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历史故事怎么说

㈠ 纸币的由来

纸币
【简介】

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是中国，时间约在公元九世纪。首次在欧洲使用的纸币是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不过那时发行纸币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作为真正的货币。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开始发行银单。银单最初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印刷品。印刷的银单一经公众接受就成为真正的钞票了。
目前世界上共有两百多种纸币，流通于世界193个独立国家和其他地区。作为各国货币主币的纸币，精美、多侧面地反映了该国历史文化的横断面，沟通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交往。目前世界上比较重要的纸币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等。

【纸币定义】

由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纸币本身不具价值，虽然作为货币的一种，但其不能直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

【流通公式】

纸币的流通公式=商品的价格总额/货币流通次数

【交子的诞生】

一、出现背景

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到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纸币——“交子”。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900年来，“交子”诞生地始终是个谜。

据专家考证，“交子”最早是以私下流通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又称“私交子”。着名经济史专家、西南财经大学货币证券博物馆馆长刘方健介绍说，北宋初年，成都一带商业十分发达，通货紧张，铁钱却流通不畅，于是当地16家富户开始私下印制一种可以取代钱币、用楮树皮造的券，后来被称作“交子”。当地政府最初想取缔这种“新货币”，但是这种“新货币”在经济流通中作用却十分明显，于是决定改用官方印制。但是这两种“交子”的诞生地却一直没人发现。
历史考证，“交子”最早在成都万佛寺内印制。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早在3年前，货币博物馆的詹星就开始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着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这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现在的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金花桥侧。

二、产生原因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成都是重要的经济重地，而且，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三、发展过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四、影响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会子】

一、 会子的由来和“会”字的读音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①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②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③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④，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⑤。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⑥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⑦。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⑧。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甲申。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引陶宣干《河东逢虏记》。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④ 吴曾：《能改斋漫录》逸文(《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六引)。
⑤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
⑥ 《盘洲文集》拾遗。
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乙酉。书中“兑便钱”的“兑”字写作“兑”，这是“兑”的一种写法，并非错字。有学者错认为“充”字，以为它是错字。
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①。

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中央政府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会子的“会”应读何音，有必要提一下。“会”可以读hu)音，也可以读kuai音。现在在谈到会子时，两种音都有人读，显得不统一。从会子的由来不难推断出“会”字的正确读音。会子意为取钱凭证，有“会合”之意，而无“会计”之意，可见应读hui而不读kuai。后来产生于明末的汇票，很长时期都写作“会票”，后逐渐被“汇票”所取代。从“会票”一词的演变也可见会子的“会”应读hui音。

二、会子的分界和完全搞清分界情况的不可能

会子开始不分界，后来才决定分界，分界后又实行两界并行。何时宣布分界和两界并行，史书的说法不尽统一。何时宣布分界共有三说。

会子分界发行后，旧会子收回，收换期自乾道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乾道五年三月十曰①。收换时每贯收糜费钱20文，几百文的收10文。会予以三年为一界。由于《宋史·食货志下三》说交于是三年一界，实际上却是两年，有的学者怀疑会子实际上也是两年一界。其实两者不能类推。《宋史》作者说交子三年一界是误以为三年，并不是用三年来代表实足两年②。而说会子三年一界则不是误以为三年，自然不能推彼及此。《宋史·食货志下三》记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会子展界，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一界，两次展界共为九年；如果是实足两年一界，加起来就只有六年了。

会子一共只有18界，要搞清各界的发行和收兑时间好像并不难。其实不然。这是因为：

第一，资料不足。现存有关会子的资料中，关于会子分界的内容很不完备。根据这些资料要想搞出一个完整的分界时间表，只能依靠推测。合理的推测必须建立在有相当资料的基础上，而现存的会子分界资料不足以成为推测的基础。

第二，第l界会子的开始时间难以确定。如上所述，会子分界开始于乾道四年，那么第 l界会于是不是从乾道四年开始发行呢?对此史书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宋书·食货志下三》说，乾道五年权许行在榷货务都茶场“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这是把乾道四年以前发行的旧会子算作第1界，因为如果干道四年以后发行的会于是第1界，则乾道五年还没有到收换期。但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却说：“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明确把乾道四年发行的算作第1界，这又同《宋史·食货志下三》所说的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发生了矛盾：照《玉海》的说法，乾道七年发行第2界，则三年后的淳熙元年才发行第3界；而照《宋史》的说法，淳熙三年第3、第4界都已经期满而宣布延期流通了。

