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历史学是什么

㈠ 什么叫“后现代”具体点！！

后现代是一个历史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时代，与此相关的“后现代主义”是指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哲学思潮。后现代现在可是热门话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对此作了一些介绍，可以看看

㈡ 后现代主义史学本身有哪些缺陷

把资本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关联起来还需要时间来澄清，现代哲学也没有变成科学的附庸，从古希腊、文艺复兴，到康德、黑格尔，都还是哲学引领着科学，而不是相反。但是，现代哲学确实受到了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不过，这里的情况可能比想象的更复杂，科学本来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主体理性的，然而它简直可以说完全脱离的哲学的限制而独自发展了，也许只有资本对它还有一定的影响。与科学技术相比，资本的渗透力和生产形式倒是更应该受到审视。现代哲学可以说是具有相当创新意识的，反对主体性的力度不可谓不小，也没有忽视科学的桀骜不驯，更不要说与其共谋。也许现代哲学的步伐与科学技术的异化相比仍然显得落后，而且科学技术、尤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并没有一味地遵循受资本控制下的运作模式那样与政治紧密勾连，而是滋生出对权力体系的消解趋向。这看来很像是配合了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从而帮助了在年轻一代思想中的普及和深入。各种可以迅速共享传播的网络资源、和以站点为社群单位结成的庞大网络潜移默化地宣扬着各种差异化生活方式，不断地突破传统规定的叛逆性的、“自我放逐”的游牧生活不可能存在对权威中心的忠诚，也不再拥有对确定性的、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的信仰。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历史哲学，都不会因为某种理论或主义的批判而消亡。后现代主义不仅对历史学、而且对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哲学、文学艺术等许多学科进行了批判。撇开其焦虑的情绪和极端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确指出了历史学、历史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历史学家曾经想当然的认为普遍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变得狭隘、相对化、不确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方面和内容；“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理论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它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历史学家的关注点有益的转变到‘作历史’的基本哲学前设”【25】。如果说存在一个“绝对”的话，人类的思维就好比是井底之蛙，永远只能看到有限的天。然而，看到比以前更开阔的天的通道总是存在的，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反思和实践行动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及其以前的历史理论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如果追索其理论渊源，以及其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学派的相互联系，我们还是能够寻找到学派之间的“渗透”的。比如，年鉴学派的分时段应用不同的历史解释要素，不仅仅是对历史进行科学性的精细分析，而且就像其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拉迪里那样，是在“人的历史”之外开辟了易于科学分析的物质性要素的历史研究空间，包括地质、气候、甚至瘟疫等等因素。这与蓬勃兴起的各种文化史一样丰富着历史研究的多个纬度，揭示“克丽奥”的多个面向，而不只是政治历史这一个中心。后现代思潮和后现代史学当然存在它自身的问题和困难。詹姆逊说，“按建筑家自己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根本上的失败。柯布西耶和赖特的新建筑，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也没有美化后期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垃圾空间”【26】。即使在历史领域中，它也缺乏历史主义的视域；面对走向“后现代”的社会，却缺乏观望未来的建构理想社会的责任感。对揭示出来的问题它也未有深度的思考，而通常只是诉诸偏激的批评了事。简言之，消解传统有余，积极建构不足，更缺乏有效的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利奥塔承认后现代主义理论终究是不完善或不纯粹的，他说见证“不可言 说之物”的欲求需要以叙述的形式来表达。周锡瑞直言批评“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而他要立的则没那么清楚”。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极端的言词我们大可不必较真和介意，甚至可以说，我们目前首要的依然是史学的现代化而不是跳过现代化而直接从事后现代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无论是否可行，那样的所谓后现代性就变成空泛的、不切实际的、虚假的了。这一点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如此，而且，无论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理论还是后现代史学观念，对于我国的史学理论都有现实的批判力度。虽然我国历史悠久，各种史书堆积如山，但反思性的历史感尤为缺乏，要么是细究于史料的历史编纂，要么是被政治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所控制。历史理论和方法都与西方现代存在相当的差距，历史理论的主导模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观念，有意无意陶醉于仕途或山水的精英又怎能期望没有历史反思思维习惯的大众不是“成者为王败者寇”（关于历史思想的教育问题很重要，但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这让我想起罗伊斯的寓言【27】，那是一个很中肯的讽刺。在西方处于学术边缘的几位汉学家的作品拿到中国来却让人耳目一新，备受中国学者推崇【28】。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一定蕴涵以西方历史为主体的现代历史理论所遗漏的地方，而这是后现代史学视角所能关注到的，也许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发现现代理性难以包容而后现代思维能够解释的闪光点。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历史研究是对他们的历史研究和理解的补充。而中国学者虽然有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体验，但无开阔的视角，所研究的结论大多不免落入西方学者成熟的现代性之网中。王宪明对杜赞奇如下的评价发人深省：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的使用上未必尽妥……但从总体上看，此书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尤其是书中所提出的“复线的历史”的观念，对于拓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对近代中国史的理解，特别是拓展对于近代中国史学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9】的确，后现代史学批判对于我国学界还似乎是一个奢侈品。就如早已实现了现代化阶段的西方现在挑剔的是环境问题、文化和艺术质量、生活享受的方式，而我们还在为基本生存权、物质建设的现代化大兴土木，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延续。由此可见，我们既要补上跨不过的“卡夫丁峡谷”这一课，又要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同面对环境和人文等方面针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处理这一挑战。我国历史学（其实不只是史学，政治学等也是如此）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对于西方现代史学的成果还在吸收消化过程中，同时又要叠加上后现代主义批判，其实这只是一种方便的、通俗的说法，因为按利奥塔在回答究竟什么是后现代的问题时所说后现代是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30】。如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一样，在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文化理论方面，我们能够停下现代化步伐来只关注后现代性的问题吗？我们又能够只是一味进行现代化而漠视后现代主义批判提出的问题吗？它们是已经发生的现实，我们无可逃避。

