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战后指的什么时候

‘壹’ 日本历史的战后时期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实君立宪制为虚君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日本投降诏书发出的同时，昭和天皇所信任的铃木贯太郎内阁总辞，授意与皇族东久迩宫稔彦王组阁，东久弥宫是皇后久弥宫良子的伯父。东久弥宫内阁，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皇族内阁。天皇大命降下，那就是为了稳定变局。当时，东久迩宫内阁中，有前首相近卫文麿任国务大臣、重光葵任外务大臣。后来重光葵因故辞职，由前奉天总领事，元老牧野伸显的女婿吉田茂继任。此时，盟军送来一位太上皇，那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部要求罢免禁制不利皇室言论的内务大臣山崎巖，东久弥宫内阁于是总辞。成为日本史上最短命的内阁，寿命五十四日。
东久弥宫内阁倒台后，昭和天皇任命亲美英派的币原喜重郎组阁，昭和二十年（1945）十月九日，币原内阁成立。币原令人熟悉的就是二十年代的币原外交。
战后的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成立，包括日本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日本社会党（片山哲书记长）、日本进步党（总裁町田忠治）、日本协同党（委员长山本实彦）、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德田球一）也恢复活动。翌年一月，盟军总部公布公职追放令，所谓公职追放令，就是要禁止战犯出任公职。
战后，第一次总选举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四月十日举行，自由党得到141席、进歩党得到94席、社会党得到93席、协同党得到14席、共产党得5席、其余诸派38席、无党籍81席。自由党成为第一党，鸠山一郎正准备组阁之际，总部的公职追放令也烧到他身上，使他失去组阁的权力，于是他把自由党以及总理职位暂交给外务大臣吉田茂。
结果，吉田茂成为旧宪法下，最后一个被天皇大命降下而任命的总理大臣。他邀请前首相币原入阁，与进步党联合组阁。战后在盟军的占领下，根据日本国宪法，天皇成为国家的象征，国民主权与和平主义也在宪法中得到确立。日本国宪法下第一次国会大选，吉田的政党大败，以日本社会党为首的在野政党胜出，组成以日本社会党及民主党为首的联合内阁，社会党的片山哲、民主党的芦田均相继出任首相，可惜当时社会党内部左右派严重对立，而且又爆发昭电疑狱事件，这一个“中道政权”就这样倒台了。吉田茂再次重登相位，连续四次组阁，合共第一次组阁为日本史上唯一的。旧金山和约签定后，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
鸠山一郎复出后，与吉田茂对立，最后吉田茂在内外交困下，不得不下台，鸠山一郎以上台后立即解散国会为条件与在野党妥协组阁，大选以后再次组阁，时已经分裂了的左右社会党合并，再次结成日本社会党。鸠山一郎再次结合他的民主党及自由党，结成自由民主党，时称为保守合同。1955年的选举，自由民主党得到过半议席，日本社会党成为最大在野党，这一个政治生态一直持续到1993年，称为“五五年体制”。
鸠山一郎在促成日苏建交后退下来，由石桥湛山继任，谁知石桥组阁不久，身体出现重大问题，又不得不辞职，最后由曾被指为战犯的外务大臣岸信介继任。岸信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为此，革新与保守两大势力进行最终对决，爆发日本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安保斗争”。其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自然生效后，岸信介退任，由吉田茂的得意弟子，通产大臣池田勇人继任。
池田上场后，面对岸信介所留下的社会对立局面，他提出“宽容与忍耐”口号。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在1960年代池田内阁时期，所得倍增计划得到实现），还被称为经济大国。池田连续三次组阁，甚至与同属吉田茂门下的佐藤荣作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竞争，最后因患上喉癌不得不辞职。佐藤荣作继任。佐藤组阁后，把冲渑县回归日本，并在池田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日本的经济进一步上扬。 佐藤荣作连续四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连续三次组阁，任期也超过了恩师吉田茂及明治时代的桂太郎。他宣布引退后，自民党有五人参选党总裁，分别是佐藤派的田中角荣、大平派的大平正芳、福田派的福田赳夫、三木派的三木武夫，四人参与总裁选举。结果只有田中与福田二人出线，世称为角福战争，田中角荣成功拉拢大平、三木以及中曾根（康弘）结果以击败福田当选总裁组阁。
田中角荣最重要政绩，也是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同时田中被指责的是金权政治。自此自民党走入一连串的弊案之中。昭和四十九年(1974)十月，文艺春秋刊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及人脉问题”，引来党内及国会的追究。田中在同年十一月宣布辞职。
