口也都绣有精美多彩的花边,尤其是围腰上的刺绣更是光彩夺目。滇中,滇南的未婚女子多戴鲜艳的缀有红缨和珠料的鸡冠帽,鸡冠帽常用布壳剪成鸡冠形状,又以大小数十、数百乃至上千颗银泡镶绣而成。居住在山区的彝族,过去无论男女,都喜欢披一件“擦耳瓦”——羊皮披毡。它形似斗蓬,用羊毛织成,长至膝盖之下,下端缀有毛穗子,一般为深黑色。彝族少女15岁前,穿的是红白两色童裙,梳的是独辫,满15岁,有的地方就要举行一种叫“沙拉洛”的仪式,意即“换裙子、梳双辫、扯耳线”,标志着该少女已经长大成人,15岁以后,要穿中段是黑色的青年姑娘的拖地长裙,单辫梳成双辫,戴上绣满彩花的头帕,把童年时穿耳的旧线扯下换上银光闪闪的耳坠。
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且镶有花边的右开襟上衣,下着多褶宽脚长裤。头顶留有约三寸长的头发一绺,汉语称为“天菩萨”,彝语称为“子尔”。这是彝族男子显示神灵的方式,千万不能触摸。外面裹以长达丈余的青或蓝、黑色包头,右前方扎成拇指粗的长椎形的“子尔”——汉语称“英雄髻”。男子以无须为美,利用闲暇把胡须一一拔光,耳朵上戴有缀红丝线串起的黄或红色耳珠,珠下缀有红色丝线。
云南大理彝族分支腊罗女盛装
‘陆’ 文字是多少年前诞生的
应该是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
‘柒’ 彝文的悠远历史
彝文古籍展示着无穷的文化魅力,可以说一部彝文古籍,就是一部彝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彝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大约在魏晋南北朝前后成为单一民族,并可能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成为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现今仍在使用的几个少数民族之一。四川省彝族主要生活在四川西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和黔西南自治州是属于贵州彝族生活地区。古代的彝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牛、羊等牲畜与他们形影不离,就连自己的文字也大多写在牛、羊皮上,所以人们把这些写在牲畜皮上的彝文古籍称为“羊皮书”、“牛皮档”等。据说,彝文创造后,大约在传说时代的“洪水泛滥”之前,彝族各部毕摩就开始用彝文收集、编写本部的历史,后又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为后世逐渐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知识宝库。
彝族认为,“知识是粮食,知识是生命,知识是水。”所以把知识作为神灵来崇拜。师傅传弟子或借书抄写完后,要备猪、羊、鸡、鸭等牺牲请知识之神吐足佐和智慧之神舍蚩谛来验收。届时要用五倍子树制成两个杈,插在地上,上面搭一棵五倍子横木,又在两个杈杈的周围插一些杈,每一个杈分别代表一个神灵或各派的一个大毕摩。还要用五倍木和黄连等去皮削成屑来烧或撒,象征用金、银敬它们。再点些酒和夹些菜于地,吟颂“献酒经”和“献茶经”,将书从横木下穿过,这样它便有了灵性。毕摩每次看书都要杀只白公鸡来敬知识、智慧二神,并用鸡血沾些毛贴在书上,过年时有的还要杀牛、羊等大牲畜。这些书平时大多存放在神龛上,如果烂了,四五十岁后就可以自己抄写,旧的则烧掉,新书可传给儿子。
彝文在彝族社会中虽然使用较久,流行较广,但直到19世纪末才吸引外界的研究视线。1898年,天主教传教士维亚尔出版了他翻译的宇宙源流神话。1930年冬,一位叫丁文江的着名地质学家为“羊皮书”走出大山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从四川来到今天的大方县,开始研究彝文古籍。经人介绍结识了70岁的当地彝族知识分子罗文笔先生,双方约定由罗采用注音字母译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的方式对彝文古籍进行翻译。1936年丁文江将罗译的11部(篇)彝文经典题为《爨文丛刻》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开辟了科学翻译、整理彝文古籍的先河。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仅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就累计翻译出版了80多部120卷,共3000多万字。其中《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典籍目录》、《黔西北彝族美术》、《彝文金石图录》等曾在全国和省各类评比中获奖。《彝族源流》是一部全面叙述彝族及其各支系起源和发展的珍贵史料,但历经吴三桂征水西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浩劫,大都散佚,偶有存者也残缺不全。近年出版的该书全本全赖一位叫王兴友的老人。王先生出生于乌蒙山区着名的“芒部毕摩”世家,据说已有108代。他因家学影响,深谙彝族传统历史文化,早年曾在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工作,“文革”开始后,只得将家传羊皮典籍送至岩洞中隐藏,才使之免遭劫难。在彝族古籍整理上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家学渊源。王兴友老先生之子王子国、王子尧继承父业,辛勤耕耘,均为知名的彝文古籍专家。而罗文笔的后人罗国义、罗正仁等也是着名的彝文古籍整理专家。为了征集散佚在民间的“羊皮书”,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工作人员长期跋涉于乌蒙山的高峰深谷间,历尽艰辛。
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熟悉“七擒孟获”的故事。历史可以成为“演义”,但“演义”却成不了历史。孔明南征,汉史所载甚略,而在彝文古籍中却能找到一些更为详细的记载。如《西南彝志·六祖起源》中就说:“后汉建兴之世,诸葛先生出兵南征,大破蛮主之时,祖先慕齐齐率兵随从,背军粮给他们吃,征服了南蛮王”。据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组长王继超介绍,彝文古籍还补正了一些汉文献的不足。如汉文献认为,彝族是游牧民族,只行火葬、天葬而无土葬,但《彝族源流》和《指路经》中就有行土葬的记载,对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夜郎研究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一本叫《武夜郎传》的彝文古籍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虽然有学者对它尚存疑问,但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宗仁却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展示了有关夜郎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领域,以及尚待开掘的新事例和新思想。”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余宏模也认为:“《夜郎史传》是夜郎的一部断代史。”总之,这些沉旧发黄,甚至还生着虫的羊皮卷,展现了古代彝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画卷,娓娓动人地讲述着那些悠远的故事。