㈢ 如何评价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主张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目前,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由于它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因此要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是无法完成的.若以单纯的历史角度来说,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当中领先其他范畴的,尤其是六十年以来的建筑师,由于反对全球性风格缺乏人文关注,引起不同建筑师的大胆创作,发展出既独特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方案.而哲学界则先后出现不同学者就相类似的人文境况进行解说,其中能够为后现代主义大略性表述的哲学文本,可算是法国的解构主义了. 设定相对主义.不是不讲道德,而是反统一道德；不是否认真理,而是设定有许多真理的可能性,从个人的角度、情境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性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包括对圣经,和其它信仰宣告）.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文化和性上占优先地位.

㈣ 后现代史学取消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

传统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家的理性有能力说明过去。他们肩负着教育、启迪读者，向读者解释、灌输历史垂训，从而起着传承文化的作用。而历史学工作的程序，正是建立在现代诠释学基础之上。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对同一史料产生不同解释的事例随处可见。既然“作者已死”，历史学家对史料可以作随意的解释，那么历史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呢？可见，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主体的消解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颠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权利的支配，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出来的，揭露出知识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其次，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指出历史是一种叙述，必然要编织情节，采用各种修辞，从而会形成一些虚构或带有一些主观性，这就类似于文学艺术成为一种语言游戏；最后，后现代主义者将历史文本化，调整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解多元化的层面提升读者的地位，贬低了作者的地位，并提出语言是挡在真实面前的障碍，否认了客观事实的存在。这就导致了现代主义史学陷入了客观性的危机。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文库 豆瓣

㈤ 历史学是什么

历史学，简称史学，是研究包括人类社会一切问题在内的科学。

西周就有作册、史某的说法，史在西周就是记录人员，在中国古代记录历史有皇家和民间之分，西周金文、唐顺宗实录、宋太宗实录、明实录是皇家史学的典范，史记则是民间史学的代表作，历史学是中国古代皇家教育的重要内容。

然而，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较为激进的理论家，如海登-怀特等，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等角度分析历史书写的结构，主张历史与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㈥ 什么是后现代

后现代即是超越现代的意思．现代主义是伴随工业革命的产物，以“机器”为中心意象。后现代则是1970年代的产物，以“人”为中心意象，摆脱现代主义对功能性、效率性的追求，而加添了幻想、情感、非理性等因素，并重回传统的类型中去寻找灵感。

后现代一词，如果出现的上下文与艺术完全无关，那么就只是借用它来表示“最新潮的”、“走在时代尖端的”。当然，它也广泛用在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等各方面。