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召见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指定由三木武夫继任总裁，世称椎名裁定。三木武夫组阁后，美国白水门案所引发的余波，揭发了洛瓦希德事件。田中涉及贪污丑闻。三木武夫企图拿此事向田中角荣开刀。结果引来党内大派系组成举党协，推举福田赳夫为继任总裁，结果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败，三木辞职，由福田赳夫继任。
福田赳夫原本与大平正芳有密约，福田把党务交给大平，许诺只做一任，会让给大平。但福田背约竞选连任党总裁，大平参选。结果在初选中压倒性击败福田，福田宣布退选。大平组阁。
翌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由于一连串的丑闻落败。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要求大平辞职，大平得到田中派支持而拒绝，引发四十日抗争。昭和五十四年(1979)十一月，自民党创党以来，首次在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自民党党总裁与党员同时参与选举，结果大平在田中派以及小党新自由俱乐部支持下，在决选投票中击败福田赳夫组阁。
昭和五十五年(1980)，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提出内阁不信任动议，非主流派组成党风刷新联盟。要求整顿纲纪。但领导层的回复不完整，结果非主流派态度强硬，结果在非主流的支持及缺席下，不信任动议以243对187通过，大平被迫解散国会，在选举中大平突然死去，由于大平之死，自民党大胜。最后由铃木善幸作为过渡人物组阁。
两年后，铃木善幸不连任，结果中曾根康弘当选党总裁组阁，中曾根带领自民党再次走向高峰，总裁任期也曾被延长一年，直指1987年宣布辞职，指定竹下派的竹下登继承总裁及组阁。 昭和天皇于昭和64年（1989年）1月7日驾崩，子明仁继位，驾崩隔日起（1月8日）改元平成，称为平成时代（公元1989年至今）。
自民党受到瑞克鲁特弊案所影响，竹下登内阁受到严重冲击。竹下登被迫辞职。由外相宇野宗佑继任。但由于宇野宗佑上任后被爆出与艺姬桃色丑闻，加上民众不满瑞克鲁特弊案及自民党政府施行消费税，三大问题严重冲击，结果在当年七月参议院选举大败。自民党当选席次创历史性新低。结果宇野内阁倒台。由海部俊树继任。
1991年末，海部俊树放弃连任，由宫泽喜一继任首相。翌年末，自民党竹下派的会长金丸信因案辞去竹下派会长之职，为了继任人的人选而分裂成为小渊派及羽田派。
1996年，村山富市下台，由自民党新总裁桥本龙太郎继任。社会党改名为社民党，改为于阁外合作。两年后，桥本内阁因为参议院选举大败而倒台，由小渊惠三继任。小渊惠三拉拢以前同一派系的小泽一郎(此时小泽已经建立自由党)与新公明党合作。
2000年，自由党脱离执政联盟，同时分裂出保守党继续留在执政联盟。小渊惠三中风入院未几死去，由干事长森喜郎在党内高层协议下继任。森喜郎任内形象低落，时常失言。宣布不再连任，小泉纯一郎与桥本龙太郎争夺自民党总裁，结果小泉胜出，开始了五年多的小泉时代。
2003年，小泽一郎的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夺得过半，而合并后的民主党在选举大有斩获。翌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更越过自民党成为第一党。显示小泉的改革受到挑战。但2005年小泉的邮政改革案未被参议院通过后，解散众议院。成功把所有反对者打成反改革，自民党加上公明党夺得议会三分之二席次，稳夺国会的控制权(尽管参议院否决法案，但众议院三分之二再通过即为国会之决议)。
2006年，小泉不再连任，由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当选新首相。安倍虽一反小泉反华的政策，但由于多位农林水产大臣身陷弊案，引致自民党在2007年参议院选举中受到空前惨败，当选数与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一样，更被在野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尽管内阁及党领导层改组，但状况百出，结果不得不下台。
福田赳夫之子、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当选自民党总裁，以老成持重举党一致执政，但执政一年，内阁仍无法提振民意支持度，来届众议院选举只余下一年不到，宣告倒台，由四次参选党总裁选举、曾在安倍及福田时代出任干事长的麻生太郎以在国民的人气得到党内支持而当选组阁。
自2006年至2012年，由于日本内部政局混乱，已先后有6人出任7届首相，分别为安倍晋三 （2006-2007）福田康夫 （2007-2008）麻生太郎（2008-2009）鸠山由纪夫（2009-2010）菅直人（2010-2011）野田佳彦（2011-2012.12 ）安倍晋三（2012.12-今）。
到了平成时代，经济泡沫爆破，陷入低迷。长期的不景气下，失业率增加，贫富悬殊加剧，这个90年代被称为“失去了的十年”（失われた10年）。在这段时期，中国、韩国等邻近国家经济急速增长，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地下降。
其后，虽然推出了正式的改革，但在改革下未能受惠的以低收入阶层却存在着不满。有人说，这些不满转而至海外，就像昭和初期所出现的民族主义再次活跃起来。

