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军队是那一年裁过
1950年5月，解放军进行了第一次大裁军。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解放军总兵员550万，“小米加步枪”的步兵是解放军的主体，空军、海军和陆军特种兵几乎是空白。
1952年1月，解放军进行第二次大裁军，总部和各机关以及国防军步兵部队人数减少，军兵种部队和院校人数扩大，其中还有95万地方部队改编为公安部队，全军总定额保持在300万人左右。
1953年8月，解放军进行第三次大裁军，全军总兵力精简23.3%，其中陆军部队精简比例最大。
1957年1月，解放军进行第四次大裁军，到1958年底，全军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的有1个军部、46个师、30余所院校。精简最多的还是步兵部队，全军总人数与新中国建立时相比，精简了61%。
1975年底，解放军进行了第五次大裁军。“文革”期间，部队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9月，中央军委批转了有关调整方案，方案中，精简最多的是工程兵、铁道兵，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
第六、七次大裁军———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
1985年，解放军进行了第八次大裁军。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
1997年9月，解放军开始了第九次大裁军。这次裁军的特点是“精兵、合成、高效”，实现解放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事变革的内因和外因
内因是邓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必须把中国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因此投入军事建设的资源就少了，国家只能大裁军，并渐渐地把军队往注重海空，精兵简政，科技强军的路上引
外因是美国忽悠中国联合抗苏，并承诺给予中国军队以经济技术援助，而苏联因为国内经济问题也开始改革，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也大为降低，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又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中苏，中美，美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世界局势有了和平发展的趋向
Ⅲ 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进行百万大裁军，这一举措是为了干啥。
此时国内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可能,而此时军队规模过大,机构庸肿以至本应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被浪费,应此进行大裁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Ⅳ 我国大规模裁军的原因
（三）裁军与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以保持国防需求平衡的关系
国家保障能力是确定和调整军队规模的重要物质基础。军队是一个投入量大、技术密集和人员素质高的武装集团。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弱直接影响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模。对军队投入量的不足将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投入过大又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根据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方针，要实现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目标，国家不但要适当增加国防投入，保持军费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而且还需要通过控制军队规模，提高军费的使用效益，加快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质量提高的步伐，使我们尽快适应打赢信息化为主导的高技术战争。
（四）裁军与适应我军现行体制、结构特殊性的关系
军队的规模除了受武器装备、军费等物质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体制、结构制约。目前，我军结构和体制不合理性是最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优先加以解决。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我军总体结构和领导指挥体制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我军规模的合理调整。一方面，我军体制有其特殊性，结构是历史的延续，应充分考虑其对军队规模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军体制、结构目前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严重阻碍了军队规模的进一步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军实行了全面的战略重心转移，但是在编制体制上我们仍基本上沿用战时的军队体制和结构，而且机构越来越庞大。要提高我军战斗力，必须从改革现行体制和结构入手，而不单单考虑规模的缩小。
（五）裁军与适应我国周边与地理环境需要的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陆地边界和海岸线漫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军队数量与之相适应。又因为我国地理环境相当复杂，军队的构成也提出了多样性的要求。加之我国交通运输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和我军机械化水平较低，远程机动能力较低差，我军的员额和编制体制需要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不能照搬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建军原则。
（六）裁军与保持军队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和我国历史上其他几次大规模裁军比，此次裁军20万员额面临着新的形势：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型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这就为军队转业人员的安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再从裁减下来的人员成份看，他们大都在部队服役多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目前不再适应在军队服役。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具有双重效用：一是对转业人员本人，应该给予他们优惠的安置条件，稳定他们转入地方后的工作和生活。近年来，由于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二是优惠合理的安置对在役人员也是一种稳定剂，使他们能够安心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军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原因跟军地差距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府要把裁军20万当成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看成是国家行为，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
（七）裁军与成本效益的关系
要打破裁军就是省钱的定向思维模式。从世界主要国家近年来裁军情况来看，裁军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但不能节省开支，而且还需要政府出更多的经费来保证裁军的顺利完成。从长远看，裁军将会相对地减少军队维持费用，但这种减少不会立竿见影，通过需要在2～3年内才会体现出来。在实施裁军的头几年里，由于被裁减人员的安置，机关、部队调整后设施的整合和完善以及部署的调整，军队的维持费还会相应地增加。从长远看，在现代条件下裁减员额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在裁减的头几年里军队的战斗力会出现局部的下降。在调整过程中，正常的训练、战备工作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些关系仍需要磨合和理顺；通过提高质量来弥补数量的减少也需要一定时间等。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裁军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损耗和浪费。如果操作不好，军队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军队的有形资产也将受到破坏。这些都是裁军所必须面对的代价。因此，要树立成本意识，既要舍得付出必要的成本，又要尽可心少地控制这种成本，把裁军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消耗控制在预期的范围内。
（八）裁军与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和防止规模反弹的关系