“后现代”是在当下美术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之一。这说明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后现代”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成为美术界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怎样对待“后现代”。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确认所谓“后”现代主义也依然是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的进程仍然没有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美术家们没有必要证明我是“后现代”的美术家，他是“现代”的美术家，重要的是我是“我自己”，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不仅因为“后现代”依然是现代的一个阶段，而且它也必将成为历史

Postmodern 后现代

这是含义相当广泛的一个词，一般的用法是代表艺术、建筑、设计等方面对于现代主义（modernism）的一种反动。可是在许多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从棒球乃至汽车都能用这个字形容。

以后现代建筑为例。后现代建筑家摈弃了自包豪斯（Bauhaus）以来一直到1950、1960年代大盛的现代主义，转向历史细节寻找灵感，夸张建筑结构元素，有高度的象征意味，有时也带有巴洛克（Baroque）风味。后现代建筑的大师首推Robert Venturi。相对于现代主义大师Mies Van Der Rohe所主张的Less is more，Venturi则主张Less is a bore。他要求形式的丰富性与矛盾性，同时广由地方建筑风貌汲取灵感。他盖给他母亲的房子（在宾州Chestnut Hill市）即象娃娃屋又象传统农庄，成为初期后现代建筑的代表作。

㈦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产生背景

科技和理性的极端发展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科技和理性的负面效应得以充分展现正是借助了自然科学的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把科技推向了极端。

资产阶级一方面依靠科技建立了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推动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把科技和理性变成了获得私利和殖民掠夺的工具。

从而使国内的危机和矛盾不断激化，也加深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市场中的不平衡状况，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两次大战中，被现代科技武器灭绝的生命达到7000多万。

不仅如此，科技和战争之间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发展之中，把科技和理性、西方社会和西方人推向了更加片面化、极端化和畸形化的困境。

人沦落为理性和机器的奴隶：科技本是为人造福的，理性本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然而，社会历史和现实却使科技和理性走向了人的对立面：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变成了部分人掠夺他人的御用工具；人道和人权也服从于工具理性，人从理性的主体和人道主义服务的中心对象的位置沦落为工具理性和机器的奴隶。

这使得人们不得不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科技理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加剧，人们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管理和生产的高度机械化、科学化，社会生产和管理变成了更为庞大、严密和无情的机器体系，人成了这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人们的生活、消费、思想观念完全商业化了，并且为商业广告、大众传媒所左右，人失去了主体性、选择性，成为“单面人”（马尔库塞语），由工人和学生举行的 *** *** 时有发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不断激化。

西方人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不得不感叹“人也死了”！

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越演越烈，威胁着人们生存的自然家园。

：随着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受利益驱动大量开采自然，使很多非再生资源几近枯竭；另一方面，大工业又产生大量有害物质和气体，排放到自然界，进一步恶化了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环境。

自然界是人类的家园，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语）。

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本身。

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思。

来源：等到满山红叶时的博客

㈧ 后现代最先的起源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什亚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后后现代”。（注：举例来说，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国》上，就谈到了新儒学与“后后现代”之间对话的问题。见成中英、梁燕城：《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有关后后现代与本体诠释学的对话》，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15页。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注：如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的论文，见28：2（1989），第137—153页。 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着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学：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Amsterdam:Rodopi,1994）。另外Joyce Applyby,LynnHunt, Margaret Jacob的《论历史学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94）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专论。）

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着作。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着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注：台湾已经翻译了不少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着作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着作，如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eric Jameson"s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r Capitalism）； 哈森：《后现代的转变》（Ihab Hassen"s The Postmodern Turn）；司马特：《后现代》（Barry Smart"s Postmodernity），贝斯特、凯纳尔：《后现代理论》（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s Postmodern Theory）。 简金：《历史的再思考》（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其中简金的《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1996年版），出版后为不少大学用作教材，颇为流行。另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和译编有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路况《后／现代机器不满》（台北唐山1990年版）和唐维敏《后现代文化导论》（台北五南1999年版）。而大陆的学界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然后有现居美国的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Frederic Jameson）（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有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Arif Dirlik和 ZhangXudong 编有一英文着作题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Boundary 2,special issue,24:3（fall,1997）。）

由于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此便有一个侧重点和观点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依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能产生并发生影响，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仅仅抓住它的一些极端化的表现，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观念，攻击一番，然后弃之一旁，以为这样便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必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思考，因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