‘贰’ 战后史学是什么

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新史学不断得到壮大。大致到战后50年代中期，新史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史坛的主潮。这个过程在西方国家并不完全同步，德国要稍晚一些，但在总的发展趋势上是一致的。最主要的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此外，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也有影响。但对新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国年鉴学派。不过要注意的是，在新史学成为主潮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对抗，不过终究大势已去。因此，战后的西方史学需要注意的正是新史学的发展变化。这就说到了第二点。

从5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新史学发展迅猛，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成绩尤为显赫。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凯歌行进时期。或许是由于这时的新史学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排除障碍，巩固壮大自己，因而各流派之间显示出的共同点比较突出。我们大致可以指出以下几点：首先，这时的新史学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和建设，主要是对在史学中影响颇深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根本性的审视和修正。其次，对适合新史学范型的各种新方法和研究课题进行探索。这个时期也就被称为“后实证主义时期”，而六七十年代则被誉为实行“方法论革命”的年代。

在新方法论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跨学科方法特别值得一提。如果说，过去各学科处于分割状态，彼此之间至多只是借用一些结论的话，到了六七十年代各学科都感到有统一的必要，都需要有能融合各学科优势的跨学科方法。这是由于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有了改变。这样就出现了跨学科的“黄金时期”。其特点是在对社会进行完整的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科学。而在此过程中，各学科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六七十年代的跨学科研究是有新意的，其表现是：不只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资料和方法，而是各学科研究对象的统一，甚至是构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在60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特点，即这时期的新史学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它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理论模式和研究技术以丰富自己。这种分析性的史学并不是要追求一种普遍历史理论，而是立足于探求分析的科学原则和标准，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倾向，即这时的新史学虽然对19世纪史学的实证性表示不满，对19世纪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也有怀疑，但自20世纪初叶以来新史学家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中来的努力，此时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德国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年鉴派更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代表人物就是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不仅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体现年鉴派“总体史”思想的巨匠。他的巨着《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使他闻名遐迩。他在时间观上的创新使他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布罗代尔等同于新史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就在新史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布罗代尔时代”，新史学的弊端已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和质疑。我们不妨以布罗代尔为例作些分析，以窥见新史学弊端之一斑。布罗代尔构建的总体史，结构独特，资料宏丰，但却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弊病：一是过分强调超越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这些弊端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历史学中的“社会的转变”使历史学的特性变得模糊起来。可以设想，“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如何体现历史学的特性？因此，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以后，法国的新史学就出现了一种力图克服弊端而新见迭出的纷繁多样的局面。

简单说来，这时的变化可用“人类学的转变”来概括，这种变化并非偶然。从方法论上说，布罗代尔时期盛行的用来分析结构和过程的社会学理论难以研究历史上的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而业已存在的注重构建不同时代人们的“世界图象”的心态史却为此提供了可能。心态史是一种“从内部研究的历史”，着重研究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研究决定他们个人行为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历史人类学就是由心态史发展而来的。这个新流派不研究客观结构和过程，而是研究历史上人们日常意识的现实内容、心态现象、符号系统、习俗和价值观，研究心理目标、理解定式和行为模式。一言以蔽之，以人类学来解释文化。在法国，不少成功的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着作相继问世。法国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在西方其他国家大多也有反映。

这一时期新史学的发展和更新，扩大了史学的认识能力和研究领域，导致了历史学新分支的出现和重组。除了传统流派外，此时流行的是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生态学、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然而，围绕着新史学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史学发生危机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大致从这时开始，战后的新史学进入了又一个时期。

