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请回答：历史上把唐太宗在位期间的统治局面称为什么
历史上把李世民在位期间的统治局面称为观贞之治。
李世民继承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唐初，由于杨广统治后期暴虐无道，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杨坚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杨广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 ，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李世民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杨广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李世民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征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疆域：由于李世民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龙朔元年(661)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于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政治：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隋末民变，使李世民认识"民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李世民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房玄龄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绩、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征、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
李世民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李世民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李世民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世民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李世民以杨广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征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被称为“谏臣”，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李世民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李世民善于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李世民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李世民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李世民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李世民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李世民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李世民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军事：李世民即位时年仅27岁，唐王朝在李世民统治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治世。李世民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李世民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后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征高句丽，联姻吐蕃、高昌，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李世民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李世民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李世民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经济：李世民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李世民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李世民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李世民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李世民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李世民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李世民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着《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民族：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李世民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外交：李世民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步辇图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文化：在文化方面，李世民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李世民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十八学士，文学馆复原图即位后更在京设弘文馆，征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李世民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李世民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社会：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