第三，何时开始两界并行难以确定。乾道五年初决定两界并行，何时开始实行各书记载不一。《玉海》说到淳熙六年“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这时距宣布两界并用的时间已足足10年。而《宋史》说淳熙三年宣布第3、第4界各展限三年，则两界叠用至迟在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就开始了。而且对两界并行本身也难有确切的解释，可以是一开始就发行两界；也可以是一界发行一年、二年或三年后再发另一界，原来一界并不收回，从而形成两界并行的局面。

第四，三年一界并未严格执行。会子虽有三年一界的规定，但并未严格执行。如第14界会子在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或四年开始发行，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还在流通，前后达20余年。

以上情况说明会子分界情况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后人根本无法完全搞清它的本来面貌。对会子的各界起迄年份已有多人试图列出完整的时间表，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张时间表是完全正确的。这并不一定是用功不到，而是因为客观上不可能。

从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开始，会子不再分界，第17、18界“永远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颁行金银见钱关于，一贯准第18界会子三贯，限一月内以第18界会子收兑第17界会子。第18界仍继续流通，直到宋亡。

① 《文献通考·钱币二》。
② 参见拙文：《<宋史>交子起源析误》，《中国钱币》2002年第1期。

三、宋孝宗管理会子的成功

会子发行后即遇上宋金战争。政府用会子支付军费，而并无保证会子币值稳定的有效措施，贬值是不可避免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次年为隆兴元年(1163年)。隆兴二年宋金达成和议，孝宗即着手整顿会子。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用内库及南库银100万两收兑会子，次年又以内库银200万两收兑会子焚毁①。这两次的收兑资料出处不一，可能后者包括前者。从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三年，共印造会子2800余万贯，到乾道三年正月在外流通的尚有800余万贯。因当时规定各路纲运全部要现钱，故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外地商人低价收买会子，运到临安兑钱或向各地榷货务兑物，造成六榷货务的供应紧张。淳熙二年(1175年)辛弃疾曾在奏疏中谈到会子贬值的情况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②宋代行省陌制度，以770文为一贯，“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说明会子贬值达一成以上。乾道三年正月以后，继续用度牒、助教帖各500道供榷货务定价收兑会子。到这年六月，在外会子只剩下490万贯。乾道六年闰五月又规定“诸路总领监司州军受纳、解发钱贯须是现钱、会子各半”，实行了“钱会中半”③之制。

乾道五年宣布两界并行后，会子的发行额又逐步增加，至淳熙元年(1174年)民间流通的会子达2200余万贯④。经过回笼以后，淳熙二年四月在外会子降到了200万贯，会子成为难得之物，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商人用会子的好处是：“一为免商税(金银有税)，二为省脚乘(运费)，三为不复折阅(贬值)。”⑤

发行额200万贯只是一时现象，淳熙三年以后会子的发行不断增加，到淳熙末年已达4000余万贯⑥，超过了规定两界发行额的一倍以上。虽然发行额大大增加，而会子币值却继续保持稳定。淳熙七年还是“会子与见钱等”⑦。淳熙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可兑钱750文⑧，比省陌少20文，恰好等于糜费钱。即使糜费钱在外，贬值也不多。淳熙十三年仍是“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⑨。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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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道二年见《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乾道三年见戴埴《鼠璞·楮券源流》，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是内藏、南库银各100万两。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
③ 《庆元条法事类》卷三○《钱会中半》。
④ 《宋史》卷三八四《叶衡传》。据叶衡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时间推算应在此年。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五二《楮》说淳熙甲午(元年)会子的发行额达4120万贯，和《叶衡传》不一致，不大可信，故不取。
⑤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壬子。
⑥ 《玉海》卷一八六说淳熙六年第6、第7两界会子共发行4800佘万贯。淳熙六年是始发年份，4800余万贯则应是第6、7界的最后发行数字。而且淳熙六年的年份也可存疑，因为据《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淳熙十年才请造第7界会子。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则说第6、7界共发行4123万贯。
⑦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癸亥。
⑧ 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
⑨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

