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西医到中国多少年了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着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着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着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 古代医学历史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医学。大家平时会关注古代医学历史吗?关于古代医学历史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医学历史,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汉族医学的历史最悠久,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最为丰富。
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着。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着《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着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着作。张仲景所着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着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针灸专着有《针灸甲乙经》;《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着作;制药方面有《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着,《颅囟经》是儿科专着;《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眼科专着有《银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着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公元1368--1644年)时,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着。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着《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泛开展了中药的植物学、鉴定学、化学、药理学及临床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为确立药物来源、鉴别药材真伪、说明作用机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全国普查药源的基础上,1961年编写出全国和地方的《中药志》。1977年《中药大辞典》的出版,使典籍记载中药数目多达5767种。同时,各种中药工具书,众多地方中草药专着及有关中药的报刊、杂志相继出现,各种中药科研、教学、生产机构纷纷建立。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③ 西医在中国的传播高中历史
西医在中国的传播高中历史如下:
1.明末清初:西医传入中国,但影响有限。
2.鸦片战争后
这些医院分科完备,技术先进。牛痘接种法、麻醉术、放射技术陆续被引入中国,西式医院建立西医院校建立
它们把教学、科研与临床结合在一起,培养了相当数量的西医人才西医凭借其特有的消毒、化验等手段,积极采取措施预防传染病、隔离传染源、治疗感染者、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对人们的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引入西方公共卫生措施。
一些大城市借鉴了西方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初步发展起来。
至咸丰年间,其余四个重要的口岸城市: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也纷纷开设了教会医院。
与此同时,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成为西医引入中国的重要源头,1843年6月,第一个香港教会医院成立,主治医生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50年,合信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医学书籍《全体新论》,咸丰年间几经再版,成为当时最普及的中文标准医学着作。
随着西医理论的广泛传播,西医在疾病诊治的普遍认可,1893年在洋务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总医院内,清政府接办了1881年由英国人创立的天津医学馆,开设了我国第一所西医学堂“天津医学堂”。
④ 谁知道医学的发展历史
医药从原始社会发展至今经过了漫长复杂的道路,其发展受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更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考古学家发现中国云南出土的距今 172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已会使用石器,并会用火。火的使用不仅把人与动物分开,而且对卫生也有重大的意义。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g”(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不同地区,发现的药物也不同,中国人发现大黄有泻下作用,麻黄能止喘;秘鲁人用金鸡纳治疗热病。 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随着狩猎和畜牧业的发展,一方面有了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使人类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如脂肪、血、骨髓以及各种器官如肝脏)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 陶器和粘土器的出现,使煮钣和炮炙药物有了可能。总之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朴素的医药知识以后发展为医学和药学的过程,则与当时当地的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如中国的医学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希腊的医学受四元素思想的影响等。 古代的医学 最初的奴隶制国家产生于大河流域的两旁。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人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国人在黄河流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事业。 在奴隶社会,生产力比原始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奴隶的劳动使劳动分工成了可能,也为文化和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奴隶社会便有了“职业医生”的出现。