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天运八年是什么朝代
首先，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使用天运作为年号
但是，清朝统治期间，洪门帮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天地会，一直作为反清团体存在。由于对满清政权的仇视，洪门兄弟不愿运用清朝年号。可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内部的文书、揭帖又难免会触及到关于年代的记载。由此，大约在清代中期起，洪门内部开始用“天运”作为年号，“天运”本是《庄子》中的篇名，即《庄子·天运》，犹言天命，含有借助上天旨意，兴汉亡满之意。运用中通常的做法是“天运”+“干支”，如“天运庚子年”等。历史上详细的天运元年，曾经有过两个，一为干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台湾物返凯天地会喽罗林爽文在彰化起义后，采用了会党中的“天运”年号为自己政权的年号，这一年即为“天运元年”，但第二年就改年号“罩唤顺天”，一年多后即被清军镇压。二为清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上海小刀会（天地会分支）领袖刘丽川起兵，在其张贴的安民告示上也运用了“天运元年”。
在洪门会党的推进影响下，广东各省以及东南亚地域的华人社会也开始将“天运”年号和清朝年号并行运用，而良田乡客家人的墓碑以“天运”年号代替清室帝皇年号，说明不接受清朝的统治，碑上的年号真实反映了死者的“政治倾向”，是特定历史时世棚期的产物。
所以天运八年，如果出自近代的记载碑文，很可能就是在1860年，是沿用小刀会的年号。如果是近代之前，年份难考证。但使用天运基本都是出自清朝。
② 嘉靖年间指的是什么朝代 嘉靖年间指的是哪个朝代
1、明朝中期中的一个时代，嘉靖（公元1522年～1566年）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明朝使用嘉靖这个年号一共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
2、嘉靖元年——关于嘉靖皇帝父母名分的“大礼议之争”，最终迫使内阁首辅杨廷和致仕。
3、嘉靖2年五月——宁波发生日使争贡之役。给事中夏言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实行海禁。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
4、嘉靖6年——莫朝在越南建立。
5、嘉靖8年——思想家王守仁逝世。由他和陆九渊创立的“陆王心学”学派开始盛行。
6、嘉靖21年十月廿一日——壬寅宫变。
7、嘉靖23年——戚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
8、嘉靖25年——索南嘉措被明世宗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
9、嘉靖26年——张居正中进士，后逐步由编修至翰林院掌院学士拿友。
10、嘉靖27年——浙江巡抚朱纨告森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舟山市佛渡岛上双屿港，港口以木石淤塞，城市被大火烧光。数百葡萄牙人被杀，侥幸活命的乘船逃走。该港由浙江民间海商和葡萄牙人所建。内阁首辅夏袜敏亩言被杀，严嵩取代夏言把持内阁。
11、嘉靖28年——唐荆川编纂《武论》。《西麓堂琴统》出版。海瑞考中举人。
12、嘉靖29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史称“庚戌之乱”。
13、嘉靖30年——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与鞑靼进行茶马互市。
14、嘉靖32年——葡萄牙人商船搁浅，向明地方政府申请上岸晾晒。
15、嘉靖34年——华县大地震
16、嘉靖36年——海瑞任浙江淳安县知县。葡萄牙人取得澳门长久居住权。
17、嘉靖40年——太湖大水。
18、嘉靖41年——徐阶暗中指使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藩被谪戍。
19、嘉靖43年——海瑞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20、嘉靖45年——徐阶推荐高拱任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正式进入内阁。
21、嘉靖45年二月——海瑞进《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③ 天运是什么年号
天运是什么年号
SIMENSANDFANUC LV8
2015-10-01
满意答案
weisheng
LV11
2015-10-02
天运是清朝时期上海小刀会模散备的年号，前后共三年
