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永丰圩地历史叫什么州

㈠ 高淳话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怎样

高淳话的形成
高淳历史悠久，6300多年前，在薛城一带，有南京地区最早的原始村落，先民们在这里建立了母系氏族，打渔、狩猎等。当1997年发掘出“薛城遗址”后，专家们意识到，高淳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用原始的语言进行交流。春秋时，吴王余祭七年（公元前541年），吴国在高淳筑固城，逐渐形成了吴方言。
高淳离南京虽只有百公里，但历史上因陆路交通不便，长久以来多靠水路与苏锡常和安徽宣郎广等横向进行文化、婚嫁等交流，与南京的纵向往来较少，而本地人又很少外出，长期闭塞，传统农业仍是其主要生存手段。
高淳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移民事件：
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徽宗诏命蔡京募集建康五县民夫围垦固城湖，成田五万余亩，赐名“永丰圩”。宣和三年（1121年）宋江受招安后，迁部分梁山士卒来永丰圩定居。
清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后，为避猜疑，上奏朝廷“臣统军太多，拟裁撤三四万人，以节糜费”。这些湘军士卒大多没能返回原籍，安置在高淳、溧水等县，如高淳曹塘的侯、罗、曾、全等姓。
1950年，苏南行署组织常州、无锡178名青年来高淳参加土改，后来他们大多在当地结婚生子，成为高淳首批干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淳接受了大量南京知识青年，其中大部分于七十年代末返城，但尚有知青仍留在当地安置，扎根农村。
千百年来大批客籍人口的迁徙，却没能影响高淳话，倒是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口音，与高淳话“同化”了，这真是一个大奇迹。

山芋，学名甘薯，是价廉物美的健康食品。民间传说山芋原产高淳，是高淳话“山遇”的谐音。明万历年间，高淳大水，破圩淹田，颗粒无收，灾民大饥。一天，九龙山下一樵夫偶见野猪在山上拱食土中块根，便捡来一尝，甘甜味美，村民纷纷刨食充饥，度过灾荒，便取名“山遇”，从此年年栽植，传种各地。
早年间，商业生意是在桌面上论价成交，如一方借故离席与自家人悄商对策，是对客户的不尊重，买卖往往告吹。而高淳人与外地人谈生意，就不必担心内容外泄。老板与朝奉（助手）用高淳话商议，别人听不懂，生意很快谈成。
1984年，我国云南边境发生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越方了解我国“大后方”军事布防，能破译我军用粤、闽南、客家等方言的联络暗语。我方“猫耳洞”（工事）被炸、公路被毁，首次战斗失利。一天，某师长巡察前沿阵地，听到两位高淳老乡对话，大惑不解，于是命他们用高淳话传达指令，使越军无法破解这独特的军事“密码”。1985年2月，取得了松毛岭、小尖山等战斗的胜利，最终收复了老山前线失地。高淳籍战士马逢财、姜方顺、谢小福、孔新华等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英勇凯歌，高淳话也为自卫反击战立下大功。
高淳话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继中国最古老的戏剧艺术——昆曲被列入名录后的又一次重大举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组顾问沈澈视察了高淳，认为高淳话在全国独无仅有，应进行科学、全面的搜集、整理，加以保护，让这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我的家乡话，现在已经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希望满意。

㈡ 阳江镇的历史文化

阳江镇古属丹阳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三国时期，东吴大将周瑜曾在此操练水兵，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吴大帝孙权为纪念大都督周瑜兴建三元殿。唐代诗人李白曾多次泛舟丹阳湖，公元755年左右，写下了《游高淳丹阳湖》的不朽诗篇。公元1115年（宋政和五年），祖先在此围湖造田，辛勤创业，筑成了美丽富饶的永丰圩，描绘了“白鹿遗踪”的千古佳境。古代高淳八景中“丹阳秋月”“官溪夜泊”“龙潭春涨”三景均出自阳江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十里荷花香》走上银幕，闻名全国。《迎湖桃源》是阳江镇利用自然风光开发的又一旅游景点，集观光旅游、垂钓游乐、休闲度假于一体。

㈢ 高淳 地名由来

高淳原先属于溧水县，地处溧水县的西南边。全县面积八百多平方公里，三面环水，历来有“三山六水一分田”的说法。现境南有固城湖（又称小南湖），西有丹阳湖、北有石臼湖。沿湖滩地围成良田万倾，湖中水产品更是十分丰富，当年曾被称为溧水县的“粮仓”、“金库”。因溧水县衙从开化城（今高淳境内，距固城东二十里）迁到了在城镇（今溧水永阳镇）。新县城距西部的圩区相距百里之遥，又隔山隔水，来去很不方便，在明弘治四年（1491年），当地民众越级上书应天府府丞冀绮，请求将溧水西南七乡一镇（即崇教、立信、永丰、永成、游山、唐昌、安兴七乡和高淳镇）划出另建新县，获明孝宗准奏。奏章上提的是“淳化”，因当时山西也有个淳化县，两县重名，孝宗看到奏章上有“县治拟设高淳镇”一句，觉的“高淳”二字不错，就御批“以‘高淳’命名”。原高淳镇改为“淳溪”，以镇山下的一条溪流命名。
“高淳”二字的含义，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街是建在镇山之上，是一处湖滨高阜；山下有一条叫淳溪的山河，自北向南经青龙桥、大通桥流入固城湖，再向西与官溪河会合。溪水环山流过，犹如玉带金锁。古人认为这里依山临水、山水相映，是一块“活地”、风水宝地。可保财源茂盛，人丁兴旺。因此便取“高阜”与“淳溪”的第一个字，命名“高淳”。
第二种说法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长年接纳山水秀气，过着清静自在犹如世外桃源的日子，民性淳厚，风俗古朴。于是就取“地高”、“民淳”的最后一个字，命名“高淳”。
第三种说法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有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环抱，有游山、花山、九龙山诸山依靠，既可得山利，有可享水福。人们取“高”字表示百姓居住的地方是在高岗之上，取“淳”字表示居住在高阜的百姓可以“享三湖之福”。取淳字的“三点水的偏旁”表示三湖，联上右边的“享”字构成“享三湖之福”的意思。

㈣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东晋南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的开发.