历史上我军进行过多次精简整编，但经常是精简后不久又膨胀起来，实有员额大大地超过编制员额。主要原因有：一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干部管理政出多门，缺乏总体控制机制；二是相关法律不健全，没有统筹全局的纲领性指导文件，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至今我国还没有《军队组织法》，使裁军成为一种随机性很大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法律和法规制度来保证编制的权威性和合理性，使裁军成果得以巩固。从未来5～10年国家安全需要看，目前我军230万的规模仍有裁减的空间。因此，今后我军员额的裁减将是在以优化结构和理顺体制为重点的同时，相应地小幅度裁减。
（九）裁军与外交和宣传工作的关系
裁军20万是我国在新时期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政治决策，在国内外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总结历次我国裁军经验，我们认为，裁军是全民族的一种国家行为，不但要在国内做好裁军20万的方方面面工作，在国际上，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宣扬我国独立自主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营造我国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形象。我国的党政军领导人可利用国际互访之机，积极在宣传我国的国防政策；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应做出积极的反应。
（三）裁军与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以保持国防需求平衡的关系
国家保障能力是确定和调整军队规模的重要物质基础。军队是一个投入量大、技术密集和人员素质高的武装集团。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弱直接影响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模。对军队投入量的不足将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投入过大又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根据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方针，要实现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目标，国家不但要适当增加国防投入，保持军费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而且还需要通过控制军队规模，提高军费的使用效益，加快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质量提高的步伐，使我们尽快适应打赢信息化为主导的高技术战争。
（四）裁军与适应我军现行体制、结构特殊性的关系
军队的规模除了受武器装备、军费等物质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体制、结构制约。目前，我军结构和体制不合理性是最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优先加以解决。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我军总体结构和领导指挥体制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我军规模的合理调整。一方面，我军体制有其特殊性，结构是历史的延续，应充分考虑其对军队规模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军体制、结构目前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严重阻碍了军队规模的进一步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军实行了全面的战略重心转移，但是在编制体制上我们仍基本上沿用战时的军队体制和结构，而且机构越来越庞大。要提高我军战斗力，必须从改革现行体制和结构入手，而不单单考虑规模的缩小。
（五）裁军与适应我国周边与地理环境需要的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陆地边界和海岸线漫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军队数量与之相适应。又因为我国地理环境相当复杂，军队的构成也提出了多样性的要求。加之我国交通运输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和我军机械化水平较低，远程机动能力较低差，我军的员额和编制体制需要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不能照搬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建军原则。
（六）裁军与保持军队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和我国历史上其他几次大规模裁军比，此次裁军20万员额面临着新的形势：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型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这就为军队转业人员的安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再从裁减下来的人员成份看，他们大都在部队服役多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目前不再适应在军队服役。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具有双重效用：一是对转业人员本人，应该给予他们优惠的安置条件，稳定他们转入地方后的工作和生活。近年来，由于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二是优惠合理的安置对在役人员也是一种稳定剂，使他们能够安心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军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原因跟军地差距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府要把裁军20万当成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看成是国家行为，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
（七）裁军与成本效益的关系
要打破裁军就是省钱的定向思维模式。从世界主要国家近年来裁军情况来看，裁军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但不能节省开支，而且还需要政府出更多的经费来保证裁军的顺利完成。从长远看，裁军将会相对地减少军队维持费用，但这种减少不会立竿见影，通过需要在2～3年内才会体现出来。在实施裁军的头几年里，由于被裁减人员的安置，机关、部队调整后设施的整合和完善以及部署的调整，军队的维持费还会相应地增加。从长远看，在现代条件下裁减员额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在裁减的头几年里军队的战斗力会出现局部的下降。在调整过程中，正常的训练、战备工作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些关系仍需要磨合和理顺；通过提高质量来弥补数量的减少也需要一定时间等。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裁军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损耗和浪费。如果操作不好，军队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军队的有形资产也将受到破坏。这些都是裁军所必须面对的代价。因此，要树立成本意识，既要舍得付出必要的成本，又要尽可心少地控制这种成本，把裁军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消耗控制在预期的范围内。
（八）裁军与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和防止规模反弹的关系
历史上我军进行过多次精简整编，但经常是精简后不久又膨胀起来，实有员额大大地超过编制员额。主要原因有：一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干部管理政出多门，缺乏总体控制机制；二是相关法律不健全，没有统筹全局的纲领性指导文件，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至今我国还没有《军队组织法》，使裁军成为一种随机性很大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法律和法规制度来保证编制的权威性和合理性，使裁军成果得以巩固。从未来5～10年国家安全需要看，目前我军230万的规模仍有裁减的空间。因此，今后我军员额的裁减将是在以优化结构和理顺体制为重点的同时，相应地小幅度裁减。
（九）裁军与外交和宣传工作的关系
裁军20万是我国在新时期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政治决策，在国内外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总结历次我国裁军经验，我们认为，裁军是全民族的一种国家行为，不但要在国内做好裁军20万的方方面面工作，在国际上，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宣扬我国独立自主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营造我国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形象。我国的党政军领导人可利用国际互访之机，积极在宣传我国的国防政策；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应做出积极的反应。
（三）裁军与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以保持国防需求平衡的关系