补充：1，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使用天运作为年号，清朝统治期间，天地会一直作为反清团体存在。由于对满清政权的仇视，不愿运用清朝年号掘蔽。可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内部的文书、揭帖又难免会触及到关于年代的记载。由此，大约在清代中期起，内部开始用“天运”作为年号。
2，在洪门会党的推进影响下，广东各省以及东南亚地域的华人社会也开始将“天运”年号和清朝年号并行运用，而良田乡客家人的墓碑以“天运”年号代替清室帝皇年号，说明不接受清朝的统治，碑上的年号真实反映了死者的“政治倾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3，所以天运八年，如果出自近代的记载碑文，很可能就是在1860年，是沿用小刀会的年号。如果是近代之前，年份难考证。但使用天运基本都是出自清朝。我曾进入到中央苏区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后来因为兴趣转移，没有太多去关注这个命题了。今天所谈的内容可能不在社会经济史视野下，还请谅解。这两年我参加了温州通史项目，关注东南沿海地区的国家制度与地域社会变迁。为了完成课题，我在一些乡村开展田野工作。乡村里很容易找到一些民间文献。这些资料也有反映革命与政治的，利用这些文献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革命，理解政治，从民间角度理解老百姓心中的政治、国家、政权。
这批资料所在是东源村，是温州沿海的一个村落。从沿海地貌看，温州是丘陵平原地带，有三条江入海，分别是瓯江、飞云江、鳌江。东源村属于瑞安市，瑞安市靠着飞云江。不过东源村不在入海口，要往里边靠一点，在飞云江上游，是平阳跟瑞安交界靠山的村庄。再细一点的地图，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它位于平阳坑，现在是高楼镇，在河流往里弯的地方，差不多是山岙，原地名叫东岙，民间一般也称之为东岙。村落面积3.42平方公里，460户，1890人。进入这个村调查的起因是这个村大部分人会刻谱。由于耕地不足，大概从晚清到民国，村民生计主要是出外替不同地方的家族以活字印刷族谱，如今留存在浙南、闽东的大量族谱是由这些村民刻印的，他们甚至参加了族谱编修，这项技艺现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村现有18个姓，王姓最大，刻谱以王姓居多，还有潘姓，其他姓比较少。村中一个老宅现改成木活字印刷展览馆，主要展览东源村民刻印的各种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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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有一个小姓是白姓，人口不多，大概只有四五户。相对于其他大姓，白氏在村落的边缘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找到其族谱，基本上可以搞清楚这个脉络。根据族谱，白氏从福建安溪迁出，时间大概在明清之际，与明郑反清、沿海迁界等可能有极大关系。他们先到了福鼎，然后再从福鼎到平阳的四十二都草庵。平阳的四十二都跟东源村只有6公里距离，人口流动过程中，很容易迁入东岙村。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村中有一户白氏道士，名叫白多弟，1962年出生。我们去采访他，他说自己的法术传自父亲，算是家传。我列了一个谱系出来。他们五六代下来，人口比较少，从宗族活动看，主要跟平阳的白氏进行联宗，在社区里面的主要功能是仪式专家。从这个线索大致可以推断，他们来到这个村落居住和生存，主要靠从事宗教活动维持生计，而不像其他村民以刻印族谱为生。
白道士对我们的田野访问没有什么忌讳，很开放，几乎把家中科仪文书都让我们看了，也同意我们复制，形成今天讨论的主要资料。从科仪本看出，很多是“家传”继承而来，上面写着他父亲的名字，比如 “白成夫”或“白承夫”、“白成真”。“白成真”是他父亲的法名，因为留下文书中有以“白成真”署名设道坛、取法名的疏文，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那么是什么教派呢？文书也说得很清楚，是东华教。这个教派出现在宋元之际，从温州地区成长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后来纳入了正一派。作为地域社会发展出来的教派，他们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角落。为什么要说白道士的家世和教派呢？理由也简单，只有弄清这些仪式专家的身旦毁份和社会角色，我们才能回到民间日常生活来定位这些科仪具有的社会内容。