一、农田水利

(一)孙吴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水利事业的开发

我国的南方地区，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池沼遍布，土地肥沃，非常适宜于农耕，尤其适合于水稻的种植。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不能合理地利用优越的水土资源，农业生产依然得不到保障。东汉以来，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水利事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只集中在某些点上，就广大地区来说，开发程度不高，仍然处于地旷人稀的状态，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显然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孙吴立足江东，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政治、经济中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国开支，北与曹魏抗衡，西与蜀汉争雄，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水利事业，建立起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此，和曹魏一样，孙吴在其统治区域内，也大兴屯田，开发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军粮供给，增加财政收入。孙吴的屯田始发于建安八、九年(203—204)左右，直到西晋灭吴，历时70余年。采取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方式，比较有利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土地开发。孙吴统治时期农田水利事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土地的开发与水利事业同步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即意味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因此，随着孙吴屯制的推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有关孙吴屯田的区域及形式，他着已多有阐述，此处不再赘述。本文只是围绕上述特点，具体介绍其水利事业的发展状况。

1．太湖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开发 太湖地区是江南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秦汉时期，这里已建起了海塘、圩田、堰塘、运河等多种水利工程。东汉末年，这一带已是一派“沃野万里，士民殷富”的景象①。孙吴立足江东，为了使太湖地区成为其经济中心，继续致力于这一地区水利营田事业。建安八、九年，孙权派陆逊为海昌(今浙江海宁一带)屯田都尉，在太湖东、南部平原经营水利屯田。以后，又在毗陵(治今江苏常州)设典农校尉。毗陵典农校尉经营的范围相当广，辖有今无锡、江阴、常州、丹阳、丹徒等地。为了加速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的开发，孙吴政府有时还组织各路人马进行屯田大会战。如赤乌年间，“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万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②。”数万人会佃毗陵，可见屯田规模之大。

太湖地区扩大屯田耕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田水利的建设过程。孙吴时期太湖地区的水利事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太湖堤塘的修筑。太湖东南沿岸的堤塘将太湖与湖东、湖南水乡间隔开来，是太湖东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沿湖堤塘的修筑，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相传长兴县东35里处的蠡塘为春秋末期的范蠡所筑③。以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皋伯通在长兴县东北25里处筑皋塘，“以障太湖之水”④。孙吴时期，随着湖东地区屯田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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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

②《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③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三引《吴兴山墟名》。

④明·沈启：《吴江水考》卷一。

沿太湖东、南岸的堤塘屡有修筑。孙休时，为防御太湖水泛滥，东自吴兴城北，西抵长兴，“为长堤数十里”，称为“青塘”，目的在于“以绝水势之奔溃，以卫沿堤之良田，以通往来之行旅”①。青塘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湖水的外溢，改善了湖东和湖南的水土环境，促进了湖东、湖南地区农业的发展。

(2)海塘的兴筑。太湖地区的东南，濒邻大海。沿海陆地的高程远远挡不住高潮的袭击。因此，沿海人民便修筑海塘，防御海潮，改善沿海的斥卤之地，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据《吴越备史》载，孙皓时，“华亭谷极东南有金山咸海塘”。又《嘉兴府志·海塘》引《赵图记》称：“海塘去郡城百里遥，亘海盐、平湖二县之境，延袤百七十里。”金山，汉魏时期与陆相连，唐以后陷入海中，与大陆分离。孙吴之前及以后，均无在金山修筑海塘的记载。因此，金山咸海塘，很可能是孙吴时所筑②。当时孙吴在海昌屯田，从事耕垦，为适应农垦发展的需要，在东南沿海修筑海塘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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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干隆《湖州府志·新复青塘堤岸记》。

②参阅汪家伦、张芳编着：《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58～159页。

(3)平原河渠沟洫的开凿。太湖地区，河网密布。然而，如果不将这些水面加以约束引导，则会经常遍地横流，触地成川，危害农业生产。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工地开凿了众多的塘河沟渠，约束引导水流。这些塘河沟渠兼有防洪、排涝、灌溉、饮用和交通等多种功能，在太湖地区纵横密布，是千百年来太湖地区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产物。其中当有不少这样的工程始凿于孙吴时期，可惜因记载缺如，所见者惟有疏凿长广溪一例。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载：赤乌八年(245)，校尉陈勋疏凿长广溪。据《建康实录》卷二记载，赤乌八年前后陈勋在太湖地区主持屯务，领有屯兵数万。长广溪可能是为适应屯田耕垦的需要而疏导的一条塘河。长广溪北口通太湖之北汊，南口通太湖，长30里，广里余，纵穿无锡西南之土股①。从其所经之地及两端与太湖连接的情况来看，似为引太湖水灌溉农田的工程。

(4)运河的整治和开凿。江南运河的北段丹阳至丹徒一带，因地势高亢，两岸夹岗连绵，经常发生水浅阻航的情况，是历来疏浚的重点。孙吴时期，岑昏首先对这段河道加以疏治，“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今镇江市东15里)、小辛(今丹阳城北10余里)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②。工程十分艰巨。经过这次治理，改善了航运条件。清人王鸣盛说：“自古吴县行舟，过无锡、武进、丹阳至丹徒水道，自孙氏始。”⑨岑昏对江南河北段的治理，不仅便利了航运，而且两岸“渠流瓴建，南倾北泻”，同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条件。