一. 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我们需对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modern）一词有时也译作“近代”，在中文史学界往往指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如果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么从1910年代（1911或1919）开始，则进入了一个现代史的阶段。但在西方史学中，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现代史”往往概括了一个长远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即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分段，也只是用“前现代”（premodern）这样的词， 并不舍弃“现代”。但既然有“前现代”，自然也会有“后现代”（postmodern）。由此看出西方人对“现代”一词的偏好。

的确，“现代”对西方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着眼，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也就没有西方。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正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的结果。在这以前，各地区的文明之间虽有一些交往，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因此“东方”、“西方”等名词，只具局部的含义，并不包含世界史的意义。如中国古代的所谓“西方”，指的是印度，而“东方”则指的是日本和朝鲜。同样，西方人的“东方”，也主要指的是现今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即爱琴海与小亚细亚。只是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西方人的“东方”概念才逐步扩大，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于是，处在“远东”的中国人和东亚人，也开始将原来的“西方”概念延伸，用来专指欧美。

东、西方概念在地理上的扩展、延伸，是“现代”所带来的、也即“现代化”的结果。“现代”这一提法，最早是西方人划分自身历史的一个词，见于文艺复兴的时代，由彼得拉克（Petrarch）发明，用来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照，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作法，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念。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认为随着古典文明的恢复，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即“现代”。（注：参见彼得·伯克：《过去的复兴意识》（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London:1969）。另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1998），第五章。）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成为西方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自20世纪以来，中文史学界受此历史观影响，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

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自那时开始，西方史家对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最常见的论点是，古典时代以文学艺术见长，而现代则以科学技术占优。（注：如英国学术界就有一场这样的争论，见列维：《书籍之战：奥古斯丁时代的历史和文学》（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Augustan Age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直到18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艺复兴的“三段论”历史分期，但与其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充满自信，认为现代无疑是一个进步、光荣的年代，不再为古代、现代的孰优孰劣而犹豫不决了。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

这种将过去视为现在的铺垫的认识，也是启蒙时期历史观的重要方面，可以用“寻根论”（teleology）这一术语概括。 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历史的演变不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且该过程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呈现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 因此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因此，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历史哲学开始在西方产生，以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着作为代表。 同时， 西方史家也对所谓“世界史”（universalhistory）产生了兴趣。

像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也能揭示一种普遍的通则，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他们的思路，正是来自启蒙时期所揭橥的普遍理性。这一普遍理性的存在与展现，是“大叙述”之所以可能的基础。而理性的普遍性，又是建立在同一的时间观念之上的。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证明在一个时间观念的框架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如何进化、演变，并分出先后、高下的次序。毫无疑问，从那时以来发展最快、最先的自然是西方，其标志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当时不仅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且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着述的中心。从18到19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正是民族—国家史学的天下，其着述的重点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当然，即使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是有不同的途径的，也即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进程有快慢、先后；有正常与异常之分。如英国与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常被视为“正统”，而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法国，则或者由于建立统一国家稍晚；或者由于统一国家建立之后纷乱、起伏不断而被视为“异常”。

这一思考模式，直接影响到以后非西方国家史学的发展。如中国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述，显然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延伸、扩展。由此可见，原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正蔓延全球，中国只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例子。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所谓现代史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当然，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是以反抗西方的侵略为目的的，但从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一反抗还是在西方史学观念的模式中完成的。因此，印度史家Partha Chatterjee 不无伤感地说：“即使我们的想象也永远是被殖民化了的”。（注：《民族及其碎片：殖民史和后殖民史》（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3），第5页。）如果我们可以将他的“殖民化”的含义作广义的理解，那就是源自西方、以西方模式为准的“现代化”运动。

为什么西方的历史编纂学能为非西方人所心甘情愿的接受，其原因除了西方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使人羡慕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科学主义思想的普及。这一普及与启蒙运动所揭橥的普遍理性有密切关系。精确地说，所谓理性，就是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理性，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发现和描述历史运动的规律；二是审慎地处理史料，检查其真伪，建立所谓“科学史学”。在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对此工作乐此不疲，以一种“前无古人”的姿态，重新审视过去，写作在批判史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史学。于是，德国史家兰克的“如实直书”成为一句名言，被史家们奉为治史的圭臬。而兰克自己的历史着作，也成为史家效法的榜样，因为兰克的着作，正是围绕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写就的。他穷其一生，写了几乎所有主要欧洲国家的形成史，到了晚年，他又想写作一部世界通史，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其经纬线。总之，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兴起与西方在现代的崛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历史观念都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准绳，本来只带有局部的意义。但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使得西方史家和哲学家在探究历史的意义时，寻求一种“大叙述”，想容括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于是，历史进步的观念和民族—国家史学逐渐带上了“普遍的”意义，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效仿。而在史料批判基础上的“客观”史学，更是因为史学本身就有“求真”的要求，而获得不少人的认同。

