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循环

㈠ 历史大师们，请教：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

看看（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你就明白了
当然我不反对以上原因，但以上只是统治思想的核心，我补充一下历史上的朝代循环。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㈡ 简述我国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历的两次大循环

第一次，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湾给日本；第二次，1949年，国民党兵败占据台湾。一次回归：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本质区别：第一次分离是帝国主义侵占，第二次是国内矛盾所致。

主要因素：一是台独势力，二是美国等外国势力的阻挠。

(2)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循环扩展阅读

《马关条约》其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帝国的覆亡、民国军阀的形成和中国急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等都与之息息相关。《马关条约》条款非常苛刻，就清政府而言，如赔偿和财力损失是极大的。

赔偿的军费达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日本驻守费150万两，共计2亿3千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另外，日军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船只、兵器、机器、粮食等也价值1亿两。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不得不靠举借外债应付，列强则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并不代表整个社会也是沉沦的。晚清70余年，中国逐步陷入了一种受侵略、受奴役的境地。

中国民众遭受着苦难，但是沉沦仅更多的体现在政治上（特别是政府行为），它也没有阻止帝国的官僚们，开明士大夫和广大的民众却未曾放弃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他们的努力也成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马关条约

㈢ 鲁迅笔下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循环为何一再循环

一、鲁迅自幼浸淫的“历史循环观”
自先秦以来的古代社会，古代文化模式与文明程度没有实质发展或突破，“历史循环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历史观。这种史观源头在孟子时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以历史循环为必然，历史成为了毁了建、建了毁的游戏。[1]战国末年，吕不韦在战国后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使“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结构具有自我运动、自我调节功能，成为完整体系。西汉正式将“五德循环”确立的同时，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思想在此具有两种完备的形态。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把理论运用到史学实践，这种历史循环的传统史观就一直延续了下来。[2]在《三国演义》的得胜头回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论语》、《孟子》等古文经典对于古时的文人是从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诵的，考过科举的鲁迅自然对此耳熟能详，对循环观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历史循环观的影响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的。鲁迅生于这样的社会，经历了家庭从小康到衰败，深刻体会这社会制度下世间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国也经历着从天朝上国美梦中坠落到任西方列强凌辱的境遇。他对现实充满着不满，而他厌恶现实，这种历史循环观的悲观主义就对他产生重压。王晓明对鲁迅接受着历史循环观的压迫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循环观及附属于他的历史“今不如昔”的观念阻碍着鲁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这种悲观的循环观告诉鲁迅，他的精神寄托——未来并不是真正的将来，而是过去，改变现状就要复活过去，但现实的既存势力比他更接近过去，而悲观将把他诱入失望的边缘。[3]
二、接受“进化论”——冲破“历史循环观”的狂喜
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鲁迅在新党总办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书，《朝花夕拾》中他回忆了初步接触进化论的过程。他不理会老辈给他参康有为变法的报纸，一有空闲便看《天演论》。至此，他便到处搜寻严复的书来看，《严复集第一册》中“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4]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循环观的质疑，未尝不使他那颗爱国的青年心中热血沸腾。
1902年，鲁迅到日本后，接触了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1907年在日本他把后来学习的泰勒斯、黑格尔、赫胥黎、保罗生等的进化观点整理论文《人之历史》，对严复的《天演论》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都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就是要立人立国，通过尼采式的超人启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声音，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
他相信人性的进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注重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导培养。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养”、“保”的“历史循环观”。面对中国的旧道德观的冲击，他直直地占领“圣人之徒”的制高点来宣传他的新思想，怎样做父亲，就是要传统的人对传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诚与爱培养下一代，让他们从旧的黑暗中解放出来，而“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鲁迅同时还对中国的传统的腐朽思想进行批判，他批评所谓的“国粹”，从语言文字背后来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对不易普及的繁难文言古字猛烈抨击，他对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作透彻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们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6]在他看来，孔子思想和儒术是杀人的“软刀子”[7]
三、进化论的湮灭——跌入历史循环的挣扎
对一种理论产生怀疑来自于实践中的挫败，而对一种理论怀疑而产生巨大的创痛感，是因为对这种理论曾经过分相信与推崇。接受了进化论，并对之进行一番考校后，鲁迅确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做一个新中国的启蒙人。然而《新生》杂志却在一阵喧嚷后流产了。《呐喊<自序>》记录了这一经历，也记载了鲁迅的心绪，他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的灵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进入“历史循环”的旧的体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为生计奔波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参加过的光复会的旧识在绍兴军政府当了都督，他被委任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内心的热情又被迅速点燃了，一切仿佛都在朝他曾梦想的那样在“进化”。他鼓励学生创办《越铎日报》，恢复了原来办《新生》的热情。然而，现实却很快让他失望了。王金发不仅不再维护革命的纲领，而且与原先的官僚勾结，摧毁了《越铎日报》编辑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当部员，却又在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压迫下过着抄校古碑以避文祸日子。[9]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这篇中，鲁迅先是揭露了被传统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和国家而奋起的人民，而是按照传统的固定的思维，阻碍着历史的前进。鲁迅愤慨而痛苦的质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经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的把戏而已么？” [10]
鲁迅对“中华民国”抱有的憧憬烟消云散，经历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国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过是农民的一种造反逻辑，在《学界三魂》中鲁迅说造反是中国最大有利的买卖。他一向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思想，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伤痛的同时也从内心得到了瓦解。他发现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机思想，这与原来的小农造反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他再次发出了警告“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11]随着鲁迅的进化论的瓦解，还未接受阶级论的时候，他不住地跳入历史循环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挣扎。
四、鲁迅小说中循环的悲观生命意识
鲁迅极力想要摆脱悲观的历史循环论，甚至否定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但正是这种不断挣扎而产生的决然反叛态度，反而说明了这种循环意识对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为鲁迅在幼时便扎根意识的观念，这种循环的悲观不知不觉生长成意识的背景，即使被暂时遗忘，在某种境遇独自面对自己时，它便会不知不觉在生命中弥漫起来。鲁迅小说中就不时透露出的这种悲观的循环意识。