2．古丹阳湖地区的屯田和湖田的开垦 古丹阳湖位于今江苏溧水、高淳和安徽当涂、芜湖、南陵、宣城诸县境内，水面相当宽阔。湖区内围湖耕垦有着悠久的历史，围出的湖田地势平坦，土地肥美，灌溉便利，对政府和农户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光绪《高淳县志·山川》载：“相国圩内田四万八千亩，周四十里。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是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可见，围湖垦田自春秋以来即有之。孙吴建都建邺后，古丹阳湖地区也是重要的屯田区之一，设于湖(在今当涂县境)督农校尉，大规模地经营屯田，开拓沿湖沼滩，截湖泄水，辟土造田，发展农业生产。例如，位于今宣城北60里的金宝圩，本古金钱湖，是古丹阳湖的一部分，“孙氏起江东，中原避乱者多归之，无田可种，始将金钱等处兴筑围田，各分疆界，多为邑里”④。又如浦里塘，永安三年(260)秋，“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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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十一。

②《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引《吴录》。

③《十七史商榷》卷四二。

④民国《高淳县志》卷十五。

里塘”①。大概由于选址不当，这次没有成功。8年后，奚熙再次提出在浦里围湖，“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②。可见，围垦古丹阳湖的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占着很大的分量。此外，着名的高淳永丰圩、芜湖咸宝圩等，都始筑于孙吴时期。

孙吴在古丹阳湖区推广屯田，促进了这个地区圩田水利的开拓。经过广大屯田客、屯田兵的辛勤劳动，在烟波浩渺的古丹阳湖区，开垦出了无数的良田，为发展这里的稻作农业提供了优越的水土资源。这不仅成为当时孙吴政权的一个富庶的农业经济区，而且为六朝各代及以后历代的继续开发奠定了基础。

3．滨江地带的屯田和水利事业 孙吴政权在长江中下游滨江地带设立的屯区有10多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区：以皖口为中心的江北屯区和以武昌为中心的南北诸屯。

(1)江北屯区。皖口在今安徽省安庆市西南，是皖水的入江口。皖水下游有一片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曹操曾派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③，为南下攻吴做准备。当时吕蒙向孙权建议说：“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④于是，孙吴于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征皖，俘虏曹操屯田男女数万口，继续在皖口大兴屯田。江北屯田主要种植水稻，需要相应的水利设施，因此，随着屯区的不断扩大，农田水利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建安中，吕蒙任庐江太守，在皖城凿石通水，“注稻田百余顷”，使原有的吴塘陂灌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功利及人”，百姓立庙祀之⑤。由于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在皖城一带开辟了大面积的稻田，成为当时重要的水稻产区。仅江北屯田的西圩一屯，即可“得谷数万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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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六四《吴志·濮阳兴传》。

②《三国志》卷六一《吴志·陆凯传》。

③④《三国志》卷五四《吴志·吕蒙传》。

⑤《三国志集解》卷五四《吕蒙传》注引《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五。

⑥《读史方奥纪要》卷二六望江县条下。

(2)南北诸屯。长江中游以武昌为中心的南北诸屯的开辟，促进了长江中游一些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其主要者有以下数处：

第一，阳新灌区。在长江南岸，孙吴时曾修有“阳新灌区”。《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过下雉县(治今湖北阳新东)北，……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阳新县之青湓山，西出流，经阳新县。……水之左右，公私裂灌，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富水是长江南岸的一条小支流，河谷平原宜于农耕。孙吴时，在富水沿岸设置了下隽、阳新诸屯，引富水灌溉。从“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来看，当时阳新一带的农田水利事业相当发达。

第二，引巴灌区。引巴灌区在古武昌附近的长江北岸。《水经注·江水》鄂县条下载：“江水左侧，巴水注之，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灌野。”引巴灌区位于今湖北省罗田一带，处于吴、魏交界处，屯田的意义重大。因此，水利灌溉事业也由此开展起来。

第三，涔水屯区。建安十四年到十八年，周泰“将兵屯岑”，经营水利屯田，引岑水灌溉农田①。岑，在今湖南澧水下游，涔水是澧水北岸的支流。《水经注》卷三七称：澧水东过作唐县(治今湖南安乡县北)，“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南流至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水经注》所称涔坪屯，可能就是周泰经营水利屯田后的状况②。引涔灌溉数千，可见规模之大。

此外，江陵、安陆屯区的农田水利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载：“江陵有沮、漳二水，灌溉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反映这些屯田区的水利事业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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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五五《吴志·周泰传》。

②参阅汪家伦、张芳编着《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66～167页。

孙吴政权持久地推行屯田制，大力开发利用长江中下游的水土资源，发展水利事业，不仅在当时为孙吴建立了较为强实的经济基础，能够在三国纷争中立足江东，而且，在开拓江南地区水网，围垦湖田，修筑圩田水利，兴建灌溉工程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奠定了南方水利和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基础，为东晋南朝立足东南，抗衡北方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孙吴时期的屯田和水利建设，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事业

东晋南朝长时期来辖有淮河、汉水以南的广大地区。淮河、汉水一线，是南北政权的前沿地区。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是东晋南朝政权的政治中心，又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所谓“网络所资，罕不自出”①。出于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东晋南朝政府对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生产非常关注。因此，农田水利的经营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区域，尤其是江南地区，在东晋南朝时期一直是开发的重点。除了这两个重点区域以外，巴蜀地区在原有农田水利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岭南地区也逐步走上了较快的开发进程。