我统计了一下这批科仪文书，从光绪一直到当下，大概有三百多份，它们具有连续性，可能还传自白成真的师父。宗教科仪本有很多类型，比较重要是与仪式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文书。白道士的不少文书属于底稿性质的，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仪式，用什么文书去做的。大略看来，里面有几种，大致可以举例予以说明。比如打铁科仪，用于驱鬼仪式。有一首是唱的，两个人对话的。打铁科仪在其他地区的道教仪式中也有存在，贵州傩堂戏里面会有。另外如温州地区比较普遍的祭拜娘娘的科仪文书，比如“娘娘殇”就是祭拜娘娘、殇官的科仪文书。娘娘就是陈十四娘娘，温州民间村落中随处可见的太阴宫，就是供奉陈十四。村落中常进行“唱娘娘词”的活动，以保一方太平，重头戏是请唱词师父唱《南游》。关键时刻需要道士主持仪式，就要按照娘娘词去唱这个娘娘殇，就是“送驾”，是送船仪式。还有就是与妇女有关系的宗教科仪文书，叫“血盆胜会”。在目前所留的文书中，这个系列比较完整，大概有几十份，具有连续性，从光绪、民国，一直到80年代，一直保持着固有的格式和传统。可见，在这个社区里面，为妇女做的这个超度的事情是比较多的。光绪年间的文书非常有意思，这是在东岙村三莲庙举行的“血盆胜会”，周围三甲、四甲、五甲的民众都来了，从署名看，有男性，也有女性，主要是为妈妈、岳母统一举行这个仪式进行超度，是一个超村落的宗教活动。所保留的民国时期的文书显示，这个活动得到延续。1989年，轮到白道士去做这个仪式，他的疏告按照光绪的那个写，结果抄错了，把光绪时间也抄进去。因为这是底稿，后来正式成文可能有改，由于仪式举行时焚化了，不太清楚具体如何。
白道士保留的宗教科仪文书完全是为了东源村周边民众的日常生活书写的，它们既是神圣文书，也是世俗文书。从空间到文本，从社区群体到仪式专家，讲了这么多外围内容，主要目的是向大家描绘具有结构性的历史场景：这样一个乡村社区、这样一个仪式专家、这么一些仪式活动。不过，这样讲下去，似乎是个波澜不惊的乡村宗教史。因为从结构和长时段的角度分析白氏宗教科仪，可以看到，自清代到当代存在着历史延续和完整传承，延生、祈嗣、去邪治病、丧葬、度亡等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科仪、求雨祈晴等对待自然灾害的斋醮，以及为神明庆诞祈求地方平安的太平清醮仍举行，无法与中国革命、政权变迁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在阅读这批宗教文书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份特殊的文书，题为《叩答恩光》。这是道教科仪中常见的家庭性的“还愿祈福”疏文。从内容分析，是许家因家运不畅，许良静之父向五显大帝许愿，由许良静在1945年还愿。后来可能家中有祟，又于1946年还愿，并同时许愿保佑长男平安。这些还愿文书都被保留了下来。对比这些文书，最引人注意之处是“民国三十八年”文书的特殊落款——天运三十八年。为什么他们署为“天运三十八年岁次乙丑十一月”？有何含义？
对于天运琧，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道教本身有一个天运纪年的书写方式，以“天运”纪年标示宗教科仪文也不少见，比如当代的“三一教”的科仪文书中常署“天运共和岁次某年某月某日”，全真科仪也署“天运某年某月某日”。本不足为奇，可仔细对比，一般是“天运＋甲子”，少有“天运＋年份”的格式。我们通过比较，还是发现白氏道士在书写上的微妙差别，比如民国时期的各种文书，1948年，清楚地写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即使是1949年农历五月时，还写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而进入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直接写成“公元一九五零年岁次庚寅古历十一月廿二日”。由此对比，“天运三十八年”标示1949年，已非纯粹的宗教纪年，除了道教传统之外，应该还在暗示着什么。
对于时间与政治的关系，前人研究有讨论过，比如司徒琳说的，“在中国式的时间观念中，这种看待一个时间单位的终结和另一时间单位开始的方式具有一个鲜明的姿态”，以何种方式记录时间，即记载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历史的看法。“天运三十八年”是民间社会对改朝换代的宏大历史所产生最直接和简捷的反应，具有相当深刻的政治意涵。陈旭麓就说：“纪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结果，但对中华大地上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正是纪年的改革才使他们相信皇帝已经倒了。”我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去理解“天运三十八年”这个问题的。温州是在1949年5月7日被游击队接管的，瑞安是5月10日接管，9月5日才成立人民政府。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在即，讨论过国号。9月25日，毛泽东曾有关“正朔”问题发表讲话：“纪年问题，老百姓要用民国纪年，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法去处罚他们。如过去用中华民国多少年，但老百姓要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我们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就是耶稣也并不坏，耶稣和今天所推行之基督教、之帝国主义并不一样。”9月26日，周恩来发了请帖，请民主人士去讨论，讨论了之后才确定我们用什么样的纪年方式来处理政权更替的政治问题。