㈣ 内循环和双循环的哲学原理

我的基本认识是，现在中央表述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中，双循环是一个完整的方针，是政策组合的大框架，现在的新意，则更体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之所以要强调这个“为主”，我个人认为在逻辑上，和前面我们已有过的特别强调“扩大内需”，在逻辑上是同一个“阶段性相机抉择”的逻辑——既然是又要立足于本国，又要拥抱全球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双循环应该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完整的大框架，但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情况之下，强调扩大内需和强调现在的内循环为主，又有现实的突出意义。

前两轮我们碰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扩大内需那个表述已经被社会方方面面广泛接受了，那如果再接着往下想，扩大内需它得到的供给的回应，合成的就是一个经济循环。现在讲的内循环，是更多地讲在内需扩大之后形成的循环，我所以认为这是同一个事情在不同阶段上的两个具体表述，是一个逻辑，或者说一脉相承。

在国际大循环（外循环）方面，王建教授在80年代就强调的“两头在外”，后来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影响，在中国上升为最高层面的决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个国际大循环的份量，有一个由升到减的变化：我们开始很弱，很多的原始积累和一开始的蓄势过程，要更多依靠引进外资，以后还要培育我们各种各样相关要素的成长，两头在外就先成引进，然后再出去，这个大循环中间把整个中国的发展局面带起来了。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框架。但是毕竟我们这些年是富起来、而且要努力强起来了，已经在制造业方面成了世界工厂了，国内循环的市场潜力可以更多变为现实支撑力量了，国际大循环这方面的份量由升再到减是必然的，原因上可再加上近来外部不确定性的剧增。但是这个国际大循环还要长期坚持，我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可以不注重国际大循环——但是它的份量调减，又是合乎逻辑的。刚才余教授用了“扬弃”这个词，是有这个意思吧——主体仍然在，但是它要升华，两头在外的具体的形式和它的品质是要提高的。我们过去可能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为主的两头在外，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全球各种要素供给到了国内，我们在产业链提升状态下更好形成中高端的产品，既满足国内需要又输出到国际上去。这样的品质提升，也是必须要努力追求的。

那么内需这方面要扩大以后，更多在内循环这个方面形成经济运行的支撑，再到中央现在强调的“为主”，我认为这个“为主”的份量就是适应当下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毕竟相对好掌握的，是内部的这样一些确定性因素，更多立足于内循环，扩大内需为主，这个份量以后也是可以相机调适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领导人也同时特别强调了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我们中国社会现在很多的舆论界情绪化的东西，非常容易导致走极端，在理性的判断这方面还是要把内循环和外循环合在一起，强调双循环是个完整框架。那么在外生要求还是内生要求这个角度做个回应的话，我认为应该讲，更多的是基于我国现代化成长的内生要求，当然也适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现在说稳增长，防风险，从“六稳”到“六保”这些短中期的特征，更明显了一些，但短中期一定是连接着长期努力的，长期一定是要在内外互动、内循环外循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中，继续争取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而且，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要积极考虑面对风险，把握好中国自己手里的主动权。这个内循环为主的份量可以相机调适，主动权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也是一个战略考虑。既然我们还有这么可观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还要对接国际化和信息化客观形成的我们的成长性，那么我们当然就要在主动权这方面紧紧抓住不放。

这种主动权在不同的领域里，还得具体分析。我也注意到，余教授的文章里面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如果再说得开阔一点儿，是不是还可以加上芯片安全、航空发动机安全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如作具体的分析，我觉得都不可以一概而论，一定要有供给侧角度上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比如粗粗的说，我认为粮食安全在内循环这个视角上看，我们过去主要在大豆、玉米等代表的进口方面已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如果这方面有变化的话，我们的替代弹性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大豆进口可腾出中国大量的农田，把我们自己相对优势的一些农作物更好在本土安排，进口品帮助解决中国人的食用油问题，还有就是食油加工后以豆饼作为饲料，又带出肉食这方面的供给。现在跟中美之间的严峻局面相关，我们不得不从巴西和从其他一些地方更多考虑进口大豆，或者以后要有这种根据情况的不断调节，但毕竟会有替代，很难设想中国人在全球就买不到大豆了——这种情况基本不会有的。当然，这里面怎么样调节，从食油到豆饼，到饲料，到肉食，怎么样掌握好有一定替代的解决方案，就得要专家团队和科学决策主体一起努力。