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 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印度、埃及、巴比伦的医学也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奴隶社会的医学文献,多半出自僧侣之手。因此,这些文献中含有许多迷信成分。 埃及的医学 约公元前4000~3000年左右,埃及已形成奴隶社会,已有了相当发展的文化。他们认为一切归神主宰,因此僧侣兼管为人除灾祛病,宗教与非宗教的经验医学互相混杂在一起。他们为了驱逐身体内的鬼怪,使用了催吐、下泄、利尿、发汗等法,并已知灌肠法。埃及富人因为迷信将死者遗体永久保存,约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实行尸体干化法,用香料药品涂抹尸体,是为“木乃伊”。这对于人体构造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成为现代研究古代病理学的宝贵材料,另外埃及古代用纸草文写成的医书,现存5、6种。有名的是英国考古学家F.皮特里于1888~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卡汗纸草书,写于公元前2000~1800年,是妇科;史密斯氏纸草书约写于公元前1700年,是外科;埃伯斯氏纸草书约写于公元前1550年,是医学通论。 印度的医学 印度在公元前4000年末至前3000年初,形成了奴隶制社会。《阿输吠陀》记载了医药和卫生,是较晚期(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根据史料记载,印度的外科很发达,大约至迟在公元4世纪时就能做断肢术、眼科手术、鼻的形成术、胎足倒转术、剖腹产术等;印度人除应用植物药外,还采用动物药和矿物药。由于毒蛇多,印度还有专门治蛇咬的医生。 印度医学认为健康是机体的三种原质──气、粘液、胆汁正常配合的结果。以后希腊医学的“四肢液说”影响了印度,使原有的三体液说增加了血液,成为“四大”学说。 印度古代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是妙闻(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最有名的内科医生是阇罗迦(约生于公元1世纪)。 巴比伦和亚述的医学 公元前3000年末和前2000年初,在两河流域的中部,巴比伦形成了奴隶制国家。直到公元前700年,亚述才征服了巴比伦。 巴比伦和亚述的占星术,与医学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身体构造,符合于天体的运行,这种人体是个小宇宙的观念,与中国古代颇相似。他们重视肝脏,认为肝脏是身体之主要器官,并用于占卜(肝卜)、对祭祀所用动物的肝脏检视极为精细。约在公元前1700年已经有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制定的《法典》,其中有关于医疗法的规定,是世界最早医疗法律。其中规定:“奴隶因医生手术而死亡或致盲目,医生需赔偿奴隶主全部或一半的奴隶身价,如果盲目或死亡者为绅士,则将医生两手切落作为处罚。”巴比伦和埃及一样,有两种医生,一种为僧侣,治病方法是咒文、祈祷;一种是有实际经验的医生,由平民担任。 古希腊的医学 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希腊人吸收埃及、巴比伦的文化长处,加上自己的创造,在文化科学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希腊医学是后来罗马以及全欧洲医学发展的基础。直到现在欧洲人所用的医学符号:手杖和蛇,即源出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许多古希腊的医学词汇沿用至今。 公元前 5世纪恩培多克勒提出一切物体都由“四种元素”组成,火、空气(风)、水和土(地),这四种元素以不同的数量比例混合起来,成为各种性质的物体,这与中国的五行说相类似。例如肌肉由分量相等的四种元素混合而成,神经由火和土与双信的水结合而成;骨由两分水、两分土和四分水混合而成。 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为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前377)。以他为名的着作《希波克拉底文集》可能包括许多后学的贡献,是现在研究希腊医学最重要的典籍。 希波克拉底学派将四元素论发展成为“四体液病理学说”。他们认为机体的生命决定于四种体液:血、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的各种不同配合是这四种液体的基础,每一种液体又与一定的“气质”相适应,每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于他体内占优势的那种液体。如热是血的基础,来自心,如果血占优势,则属于多血质。四体液平衡,则身体健康;失调,则多病。 希波克拉底学派倾向于从统一的整体来认识机体的生理过程。他们说:“疾病开始于全身……身体的个别部位立刻相继引起其他部位的疾病,腰部引起头部的疾病,头部引起肌肉和腹部的疾病……,而这些部分是相互关联的……能把一切变化传播给所有部分。” 希波克拉底学派还注意外界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有比较明确的预防思想。他们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一个没到过的城市时,要研究该城市的气候、土壤、水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作为一个医生,只有预先研究城市中的生活条件,才能做好城市中的医疗工作。 他们要求医生不要妨碍病理变化的“自然”过程,而应根据医学知识并考虑自然来进行工作。 《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很多地方都谈论到医学道德问题,着名的有《希波克拉底誓言》,后来欧洲人学医后,都要按这个誓言宣誓。 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希腊医学逐渐衰落,医学中心转向希腊化的亚利山大利亚。亚历山大利亚的医生希罗菲卢斯(公元前335~前280)曾注意到解剖学。另外,这一时期的药学也有发展。 古罗马的医学 罗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的组织首先表现在有常备的军队。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罗马帝国已有军医机构;为防止流行病,罗马帝国设有“医务总督”的职位,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官员。他们还负责举行考试,批准经政府许可的开业医。 罗马在公共卫生方面也有较高的水平,利用奴隶劳动修建了城市的水道(罗马的饮水由9条输水道用管子从市外送入)、下水道和浴场。在着名的“十二铜表法”中,还禁止在市内埋葬,并指出要注意饮水卫生等。 罗马时代的医学发展,与古代希腊时代的医学有继承性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占??生到罗马来的很多,如罗马最着名的医生加伦(约129~199),原籍就是希腊,他对希波克拉底的着作很有研究。 加伦的观点里混有“目的论”观点,即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人的构造也是由于造物者的目的而设。他说:左心壁比右心壁厚也比右心壁重,是为了控制心脏的垂直位置;动脉壁是致密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动脉壁内的微小气体散出。这种天定命运的学说,被后世遵为教条,阻碍了科学发展。在治疗方面他重视药物治疗。他证明草药中含有应该利用的有效成分,也含有应该放弃的有害成分。他有自己专用的药房,大量利用植物药配制丸剂、散剂、硬膏剂、浸剂、煎剂、酊剂、洗剂等各种剂型的制剂,储备待用。至今药房制剂仍称“加伦制剂”。 