‘叁’ 战后初期指什么时间范围

战后初期一般是指战争结束后，处理一系列战争遗留问题，规划新的秩序并恢复社会稳定的一段特定时间

有时候，战后初期也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初期，这段时间在学术上没有统一的概念，我个人认为是指从二战结束（1945年8月5日）至上世纪50年代末

在这段时间内，世界大国按照雅尔塔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确立的基本原则，重新划分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起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即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美国与苏联各自成立了“北约”与“华约”军事组织，基本确立了美苏两极争霸的国际战略格局。

以上都是我个人组织的回答，希望能让楼主满意

‘肆’ 德国历史，有时间划分的

1、日耳曼时期（约70万年前-476年）

公元前58年，古罗马军队与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西数十公里处厮杀，那场战斗以日耳曼人的失败告终。公元9年，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下层人民联合，推翻了显赫的罗马帝国。

2、法兰克人时期（477年-813年）

从509年开始，法兰克人分为3个部族：萨利安人、里普利安人和卡蒂人。公元800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日耳曼头领查理曼加冕，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3、德意志立国（814年-919年）

公元814年，查理曼去世后其三个儿子把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成为后来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雏形。其中东法兰克相当于现在的德国西部，地理上称德意志，因为这里的人讲德意志语。

公元919年，东法兰克王权落入了萨克森公爵亨利手中，他把东法兰克王国改成了德意志王国，这就是德意志历史的开端。

4、神圣罗马帝国（910年-1806年）

公元962年，亨利之子奥托一世加冕教皇授予罗马皇帝称号，德意志王国便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史称德意志第一帝国，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柏林之后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

5、普鲁士时期（1807年-1870年）

1815年欧洲各国联军打败了拿破仑，德意志各邦组成了松散的德意志邦联，由38个帮联成。1870年7月14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欧洲各国保持中立，普鲁士获胜。

6、德意志帝国（1871年-1932年）

1871年1月18日，德皇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举行加冕典礼，宣布了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诞生，史称德意志第二帝国。1919年6月签订的《凡尔赛合约》，迫使德国割地赔款。

7、纳粹德国时期（1933年-1945年）

1933年1月30号，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开始了纳粹专制统治，史称德意志第三帝国。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5月德国投降，二战结束。

8、战后德国（1946年-）

战争结束后，美、苏分区占领德国，分别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关于德国统一的条约达成于1990年2月13日。

(4)历史战后指的什么时候扩展阅读：

从l990年5月5日开始，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6国展开了多轮谈判，最终于1990年9月12日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国际条约》。

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国对德国的占领状态彻底结束、放弃所有特权，德国统一的所有政治、外交障碍被扫除。

统一之后德国政府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

‘伍’ 巨大的求助！！关于日本战后的历史

一、日本战后改革

（riben zhanhou gaig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之下进行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广泛领域的民主主义改革。主要包括：第一，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采取如下措施：解散日本全部军队；逮捕东条英机等140多名战犯，并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废除《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撤销特高警察；解散右翼法西斯团体；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神道和国家分离；释放共产党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等。第二，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意旨修改宪法。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0月7日经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 11月3日正式公布，从1947年5月3日起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废除天皇的绝对统治大权，“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日本为议会制国家，内阁对国会负责，行政权由内阁执行；“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新宪法使日本成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第三，解散财阀。美国占领当局首先指定三井总公司等83家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财阀的56人为财阀家族。这些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须交给“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处理。解散持股公司，勒令财阀家族及财阀公司负责人一律辞职，十年内不许复职。在此基础上又制定《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分集中排除法》，禁止卡特尔的共同行动，划小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的企业。此项改革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被指定的83家持股公司只解散28家，原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325家企业中，实际上被划小的企业只有8家。解散财阀虽不彻底，但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促进了战后日本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第四，农地改革。先后颁布两次农地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有：凡在村地主超过一町步的出租地和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出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全国原230万町步出租地征购了190多万町步，其中180多万町步廉价售给佃农。农村90％耕地变成自耕地，90％左右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封建地主制基本上被消灭，形成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此外，日本还对文化教育、劳动立法、公务员制度、警察制度、家族制度等进行改革。战后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解决了明治维新遗留下的历史任务。日本由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通过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基础、美国的扶持政策、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机遇、国防开支的减少与军事负担的减轻及有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揭示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是曾经获得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所致.