能源安全方面据我的了解，这些年我们已经在光电、风电方面即“可替代”新能源方面，使其成长性居于全球前列了，当然在整个能源供应里面它们所占的比重毕竟还相对低，基数低但是增长的速率相当高，我们要保持这个势头。未来在能源方面，如果石油、天然气进口这方面已经是很高的依存度，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再更高了，或者受到压力还须给它压低、我们自己要找到替代能源的话，一方面是拼命继续发展新能源，这方面的势头不错；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还要强调在努力开发煤炭清洁利用技术这方面，把本土丰富的煤资源运用起来，这也是别无选择的。这个煤的清洁利用，据专业人士说在发电领域里已经有了相当高水平，在一定压力的倒逼之下，中国怎样在主要用于火电的煤耗这个领域里，把清洁化水平提高，减少污染方面的不良影响，这也是大有可为的，也是应该有一定信心的。

我觉得更难受的、让中国人现在觉得被卡住脖子的这个芯片，别无选择，解决芯片安全必须是依靠举国体制2.0版，借鉴两弹一星的经验，但一定要加上对接市场这方面很多于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芯片不是说你鼓捣出些什么样品来就行了，它一定要最后达到在市场上能够大批量、源源不断、高稳定性、高质量提供成品这样的生产能力。这个产能的培养，我现在看材料，专家认为至少要有5年左右的时间段，甚至要准备5-8年的时间。怎么扛过这个最困难的卡脖子的时期，这方面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有些具体的芯片供应，我们就得退而求其次，据说最尖端的5纳米、7纳米的芯片，它支撑整个产能是10%左右。那么尖端的一些东西，我们这5年中间可能就不得不有些迟滞，甚至退步；但是更多的80%、90%那些产品，无非就是那个芯片所占的体积稍微大一点儿，设计空间、使用空间都是允许的，这方面当然还要专业人士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承认，最高端的芯片，过去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产能，现在人家干脆就断供，这就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是我们在内循环里特别突出的自己现在一下还解决不好的问题，那么也得硬着头皮找到尽可能好的解决方案。至于航空发动机，我也知道多少年前就在努力，到把哪些可用因素合在一起，几年内能够冲关成功？现在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这个方面如果说还要有个若干年的冲关期，那么它的情况就跟芯片有点儿像。但是毕竟航空发动机的供主，有俄罗斯这个方面，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俄罗斯这方面不会完全断供。这些事情都得具体分析。

回过头来，最后说一下，我们题目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处理内循环、外循环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要领、特别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说到底，中国本土企业活力能不能如愿地发挥，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市场主体能够在升级这个方向上不断有这种使内由外循环可持续，而且能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活力释放与调试中的自平衡实力。统筹全局，这种企业的微观层面的活力一定要有宏观决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胆略和决策，要在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方面，下决心打造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现在各个方面不提了，已经到了今年这样的时点，但实话实说，跟原来的期待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也别无选择，必须向前继续努力取得改革的决定性成果。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吸取东北前一段看起来振兴了，怎么后来又没有后劲儿了这方面的教训。前几天在经社理事会讨论的时候，沈德咏副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也可说是“东北之问”吧：东北有这么好的产业基础，前一轮又看到振兴的局面，怎么现在又碰到明显的困难局面了？我特别强调，这里面市场经济的“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东北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良口碑是“投资不过山海关”呢？就是方方面面大家实际上特别认同的，还是崇拜权力，崇拜关系，没有建立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开门招商关门打狗，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扭曲，使交易成本过高，风险过高，契约很难得到遵守，酒桌上酒酣耳热之际说的话，后来又不做数，那怎么有好的投资环境，企业的活力怎么可能真正发挥出来？东北这次要真正实现新的振兴，一定要学习珠三角、长三角，把市场经济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诚信文化，契约精神，市场经济的商业文明诸方面，努力培育和提升起来。我觉得这对于全国来说有类似的意义：内循环要做得好，它现在的挑战是有人说东北病还有传染性，我们看到另外一些地方，在西北，在河北，在山东，咱们内部可说得比较直率一点儿，多多少少有东北病传染的特点了，珠三角、长三角正面的东西，能不能更多地来“传染”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内外循环综合在一起，关键是企业的活力要能够真正发挥起来，而是一定是通过改革方面的攻坚克难。

我就说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着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㈤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历史上两次开放两次闭关

第一次：国际形势：欧美工业革命需要更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广州等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开放；国内因素：广州在汉唐时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又是惟一对外通商的口岸，商品经济较活跃。第二次：国际形势：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关系改善，国际地位提高。国内因素：十年“文革”百业待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随后在广东福建等地设立经济特区。
影响：第一次：便利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广东最早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生产方式，如太平天国运动等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也在广东率先发动。第二次，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发挥了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