二. 从“现代”到“后现代”

但是，尽管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运动是20世纪上半期历史演变的主流，但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对其批评之声自20世纪以来却从未间断。如尼采在世纪之初高喊“上帝之死”，其本意是想说明那种对历史不断进步所抱有的信心，并不真实、实在。一次大战的爆发，更是使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大生怀疑。 如施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所造成的轰动，反映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施宾格勒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出历史进步观的破绽，而且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作等量齐观的考察。于是，所谓的“大叙述”就显出了漏洞。当然，施宾格勒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当时受到重创的西方人以某种安慰：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

也许是受到了施宾格勒的启发，同样提倡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史观”的英国历史思想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那个所谓的“现代”的问题。原来让西方人感到自豪的全球性的“现代化”，在汤恩比看来，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在其皇皇巨着《历史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认为这一“后现代”时期始自19世纪的70年代，因为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文化开始对其他地区产生深入的影响，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使得其他非西方地区也逐步强大起来。汤恩比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化”的运动，分析这一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之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如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接受，便会产生某种变化。因为这一接受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其加以改造。西方文化的绝对性，便无法存在。

饶有趣味的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及，才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一自我认识，对汤恩比来说，是“后现代”的标志。因此，汤恩比之所以使用“后现代”的概念，旨在提出一个吊诡。虽然西方化的运动在表面上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大，但实际上，这一运动使得西方人逐渐对自身文化产生怀疑，反而丧失了原先的那种自信乐观的态度。 （注：有关汤恩比的“后现代”概念， 可见RobertYoung 的分析。 简金编：《后现代历史读物》（The Postmodern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London: Routledge,1997 ），第75—76页。）

汤恩比的“后现代”概念，表示了他对“现代化”运动所持的一种怀疑态度。由此看来，“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否定现代主义的含义。在现代西方，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表示不满和批判的人有许多，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不少联系。一些比较着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同时又是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如已经为中文学术界熟知的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自70年代以来，詹明信出版了一系列探讨后现代主义的论文和着作，其中比较着名的是题为《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的着作。 从该书的书名便可看出，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汤恩比的取径比较类似。由于他们都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后现代主义就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思潮，可以任其自然消失。

在詹明信看来，这一历史的新阶段有其鲜明的特征，特别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从不同的观察点，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如“后工业社会”或“消费者社会”，甚至“新闻媒介社会”、“电器社会”等。但显然，“后现代主义”最为恰当，因为这些新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被詹明信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建筑和艺术，有一个总体倾向，那就是重视表现人对外表、形象等属于感官方面的印象，体现肤浅的、一时的兴致所在，而对深层次的感情表达和逻辑思维没有兴趣。

由此看来，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其本质是非历史的。它无视历史的顺序和时间的顺序，将一些本来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随意凑合在一起，激起人们一时的兴趣，留下深刻的感官印象。具体说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人们不再通过逻辑、历史的论证来阐明某个道理或者某个理论，而是通过不同图像的组合，甚至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使读者或听众对其所想要阐述的意见，获得一种印象，从而达到沟通的目的。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原来循序渐进的时间观念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社会，已经为“暂时性”（temporality）所取代。 法国学者冉·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当代社会的快速变化，主要表现在资讯和知识在电脑网路上的飞速传递和流通，使得每个事件都获得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按照原来的时间顺序发展，体现因果关系。这就像当代音乐的发展一样，摇滚乐等现代音乐流派，不再遵循音乐本身的节奏，而是变得很快，让人听得目眩神迷，沉醉在其巨大的音量中，被它吸收和溶化。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人们为事件的暂存性所吸引，不再关心时间或历史的终点。没有了终点，也就没有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元叙述”， 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注：布什亚：《对死亡的幻觉》（JeanBaudrillard,"The Illusion of the End,"）同上，第39—46页。）