1．三吴地区 三吴地区由于丘陵岗阜多，湖沼洼地多，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均，长期以来，高地患旱，洼地病涝，因此，只有建立良好的排灌系统，才能够充分利用这里丰富的农业资源。江南人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开创了沿江滨湖以水网圩田为主，山地岗阜以陂塘堰坝为主的农田水利特色。在东晋南朝的270年间，南北两支生产大军在江南大地辛勤垦拓，无论是水乡的水网工程，或是高地的堰塘工程，都在孙吴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为唐以后江南地区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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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

(1)宁镇地区的水利建设。宁镇地区当时为丹阳、晋陵两郡属地，以丘陵阜岗的地形居多，大多属低山浅丘，地势起伏较大，一遇暴雨，山洪怒发，冲毁田园；若久晴无雨，则又溪涧绝流，无水可灌。古代劳动人民针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开创了以堰塘为主的水利灌溉事业，筑塘拦水，多雨时蓄水，天晴无雨时，则放水灌溉，形成了无以数计的小型水库。东晋南朝时期，宁镇地区的堰城工程为数就不少。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谈到这个地区的水利情况时说：“旧遏古塘，非惟一所。”①其中见诸文献的着名工程就有八九项之多，大都分布在今镇江、丹阳、金坛、溧阳等地。

第一，练塘。练塘筑于晋室南渡之前，位于丹阳县城西北，唐时周围四十里，又称练湖。陈敏“据有江东，务修耕织，令弟谐遏马林溪以灌云阳，亦谓之练塘，灌田数百顷”②。练塘仰受句骊山、长山之水，不仅灌田，亦可济运，是江南运河上着名的水利枢纽。

第二，新丰塘。新丰塘在今丹阳县城北约20里的新丰镇附近，又名新丰湖，是东晋初期兴建的一项蓄水灌溉工程。东晋元帝大兴四年(321)晋陵内史张闽主持兴建。《晋书·张闾传》称：“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当时共用工211420个，可见规模之大。“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③。工程建成后，“灌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促成了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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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四○《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②③《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第三，赤山塘。赤山塘位于都城建康东南，是建康周围古堰塘中最着名者。赤山塘又名赤山湖，在今句容县城西南约30里处。相传孙吴赤乌二年(239)筑成，初步解决了这一地区的洪涝威胁，并为湖外大片农田储备了比较充裕的灌溉水源，促进了受益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南朝历代均有增治。萧齐明帝时，由官府出资，沈璃主持修治是着名的一次。“明帝复传瑀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①，隋时一度废败。唐麒德年间，由县令杨延嘉在梁故堤的基础上加以复修；大历十三年(778)王昕再次重修，重修后的赤山塘周长120里，有两斗门控制蓄放。当时句容、上元(今南京市)二县之田皆赖此灌溉。

除了大型堰塘外，中型的堰塘则为数更多。据《新唐书·地理志》以及《至顺镇江志》等文献的记载，当时较着名的堰塘有：单塘，位于金坛县东北28里，萧齐时单曼主持修建；吴塘，位于金坛、丹阳间，塘周40里，灌溉金坛、丹阳两县农田，萧梁时吴游主持修造；谢塘，在金坛县北25里，梁天监九年(510)谢法崇主持兴建；南北谢塘，在金坛东南30里，各溉田千余亩，梁普通五年(524)谢德威创建，唐武德中谢元超重修；莞塘，在金坛县东南30里，梁大同五年(539)谢贺之组织修建；娄湖，在建康城东南15里，周10里，灌田20顷，创建于孙吴时期②。刘宋时，沈庆之在此“广开田园之业”③；迎担湖，在建康城北，灌田30顷④；苏峻湖，在城西北15里，周10里，溉田12顷⑤；葛塘湖，在城东72里，周7里，溉田40顷⑥。这些陂塘，规模虽然不如练塘、新丰塘、赤山塘，但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由官府主持兴建的大中型堰塘外，由民间私人开凿的堰塘更是难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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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书》卷五三《良吏传·沈璃》。

②④⑤⑥《景定建康志》卷十八。

③《宋书·沈庆之传》。

数。查干隆和光绪年间所修《丹阳县志》，以塘、堰、湖等命名的村庄极多，可达50余个，并且大都前面冠以姓氏，如此众多的堰塘工程，虽然不全开凿于六朝时期，但开凿于六朝时期或始凿于六朝时期者为数不少。元嘉二十一年(444)，江南一带大旱民饥，“禾稼不登，氓黎饥馁”。但晋陵郡“承陂之家，处处而足，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①。这反映了“承陂之家”为数不少。众多的大中小型堰塘在抗旱保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太湖地区的水利事业。东晋南朝时期，太湖地区的治水治田工作，在孙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获塘的修建，通江港口的疏凿，在太湖地区泄水造田，以及解决太湖排水河道计划的提出等方面。

获塘。获塘位于太湖东南缘，自平望至湖州，长90里。《嘉泰吴兴志》卷三一引《吴兴记》称：“晋太守殷康所开，旁溉田千余顷。”后太守沈攸之“又加开浚，更名为吴兴塘，可灌溉二千余顷”②。在江南地区，“凡名塘，皆以水左右通陆路也”③。“以众水所聚名以为湖，以其筑埂蓄水名之塘”④。由于获塘所处的特殊位置，其塘岸实际上成了太湖东南岸的一条大堤，起着阻遏太湖风涛泛滥的作用。其塘河成为排灌沟渠，雨多时，滞蓄洪潦；天旱时，蓄水灌溉塘下农田。所以，获塘的兴修，促进了太湖东南沿岸地区水上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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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九一《孝义传·徐耕》。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③《永乐大典》卷二二七六《塘》引《吴兴志》。