二、日本战后经济

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陷于瘫痪和崩溃边缘。据日本经济安定本部1949年报告中统计：日本物质财富损失总额为1057亿日元，相当于1944年全部国家财富的35%。1946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1934—1936年平均水平的30.7%，农业生产降至战前的6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战前一半。就连美国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都说：“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降为四等国。”

经济崛起原因之一：美国的扶持。二战后，世界分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为抗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广泛的结成军事或经济同盟。由于二战的摧毁，西欧国家及日本等传统资本主义强国都是百废待兴。因此，为抗衡苏联，美国开始扶持这些国家，帮助他们恢复经济。在东亚，扶持日本便成为了制约苏联及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有效方法。

原因之二：战争的刺激，即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从1945年至1949年是战后日本重建的“蜗牛爬行”阶段，经济恢复速度缓慢。到1948年初，尽管通货膨胀稍有抑制，但整个经济形势仍不景气。1949年2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实施以“紧缩通货、平衡预算”为核心的“道奇路线”。经过整顿，到1949年底，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税收增长40%以上。但道奇路线在另一方面又造成货物大量积压，工厂相继倒闭，失业增加，银根紧缩，出现所谓“稳定恐慌”。到1950年初，日本经济阴云密布。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它宛若久旱之后的甘露，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后“第一次军需繁荣”。
朝鲜战争对促进日本经济在1950～1955年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大量的军事“特需订货”。据统计，3年战争期间，日本直接向战场美军提供的“特需订货”达13亿美元；而外国官员在日本购物以及外国有关机构支付款项的“间接特需”达23亿美元之巨。美国的“特需订货”动员了日本各部门的经济力量，在侵朝战争期间，日本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交通的90%的上部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军服务。日本成为美国的“兵工厂”。“军需订货”的源源而来，为日本经济注入了起死回生的“强心剂”。
其次，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出口贸易的增长。仅1950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日本出口额增加55%。而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达2.8倍。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日本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52年，日本“特需收入”为8.2亿美元，占该年外汇收入的66.8%。
再次，“特需订货”和出口增加使日本的商业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日本有近1500亿日元的积压商品顷刻间被抢购一空。许多百货大楼拔地而起；衣料、粮食的配给制被取消；工农业生产指数迅速回升。工矿业生产在1950年10月已达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1952年已达战前水平的111.2%。国民生产总值1951年达152亿美元，为战前水平的119.4%。
最后，朝鲜战争使日本企业界获得了高额利润，反过来又促进了垄断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例如日本棉纺织业十大公司在其间利润增加9～19倍之多。其中90%的利润都留在企业内部用作积累资金，这就保证了有充足的资金来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例如在薄钢板方面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带钢轧机代替过去的递回式轧机，使生产效率提高了1000倍。煤炭、电力、造船、电子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化的新技术。
三年朝鲜战争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军事“特需订货”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工农业生产指数大幅回升；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垄断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这一系列的良性经济运行循环使战后步履维艰的日本经济很快走出了“死胡同”。1956年日本政府发表的《经济蓝皮书》正式宣布“以恢复为杠杆的成长已经结束”，提出要由现代化来支撑以后的经济发展。从此日本经济入了以实现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时期。而1950～1955年，日本经济的复苏恰恰为1956年后日本经济持续18年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根基。
总之，朝鲜战争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正如日本资产阶级政客所津津乐道的那样：朝鲜战争“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一股神风”。
同样，越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第二次军需繁荣”。日本没有直接参加越战，也没有直接从越战中获得太多的好处，但越战为日本消化设备投资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美国经济服务于越战以后，民用品的生产让出来了一大块，日本的设备投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整个越战期间及越战结束后美国休养生息期间，是日本向美国提供了美国市民日常的生活用品。1965年日本对美出口为24亿美元，70年增加到了59亿美元。
越战期间，美国为了安抚越南周边国家，在经济上予以了很大的支援。越南周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大量的生产设备，在美国没有能力提供的时候，是日本负责提供的。1963年日本对越南周边国家的出口仅有13亿美元，70年为36亿美元，增长幅度大大地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