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的“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批判所谓理性的普遍性。因为所谓普遍理性，仔细分析，并不涵括一切，而是必然有排它性的一面，即把不适合理性的现象排除在外，或者加以贬低，以证明理性的优越和准确。但是，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得西方人看到太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非理性往往就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表露出来。理性万能的信念就无法让人信服了。因此，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那种笼罩一切、建立制度和社会体制的作法，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注重为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它者”（the Other ）的地位。 如同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哈维（DavidHarvey）所描述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反映的是当代社会的四分五裂、无中心、不确定但又激动人心、转瞬即逝的场景，与现代主义所想表现的理性主义态度和社会的有组织、有结构恰好相反。（注：见哈维：《后现代的条件：对文化变迁根源的探求》（David Harvey, The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Cultural Change,Cambridge MA:Basil Blackwell,1989）。）

自60年代以来，西方已经有不少思想家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表示了怀疑。这种怀疑来自许多方面。如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人们更清楚地看到非理性意识在人们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而语言学中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化，也让人们认识到语言结构的复杂性和独立性：非但语言不是透明的，有其内在结构，无法准确地表达思想，而且语言还往往造成人们沟通时的误解。显然，如果人们在沟通时还会有困难，那么理性、科学等概念的普遍性又从何谈起呢？易言之，你如何知道西方人所说的“理性”就一定与东方人说的“理性”一样呢？甚至，你如何知道德国人说的“理性”与法国或者英国人说的“理性”是一回事呢？ 就拿“科学”（science）来说， 德国的对应词（Wissenschaft）就有十分广大的含义，与中文里的“学科”更为接近。

对现代主义的最大挑战，正如汤恩比所分析的那样，正是来自于它自身。由于现代化运动的普及，使得西方人看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自然，除了在现代西方，其他地区的人很少经历过像西方一样的科学革命，因此科学理性的发展并不多见。比如在近代中国，虽然胡适等人尽力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科学的因素，李约瑟甚至为此写作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但怀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如在中国哲学史上与胡适齐名的冯友兰，就发出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疑问。倘若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中都无法找到太多科学的因素，何谈其他文明？那么，是否所有非西方文明都一无是处、毫无进步可言呢？有不少西方人当然希望是如此，但这又如何解释理性的普遍性呢？于是，另外一些头脑开明、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有所怀疑的思想家便转而质疑普遍理性的存在。

因此，正是人类学、历史学等以研究人类活动为主的学科的发展，才使得西方人慢慢认识到启蒙运动理性概念的缺陷。本来，历史学是阐明理性发展的最好场所，因为历史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历史学成了人类理性思辨的有力证明。这里隐含的意思在于，既然人们能揭示过去的发展轨迹，也就有可能推测将来的方向。但是，通过对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世界并非一个统一体，世界历史也没有所谓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各地的文明自有其发展演化的法则，并不遵循与西方同样的路线运动。因此，与其说西方的历史具有普遍的意义，毋宁说西方历史只是世界各文明的一个特例而已。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十分明了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 （注：亨廷顿：《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Samuel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5卷第6期（1996年11／12月号），第28—46页。）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将西方的历史轨迹强加于人。一言蔽之，世界历史所呈现的多元性，已经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时间观念。

没有了原来的时间观念，所有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也必须重新反省。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东方”与“西方”的对应概念，就被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先驱萨依德（Edward Said）重新做了审视。 在萨依德看来，所谓“东方”的概念，其文化上的含义，无非是西方人所赋予的，用来与西方的文化相对比，或者反衬后者的优越，或者批评后者的不足。这种将“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作法——萨依德称之为“东方主义”——其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排它性，即人为地制造一个“它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超前。但是，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西方文明已经无法凌驾一切，更无法让所有非西方的地区和人民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行事。更重要的是，原来以为发动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正是西方人借助欺压、凌辱非西方地区的文明而得以开展的。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非西方地区的互动而促成的。原来视为异类的“它者”，其实是有力的“合作者”或者“竞争者”。（注：弗兰克：《再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Asian Age）（1998 ）便对中国和亚洲贸易的盛衰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世界历史发展便有多个的中心；那种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大叙述”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三. 文史不分家？

后现代主义不但向西方历史观念中的“大叙述”或“元叙述”挑战，而且也质疑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因为这两者都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由于科学主义观念的盛行，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从近代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家力图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完全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历史的活动。为此目的，史

㈨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影响(考古学方面）

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象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着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象”。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象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象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象、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象”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象,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象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象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