中世纪欧洲的医学 公元前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西罗马帝国于5世纪亡于蛮族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分裂成好几个蛮族王国。在欧洲,从公元6世纪到13、14世纪称为黑暗时代,文化进步很少;东罗马帝国却以拜占廷的名称保存下来。拜占廷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当时,有了医学校、医院和药房。拜占廷的医学家,多是医学网络全书的编纂者,他们收集了古代医学上丰富的遗产,并加以系统化。拜占廷至15世纪才被土耳其所覆灭。 中世纪的欧洲处在经济文化衰落时期,教皇和国王互相争夺统治权,天主教几乎握有全欧洲1/3的土地,教会成了最大的封建主,寺院很兴盛。在文化思想方面,欧洲中世纪几乎完全由教会所统治。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部门,医学也由僧侣掌握,只有他们懂得拉丁语,保存了一些古代传下来的医药知识,他们为病人看病,也替病人祈祷,成了所谓“寺院医学”。把治愈与“神圣的奇迹”联系在一起,这阻碍了医学的发展。 11世纪十字军东征,城市发展,商业旅行等扩大了欧洲人的眼界,也刺激了科学知识的发展,11~13世纪,欧洲许多城市建立了大学。其中最有名的医学院属萨列诺和帕多瓦两所大学,它们受经院哲学影响最小,在欧洲中世纪起了进步作用。 在中世纪,大学的主要学科为经院哲学,它的基本内容为解释或论证《圣经》的真实性。当时学医主要学习希波克拉底、加伦和阿维森纳的着作,死记权威着作上的教条而轻视实践,故步自封,医学上的进步很小。 此外,欧洲中世纪流行病传播猖獗,其中以鼠疫、麻风、和后来的梅毒为最盛。麻风在13世纪最为猖獗,在欧洲平均每400人就有一患者,后经严格隔离才停止蔓延,这也促进了欧洲医院的设立。1346年欧洲鼠疫大流行,促使威尼斯港口检疫,以后的伦敦、巴黎等也颁布了一些防止传染病的法规。 阿拉伯的医学 7~8世纪,许多国家和地区(或以前属拜占廷帝国),如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北非,和比利牛斯半岛都归属于封建的伊斯兰教强国,即所谓“阿拉伯哈利发王国”。阿拉伯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同时与东方商业交通频繁,又吸收了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因此,它起到沟通欧亚各民族文化的作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哲学、科学及医药学方面的主要着作,都被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在天文、数学、化学、农业、建筑、医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阿拉伯医学指使用阿拉伯语言区域的传统医学。公元 8~12世纪这个地区的医学很发达。阿拉伯在化学、药物学和制备药物的技艺方面很有成就。当时的化学即所谓“炼金术”。炼金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为变贱金属为贵金属;二为炼制长生不老之药。 炼金术的目的虽然荒诞无稽,但无数次的试验,建立了一些化学的基本原则,发现了许多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和医疗上有用的化合物,还设计并改进了很多实验操作方法,如蒸馏、升华、结晶、过滤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药物制剂的方法,并促进了药房事业的发展。 阿维森纳 (980~1037)是中世纪伟大的医生,在世界医史上也是杰出的医生之一,他同时也是着名的网络全书编纂家和思想家。他最着名的医学着作是《医典》,曾多次译成拉丁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医典》是研读医学的必读指南书。 在治疗方面,阿维森纳很重视药物治疗,在《医典》内他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药物治疗问题。他不但采用了希腊、印度的药物,还收载了中国产的药物。他还采用了泥疗、水疗、日光疗法和空气疗法。在诊断方面,他很注意切脉,他将脉搏区别为48种。通过阿拉伯,中国的医学也传入了西方。
⑤ 西药是从什么时期进入中国的
西医是如何进入中国的,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取代中医显赫地位的
现如今西医成为人们日常行医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医的显赫地位,然而在它出场之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对它的好奇,西学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医作为一门科学,16世纪以后就大规模进入了中国。
进入中国的初期,西医并不是以医道的传播,而是以介绍西医基础生理学知识为主。明朝末期,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首先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传教士的着作中。1569年,主教加内罗在澳门设立的医院,可谓是近代西医传入中国的鼻祖,康熙年间,康熙帝因为身体欠佳,中医又一直没有效果,因此对西医产生了兴趣,他对传教士白晋等人讲述的西医中的病因知识和相关的心理学很是好奇,特别是17世纪法国解剖学家福尔纳的着作更加感兴趣。于是下令一个最好的画家专画人体解剖图像,并将中医中的铜人模型做对比,发现铜人模型也有静脉,但无动脉和血管。
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加最先进的西医理论,用了近5年的时间将白净的人体讲稿整理存放,还编程了《人体解剖学》康熙帝对此也很关注,但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书在丹麦的皇家图书馆被发现。
西医进入我国以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对西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试着对照西医采取治疗,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医的医学家。他集中反映了自己所受西医的影响,并创作了一些书籍。干隆时期的王清任也是相信西医的学者,常常因为没有看到人体脏腑而感到遗憾。后来瘟疫流行,小孩死的很多,王清仁趁机查看了小孩死者的脏腑,多达30几人,才弄清楚中国古代医学所绘制的脏腑与实际的不符,后来就写了一本《医林改错》记述脑髓说。
排斥西医的人也很多,西医学在人体结构和身体功能认识及医疗体制上比中医更有所长,就引起了人们对猎的关注,但未对中医引起冲击和震荡,直到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在数日内去世,顽固的太医院开始反省,太医院作为旧时代传统中医的象征,从此就消失了,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权时期,西医被纳入到国家行政部门,这就表明西医已经正式进入中国,占据中国一滩的首要地位。而西药也是在西医传入中国后才有的概念,是伴随着西医的传入而相应传入的,西医所用的药物被称之为西药,中国的传统药物则称之为中药。
⑥ 中医有多少年历史了
中医的历史有五千年,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
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新纳入的中医传统医学的相关信息将写入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第26章内,该章节主要阐释传统医学的分类体系,将于2022年在世卫组织成员国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