原因之三：日本自身的努力，即根据本国实际，适时调整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在：
1、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
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把科学技术水平推向新的高峰，开创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新纪元。
50年代—70年代是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时期，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普及运用的关键时期，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日本赶上了机遇，更抓住 了机遇，在确立外向型经济妥展战略的同时，制定了“科技立国长远发展战略”，注意吸取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选择以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合成材料技术的开发，为振兴日本工业的突破口，引进国际尖端技术，进行消化后使之转化为生产力。从1950—1972年共引进11786项新技术，使日本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据统计1956—1964年，日本经济全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其中因技术而增长的部分为48.5%。可见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是日本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2、制定“高度经济成长”政策。
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从此，日本进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了“高度经济成长”政策，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预计划在十年后的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增加一倍。
为了“高度成长”，政府给国家财政进行巨额投资和金额贷款，采取对公司企业减税及其他财政措施，以增加资本积累，增加出口贸易。为了“高底成长”，工业生产在大规模设备投资下，以技术革新为中心，进一步以世界第一的超高速度继续增长。
1964年佐滕内阁执政，继续执行“高度经济成长”政策，1965年至1970年，出现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7.2%的十年里日本工业生产水平年平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超过了美国2.69倍，英国4倍，联邦德国2.4倍，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盟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
3、推行贸易外汇的自由化计划。
为了扩大出口，增收外汇，加速经济发展，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订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同时恢复日元对美元的交换性能。池田内阁执政后，1961年7月，进一步制定了《促进自由化计划》。1962年内，包括石油、煤炭在内，日本实现了产品88%的自由化。1964年6月，日本政府发表《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8月，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所规定的国家。接着又加入了当时以开发“后进国”为名的欧洲合作组织（OEEC）这些标志着日本“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形成。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呈迅速上升势头。
4、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随其经济的发展，地位的提高，开始改变其向美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方针。为了获得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日本政府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为发展经济服务。先后出台了“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自主选择外交政策”。
1972年9月田中内阁同中国恢复邦交，迈出了“多边自主外交”的第一步。1973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西欧这是日本与西欧关系的转折点，奠定了日本与西欧“确立伙伴关系”的基础。1974年三木武夫组阁后，推行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政策”，福田赳夫任首相衔后修补了上述政策，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1977年8月福田出访东南亚各国，表示向东盟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扩大了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鉴于苏联威胁的增加，福田内阁末期于1978年8月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中友好，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两国贸易迅速增长，1981年贸易额达100亿元，为复交前1971年10亿美元的10倍，1991年中日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为复交前的20倍，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已达1500多家。这些无疑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5、多次采取“反萧条对策”。第四产供销中东战争爆发，由石油危机而导致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日本从60年代开始，就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中东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剧烈的打击，日本的经济也进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中。从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倒闭企业达11681家，失业人数达112万15、元人，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第一次出现0.5%的负增长，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
为了缓和危机，刺激经济的复苏，从1975年开始日本政府多次采取“反萧条政策”，主要对策有：“⑴增加财政开支，扩大公共投资。⑵对垄断资本减税，以刺激扩大生产。⑶松动银根，降低利率，增加企业利润。⑷发行赤字公债。⑸制订修订种种法律，为垄断资本摆脱寻找出路。上述措施，促进了日本经济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从1975年至1978年连续4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5%的水平上。这次经济的回升，主要是靠政府空前干预和企业“减量经营”实现的，同时也是实行产业合理化的结果。