‘捌’ 彝族历史有10000年了吗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彝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地皇时代(约公元历史有
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着说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来说。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
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大约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个区域。在这些地区居住着称为“邛都”、“昆明”、“劳浸”“靡莫”和“滇”等从事农业或游牧的部落。根据彝族的历史传说,其祖先在远古时代居住在“邛之卤”,后来才南下到“诺以”、“曲以”两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
大约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的祖先“仲牟由”有6个儿子,这6个儿子就是彝族尊称的“六祖”。“六祖”为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的祖先。根据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安氏世传的父子连名谱系,自仲牟由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水西土司安坤,历传85代,由此上溯,“仲牟由”约为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阶段。
‘玖’ 彝族历史,彝族信仰,彝族历史有多少年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着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 ,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拾’ 关于彝文的历史
摘抄了一下相关部分~
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代。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丈文献夕卜,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1259年1的“拦龙河碑纪”等。
关于古彝文创造者的传说,却既有流传于民间者。又有载传于史籍者。概括而言,目前有如下几种说法。
孔子适字说。由于古彝文不是拼音文字,其造型与独体汉字有相似处。因此,民间有传说称古舞文也是孔夫子所创,说孔夫子右手造的汉字,所以汉字书写顺序是自右向左(指古代汉字书写对左行),左手造的是彝字,所以舞文书写顺序是自左向右(马学良,1981)。
毕阿诗拉祖造字说。四川彝族人多奉此说,许多到四川考察彝族文化的人都搜集到这传说,但具体细节有差别。一说毕阿什拉祖(谐音)被其母发现“蹲于树下正作书,树上有一如鸦似猫之怪物,口吐黑血,拉祖即蘸血而书,其母至树下,怪物忽遁去,……彝族之文字从此而起”(庄学本)。一说毕阿畸拉贵(谐音)死后。深为自己的经书经支未能传后而感到不安,后来他变成一只美丽的白鸟”嘴里吐出血丝落到树叶上变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其子“耿春就用一根细木棒把这些文字一一抄写下来,……把这些文字整理传给别人,彝文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张纯德)。
伯博耿造字说。这一说主要流传于云南民间(王昌富)。
吉禄造字说。黔西北地区传说彝文的创始者是一位聪明的老人,名叫吉禄,他开始刻划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并到树上纪年,到石上纪月,形成了同汉字完全不一样的独特的彝族文字(王桂馥)。
杜米那确左造字说。《彝族古歌》中有杜米那确左大神教人们用树叶当纸,用红土当墨创写了彝族文字的传说。与此相类似的是《尼苏夺节》中有图纳到天上向六贝神仙人求得文字和理书的记载。密阿叠造字说。丁文江于1935年编辑出版舞文经典《爨文丛刻》,译者罗文笔在其中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前序中说,“从人类始祖希慕遮之时,直到撮侏渎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受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洛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初备。”
恒本阿鲁造字说。见于《西南彝志》卷九的记载,说他发现了天地的根源,创始供奉祖先,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
伊阿伍造字说。亦见于《西南彝志》卷十的记载,说他是一个“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创造了彝文并且写了许多历史书籍。
还有阿轲造字说等。
彝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大约在魏晋南北朝前后成为单一民族,并可能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成为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现今仍在使用的几个少数民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