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比较详细的评价汪精卫 想了解这个人的主要事迹。
汪精卫(1883～1944)，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后作为中国历史最臭名昭着的大汉奸之一，汪精卫将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原名兆铭，字季新。广州番禹人。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少年岁月
‘贰’ 做汉奸时的汪精卫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言外之意是被强适逼得如此。日本蛮横，汪君怯懦，顶不住，只好逆来顺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其转变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寇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最低。另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着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寇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屈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干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眩内阁5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寇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寇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寇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叁’ 汪精卫是怎样“堕落”的——评失败主义思潮必须批判
在中国 历史 上，每当“民族危机”出现时，总会冒出一股失败主义思潮。正是这种失败主义思潮，为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孕育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直至酿成民族悲剧。晚清之痛，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堕落，均堪称典型。
汪精卫，曾经是一位名声显赫的“爱国者”、“革命党人”，中山先生的亲信。1910年3月，他挺身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狱中诗”。他，一度成为当时所有爱国者心目中的“英雄”，“狱中诗”也成为显示革命者风骨的颂歌，风靡一时！
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位“爱国者”、“革命者”，后来居然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沦落为一名臭名昭着的大汉奸、卖国贼，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汪精卫和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有学者李理、夏潮在《汪精卫评传》中认为，汪精卫所以最终堕落为成为民族败类，除了其个人内在懦弱自卑这一性格上的缺陷和“蒋汪矛盾”因素外；重要的思想根源，实为买办统治阶级丧失民族自信心，受失败主义思潮侵蚀所致：
此言不假。回顾 历史 ，从汪精卫、蒋介石到晚清的李鸿章，哪一个不是失败主义者？
1883-1885年，法国侵略越南，挑起中法战争。1885年3月，法军猛攻广西镇南关，清军广西关外军务帮办、老将冯子材率军奋起抵抗；结果，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进而收复谅山等要地。期间，刘永福的黑旗军又在越南人民的配合下，在越境取得临洮大捷，收复了10多个州县。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胜利，迫使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法政府急着要与清政府议和。
中法战争“中胜法败”的现实，按理，“议和”条件应该有利于中方。然而，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反而又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让法国侵略者拿到了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侵略权益。为什么？因为李鸿章有一个失败主义的逻辑：他认为中国人与“洋人”打仗，总是要失败的。现在没失败，其后也是要失败的。与其最后失败、割地赔款，不如“趁胜即收”，减少损失。 悲乎，一个失败主义的“趁胜即收”！
【李鸿章代表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得知后说了两句话：“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委员长”蒋介石正忙着在江西“剿共”。东北军电询南京请示，获复电：“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 （转引自《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蒋介石内心有一个真实的想法：“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看不到中国人民的力量，丧失民族自信心，必然导致对外的失败主义。对此，汪、蒋俩的立足点，其实无异。他们都笃信外力（蒋投靠美英，汪则投靠日本），就是不信中国人自己。
1932年1月，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正巧赶上“一·二八”事变。31日，他无视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取得的成果，在对开封百姓演说中就散布对日妥协言论：
一句话，一切寄希望于外力 。
2月，汪在行都洛阳发表他的国是主张，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两面论”政策。究其内涵，无非就是“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
什么是汪的“最低限度”？“两面论”中没设标准。结果，所谓的“一面抵抗”，实际上只是放个“空炮”；“一面交涉”，就是实实在在的屈服。随后，蒋汪南京政府派出了郭泰祺，同日本代表重光葵签订了屈服、投降的《淞沪协定》，全部满足了日方的侵略要求。
此后，汪精卫的“恐日”情绪愈来愈盛。据汪的侍卫官许少泉在《我所了解的汪精卫——侍卫官十年杂记》中披露，汪“经常在家大谈‘没有飞机大炮，抗日必败’的悲观论调。” （《汪伪群奸祸国纪实》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1935年5、6月间，正是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于日本，引发 社会 舆论一片哗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大权独揽，汪精卫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其对抗日战争的悲观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时汪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不仅不致力于抗战事业，相反，纠集周佛海、陶希圣等亲日分子，组成“低调俱乐部”，鼓吹“抗日必败”、“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1938年，汪精卫又派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亲信梅思平等人，先后同日方进行了5次秘密谈判，并于11月20日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成为汪伪集团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秘密卖国协定。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周佛海、陶希圣等潜离重庆，奔河内公开投敌。12月29日，配合日方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艳电”，公开打出“和平救国”旗号，要“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终于成为日本天皇傀儡，堕落成为一个万人唾骂、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参加日、伪军联合演习】
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鼓吹失败主义的思潮相反，就在同样的 历史 环境条件下，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者，都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批判失败主义谬论 。
1935年12月，刚取得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共产党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就发出了豪迈的声音，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狠批这股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对外失败主义思潮：
在其后的1938年5月，毛主席又写下了《论持久战》，既批了亲日派散布的“亡国论”；也批了亲英美派的“速胜论”，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毛主席特别分析了中日战争的三大特点：
“敌强我弱” ，说明中日战争不能“速胜”。
“敌小我大” ，说明日本是小国，战力有限；中国是大国，有无尽的人力物力，有回旋的余地，亡不了。
“敌不义我正义” ，说明日侵华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得道多助。
结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
最重要的，毛主席还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据，存在于民众之中 ”、“ 兵民是胜利之本 ”，从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论持久战》，一扫民族虚无主义和对外失败主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弘扬了革命的爱国主义，也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今，我们正面临美帝合着“台独”势力不断挑事、肆意践踏我主权底线之际，舆论界突现“台海地区各方都不开第一枪”的言论！更有人“警告”国人：别“示强”，不然会引来“大祸”。“研究 历史 ”的萧功秦，甚至总结出了“中日战争是国民党政府‘虚张声势’示强引来的”“苦果”。 （参见寒彻：《萧功秦先生歪曲 历史 想吓唬谁？》） 目击上述言论，无不让人迷茫。
看来，重温一下 历史 上的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 。
（作者：钱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