底层神职人员可能对中央领导怎样讨论这些问题不太清楚，但他们具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因为政权变更，必有年号和纪年的问题。宗教仪式中向神明禀告的疏文，也一定要纪年落款。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拉锯，局势尚未稳定，神职人员从地方社会的角度，尚不能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长期掌握政权。他们该怎么处理呢？我想，他们很巧妙地或很隐晦地用了“天运三十八年”。从政治态度而言，这是一种替代式纪年，采用“悬置”的手法处理归属不清的混杂政权状况。
1950年，随着共产党土改及乡村政权的建立，政治定型后，白氏道士就按照新政权的规定采用公元纪年为宗教文书的纪年，1951年为村民治病除厄的“情意”使用了公元纪年，以显示与新政权在时间标示上的一致性。纪年作为一种计量时间的工具，对日常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以“公元纪年＋古历月日”的纪年方式出现在宗教科仪中，说明民间宗教已经认同了新中国的政治权威。
以这样一个小小的案例来分析1949年的巨变，可能有点单薄。但我考虑的是，以往研究中，革命的暴风骤雨得到了充分描述，外在灌输也揭示得相当完整。不过，社会历史的演进不仅仅只有革命，历史中的人也不会只是机械被动地接受革命，因此革命现象的整齐划一容易将革命的内涵简单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此次工作坊议题也可以是“革命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我讲一个乡村道士在1949年政权转变之际的宗教纪年故事，就是希望从微观角度触摸到“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的“肌肤之亲”，希望看到地方能动的差异，希望看清楚权力运动过程的弥散性。东源村白氏道士属东华派，从宋元开始，以林灵真为首的神职人员即向正一派为代表的官方道教靠近。可见东华派道士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有应对国家政治变迁的灵敏度。他们善于捕捉与利用变局时机，运用各种话语来重组宗教仪式程序、文本书写和礼仪表达，并对庶民的意识形态构造产生影响。在这个历史构造下，政权更替对白道士产生影响是情理之中的，传统的纪年书写被激发出来，产生了“天运三十八年”的特殊表达。讲到这一层，是要指出，无论“易代”还是“鼎革”，基层民众或地方社会在处理纪年或政治时间的规定，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或者一味地被动员。他们具有个体选择的能动作用，对政治的种种变迁有一个自我认识和接受乃至于认定的过程，可以说这些个体所引发的行动、形态才是真正的社会动态。葛兆光分析中古宗教提出了“屈服”的概念，认为以往研究是从对立性的“征服者”或“胜利者”的角度出发，而忽略了主动适应的相关内容，即很少关心在被动状态下主动调整以求适应的复杂心情，这是值得借鉴的。
在民间宗教传统中，纪年落款是仪式文书的基本格式。这个书写传统使这些仪式专家群体对政权、年号等问题保持长期敏感。因此在1949年的历史转变中，他感觉到某些变动，但又无法确定，所以用纪年“天运三十八年”来处理这个问题，其实表达了一种暧昧的政治态度。当然，如果能找到更多的案例，可能会更完整些，更有说服力。另外，在民间文献的其他类型中，类似现象不少，比如契约文书或族谱，会出现在转折期纪年的不同写法，这些都代表了老百姓对政权更替的自我认识，这是一种民间话语，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
落实到“天运三十八年”和1949年的关系，我主要想说，共和国在观念上的确立，内化于老百姓生活之中，不是单靠外在灌输完成的，存在一个民众自主回应过程。权力不是从上而下建构的，而是从上下互动中完成的。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虽然我们力图避免从外在立场想问题，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问题，但这不是切割社会与国家，而是要看国家如何存在于社会。其实，庶民的脑袋里是有国家的，所以他一遇到时局变化的时候，会想到怎么去表达国家。他会去想到这个问题的，或者完全不紧张，这也是我对刘一皋老师的回应。
我要辨析的是，“民国三十八年”跟“天运三十八年”有很大区别，就是说“民国”替换掉，三十八年还保留，这里面存在着暧昧的态度。我比较过很多天运纪年，比如说海外华人墓碑，他们不承认现有政权，直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