或会子“重于见钱”①。纸币重于黄金或现钱虽是溢美之辞，但反映了当时会子确有相当的稳定性，受到了民间的欢迎。

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纸币币值稳定并留下了不少纸币管理言论的皇帝。他管理纸币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一是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会子能保持对政府的一半的法偿能力；二是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在会子贬值时就实行纸币回笼政策。淳熙十年，当他看到新印会子的数额时，说道：“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②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朴素地反映了纸币流通的规律。由于财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会子的发行，但对会子贬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诫朝臣要谨慎对待会子流通，会子的发行数量决不能过多。淳熙十二年，他还表示自己因担心会子贬值，“几乎十年睡不着”③。会子作为封建社会的国家纸币，它的发行主要不是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而是为了财政的需要。因此这一年孝宗又表示：“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④养兵成了孝宗心目中发行会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乾道淳熙年间会子发行额表

时 间| 界 数|发行额(万贯)| 出 处
乾道二年(1166)七月|—| 2800余|《文献通考·钱币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 980|《文献通考·钱币二》
乾道三年(1167)正月|—| 800余|《文献通考·钱币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三年(1167)六月|—| 490|《文献通考·钱币二》
淳熙元年(1174)| ?| 2200余|《宋史·叶衡传》
淳熙二年(1175)四月| ？| 20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宋史全文》卷二六上
淳熙?年|第6、7界| 412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南收兑会子》
淳熙?年|第6、7界| 4800|《玉海》卷一八六

【中国货币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大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纸币的整理修复和归类】

对纸币进行初步加工处理是集币的首要工作，因为纸币一旦进入市场，经流通之后，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污染，表面会很脏并附着很多细菌，如果不对其进行初步加工，细菌在潮湿地我便会发霉、产生霉点，这样便会污染我们的集钞本，影响收藏效果，也会降低收藏品的品相和价值，减少其保存寿命。可见，一套行之有效的归类整理方法对于纸币收藏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般对于各种品相的纸

㈡ 纸币首次出现在我国的什么时期它主要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史呢

纸币首次出现在我国的北宋时期当时的纸币其实是一种代替金子和银子去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的物品，最初人们认为只有金属货币才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是等到纸币出现之后，人们才意识到纸币的重要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纸币的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

以上这个故事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谅解。

㈢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故事

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纸币最早确实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后代经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惊诧”，而那时候的老外就好像从蛮荒而来的土着。另一方面，则也以案例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回看宋代，国人颇多腹诽，读宋史长流泪人人皆知，甚至被视为中国衰落的开始。即使钱穆这样的大家，一方面表示 “中国在唐代以前可以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另一方面也认为汉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钱穆，2012）。事实上，如果换个评价标准，宋有其地位与优势，无论人均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可谓中国历代之中少见的斯文之地。保罗·史密斯等学者研究都指出，宋朝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比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甚至纸币的诞生，这甚至可以被认为中国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峰的产物与象征。

四川在宋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四川因为躲过隋唐战乱，经济相对独立，铁钱是其一大特点，但携带不便缺点日渐凸显，但铜钱也难以取代铁钱地位。对此当时史料有不少记载，往往主妇到集市买盐也需要携带很多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等记载比比皆是。铁钱与铜钱的比例根据记载似乎在十比一，可以想见其携带不便，“江南旧用铁钱，十当铜钱之一，物价翔踊，民不便”“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

也正因此，宋的经济繁荣与货币短缺，而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原因正是“患铁钱重，私为券”。交子最初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汇票。