国家保障能力是确定和调整军队规模的重要物质基础。军队是一个投入量大、技术密集和人员素质高的武装集团。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弱直接影响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模。对军队投入量的不足将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投入过大又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根据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方针，要实现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目标，国家不但要适当增加国防投入，保持军费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而且还需要通过控制军队规模，提高军费的使用效益，加快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质量提高的步伐，使我们尽快适应打赢信息化为主导的高技术战争。
（四）裁军与适应我军现行体制、结构特殊性的关系
军队的规模除了受武器装备、军费等物质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体制、结构制约。目前，我军结构和体制不合理性是最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优先加以解决。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我军总体结构和领导指挥体制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我军规模的合理调整。一方面，我军体制有其特殊性，结构是历史的延续，应充分考虑其对军队规模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军体制、结构目前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严重阻碍了军队规模的进一步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军实行了全面的战略重心转移，但是在编制体制上我们仍基本上沿用战时的军队体制和结构，而且机构越来越庞大。要提高我军战斗力，必须从改革现行体制和结构入手，而不单单考虑规模的缩小。
（五）裁军与适应我国周边与地理环境需要的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陆地边界和海岸线漫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军队数量与之相适应。又因为我国地理环境相当复杂，军队的构成也提出了多样性的要求。加之我国交通运输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和我军机械化水平较低，远程机动能力较低差，我军的员额和编制体制需要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不能照搬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建军原则。
（六）裁军与保持军队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和我国历史上其他几次大规模裁军比，此次裁军20万员额面临着新的形势：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型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这就为军队转业人员的安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再从裁减下来的人员成份看，他们大都在部队服役多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目前不再适应在军队服役。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具有双重效用：一是对转业人员本人，应该给予他们优惠的安置条件，稳定他们转入地方后的工作和生活。近年来，由于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二是优惠合理的安置对在役人员也是一种稳定剂，使他们能够安心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军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原因跟军地差距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府要把裁军20万当成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看成是国家行为，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
（七）裁军与成本效益的关系
要打破裁军就是省钱的定向思维模式。从世界主要国家近年来裁军情况来看，裁军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但不能节省开支，而且还需要政府出更多的经费来保证裁军的顺利完成。从长远看，裁军将会相对地减少军队维持费用，但这种减少不会立竿见影，通过需要在2～3年内才会体现出来。在实施裁军的头几年里，由于被裁减人员的安置，机关、部队调整后设施的整合和完善以及部署的调整，军队的维持费还会相应地增加。从长远看，在现代条件下裁减员额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在裁减的头几年里军队的战斗力会出现局部的下降。在调整过程中，正常的训练、战备工作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些关系仍需要磨合和理顺；通过提高质量来弥补数量的减少也需要一定时间等。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裁军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损耗和浪费。如果操作不好，军队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军队的有形资产也将受到破坏。这些都是裁军所必须面对的代价。因此，要树立成本意识，既要舍得付出必要的成本，又要尽可心少地控制这种成本，把裁军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消耗控制在预期的范围内。
（八）裁军与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和防止规模反弹的关系
历史上我军进行过多次精简整编，但经常是精简后不久又膨胀起来，实有员额大大地超过编制员额。主要原因有：一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干部管理政出多门，缺乏总体控制机制；二是相关法律不健全，没有统筹全局的纲领性指导文件，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至今我国还没有《军队组织法》，使裁军成为一种随机性很大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法律和法规制度来保证编制的权威性和合理性，使裁军成果得以巩固。从未来5～10年国家安全需要看，目前我军230万的规模仍有裁减的空间。因此，今后我军员额的裁减将是在以优化结构和理顺体制为重点的同时，相应地小幅度裁减。
（九）裁军与外交和宣传工作的关系
裁军20万是我国在新时期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政治决策，在国内外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总结历次我国裁军经验，我们认为，裁军是全民族的一种国家行为，不但要在国内做好裁军20万的方方面面工作，在国际上，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宣扬我国独立自主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营造我国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形象。我国的党政军领导人可利用国际互访之机，积极在宣传我国的国防政策；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应做出积极的反应。
Ⅳ 一九八二年中国载军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内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对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实行了战略性转变：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期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1985年6月，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一百万。裁军百万，谈何容易。
据说，昆明军区司令员来开会时，皮包中就装有昆明军区接管成都军区的具体方案。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使我军向精兵、合成、提高效能上发展。通过“撤、并、降、交、改、理”，裁军工作顺利进行。三总部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近六分之一，人员精简一半，11个大军区合并减少为7个，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单位4054个，新组建国防大学、武警部队，整编集团军，县级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正是因为通过精简整编同体制改革相结合，使人民军队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和整体作战效能得到增强，为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军队体制打下基础，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