④《练湖志》卷八《题请修复练湖碑记》。

通江港浦的凿疏。太湖平原东北濒邻长江，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微微倾斜，高地患旱，低地病涝。西晋太康四年(283)在这里置海虞县(今常熟市)时，仍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荒僻小邑。为了利用江水的潮汐资源，排除洪涝灾害，这里的劳动人民在沿江一带开凿通江港浦，于低洼之处，筑土成围。至萧梁时期，“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源，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害”①。由于旱涝无忧，“岁常熟”，所以大同六年(540)将海虞县改为常熟县。这说明东晋南朝时期，太湖东北地区的治田治水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东晋南朝时期，太湖地区也出现了放湖为田的活动。太湖东北面，今无锡、武进之间有古芙蓉湖群，史称烟波浩渺，相望百里。晋元帝时，晋陵内史张闺在境内大兴农田水利事业，在曲阿兴筑新丰塘溉田，又在芙蓉湖泄水为田。但正值天寒地冻，围湖未成而罢②。这是太湖地区开垦湖田的一次尝试。虽未成功，但给后人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和借鉴。以后，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当地百姓在芙蓉湖区修阳湖堰围田成功，得良田数顷。《读史方舆记要》卷二五载：阳湖“东西八里，南北三十二里，其北通茭饶和临津二湖。共为三湖。刘宋元嘉中修湖堰，得良畴数百顷。”围垦阳湖后，又于元嘉二十四年治临津湖③。太湖地区开垦湖田活动的兴起，反映了当时太湖地区水土资源的开发，已由垦殖高亢平原逐渐向湖沼滩地推进了，这也是东晋南朝时期三吴地区人口增长，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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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一。

②康熙《常州府志》引《南徐记》。

③参阅汪家伦、张芳编着《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94页。

南朝时，太湖排水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主要的排水通道淞江在南朝时已是“壅噎不利”，“处处涌溢，浸渍成灾”。因此，造成了“地多污泽，泉流归集”的吴兴一带“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开秋沈嫁，田家徒苦，防遏无方”。足见排水不畅已给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传统的筑塘堵水似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因此，疏通和增辟排水河道，已势在必行。为此，南朝政府曾两次提出增辟太湖下流排水渠道的计划。一次是在宋元嘉年间，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根据州民姚峤的建议，打算“从武康聍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余里，穿渠洽”①。纻一作苎，在今德清县东20余里。当时大概是想把通到太湖的苕溪流域的水，利用纻溪向东排泄，再开渠直通杭州湾。姚峤在这里勘测了20余年，元嘉十一年，他向政府提出了这一方案，官府勘合后认为尚缺周密。元嘉二十二年，姚峤再次提出，并与官府共同勘查，绘出图样。经过审核，认为可行，其利可及四郡。为了慎重起见，先开一条小渠作为试点。当时动员了乌程、武康、东迁三县民工开小渠。但这项工程最后没有成功。另一次是在梁中大通二年(530)，因“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又有人提出“当漕大渎，以泻浙江”②。政府派王弁等人计划组织吴兴、义兴、吴郡三郡兵丁，“开漕沟洫，导泻震泽”。震泽即太湖，“导泄震泽”即宣泄太湖洪水，目的在于“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但这次计划因昭明太子萧统的反对而没有实施。南朝政府两次开渠排洪的计划虽然都没有实现，但反映出当时人们在开发利用太湖水土资源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洪涝的出路问题，并谋求加以解决，这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唐宋以后直到今天，太湖排水系统的修建和维护，仍是太湖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保证。

(3)会稽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宁绍地区在东晋南朝时期属三吴之一的会稽郡。由于这里开发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到刘宋时，山阴县已经出现了“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的矛盾③，地价可与关中地区相比。这样，就要求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改善水利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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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始兴王浚》。

②《粱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③《宋书》卷五四《孔季恭附孔灵符传》。

东汉永和五年(140)兴修的鉴湖，以它巨大的拦蓄能力，调蓄着会稽以南的诸山来水，基本上解决了会稽平原的洪水威胁，并为这一带储备了充足的灌溉资源。东晋南朝时期，灌区的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这主要表现在浙东漕渠的开凿。据《嘉泰会稽志》载，晋司徒贺循为会稽郡时，凿漕渠以灌田。贺循主持开凿漕渠约在西晋末东晋初，开凿的目的在于农田灌溉的需要。这段河渠西起西陵(今萧山西兴镇)，往东南经会稽郡城，折而东抵曹娥江边，全长约200里，大体上与鉴湖塘堤平行。因此，实际上成了鉴湖灌区中东西走向的一条总干渠。这条总干渠与原有众多的南北向的河渠形成了交错的格局，既扩大的灌溉面积，也便利了彼此间的水量调节，使得灌区的设施、布局更加完善，漕渠的开凿，在这个地区水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晋时，句章县(治今余姚东南)的汉代旧陂也得到了修治，恢复利用。《晋书·孔愉传》载：孔愉为会稽内史时，“句章县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这一时期还有一次大的工程，就是长湖的开发和利用。《水经注·浙江水》：“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水门的设置，对于调节水量，防止旱涝是非常重要的。