原因之四：重视教育，加速人才的培养。
1、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高等教育体系完善。日本较早的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战前就已普及了四年及六年义务教育，1947年进行教育改革，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50年九年义务教育完全普及，就学率达99%，1965年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比率达69.6%；1970年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达23.6%。同时还有配套齐全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一句话“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
2、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
日本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逐年增加，1956—1978年期间，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的比例就达20—33%；1978年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投入的7.1%；同年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相当于1950年度的51.46倍。
3、提出“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为了振兴日本经济，适应“高度经济成长”的政策，1962年8月日本政府提出了“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战略思想。“造就人才”实质是美国的“开发人类能力的政策”即把人看作经济上的生产力，因教育投资来开发这个力量的政策，是和日本式“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暗物。“建设国家”就要造就“热爱民族、国土和文化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见识，在国际上也是以赢得依赖和尊敬的日本人”。
为了实现“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日本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⑴进行“学力测验”，建立早期优秀学生选拔制度，建立优秀学生跟踪档案，确保成才。
⑵颁布《教科书免费分配法》，对义务教育期间的中小学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境贫穷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和中餐补贴制度。
⑶建立“光荣母亲”评选制度。
为了形成学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重视教育的氛围，日本文部省在全国推行“光荣母亲”评选活动，对那些教子有方、爱女有道的突出母亲或父亲政府授予“光荣母亲”（父亲）的荣誉，给予奖励，登报表彰，通过评选，涌现了一大批“光荣母亲”（父亲），使尊师尊教成为日本国民的自觉行动。
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发展经济所需的各类人才都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原因之五：“经济第一”，勤勉劳作的精神。
战后的日本，在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反省”战前的“军刀政治”、“版图扩张”的富国强兵文化，认识到“军事第一”绝不能使日本通向幸福，从而确立了“经济第一”、“勤勉劳作”的新的经济文化观点。
1、国内建设中，信奉“经济第一”的原则，他们在狂热的军事热情遭到破灭后，所幸福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上，经济成为战后日本所关心的唯一国策。发展经济，努力生产，成为有志青年的献身目标，大批优秀的人才开始由军事转向企业界，科学、教育和工程人员的奋斗归宿只有一点，那就是推动日本振兴。
2、国际事务中，坚持“经济第一”的原则。
在国际事务方面，日本也坚持“经济第一”的原则，一切以日本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基点，对战后冷战、地区冲突坚持保持中立的消极态度，使得日本经济在国际交往中避免了许多 不必要的“封锁”和“干扰”，以至今天日本仍有“经济动物”的雅号.
3、乐于奉献的“勤勉劳作”精神。
与“经济第一”相共存的是日本人的“勤勉劳作”精神。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勤勉劳作同样成为日本民族的精髓。日本人为了家庭、为了妻子儿子，为了幸福的生活，自觉地加倍工作。他们坚信勤劳就会幸福，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汗水而少取工资。日本人效忠企业，以厂为家。真正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企业竞争意识，正是这种乐于奉献的勤勉劳作精神，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塑造了日本民族深邃的灵魂。

三、启示：

通过战后日本经常济的崛起原因的初探，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能在短短的50年时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创造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绝非偶然，从上面的探索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日本经济崛起，得益于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得益于吸收消化欧美先进的文化科技技术。日本1960—1970年十年里，工业生产水平保持16%的增长速度，其中增长的80%都是靠吸收转化科技成果而获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谆谆教导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要有日本当年那种敢于引进，善于引时，甚至不惜“错误”引进的决策和胆识。充分利用、吸收消化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用。
启示之二：日本经济崛起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为了发展经济，日本不惜以允许美军驻军为代价，来换取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为了发展经济，日本能够主动改善邻国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关系，化敌为友，赢得安宁的国际环境；为了发展经济，能够依据需要制定适应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包括暂时“不平等”的政策。这些对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正有力证明邓小平“猫论”的无比正确吗。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只有对我们建设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不要怕“吃亏”，今天的“吃亏”就是为了明天的崛起。
启示之三：日本经济的崛起还得益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无论是战后困难时期，还是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教育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有人说，21世纪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下一个世纪即将到来，我国要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各级政府都必须要向日本那样，真正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真正树立科教兴国的意识，决不能以经济困难为借口而忽视教育压缩教育经费的投入。全教会刚刚落幕，《教育发展十年纲要》已经颁布，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发展的春天就要到来。
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咬定发展经济不放松，借助日本成功经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日本今天的富强，就是我们明天的现实。

‘陆’ 冷战后具体是指什么时候

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开始。1989年马耳他会晤标志着美苏“冷战”的结束。这样，从1990年初就可以算作冷战后时代，一直至今。不必从苏联解体开始算，因为从1989年苏联开始收缩，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你这本书其实从第九章我看就可以算作冷战后时代。

‘柒’ 简述战后世界发展观与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传统发展战略、综合发展战略和持续发展战略是战后发展战略演变的三个主要阶段。

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 传统发展战略”
所谓“ 传统发展战略” 是指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支配下形成的发展战略。它盛行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它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病和问题：首先，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消除贫困，也不可能真正消除贫因。其次，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第三， 传统发展战略未能考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造成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
二、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发展战略”
世界进入70年代以后，经过全面、深入的反思，出现了各种替代发展战略, 如“基本需求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生态发展战略”，这一时期的新的各种替代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一种综合发展战略。它包括以下两层主要思想：第一，强调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第二，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持续发展战略”
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有：第一， 强调人类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应当是坚持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能凭借人们手中的技术和投资, 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迫求这种发展权利的实现。第二，强调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不能允许当代人一味地、片面的、自私地为了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而毫不留情地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的发展与消费机会。

三种不同的发展观与发展战略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道路土的不懈努力， 是人类在发展问题土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