㈣ 中国纸币的发展史

中国最初的货币是原始社会末期使用的海贝。公元前200多年出现了金属货币和铸币。秦朝（前221年-前206年）建立后，统一了币制，以黄金和方孔圆形的铜钱流通全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960年-1127年）时期的“交子”。
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则专用铁钱。当时，四川是盐、茶、丝绸的重要产地，货币流通很大，但铁钱非常笨重，大钱一千枚重二十五斤，买一匹罗需中钱二万枚，重二百六十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铁钱不便流通的弊病越来越突出，因而宋真宗时（997—1022）成都有十六家富商共同印制发行了代替铁钱的纸币—“交子”。“交子”上面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等图案，还有签押作为暗记。交子可以兑换现钱，也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用交子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时，须交一定数量的佣金。新旧交子三年兑换一次。后来，由于交子铺的富商挪用吞没现钱，交子的兑换不能保证，常引起争讼，官府遂禁止商人发行。1023年（仁宗天圣元年），改由政府发行交子。
“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重大进步，在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宋、元、明、清各朝也都发行和使用纸币，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纸币的流通面并不广，尚不能完全代替金属货币。中国纸币的大量发行和使用，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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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纸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此外。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推向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孙中山先生为筹集粮饷军械和革命活动经费，积聚革命力量，在国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政府的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这些钞票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和见证者，一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们的珍视。
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调节金融，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
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了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银种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的*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国民政府纸币
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银元券 东北九省流通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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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如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金融组织，解放战银时期的各地区银行所发行的银、铜、纸、布等货币，统称人民政权货币。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扩大人民政权的建立与项固，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伐战争时期农民协会货币
1924年至1927年，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国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的革命热潮。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蓬勃发兴起，很多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地主豪绅的农民革命斗争。农民革命政权在打破封建秩序以后，为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于是就在许多地区建立了金融组织，发行了自已的货币。"浏东平民银行常洋券"、"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的期票以及"黄冈县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中国工农革命政权早期的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货币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农村经济，巩固革命政权，先后以工农银行、苏维埃政府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名义，发行了一百五十余种纸币和十余种布钞。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统一，苏区的货币经历了由区、县银行货币到特区和省银行货币，最后统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其各分行的货币，这样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过程。这个时期的货币是在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印制发行的。它是票面设计充满了浓厚的革命政治意义，反映了党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战斗风貌。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货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1938年起，除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外，又在华北敌后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先后建立了苏北、苏中、浙东、皖中等8个抗日根据地；在华南建立了东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都分别设立了自已的银行，发行了货币。在抗日战争中，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一般称为"抗币"或"边币"。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货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本来有可能统一起来。然而，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不得不继续分散发行。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发行银行又有所增加和整。抗日战争初期，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行政公署设立的地区性银行，合并组成了华中银行。东北解放区增设了"东北银行"、"嫩江银行"、"关东银行"等。内蒙古自治区增设了"内蒙古人民银行"。中原地区增设了"中州农民银行"。冀热辽解放区先后增设了"热河省银行"和"长城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发行了自已的货币，对稳定解放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解放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习惯上，人们将开始发行至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称为第一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的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共12种，版别62种，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涨，因此，这套人民币没有发行辅币，也没有发行金属货币。
这套人民币最早设计的票版上有毛泽东像，但毛主席不同意在钞票上印他的像。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1949年10月，毛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曾当面请示毛主席：人民币上能否印毛主席像。毛主席还是不同意，他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开会(七届二中全会）已作了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街道、工厂和建筑物的名称及地名，以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防止骄傲自满的现象。因此，在毛主席生前，人民币上始终未印他的像。
这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董必武应南汉宸之邀题写的。当时，董必武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由于这套人民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发行，因此，它上面没有国徽图案，其他的几套人民币上均有。
这套人民币至1950年8月停止印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因此后期设计印制的人民币上不再有"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等年版号字样，而全部采用公元纪年表示的年版号，且在一张钞票上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两种文字表示，如"1951"、"一九五一年"。
这套人民币采取多地区分散设计、制版、印刷和分地区就近发行的办法，因此缺陷较多。主要是内容繁杂，主题思想不突出、不明确，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场面，也有反映交通运输的场景、名胜古迹等等；钞票种类多，面额种类差别大，最小面额为1元，最大面额达50000元；印刷技术各异。从石版、凸版、胶版、凹版到胶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纸张就地取材，导致印制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钞票相当精美，有的比较粗糙。从整体上来说，防伪性能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