会稽郡北部沿海的海塘修筑，对维护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顺利进行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会稽郡北部濒临大海，海潮涌溢，咸化水源，斥化土地，给当地农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会稽人民在沿海修筑海塘拒潮。六朝以前，随着滨海地区农田的开发，零星的海塘就已出现。六朝时期，尤其是东晋以后，系统的海塘工程似已基本形成。《新唐书·地理志》和《嘉泰会稽志》均载，会稽东北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潴水溉田，唐开元十年(722)，李浚在原有海塘的基础上曾增修。这说明会稽北部长达数百余里的海塘，在开元以前即已存在。虽然，开元以前会稽筑海塘之事文献缺载，但从一些零星材料和当时的背景来分析，会稽海塘的大规模修筑应在东晋南朝时期。《南齐书·王敬则传》称：“会土边带湖海，民无士庶，皆保塘役。”并有专门的“塘丁”，从事修筑堰塘工程。此处所言之“塘”，除指沿湖塘堤外，也当指海塘。大规模的修治堰塘，必定包括防海塘的修筑。否则，仅有水渠河网的疏凿，而无比较系统的海塘挡潮去咸，“带山傍海”，低湿盐卤的山会平原，是不会成为“亩值一金”的“膏腴上地”的。

㈤ 高淳名字的来由

县名“高淳”有三种说法

高淳原先属于溧水县，地处溧水县的西南边。

全县面积八百多平方公里，三面环水，历来有“三山六水一分田”的说法。

现境南有固城湖（又称小南湖），西有丹阳湖、北有石臼湖。

沿湖滩地围成良田万倾，湖中水产品更是十分丰富，当年曾被称为溧水县的“粮仓”、“金库”。

那时候，溧水县衙已经从开化城（今高淳境内，距固城东二十里）迁到了在城镇（今溧水永阳镇）。

县城距西部圩区相距百里之遥，又隔山隔水，来去很不方便。

老百姓要上县城完粮纳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陆路，向北翻过一座座山岗，穿过一条条羊肠小道。

路不但难走，还要担心野兽伤人，土匪打劫；另一条是走水路，撑船横渡波涛滚滚的石臼湖。

倘遇狂风恶浪，翻船落水，便有葬身鱼腹的可能。

总之，走陆路难上之难，行水路又担惊受怕。

这难那也难，难煞了当地的百姓。

大家要求分县的呼声越来越高。

溧水县衙的老爷们舍不得放弃现成的“粮仓”、“金库”，把西乡百姓的呼声当作耳边风，根本不买帐。

到了明弘治四年（1491年），本地有三位年轻的读书人，看到家乡父老每到完粮纳税就叫苦连天，心里很难过，就挺身而出，联手为民 *** 。

他们越级上书应天府，举出一桩桩事实，提出一条条理由，请求将溧水西南七乡一镇（即崇教、立信、永丰、永成、游山、唐昌、安兴七乡和高淳镇）划出，另建一县。

应天丞冀绮对溧水西乡百姓要求分县的呼声有耳闻，这次接到****书后，格外引起重视，马上派人下来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书所写的情况属实，建议可行。

于是冀绮便以“地旷难制”为理由，向当时的明孝宗奏本，请求批准划溧水县西南七乡一镇另建一县。

到这时，溧水分县的事总算“通了天”。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那三位大胆上书的热血青年，也自然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

凑巧这三位青年的名字后边都有一个“三”字，其中一位叫刘鉴三，一位叫夏佑三，另一位叫孔份三，因此高淳民间流传着“三三分县”的说法。

应天府丞冀绮的奏章递上去后，孝宗皇帝觉得“地旷难制”不能不加以重视，于是就提笔签上了“准奏”二字。

关于县名，奏章上提的是“淳化”，孝宗认为不妥，理由是当时山西也有个淳化县，两县重名，会带来不应有的麻烦。

既然不妥，就得改名。

改什么好呢？孝宗看到奏章上有“县治拟设高淳镇”一句，觉的“高淳”二字不错，就御批“以‘高淳’命名”。

因为有这个插曲，所以后代人每提起县名，就有“初拟淳化，钦定高淳”的说法。

说到高淳镇，确实是一座美丽富饶的水乡古镇。

它紧靠一望无际的古丹阳湖，是湖东北的一快山丘高地，又名镇山。

古镇何时行成，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高淳道中》的诗，诗中写道：“路人高淳麦更深，草泥沾润马骏骏。

雨归陇首云凝黛，日漏石渗金。

老柳不春花自蔓，古祠无壁树空阴。

一箪足属前村店，滚滚炊烟起竹林。”从诗中所描写的情景看，说明这里早在宋代就是一处人烟稠密的山村集市，至少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建县后，县名“钦定高淳”，镇名就改为“淳溪”，以镇山下的一条溪流命名。

原来的镇名“高淳”二字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话是：街是建在镇山之上，是一处湖滨高阜；山下有一条叫淳溪的山河，自北向南经青龙桥、大通桥流入固城湖，再向西与官溪河会合。

溪水环山流过，犹如玉带金锁。

这样的地形地貌，古人认为是一块“活地”，一块风水宝地。

居住在这里，倚山临水，山水相映，可保财源茂盛，人丁兴旺。

因此，便取“高阜”与“淳溪”的第一个字，命名“高淳”。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沧海变桑田，以前的那条淳溪河，如今已找不到影踪，只有官溪河边的一条古街，店堂依旧，古色古香，还保留来江南古镇的特色。

第二种说法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长年接纳山水秀气，过着清静自在犹如世外桃源的日子，民性淳厚，风俗古朴。

于是就取“地高”、“民淳”的最后一个字，命名“高淳”。

说起高淳民风淳朴，既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也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关，并非自吹自擂。

民国初年，有四位 *** 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到高淳挂职锻炼，体察民情。

当他们经过一番调查考察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看法，说高淳有“三小三多”。

哪“三小三多”？即“小桥渡口多，小脚女人多，小庙祠堂多”。

话虽说得有点片面，但话中却道出了高淳当时的现状和实情。

小桥渡口多，反映了高淳依山傍水，河汊纵横，一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幽美环境。

同时也反映出地方交通不畅、交往不便的落后一面。

小脚女人多，反映了在封建制度已被摧垮，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民国初年，地区偏僻的高淳，封建残余、旧风陋俗，依然根深蒂固。

女子“裹脚”的陋习，虽为广大妇女所痛恨，但敢站出来反抗的毕竟少数。

女孩子们拗不过封建礼教的压力，不得不含泪让大人用长长的白布条，将 *** 的脚掌一层一层裹起来，硬是在承受长年累月的痛苦煎熬后，挤压出一双“三寸金莲”。

从此走起路来一扭一拐，十分不便。

这在当时，不以为苦，反以为美，叫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时至民国初年，外界都在轰轰烈烈地革故鼎新，破旧俗，立新风，而高淳的女子还仍旧扭着一双小脚在走路，可见地方讯息是咋样的闭塞，百姓思想又是何等守旧。

小庙祠堂多，反映了旧社会高淳宗族、宗教势力渗透极深，影响极大。

首先是宗教势力很大。

高淳百姓多聚族而居，一村一姓，很少杂姓。

几乎村村有家庙，处处有祠堂。

同宗的人遇到不公不法的事，大都不愿上县衙告状申诉，而只肯到本姓祠堂里评理。

祠堂里族长的权力很大，族规很严。

触犯族规的人，轻者受罚，重者处死，家法替代国法。

其次是信教和迷信鬼神的人不少。

佛、道二教传入高淳的历史比较长，佛教可追溯到汉代，道教最迟起愿于晋代，均有史料作证。

因为百姓中信佛信道的人多，所以庙宇庵堂遍布全县各个村镇，香火极盛。

有迷信思想的人认为，人生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一切听天由命。

抱着这种消极的处世态度，人的心理上必然发生畸变，变的遇事瑾小慎微，性情温良恭顺。

性淳固然是好事，但守旧就明显是缺陷。

再说，儒教的渗透，儒家“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影响，也是高淳民风淳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相传孔子适楚时上过游山，在游山上设坛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在当地留下很深的影响。

特别是西汉末年和北宋末年，内乱外患不断发生，大批士大夫，带着家眷随驾南迁，有许多就选择在山青水秀的高淳安家落户。

这些人到高淳后，大兴教育，办儒学、建义塾，广泛传播孔孟之道，更使儒家思想在在高淳人民心中深深扎根。

过去有不少在高淳当过县令的文人，做起文章来，一致赞叹高淳民风淳朴，社会安定。

他们感到在高淳当县令，只要取得地方士绅、族长的支持，就不必为审不完理不清的官司而烦恼。

平时找几个地方士绅喝茶写写诗，惬意得很。

有的县官一任再任，觉得在这里当官有一种难得的轻松感、悠闲感。

“高淳”二字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有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环抱，有游山、花山、九龙山诸山依靠，既可得山利，有可享水福。

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人们取“高”字表示百姓居住的地方是在高岗之上，取“淳”字表示居住在高阜的百姓可以“享三湖之福”。

何谓“享三湖之福”？就是取淳字的“三点水的偏旁”表示三湖，联上右边的“享”字构成“享三湖之福”的意思。

㈥ 高淳名字的来由

县名“高淳”有三种说法
高淳原先属于溧水县，地处溧水县的西南边。全县面积八百多平方公里，三面环水，历来有“三山六水一分田”的说法。现境南有固城湖（又称小南湖），西有丹阳湖、北有石臼湖。沿湖滩地围成良田万倾，湖中水产品更是十分丰富，当年曾被称为溧水县的“粮仓”、“金库”。那时候，溧水县衙已经从开化城（今高淳境内，距固城东二十里）迁到了在城镇（今溧水永阳镇）。县城距西部圩区相距百里之遥，又隔山隔水，来去很不方便。老百姓要上县城完粮纳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陆路，向北翻过一座座山岗，穿过一条条羊肠小道。路不但难走，还要担心野兽伤人，土匪打劫；另一条是走水路，撑船横渡波涛滚滚的石臼湖。倘遇狂风恶浪，翻船落水，便有葬身鱼腹的可能。总之，走陆路难上之难，行水路又担惊受怕。这难那也难，难煞了当地的百姓。大家要求分县的呼声越来越高。溧水县衙的老爷们舍不得放弃现成的“粮仓”、“金库”，把西乡百姓的呼声当作耳边风，根本不买帐。到了明弘治四年（1491年），本地有三位年轻的读书人，看到家乡父老每到完粮纳税就叫苦连天，心里很难过，就挺身而出，联手为民请命。他们越级上书应天府，举出一桩桩事实，提出一条条理由，请求将溧水西南七乡一镇（即崇教、立信、永丰、永成、游山、唐昌、安兴七乡和高淳镇）划出，另建一县。应天丞冀绮对溧水西乡百姓要求分县的呼声有耳闻，这次接到****书后，格外引起重视，马上派人下来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书所写的情况属实，建议可行。于是冀绮便以“地旷难制”为理由，向当时的明孝宗奏本，请求批准划溧水县西南七乡一镇另建一县。到这时，溧水分县的事总算“通了天”。消息传来，万众欢腾，那三位大胆上书的热血青年，也自然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凑巧这三位青年的名字后边都有一个“三”字，其中一位叫刘鉴三，一位叫夏佑三，另一位叫孔份三，因此高淳民间流传着“三三分县”的说法。 应天府丞冀绮的奏章递上去后，孝宗皇帝觉得“地旷难制”不能不加以重视，于是就提笔签上了“准奏”二字。关于县名，奏章上提的是“淳化”，孝宗认为不妥，理由是当时山西也有个淳化县，两县重名，会带来不应有的麻烦。既然不妥，就得改名。改什么好呢？孝宗看到奏章上有“县治拟设高淳镇”一句，觉的“高淳”二字不错，就御批“以‘高淳’命名”。因为有这个插曲，所以后代人每提起县名，就有“初拟淳化，钦定高淳”的说法。 说到高淳镇，确实是一座美丽富饶的水乡古镇。它紧靠一望无际的古丹阳湖，是湖东北的一快山丘高地，又名镇山。古镇何时行成，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高淳道中》的诗，诗中写道：“路人高淳麦更深，草泥沾润马骏骏。雨归陇首云凝黛，日漏石渗金。老柳不春花自蔓，古祠无壁树空阴。一箪足属前村店，滚滚炊烟起竹林。”从诗中所描写的情景看，说明这里早在宋代就是一处人烟稠密的山村集市，至少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建县后，县名“钦定高淳”，镇名就改为“淳溪”，以镇山下的一条溪流命名。
原来的镇名“高淳”二字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话是：街是建在镇山之上，是一处湖滨高阜；山下有一条叫淳溪的山河，自北向南经青龙桥、大通桥流入固城湖，再向西与官溪河会合。溪水环山流过，犹如玉带金锁。这样的地形地貌，古人认为是一块“活地”，一块风水宝地。居住在这里，倚山临水，山水相映，可保财源茂盛，人丁兴旺。因此，便取“高阜”与“淳溪”的第一个字，命名“高淳”。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沧海变桑田，以前的那条淳溪河，如今已找不到影踪，只有官溪河边的一条古街，店堂依旧，古色古香，还保留来江南古镇的特色。
第二种说法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长年接纳山水秀气，过着清静自在犹如世外桃源的日子，民性淳厚，风俗古朴。于是就取“地高”、“民淳”的最后一个字，命名“高淳”。 说起高淳民风淳朴，既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也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关，并非自吹自擂。民国初年，有四位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到高淳挂职锻炼，体察民情。当他们经过一番调查考察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看法，说高淳有“三小三多”。哪“三小三多”？即“小桥渡口多，小脚女人多，小庙祠堂多”。话虽说得有点片面，但话中却道出了高淳当时的现状和实情。 小桥渡口多，反映了高淳依山傍水，河汊纵横，一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幽美环境。同时也反映出地方交通不畅、交往不便的落后一面。 小脚女人多，反映了在封建制度已被摧垮，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民国初年，地区偏僻的高淳，封建残余、旧风陋俗，依然根深蒂固。女子“裹脚”的陋习，虽为广大妇女所痛恨，但敢站出来反抗的毕竟少数。女孩子们拗不过封建礼教的压力，不得不含泪让大人用长长的白布条，将粉嫩的脚掌一层一层裹起来，硬是在承受长年累月的痛苦煎熬后，挤压出一双“三寸金莲”。从此走起路来一扭一拐，十分不便。这在当时，不以为苦，反以为美，叫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时至民国初年，外界都在轰轰烈烈地革故鼎新，破旧俗，立新风，而高淳的女子还仍旧扭着一双小脚在走路，可见地方讯息是咋样的闭塞，百姓思想又是何等守旧。 小庙祠堂多，反映了旧社会高淳宗族、宗教势力渗透极深，影响极大。首先是宗教势力很大。高淳百姓多聚族而居，一村一姓，很少杂姓。几乎村村有家庙，处处有祠堂。同宗的人遇到不公不法的事，大都不愿上县衙告状申诉，而只肯到本姓祠堂里评理。祠堂里族长的权力很大，族规很严。触犯族规的人，轻者受罚，重者处死，家法替代国法。其次是信教和迷信鬼神的人不少。佛、道二教传入高淳的历史比较长，佛教可追溯到汉代，道教最迟起愿于晋代，均有史料作证。因为百姓中信佛信道的人多，所以庙宇庵堂遍布全县各个村镇，香火极盛。有迷信思想的人认为，人生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一切听天由命。抱着这种消极的处世态度，人的心理上必然发生畸变，变的遇事瑾小慎微，性情温良恭顺。性淳固然是好事，但守旧就明显是缺陷。 再说，儒教的渗透，儒家“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影响，也是高淳民风淳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相传孔子适楚时上过游山，在游山上设坛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在当地留下很深的影响。特别是西汉末年和北宋末年，内乱外患不断发生，大批士大夫，带着家眷随驾南迁，有许多就选择在山青水秀的高淳安家落户。这些人到高淳后，大兴教育，办儒学、建义塾，广泛传播孔孟之道，更使儒家思想在在高淳人民心中深深扎根。过去有不少在高淳当过县令的文人，做起文章来，一致赞叹高淳民风淳朴，社会安定。他们感到在高淳当县令，只要取得地方士绅、族长的支持，就不必为审不完理不清的官司而烦恼。平时找几个地方士绅喝茶写写诗，惬意得很。有的县官一任再任，觉得在这里当官有一种难得的轻松感、悠闲感。
“高淳”二字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居住在湖滨高阜的百姓，有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环抱，有游山、花山、九龙山诸山依靠，既可得山利，有可享水福。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人们取“高”字表示百姓居住的地方是在高岗之上，取“淳”字表示居住在高阜的百姓可以“享三湖之福”。何谓“享三湖之福”？就是取淳字的“三点水的偏旁”表示三湖，联上右边的“享”字构成“享三湖之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